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挑战人生

湖南科技学院  夏卫平 吕娟娟

摘  要：柳宗元在他的人生旅程中创造出了许多奇迹，在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成就的取得原因固然很多，而勇于挑战、不断挑战的品质无疑是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分别发起了三次挑战，每次挑战无论成功与否，都有重要的收获，为柳宗元成为柳宗元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柳宗元的挑战精神不但在当时具有意义，直至今天还能给我们许多启示，能激励今人的奋斗精神。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柳宗元的挑战人生作一番论述。

关键词：柳宗元；挑战人生

在柳宗元的文章中，总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强烈地感染着、激励着在读者，并且成为挥之不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挑战人生。挑战成为了柳宗元一生最亮丽的色彩，也是他性格、人格和理想最核心的内容。柳宗元的一生很有趣，既是悲剧的，也是喜剧的；既是失败的，也是成功的，既是弱者，也是强者，既令人同情，也令人仰慕。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他对现状和命运的不停地挑战，挑战带给了他绚丽的人生色彩。柳宗元身上最大的三个特征都是在挑战中形成的。从政前的挑战，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思想；从政时的挑战，他得到了追求政治理想的乐趣和理想失落的苦痛，从而有了历史上最重要变革者之一的桂冠；从政失败后的挑战，更是收获了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不朽盛名。柳宗元的一生履历中写满了“挑战”二字。他成也挑战，败也挑战。挑战既是柳宗元的一种外在行为，更成了一种内在精神，两者的融合才构成了柳宗元的完整人生。

一

柳宗元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不安宁的。从小就表现出来一种不安分的挑战性的行为，从少年的柳宗元在两个细小的事情决策上可以看出。比如在对学校的选择上，柳宗元的行为就不同一般。他面临着两个选择：太学或私学。太学是唐代由皇家办的最高级的学校，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样的优势自然成了所有学子向往的地方，同时也带来了严重地求大于供的问题。在入学资格上太学有着严格的规定：凡入学者必须是做过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其实，太学成了当时真正的贵族学校。作为当时大家族河东柳氏子孙柳宗元是符合这一规定的，享受太学的教育特权应该是柳宗元理所当然的选择。柳宗元原本也想在太学读书，最终出人意外地放弃了。放弃的原因固然种种，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柳宗元担心太学里的学风不正，学生纨绔习气太重，吵架斗殴、斗鸡走狗、侮辱师长，无所不为，在这里很难学有所成。柳宗元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纨绔子弟荒废学业、不思上进的现象在唐诗中就屡见不鲜，到中唐更是变本加厉。唐代的那些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文化精英们，又有哪一位是朝廷太学培养出来的？柳宗元选择私学是一个正确的学者，正因为他一生没有走进太学一步，才成就了万世功业。柳宗元幼年的学习主要在家庭由母亲完成的。他的家庭充满了文化气氛，不但有学识渊博的父亲和非常懂得幼儿教育的母亲，还有大量的藏书和同他一起学习的两个稍大的姐姐。母亲卢氏出生于士族家庭，从少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典籍，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同时也熟悉幼儿的启蒙教育。柳宗元四岁时，母亲就教他读书识字，仅一年就学会了辞赋十四篇，屈原对他的影响从这时就开始了。更重要的母亲培养了他一个好学和自觉地学习习惯，从此与学习和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书籍，直到他人生的晚年，还念念不忘幼时学习的情景和长安柳家旧宅皇帝赐给的三千卷古籍。姐姐对音乐和书法的喜爱，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知识范围。稍大一点，他走出了家门，随着父亲离开了长安来到南方，主要由父亲指点和各地的名师严格教诲完成学业的。事实证明柳宗元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学到了比太学更多的东西。这样的经历使他更早地了解了真实的社会，了解了知识的用途。在别人读一本书的时候，他已经读了两部书，尤其是社会这部浩瀚无边的大书，在太学里难以读好。这虽然是一次出于童心，甚至有几分稚气的挑战，然而，柳宗元在挑战中完成了知识贮备，为今后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后来，刘禹锡还很肯定这一点，称柳宗元“童子有奇名”（《柳君集记》序言）。年轻的柳宗元成为了长安令人仰慕的才子，并获得了年轻才俊的美名。

