（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永州 425100）

 

唐朝中期的永州，属于边远的“蛮荒之地”，但在教育方面成绩斐然，是当地古代教育发展的巅峰时期。据史志对当时科举取士的统计，终唐一代湖南进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16人，经考证基本上是中唐以后考取的进士。他们的考取功名，与柳宗元（下称“柳子”）教育思想的教育、引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柳子对永州、柳州等边远地区古代教育的高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柳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是我国教育领域亟待开发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本课题立足于现代教育的发展和开拓，对柳子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的当代价值进行研讨和挖掘。

 

柳宗元教育思想的实践特色

柳子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和思想家，还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教育实践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批判、改革和发展，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主要实践特色有：

柳子“但开风气不为师”。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和时人“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下，柳子作为被贬之人，为了求教者“不受后事之累”，自己也不愿为一个“师者”的名号而自取其辱，所以采取“去其名全其实”（《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的策略。但并非否定“师道”，他在《师友箴》中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充分地肯定了教师在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还说：“仆之避师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一日忘。”（同上）事实上，他也是“取其实而去其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以自己进步思想和渊博学识热情鼓励和诚恳帮助青年后学成才，是在当时青年心目中一位极有影响的导师。

柳子没有选择微观教育的道路去招徒讲学，教授诸生主要是充分发挥他的文学写作特长的宣教效能：一方面在写作理论和实践上坚持贯彻“文以明道”的原则，用自己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教化育民；另一方面对前来或来信求教的青年“口讲指画”，造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年青才俊，试图以此来实现他改良社会和改善民生的目的。对于后者，柳子既教他们读书作文，又教他们为人处事，特别是教导他们在逆境中要忍辱负重和矢志不渝。总之，柳子主要通过自己“文以明道”的文学创作进行教化，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人文指导上，这是柳子教育思想的又一大特点，也是达成他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在古代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柳子几乎没有专门探讨教育的论文著述，其教育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给青年后学所写的一些书信、序言中；所以与杰出的职业教育家相比，柳子教育思想就显得不集中和欠系统。另一方面，柳子教育思想又不仅存在于其论理、说教的学术或实用文论中，而且广泛地渗透到了他所创作的小说、寓言、游记及传记等文章作品之中，这是他以文学作为教育的有力武器和有机地让教育因素广泛地渗透其中的结果。由于其教育思想分布广泛而分散，有的表现形式还很隐蔽（如《种树郭橐驼传》），这就给研究者解读和梳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读者一旦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其教育思想其实别有洞天，并且实践底蕴相当深厚。

柳子回忆长安指导后学情况时说：“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从长安到永州，“大凡以文出门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与顾十郎书》）柳州四年，据《旧唐书》记载“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登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由于柳子对青年学子的谆谆教诲，大批学子得以成才成名。“后辈以吾文知名者，亦不为少焉”，“以文从余者多萃焉”， 柳子指导后学，无论是教导成才者的数量还是在当时当地造就的影响，其教育业绩都堪称卓越而突出，确实为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柳宗元教育理论的当代价值

    柳宗元教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学、为师、为文、为人和为家五个方面，下面试分述之。

一、柳子学习观的当代价值

柳子一生以书为伴，以读书为乐。曾写《读书》一诗，不但阐述了他读书的起因、收获、困扰及乐趣，而且还形象地展现了自己的读书观及为学情操。

（一）学习之道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取”就是学习、取法，“取道之原”就是要学习本源。柳子要明的“道”是“圣人之道”，即“尧舜、孔子”的儒家之道，所以儒家的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便是要学习研讨的主要对象。学习儒家经典关键是要吸取其中经世致用的精华，并根据其优势有所侧重地进行取法，而不是生吞活剥。柳子对那些只识“章句”的“世儒”或“醇儒”十分轻蔑，并对他们“肤没于学而递云云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学以致用，这便是柳子留给我们的学习准则之一。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子认为，学习除了要“本之”“六经”外，还要融会贯通（即“旁推交通”）百家，才能做到“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与杨京兆凭书》），做到兼收并蓄各家的长处。此外，柳子还把他那个时代优秀作家的作品和思想推荐给后学，作为有机的补充和必要的参照。这些很有见地的思想和做法，是很利于过去和现在的学生达成积极进步思想和学到丰富有用知识的。

