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①

——论柳宗元永州前期的绝望心态

陈松柏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广州 510665）

一、“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②

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王叔文自然首当其冲。他是公认的领袖，也是唯一的殉道者：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四日唐顺宗李诵禅位，太子李纯即位，八月五日改元永贞，八月六日“贬右散骑常侍王伾为开州司马，前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渝州司户”③，“皇太子监国，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④

唐宪宗李纯确是个“睿谋英断，近古罕俦”⑤的明智之君，面对一干参与永贞革新的骨干，他不过杀一儆百。长于皇室、见多识广的李纯深深地知道，对于这些怯懦而又以忠于皇权为己任的文人，他们还有利用价值，杀王叔文一人，足可起到震慑作用。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个震慑作用可不小：王伾到开州不久病死，八司马之一的凌准在连州忧郁成疾，几个月后，“卒于桂阳佛寺”。其他诸君只怕也都和柳宗元一样：“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在诚惶诚恐中过了几年，生怕某一天皇帝老儿心血来潮，也像王叔文那样被杀。

这里撇开其他人，让我们看看王叔文的被杀给柳宗元及其一家带来的沉重打击。为此有必要先弄清王叔文是什么时候被杀。这也是柳学研究中的疑难之一，本人谨供一家之言。

张铁夫先生详细地探讨过王叔文的死，他引用了韩愈《顺宗实录》中关于王叔文结局的两句话：“皇太子既监国，遂逐之。明年，乃杀之。”然后对这两句话作出了牵强的解释：“按顺宗令皇太子监国在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六日贬逐二王，所以韩愈说‘既监国，遂逐之’，下笔非常严谨准确。照此笔法，‘明年，乃杀之’，就应该是，到明年，便将他杀了，可定为新年伊始，即元和元年正月一日。如果是正月一日以后，韩愈下笔就应该说‘既明年，乃杀之’了。”我以为，这纯粹是文法问题，如果连用两个既（“既监国，遂逐之”、“既明年，乃杀之”），读起来就显得既重复又别扭，岂是语言大师韩愈所能容忍的？但是，无论怎样，从“明年，乃杀之”的语意里，也读不出元和元年正月一日就杀人的寓意，从正月一日到腊月三十日的任何一天被杀的人，都可放入“明年，乃杀之”的范畴里。

张先生又提出了唐宪宗改年号大赦天下的证据：“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①“按照唐代‘经赦无杀’的惯例和法律规定，王叔文被杀的确切日期不可能在正月二日大赦以后。”①因为大前提错了，其结论非错不可。其实这一次大赦与王叔文风马牛不相及。

第一，因为王叔文根本就不是犯人，更不是死刑犯，在元和元年正月二日之前，他真正的身份是钦命的渝州司户，大赦与他毫不相干。

第二，尽管皇恩浩荡，所赦也只是“正月二日昧爽已前”的罪犯，难道过了正月二日之后，唐皇朝就不许再判死刑了吗？“正月二日昧爽”之后的任何一天还可以颁布赐死的诏命、任何一级政府都还可以判决新的死刑。王叔文已经是一个没有权力、失去自卫能力的人，唐宪宗任何一天都可以颁布赐死的诏命。

第三，按照铁夫先生的理解，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的对象包括了王叔文等永贞革新的骨干。如果真是这样，“八司马”就应该人人受益，都可以从远州调入京城或者向京城靠近。历史的真实却是，他们一个也没动，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尽管直到当年八月才下达了“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②的命令，在没有下达这一诏令之前，“纵逢恩赦”，朝廷也没有考虑他们。也就是说，唐宪宗改元大赦这一惠及天下的恩泽，“二王八司马”是不沾边的。

第四，即使从常理上分析，正月一日也不可能杀王叔文。这是唐宪宗新君登基的第一个春节，欢庆活动忙不过来，喜庆氛围笼罩京华，破坏一丝都属不敬。大赦是为了添喜，为了普天同庆，喜上加喜，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佛头着粪、节日杀人呢！

毫无疑问，铁夫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王叔文不可能是元和元年正月一日赐死。那么，他到底死于何时呢？

我以为，准确的时间已无法确定，大致时间段却可以推算。试让我从柳宗元在永州的表现与作品作一次合理的演绎：

我首先把王叔文被杀的消息传到永州的时间上限确定在柳宗元作《首春逢耕者》之后。因为那首诗表现的只是思乡之情、仕途小结，根本没有性命之忧，丧友之悲。如果这时候已经得到王叔文被杀的消息，无论是情绪或者是行动，决不会那么悠然、闲散，决不会让思乡之情成为主旋律。当性命之忧与丧友之悲突然来临的时候，他能置若罔闻、超然事外吗？哪里还有乡愁的位置呢！自然也没有出游与耕者详聊的心情。