另外，在学习方法上的选择更具挑战性，那是对传统世俗的学习方法和经验的挑战——否定章句师。柳宗元出生在“安史之乱”刚刚过去二十年后，不到十岁，又出现了“建中之乱，柳宗元就是颠簸流离的动乱中开始自己的学习生涯。社会的动荡、前途的迷茫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理想预期，所有的行为都趋于保守，所有的思考变得现实。读书的目的更是这样，科举不再是为了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而是成了谋生就业的代名词。为了确保科举通过，当时最常见的有效方法就是苦读经典、死记章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章句师”。先章句而后进士再功名，是一条最简捷的途径，也是大家一致认可的经验。对此，柳宗元多次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他在回忆往事时和向求学者介绍学习经验时，肯定最多，最感到自豪的是自己绝“不做章句师”。常常讽刺和批判的是“章句师”。所谓章句师，简单地说，就是对儒家经典只求对字句作机械认知的那种人。只是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背经、解经和讲经，死守经学章句，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前人的注释也不敢作丝毫变动。这是一种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读经方式。当年李白就给予辛辣地嘲讽：“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何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由于李白看透了章句师的弊端，因此放弃了科举。作为通过了科举的柳宗元，早期也是用这种方法去阅读和掌握经典的，自然对章句学的危害看得尤为透彻。柳宗元二十五岁时，在崔大卿的信中明确表白：自己绝不会“为腐烂之儒”，与“章句师”作了彻底的决裂。他的这样的表态，正是挑战性的表现。

从此，柳宗元选择了一种被认为“异端”的学习方法，拜新学学派陆质为师，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梳理、发掘和阐释，从而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他不再把儒家经典奉为圭臬，而是敢于“非经”、“非圣”，对过时的教条敢于摈弃、批判，对误解的经典给予修正。甚至变通经典，服务现实。《非国语》就是系列批判的一次。对传统学习方法挑战，使他获得了两样重要的东西：一种是对理论权威的质疑和批判；一种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实践的重视，让理论变通变通务实。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驾轻就熟让那些高高在上思想理论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后来的革新运动。他因此也成为了唐代文学家中最有思想的，思想家中最有文学才华的一个奇才。“狂疏人”的绰号，主要源于此。正是这样的挑战，成就了柳宗元政治地位，成为了一位有新思维、新视角的政治新星。后来他诸多的思想见解都是来自于对“章句师”的挑战。

二

当柳宗元走进朝廷、涉足政务后，他面临的挑战更多了，他的挑战性表现得更加充分。此时的他不但挑战传统，挑战社会，而是向一切落后的、腐朽的和不道德东西发出了挑战，变得更加“疏狂”和激进。

他在政治理想设计上非常富有挑战性。生活在中唐的柳宗元把自己的理想树立得非常远大，甚至非常不合时宜、不识时务。虽然唐代是历史上一个张扬个性、讴歌理想的时代，但“安史之乱”的硝烟早已黯淡了理想的光辉。更何况他生活在德宗统治的时期，政治理想变得更加遥远。当时所有的精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大大地调低了理想的预期，更多人早已失去了雄心、大志，表现出来的只是哀怨、无奈和叹息。可在柳宗元的文集里，我们可以到处看到他的不厌其烦的理想宣言。柳宗元《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说：“始仆之志学也，甚是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也反复重申自己的志向不是登科第做高官、取文名、为将相，而是“行乎其政”，“理天下”， “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这一切都表明了是有政治理想的，一直渴望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彪炳千古的政治家。于是，他是按照古代最高规格设计自己的理想——立德和立功，全然不在意自己卓越的文学才华，把“立言”只比作一种“博弈”，称文章家是“博弈之雄”。 其实，他挑战的时候，唐朝时局发生逆转，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国运难以挽回地将走向衰落，盛唐气象早已成了过眼烟云般的美好回忆。这次挑战注定是失败的结局。但他不相信盛世已无法挽回，幻想着改变这一切。考取进士后的柳宗元，并没有急于升官发财，而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革出弊端，振兴国家。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舜禹之事》、《晋文公问守原议》、《梓人传》、和《断刑论》等。文中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兴亡之感和变革的愿望。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巨大的“补天”计划。幸运的是，他的计划刚开始，就为一双眼睛所关注，而这双眼睛影响了他后来的整个人生。他的辉煌来自这双眼睛，他的悲剧也是来自这双眼睛。这是太子李诵的侍读王叔文的眼睛。王叔文的官阶并不高，但志向很高，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是因为他与太子有着特殊关系，并利用这层关系，进行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变革。身份并不高贵的王叔文超人之处，在于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才华，又非常支持太子的变革计划，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和重用。太子称他是“伟才”，柳宗元也认为他“工言治道”，“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 李诵登基前，王叔文向太子提出招纳英俊贤士的建议，为改革储备人才。这时的柳宗元已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李诵登基后，王叔文抓住机会，建议皇上酝酿一场伟大的变革。柳宗元自然成为革新运动最坚定一员。史称这批人为“王叔文党人”。

有了政治舞台后，柳宗元把过去设计的理想付诸实施。他没有来得及多想，当时的情形也不允许他多想，就匆匆忙忙地操戈上阵，摆出了一副挑战者的雄姿，义无反顾地向中唐两个最大痼疾——藩镇和宦官发起挑战，上演了那个时代最精彩、最惨烈的一幕变革话剧。谁都知道，这是一场力量悬殊、没有悬念的较量，失败是必然的，而且是血腥的。因为柳宗元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环境下追求着一个过于崇高的美好理想。那时的社会早已千疮百孔、问题重重，远不是几道圣旨、几本奏折和几声呐喊可以解决的。结果虽然是悲剧的，但悲剧中主角之一柳宗元并不暗淡，即使今天看来，漫长的岁月也无法淡去他身上的理想光辉。因为他的挑战符合民生的愿望，也符合历史和社会的要求。更为感人的是，虽然失败了，柳宗元仍坚持理想，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式的执着，真正实现了“许国不复为身谋”的许诺。事过若干年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还真诚而激动地说道：“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书》），表现出了一位挑战者的坚强意志和伟大情怀。