柳子认为，阅读是一个采剥其华实和咀嚼其膏味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要吸取书中的精髓，并把它们有机地化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他说“凡为学，略章句之烦乱，采摭奥旨，以知道为宗”。（《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还说“讲贯经藉，俾达奥义”，这里的“奥旨”、“奥义”就是指书中的深奥道理，“采摭”就是穷究、求取，“宗”就是标准。就是说，读书要不被“章句”所困和不为古训所拘，而要钩玄提要和求其要领。他说“圣人之道，不穷究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认为“利于人，备于事”才是圣人之道的灵魂，主张独立思考以求其奥旨。总之，读书不能囫囵吞枣，必须抓住它的实质、特点和灵魂。这对我们今天赏析大行其道的语文课堂来说，不是一个棒喝和警醒吗？

在学习策略上柳子提倡“论说辩问” ，以达成“言若诞而不乖于圣，理若肆而不失于正”。该策略的要点主要有：（1）“不为他奇以立名氏，姑务达其旨而已”。即，讨论的目的要明确，不要为猎取新奇而巧立名氏，关键是要根据讨论的要旨，达到预期的目的和得出应有的结论。他在《送易师杨君序》中就充分肯定了杨君主持《易》学的论辩，认为其理论貌似恣肆实则不失正统。（2）“论说辩问，贯通上下”。即敞开形式放手争辩，上下古今畅所欲言；议论、叙说、辩驳和提问等各种表达形式可以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并发挥其综合效应。为此，就要做到以下两点：① “挥散而咸同”，即论辩发言既要撒得开，又要围绕议题收得拢。②“幽昏而大明”，即把那些深奥、模糊而难解的道理（即“幽昏”），通过争辩得以明朗（即“大明”）。这对我们今天文风、学风的改进仍不无其现实意义。

柳子认为，青年学习应该立足长远和集腋成裘，所谓“源而流者岁旱不涸”（《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主张读书之余还要“息焉、游焉”， 注重劳逸结合，重视游历这种学习方式；不主张“终日讨说答问，呻吟复习”，认为这样会让人“罢惫而废乱”。他还在《读书》一诗中写道：“倦极更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身体，吟咏心自愉”，描述的便是劳逸结合的学习佳境。在封建社会里，忽视学生的身体健康而片面强调刻苦学习是一种通病，所以柳子这种思想和做法其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今天以柳子作为学习的榜样，不但要学习他通过读书充实自我和救赎穷困的这条途径，还要学习他这种辩证高效的学习策略和方式。

（二）办学之道

“即及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柳子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出了德才兼备、“化人及物”的标准，主张从“德行”、“理论”、“学问”和“文章”四个方面去考察人才（“其显进者”）的素养，即所谓“语其德”、“举其理”、“言其学”和“称其文”。（《答问》）他认为进士科这种科举制度，只要按他这个标准来进行选拔，就能够选出为“济世安民”而锐意改革的杰出人才，表现出柳子对唐朝科举取仕制度的真知灼见。当前的高考和自考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才能与素质教育和谐呢，这是相关的研究者和决策者需要郑重考虑的。同时，现代复合式人才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也是值得我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管理部门思量和论证的。

柳子强调经世致用，劝勉青年积极用世。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明确反对“决科求仕”的学习观，提出读书必须“就其道，施于物”，换言之“益于世用”以“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并把这个作为教育青年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还以自己在京师三十三年游乡党、入太学、取礼部吏部科、校集贤秘书等人生经历为依据，总结出“然而莫知所谓学而为已者”（《送贾山人南游序》），从而驳斥了“学而为己”的学习观。柳子主张“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 。这样，柳子就把教育办学与推进进步政治路线、促进国家强盛统一和改善人民生活有机联系起来了，这思想高屋建瓴，对我们现在的高校办学方向的确立和调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二、柳子师道观的当代价值