柳宗元作《首春逢耕者》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上旬。《沈氏农书》曾经这样概括过江南春耕的时间及其不同时间段所可能产生的效益：“正月犁田是块金，二月犁田是块银，三月犁田是块铁，四月犁田是个鳖。”③可见江南的春天，每月都可以看到耕者，那么到底是哪一个月呢？所谓“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土膏释原野，百蛰竞所营。缀景未及郊，穑人先偶耕”，为我们透露了大致的时间段。那是一个余寒未尽、各种蛰伏的虫儿蠢蠢欲动，应该在惊蛰前后。亦即是新历的3月上旬，农历的2月上旬。

由此可知，在农历的二月上旬，柳宗元还没有得到王叔文被杀的消息。

王叔文被杀的消息什么时候传到永州的呢？柳宗元母亲的死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

柳母卢老夫人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④。关于她的死因，柳宗元的说法是：“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徙播疠土，医巫药膳之不具，以速天祸。”④因为尊敬的母亲生下了我这个不孝顺的儿子，不好好做人而犯下重大错误，所以才迁徙到这个瘴疠横生、缺医少药的地方，得了病没办法医治，这才过早地死去。

我以为这是一种隐晦的说法。作为贬官，他只能自责，只能在贬谪之地找原因。倘要深究，那矛头非对准皇帝不可：致力改革、勤于王事、忠于朝廷却被贬，作出这决定的是皇帝；携老带幼齐赴贬所，中途加贬到瘴疠横生、缺医少药的永州，作出这决定的仍是皇帝。然而，这又是最不能怪罪的。不仅不能怪罪，明知处分错了，还得说“谢主隆恩”、“吾皇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毫无疑问，这样的接连处分，对柳宗元一家的打击是巨大的。特别是柳宗元的母亲卢老夫人，她生长于名门望族，是个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反应敏捷的母亲。中年得子（34岁），总算让柳家后继有人。然而，丈夫长年在外做官，后来又先他而去，几个儿女全都由她一手抚养、教育：“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①带得亲也就爱得切。几个女儿相继出嫁后，柳宗元就成了她唯一的依靠，也是她唯一的希望。母子俩心心相印、相依为命，儿子的任何事她都会倍加上心，与前途、命运有关的大事甚至会感同身受。于是，她不能不时刻留心着儿子的一切：唐顺宗病重，唐宪宗执政，革新派一蹶不振，反对派尘嚣甚上，做母亲的比儿子想得更多：“汝忘大事乎？吾冢妇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则不敢暇，抑将任焉。若有日，吾其行也。”①从停职到外放，足足的45天，柳宗元受尽煎熬，做母亲的则更甚，一直都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直到贬放邵州刺史，这才松下一口气，不仅不忧，而是“又喜曰：‘吾愿得矣。’”①为终于逃过了性命之忧而喜。然而，没想到中途加贬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她又对儿子谆谆教导：“汝唯不恭宪度，既获戾矣，今将大儆于后，以盖前恶，敬惧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①尽管如此，这位有知识有头脑又爱子心切的老人，从此就不能不担忧帝王的喜怒无常，担心还有更重处分、不测之祸。捱到永州已很不错。可想而知，到达永州的卢老夫人，身体已怎样衰弱不堪。

幸好，永州官员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居处——龙兴寺，一则一家人住在“西序之下”，房间较多，比较宽敞；二则背山临水，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与“疠土”恰恰相反②；更重要的是老夫人平生好佛，这样的贴近佛祖，接近佛门大师，为礼佛念经提供了最大方便，特别在这个为儿担忧、心情复杂的时候，更让她有了寄托与慰藉。应该说，住进永州龙兴寺的卢老夫人，身体只会日益硬朗，而不会损害健康。

然而，事与愿违，她竟然在到永州半年之后溘然长逝，肯定是另有其因，绝不是“徙播疠土，医巫药膳之不具。”是柳宗元有意地隐瞒了真情，因为他有难言之隐。

是王叔文被杀的消息传来永州直接导致了卢老夫人的突然死亡：对于卢老夫人及其一家，短短几个月，历经革新失败、口诛笔伐、贬谪邵州刺史、加贬永州司马员外等系列处分，这如今尽管在永州暂时安身，其实仍是惊弓之鸟，时刻担心还会有什么更厉害的打击降临到他们的头上。王叔文赐死却确是晴天霹雳，柳宗元即时的反应就是“终欲逃天刑”。本来就为儿子悬着一颗心，突然听到这一噩耗，能不心胆俱裂、急火攻心吗？

任谁都把柳宗元当成王叔文死党，王叔文被杀，他的死党能幸免吗？因此，卢老夫人与许多人（包括柳宗元本人）一样，把王的被杀当成了某种前兆，似乎看到了儿子的末日。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68岁，古代已是高寿），竟因此身心俱碎、倒床不起。这是心病，不是“医巫药膳之不具”，而是“医巫药膳之无效”，不久就离别人世。正因为如此，才让柳宗元加倍自责，产生了“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的愧疚，他深深地感到：是自己害死了母亲！因而喊出了“非天降之酷，将不幸而有恶子以及是”的悔恨。

由此可以推导，王叔文被杀的消息是四月下旬传到永州的。无论从开州或者长安，流传到永州可能在一个月左右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大致可以推出，王叔文是元和元年三月底或四月初被杀。

自从得到王叔文被杀的确信，柳宗元曾经有过的自信与期许已完全粉碎，只剩下担惊受怕。三年以后的元和四年秋天，他在《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诗中这样写道：“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应该说，这是当时的真实心态。读了几则“摇心剧悬旌”与“终欲逃天刑”的解释与翻译，好像并没有深入领悟到柳宗元当时真正的心境。有人把前句解释为“心情不定就像旌旗翻动”①，有人翻译成“食宿不安心担惊”②；有人把后句理解为“最终只想着逃避天的处罚”①，也有人译作“更怕神灵降天刑”②。须知这乃是人间的天，“天刑”乃是来自朝廷的最高刑罚。让我把四句诗连在一起作一次翻译：皇帝身边的要员贬逐到潇湘这个偏远的地方做一个闲散的官，起伏不平的心情就像旗帜在剧风中翻卷。刚刚来到这里只是担心世俗的议论，最后只想着逃避来自皇帝的极刑。

也正缘于这种真实的体验，柳宗元太清楚自己的病由、病情了，请看他这一段描写：“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擁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③这是柳宗元元和四年的回忆。这样的惊惧时时地缠绕心头，又加上母亲的死，强烈的悔恨与自责无时不在鞭挞着他。在这种又惊又恐又愧又悔的心态下，柳宗元还能干些什么呢？什么也干不了！最适合的选择只有生病！是所谓恶疾欺负弱者。吕国康先生作过统计，柳宗元因此而患有四种病：“1、‘痞疾’, 指腹中结痛。中医认为‘痞：积聚之成块者。此证因伤于饮食、脾胃亏损、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宜通，而与痰、食、血相搏，遂结而成块。伏于皮里膜外，在左者为血积，在右者为食积，在中者为痰饮。’‘余病痞且悸’，柳患有胸闷结块的痞病而且常常心悸。医生告诉他用伏神熬药医治，他还曾上过卖药者的当。 ……2、‘膇疾’，指腿肿的疾病，行走困难。柳在诗文中多处提到。3、‘心病’指心脏病，也泛指内脏疾病。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谈及读书、写作事，常常感到恐惧、惊悸，并自述有心脏病：‘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4、‘脚气病’，并非指脚癣，而是指由于缺乏维生素 B1 而引起的疾病。患者疲劳软弱，小腿沉重，肌肉疼痛萎缩，手足痉挛，头痛，失眠，下肢发生水肿，心力衰竭等。”④也正因为这样，在元和元年五月到元和三年四月这长达两年的时间段，贬谪永州的柳宗元基本上就生活在惊恐、病痛和养病、治病的煎熬中。所谓“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③，正是这时写照。

二、“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⑤

在多病缠身、心情恶劣中捱了两个多月，八月又迎来一场皇恩大赦。那是在册封诸王之母“并为太妃”，各王俱另改封号，“册妃郭氏为贵妃”，“黄河岸塌处得古钱三千三百，其形小，方孔，三足”的祥瑞之后，但是，这一次大赦不仅没给柳宗元等以半点恩泽，相反的倒明确地颁发了不予赦免的诏命：“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也又一次证明张铁夫先生对王叔文赐死的时间推断是错误的，来自帝王元和元年正月“改元曰元和”的大赦，对参与永贞革新的贬谪者是毫不相干的。