要学生“尊师重道” ，教师须先有师“道”。如果说一个人有没有为师之道是能不能成为人师的问题，那么一名教师有没有从教之道则是能不能成为良师的问题。

（一）为师之道

柳子以“益于世用”作为教育目的，“俗其以厚，国其以理”，培养“化人及物”的人才以“致大康于民”（《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所有这些都是柳子教育思想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柳子在《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中极为欣赏在太学任教国子司阳城的职业道德和为师精神，说他“爱加于生徒”和并容善伪，称赞“阳公有博厚恢弘之德”。其实，柳子自己又何尝不是“爱加于生徒”的实践典范呢？他视教导青少年为己任，要做一名不“只授人章句”的教师，他不但热心指教后学，而且还在道德行为方面“示人标程”，即所谓言传身教。

关于一名合格教师的素质要求，柳子在《送易师杨君序》中说：“宗元以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力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这里的“专”是指专业，“新”就是创新，“一”就是要“本承孔子”，柳子认为只有那些专业精通而博学多识、勇于创新而不失根本的人，才能担任国子监的老师。柳子又说，教师应该是“博而守儒，达而好礼”、“论说辩问，贯通上下”的“世之高者”， 认为学校就应该选择这种业务精通和思想进步的人做老师。柳子本人便是“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家，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的博学多能之士，是一名典型的能说能做、能教能写而又能理能文的“双师”型教师。这对我们今天理解和探讨社会人文学科“双师”型教师有一定的帮助。

“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认为教师应该不贪名（为师名位）、不图礼（拜师仪伦），不对学生嗔目闭口，对学生不存成见或偏见，而是“师儒之席，不拒曲士”，要以“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的态度与学生“交以为师”——“以其余易其不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识和才能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拥有真才实学和掌握实际本领。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诲人不倦，而且自己还要“学而不厌”。柳子被贬永州后，体弱多病、记忆力差，所谓“神志荒耗，前后遗忘”，但仍然“志求之不已”，“倦不知游息”地充实和提升自己。其实，柳子便是我国古代终身学习的践行者。

“故立大中者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中焉可师”（《师友箴》），“中”即忠诚，认为为师不能文过饰非，对学生必须以诚相见。柳子非常注重师长言行对后学的影响，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律己方能服人，所谓“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与韩愈论史官书》）。为此，他曾批评韩愈自己不愿为史馆修馔，却“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去干这项工作。主张对后学教育要开诚布公，即所谓“盖明而教之，君子所以开后学也”（《答元饶州认政理书》），“则仆愿固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些都体现了柳子教育思想的民主精神。

（二）师教之道

柳子认为真正的“硕师”（大师）是不易求得的。难在他有一种无可替代的特殊才能，他必须拥有和能传“其所不可传者”， 柳子认为这是一名“硕师”应有的核心素能。即，为使学生得到真传，对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秘，“硕师”只有口传身授自身的感受和体验，才能让学生心领神会，并从中受到启发或获得借鉴，这是柳子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柳子在与青年后学的通信中多次这样现身说法，如在《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中谈到自己幼时学琴和成年学书因没从“硕师”，结果“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 。言外之意，只有师从大师学习，才能少走弯路和学有所成。

柳子采取面授和通信两种形式，对年轻后学或面授机宜或函授迷津。柳子贬到永州后，全国各地不少青年写信寄文向柳子求教者有之，不远千里来永州登门拜访者有之，其中因柳子指导而登第的有崔黯、韦中立和廖有方等人。如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他与崔黯探讨了文与道的关系；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师道观；他不但作了《送诗人廖有方序》，而且还写了《答贡士廖有方论为文书》；等等。其中观点虽然是他在具体情况下提出的，但由于立足于宏观指导，所以很多理念仍有着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

柳子在给杨诲之的信中说：“则足下本有异质，而开发之不早耳。”（《与杨诲之书》）他认为杨诲之小时候具有优良的个人潜能，遗憾的是没有及时开发出来。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主张“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善于长善救失，是为人师的又一重要职能。柳子非常注意因材施教和奖掖后学，主张根据各人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对“长”（长处）要因势利导和“出”（培植）而“伸”（发展）之；对“不至”（不足）则要耐心教谕以滋其成长和发展。

 “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以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柳子对年轻后学以学友相称，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提出并践行了“交以为师”的教育主张和教学方式，即教师要善于当学生的学生，从学生身上汲取知识、精神和力量。它比韩愈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见解又前进了一步，体现了他对师生关系的辩证思想，并与我国的师道传统“师道尊严”相颉颃，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这在古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它在今天的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中还有借鉴意义。