是所谓“漏屋偏遭连夜雨，破船偏遇打头风”，哪怕在万分惊恐、多病的折磨中，柳宗元的心里，其实还残存着一丝希望，希望唐宪宗突然间心血来潮，想到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再一次为唐王朝竭诚竭智。这一下可全完了，那一点点希望之光竟完全熄灭。而且，还不止于此。王叔文赐死快半年了，宪宗皇帝对他们的恨竟丝毫没有消失，不仅没有放过他们，反而一点面子也不给，把彻底歧视的真相诏告天下，接下来是否还有更厉害的处分呢？王叔文似的命运是否在等着他们？惊忧、绝望，却又有口难言！病体因此而日益沉重。

是凌准的噩耗让柳宗元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凌准死于元和元年11月，正是柳宗元陷于忧惧不能自拔的时候，亟须一个一吐积郁的机会，于是便借此一作再作，既有《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又有《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还有《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前二篇受凌准的后人所托，又因形式所限，只能紧扣死者生平，如实记叙，没有作者发挥的余地。《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却是独抒心意的悼亡诗，让作者找到了一个借题发挥的借口，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渲泻。

全诗29韵，是柳集中较长的诗之一。作者首先回顾了凌准的一生，对他的出身、人品、学识、才气、胆识、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最后归结在永贞革新的失败：“出守乌江浒，老迁湟水湄。”从个人权力的峰巅降为有职无权的闲官。以下才是本诗的重点：“高堂倾故国，葬祭限囚羁。仲叔继幽沦，狂叫唯童儿。一门既无主，焉用徒生为！举声但呼天，孰知神者谁？泣尽目无见，肾伤足不持。溘死委炎荒，臧获守灵帷。”尽管他们都为此得到了失去母亲的代价，相比之下，凌准则更其不幸。柳母随同儿子来到永州，病危之前起码可得到儿子的侍候、孝敬，死后尚可哭拜灵前、尽人子之责。凌准则不能回到母亲身边，不能尽侍候、孝养的义务。这之前，他死去了两个弟弟，家里只有几个晚辈承办祖母的丧事。因此，他的愧悔比柳宗元更加强烈，他因此而哭瞎了双眼，肾气衰竭，终至病入膏肓，不治而死。

对死者最大的安慰，莫过于灵魂的安息。然而，对于凌准，这又是不可企及的奢望。“废逐人所弃，遂为鬼神欺”，他因此没有入土为安的自由。作者对此极为感慨：“平生负国谴，骸骨非敢私。盖棺未塞责，孤旐凝寒飔。”说得多么透彻明白呀：生前还在遭受皇上的处分，死后不能自由地处理遗骸。即使棺盖已经合上，仍然遭受外界的指责。对于一个积极进取、精忠报国、政绩卓著的文人，还有比这更其残忍的？这深切的不平之愤，又何尝不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呢！是对他们共同的不公命运的谴责与抗争。在这个极为悲愤的平台，作者深沉地回忆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与相知、同荣共衰的人生经历：

“念昔始相遇，腑肠为君知。”第一次见面你就很理解我的心肠，使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进身齐选择，失路同瑕疵。”顺利时两个人一同在朝廷为官，同时成为革新的骨干；失败时又以同一个罪名而一贬再贬。

“本期济仁义，今为众所嗤。”他们的初衷是让仁义在最大的范围内得到推广，没想到不仅没有成功，而且成为众人讥笑的对象。

“灭名竟不试，世义安可支！”这是意料之外的结局，朝中大臣的名单里已经没有了我们，虽然仍然以正义自诩，却成不了支持自己的动力。

“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顾余九逝魂，与子各何之？”安然死去各种痛苦就没有了，苟且偷生，各种忧愁都可能滋生。只是我们这九死一生的灵魂，又能往哪里去呢！

“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这是结语，又是点题，我为自己无限感伤，不仅仅是寄托对你的哀思。他似乎在凌准死亡的阴影里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无论王叔文似的被皇帝赐死，或者凌准似的忧惧而死，柳宗元哪会甘心呢！他毕竟只有34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人生阶段，他有壮志未酬、突遭重创的不甘，也有韬光养晦、东山再起的向往，还有再娶淑女、子孙延续的期待，就这样死去也太不值了。于是，在哀悼凌准的诗中，兔死狐悲的感伤、生命难保的忧虑，全都涌上了心头，倾泻于笔端。就这样释放一次，也是算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与解脱。

三、“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①

在万般无奈的心境下，在多病缠身的折磨中，柳宗元又能干些什么呢？我以为首先是防病、治病，其次是各种应酬。我们看他元和元年到元和二年的作品，就不难证实这一点。

日本学者下定雅弘先生作过统计，柳宗元“在永州时期写的文章，不光其种类多，其总量也比别的两个时期多得多。长安时期写文章的频率是1年约7篇，永州时期的频率是1年约35篇，柳州时期的频率是1年约13篇”①。何书置先生在《贬永作品知多少》中对柳宗元的永州作品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归纳，他认为，柳宗元在永州一共留下325篇作品，以10年为期，平均每年约33篇。其中无法系年的27篇，能够编年的168篇，大致系年的130篇。然而，这些作品中，能够肯定作于元和元年的只有13篇，远远小于平均值。试看这13篇被何先生认定为元和元年的作品：

1、《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卷九)；2、《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卷十)；3、《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卷四十三)；4、《东明张先生墓志》(卷十一)；5、《谪龙说》（卷十六）；6、《剑门铭并序》(卷二十)；7、《上严东川寄剑门铭启》(卷三十六)；8、《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卷二十八)；9、《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卷三十五)；10、《代韦中丞贺元和大赦表》(卷三十七)；11、《祭李中明文》(卷四十)；12、《江雪》(卷四十三)；13、《首春逢耕者》(卷四十三)。②

排序第9的《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是可以剔除的，该文应作于元和四年以后，是柳宗元看到了一线回归长安的希望之后写的那批信中的一封。何先生却定为元和元年作，他的理由是：“《启》云：‘……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视累息，已逾岁月。’又云：‘某天罚深重，馀息苟存。’所谓‘已逾岁月’即已过了一年。所谓‘天罚深重’，指其母卢氏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弃代于零陵佛寺。”②这里有两点未免牵强，第一，“‘已逾岁月’即已过了一年”，即便把岁月理解为一年，加上“已逾”，起码可理解为超过了一年，亦即是一年以上或几年。我因此同意这样的意译：“因为宗祀的原因，不敢轻生，所以就这样忍辱偷生，已经有好几年了。”③请读信中这样一段话：“伏以尚书德量弘纳，义风远扬，收抚之恩，始於枯朽，敢以余喘，上累深仁。伏惟恻然见哀，使得存济，慺慺荒恳，叩颡南望。窃以动心于无情之地，施惠于不报之人，……率然干冒，决不自疑者，盖以闻风之日久，向德之诚至，振高义于流俗之外，合大度于古人之中，独有望于阁下而已，非敢以寻常祈向之礼，当大贤匍匐之仁。”分明透露着希冀救援的企图，与写给许京兆孟容等京中其他要人的信，内容相近，主旨一致。第二，“所谓‘天罚深重’”，理解为“指其母卢氏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弃代于零陵佛寺”，然而，“天罚深重”的自责哪能仅仅局限于当年呢？多年以后回忆这段岁月，仍可理解为“指其母卢氏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弃代于零陵佛寺”。因此可以料定，《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不是元和元年作。于是就只剩下12篇，其中5篇写给死者：《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东明张先生墓志》、《祭李中明文》。3篇是应酬之作：《剑门铭并序》、《上严东川寄剑门铭启》、《代韦中丞贺元和大赦表》。只有4篇是元和元年的得意之作，而且全都写在还抱有很大期待的贬谪永州之初（详见拙作柳宗元永州初期的短暂自信）。

元和二年的作品则更少，为何先生首肯的只有4篇： 1、《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卷十二)；2、《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同上)；3、《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卷十三）；4、《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卷二十八)。其中三篇为死人所写，仅有一篇记事文，是受恩于人，为房东巽上人维修净土院而作。

这样一来，这两年能够系年的作品只有16篇，其中4篇有感而发：刚到永州那阵写了3篇，悼念志同道合的战友凌准1篇。

《冉溪》一诗作于痛定思痛之后的元和五年，其中有这样两句：“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这是对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自己亲身遭遇的总结。作为永州前期的概括尤其贴切。虽然说宦海沉浮寻常可见，像这样一下子打发到千万里之外的“夷獠之乡”，对于一个怀抱凌云壮志，迫切希望在政坛大显身手，重振柳氏家声的名门之后，一下子陷入深重的性命之忧、丧亲之痛、百病缠身的折磨中，所有期望全部落空，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待死的囚徒，那种落寞、绝望，岂是寻常人所能领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