    三、柳子写作观的当代价值

“韩柳文章李杜诗”。柳子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文学创作方面，所以无论用何种体裁、写什么题材，都精工密织得教益深长，于简淡的格调中寓涵了极其丰富的教导和深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教育价值。

（一）为文之道

柳子专论写作有“论文八书”，而涉及写作的文章则有数十篇，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提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之后，又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进一步阐明了“文以明道”的观点。那么，他是怎样“文以明道”的呢？

柳子认为，“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与杨京兆凭书》），指出为文应以思想内容为主。并进一步指出：“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之道”，“然而辅物及时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其中的“辅物及时”意思是辅助时政和有益公众。实际上，柳子的创作实践不仅停留在“载道”和“明道”上，而是著述议论“辞令褒贬，导扬讽谕”（《杨评事文集后序》），即通过言辞褒贬或比兴譬喻引导舆论和干预现实，其作品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的生活态度。同时根据内容的不同，他创造性地运用多种多样的文章文学形式，对当时及后世我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柳子认为，写作要做到人文合一，文章写作和品德修养须有机结合。“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认为作文要先做人，“道” 明则“德”立，“道”成则文工，而为文成功之道，在以德而不以术，以道而不以谋。至于文辞，他在《柳子浑行状》中也说:“凡为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柳子以自己人生经历和深刻教训现身说法，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就对自己年轻时“为文章，以辞为工”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省。这对启导我们诚信教学和科研有一定的价值。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子认为，写作首先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有“轻心”和“怠心”，不能有“昏气”和“矜气”。其次，要掌握护“道”的方法，他列出了“抑、扬、疏、廉、激、固”六种写作手法，可以让“道”分别达成“奥、明、通、节、清、重”六种写作效果。总之，在文章内容与形式统一过程中，要成就写作个性或自我风格。

通过比喻说理，如《说车赠杨诲之》中以车为喻：“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希望杨诲之像车箱那样气量恢弘，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 在柳宗元在写给求教青年的书信中，经常采用比喻说理和用典寓理的策略，使其著述和创作的教益蕴涵深长。如《与杨诲之第二书》中的“冯妇搏虎”、“周处改节”、“子产不毁乡校”、“蒲捎”和“駃騠”分别出自《孟子》、《晋书》、《左传》、《史记》和《汉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用“蜀犬吠日”、“越犬吠雪”两个寓言故事说明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师名会遭世人讪笑和谩骂的道理，而其中运用的典故“鲲鹏”、“互乡”则源于庄子的《逍遥游》和孔子的《论语》。

（二）治文之道

柳子说“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敏以求之，明之谓也”。即把“道”灌输给人，使人“无隐”，这就是“明”。“文以明道”，既是柳子“传道”教学的核心，也是柳子一以贯之的治学脉络。

柳子的博极群书，就是要“博取诸史群子”。柳子认为一个人要“志于道”，在治学态度与方法上必须做到“三勿”：“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即，读书要防止怪僻、杂乱和急躁三种不良倾向，认为治学一要“博而守儒”，二要循序渐进。“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柳子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和经典文本，认为“博极群书”应先儒经后百家，却并不僵化守旧，主张广泛钻研和博采众长。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是相等的，这是语文作为人文学科的习得及实践特点，古今一理也。

柳子在治学上与前人一样主张“慎思”，以发挥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他说“慎思之则一益也”（《复杜温夫书》）。怎样慎思呢？那就是要“穷究”而不要“悬断”。所谓不要“悬断”，即对别人提出的观点要慎重考证，勿轻率地下结论或作评论。又说“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可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 所谓“穷究”，即当前人或别人有不同的学说或观点时，首先要认真深入地研究原作，弄清问题的真谛，只有发现它的结论确实不够确切或是错误的时，才可以否定它而另立新说。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教育家卢梭明确提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其实柳子早在此前1000多年的《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通过古代“逆志”法表达了其“养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这里的“逆志”，其实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叙事研究；所谓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研究者对教育的理解和诠释，它常常会因“思想大于作品”而获取意外的教育收益，因而具有的现实价值和教育意义。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教育表现手法，今天人们之所以把《种树郭橐驼传》列为柳子鲜有的论教专文加以研讨，是因为十年树木和百年树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柳子“养人”思想在本质上也就必然是“育人”思想。柳子正是运用此法通过《种树郭橐驼传》构建了全面、系统而缜密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这对我们今天运用教育叙事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四、柳子修身观的当代价值

柳子尤其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是学习的根本，主张把勤学苦练和励志德育相结合，不仅激励学生成才，而且要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才。

柳子在《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中说：“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柳子非常看重“植志持身”对自己成长的价值，称赞自己的叔父“植于内而文于外”(《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还说“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要求“凡居其位，思直其道”（《与韩愈论史官书》）。认为“君子”是经过后天学习培养其高尚志趣和信笃力行的能力的，为此君子必须“志”“艺”双全。所谓“周乎志者，穷踬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变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总之，为人处世内心的净化和心性的历练不可或缺，这对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柳子认为，坚持正道是应该的，考虑达成正道的灵活手段也是需要的；柳子认为，行道处事的方法，必须“知经”和“知权”二者结合。“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断刑论下》）从行道的角度看，“仁”（仁爱）是“经”(原则性)，“智”（智谋）是“权”(灵活性)，“仁”是达成“智”的必要手段，在现实中二者要有机结合和互为补充，所谓“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与杨诲之第二书》)。而在《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中，柳子以自己“为文”和“做官”的坎坷经历，供廖有方参照和取法。这种为人处世方式具有丰富的辩证性，在个人修身和教书育人中都是适用的。

柳子在《与杨诲之书》中说“吾固欲其方其中圆其外”，在《说车赠杨诲之》中又说“圆其外而方其中”。这里的“方”就是要坚持人生志向、为人原则不动摇，“圆”指圆通进退要如车轮一样自如。外圆内方，就是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毫不含糊地坚持原则和决不妥协，同时在处事方式上又要讲究策略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人生的处境不同，“外圆内方”的表现也应有所不同：“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即分出仕之前（“处焉”）和做官之后（“出焉”）两种情况。这在接人待物方面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的。

五、柳子家教观的当代价值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联合国《童年宪章》倡导：让孩子享受应有的快乐，得到充分的尊重，拥有选择的权力，让他们成为一个身体、心灵和智慧都健康的人。柳子在这方面提出了“自然教育”的思想理论，强调对儿童进行顺应本性的教育。

柳子的《种树郭橐驼传》用种树必须“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喻，说明教育要从受教育者的个性和实情出发，就其差异而因材施教。“适时观变，以成其性”（《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固其本，养其正”（《送萧篡登第后南归序》），它与封建社会的棍棒戒律或思想禁锢是对立的，在封建社会那种压抑人性和阻碍个性发展的环境里，居然能提出这种主张是非常可贵的，也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较高的教育价值的。为此，现代家庭教育的功能要实现以下几个转变：从强求孩子“成龙”到先让孩子成人，从对孩子生活服务到生存指导，从对孩子单纯的学习督导到引领其多方面发展，从对孩子的行为监控到诱导其自主选择，从要求孩子过多接受到启发其主动探索等，以培养出个性特长充分发展、独立性强和富于创新的子女。

“交以为师”的见解，只适用于年龄较长已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学生，对于年幼无知幼儿的开发的主要途径：一是启蒙教育，一是环境陶煦。叶圣陶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陈鹤琴也说：“习惯养得好，终生受其益，习惯养不好，终生受其累。”家教要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进行引导教育，养成一些终生受益的学习方式和生活习惯，如主动学习、喜欢观察、勤于思考和乐于阅读等，贵在顺乎自然而不失教育时机。柳子认为，在生活实践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对儿童的影响和收效会更益显。因为能力在人性中本来就已有根基，教育不是强行地把一些能力人为地放到孩子身体里面去，家庭教育关键是为孩子个性的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既不能听之任之，又要把握一定的度量：尊重幼儿年龄特点，关注而不过分，忧之而不扰之。

柳宗元教育思想践行之综述（略）

 

（注：由蒋新红主持的《柳宗元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系“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2008-2009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立项课题，课题号为0809BZZ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