这次的挑战，为他自己树立了政治革新家的形象，有力彰显出了政治理想的美丽，留给了后人的无尽的记忆和思索。

三

改革失败，对柳宗元的政治理想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并没有倒下，没有放弃新的挑战。一个叱咤风云的变革者从此永远离了京都这个政治舞台，来到了被称为“南蛮之地”的永州。所有曾经的理想和憧憬，随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而一点点消失在南方暮霭中。他真正地孤独了，挑战者总是有孤独相伴。变革的失败，人生的陡转，一下子从权力中心跌落到人生谷底，成为了一个类似囚徒的贬官。随之而来的罪名横飞、恶语相加，更惨的是朝廷颁布的柳宗元等八人不得量移的一纸诏书，无疑等于宣判他的政治死刑。立德、立功已与柳宗元已完全无缘了，剩下的只有“立言”一种选择。

此时柳宗元生活有点类似今天宅男，他的行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与不离不弃的只有挺立西山、不息的愚溪、滚滚的潇水和佛寺上空悠扬的钟声。如此处境，一般现实一点的人应该懂得放弃了、认命了。但柳宗元并没有屈服，他抖了抖身上的尘埃，擦去了受伤的血痕，提起精神，以笔作为武器，又向命运发出了挑战和抗争。

政治上失败，可以剥夺他的施政机会，但无法剥夺他却思想和创作的权力。虽然他无法把美好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但并不妨碍他去创造精神财富。历史证明了，挑战者大都是具有思想的，可以成为人类的精神巨人。先秦的那一大批的思想的先驱者无一不是挑战者，如老子、庄子、孔子、屈原等等，随后的晁错、贾谊、司马迁等等，柳宗元之后也还有李贽、王夫之等等，他们远离政治舞台的挑战者。在政治上的机会完全失去之后，柳宗元并没有消沉，并没有被孤独压垮。他常常徘徊在愚溪岸边，倘佯在潇水之滨，仰望着浩瀚的历史长空，重新思索着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哲学命题：人与天的关系。在永州这块荒凉闭塞的土地上，他与好友刘禹锡展开的一次哲学论战，这是一场具有超前意义的哲学论争，更是一次对传统思想的挑战。他与刘禹锡展开了中心论题，就是以大量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证明统治者的命根子——天命论的荒谬可笑。围绕这一中心，柳子写了大量哲学论文，既有洋洋洒洒的巨著《非国语》，又有笔锋犀利逻辑严密的《贞符》、《时令论》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天命论荒谬，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地清算。一千年以后，毛泽东主席读了他的文章，也情不自禁评价说：柳宗元的“胆子很大”。这一次挑战，奠定柳宗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成为了唐代最有成就的哲学家之一。也许有了这漫长的十年的赋闲，十年的孤独，才使他有了坐下来冷静地反思、梳理和总结自己思想的时间。他以犀利的眼睛、怀疑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在混沌模糊的思想领域里，寻找和追求真理之光。他对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得出了新的结论：一是对统治者千百年来深信不疑的天命论给予了彻底否定。二是升华了儒学的仁爱思想。“仁爱”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被许多人不断地无限拔高，实际上存有很大的局限。历代统治者常常只说不做，或说多做少，只是以此作为欺蒙民众、自我标榜、自我炫耀的旗帜，使原本美好的东西意义大为缩水。柳宗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观点，使仁爱变得具体可行，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性，变得可操作、易评定。令人振聋发聩。三是勇敢地提出“援佛入儒”之说，拓宽了儒学的内涵，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当众人为儒、佛的对立矛盾争论不休大动干戈之际，他却独具慧眼地发现并肯定了二者间的相融性和互补性。如对佛学的积善与儒学的仁爱的相通性的认识，表现出超人的见解、智慧和勇气。在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中，又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思想领域里，在探索真理时，表现出来的不从俗不妥协的挑战精神。

渴望挑战的柳宗元在挑战传统思想的同时，也在文学领域发出了挑战，中国文学舞台上的瞩目的焦点。在文学史创造了两个高峰。屈原的泽畔苦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尽管他过去根本没去想到做文人，尽管选择为文著书立说实属无奈，这也成了他延伸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在这种角色的迅速转换中，又看到了他身上永不消退的挑战性。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表露了对新的人生目标的期待。信中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永州十年，凭着自己的不断地“挑战”，不断在创造出新的奇迹，终于成就了他的不朽之盛事。他的诗歌既融各家之长，又能风格独特。在中唐诗坛上独具一帜、“绝妙古今”；柳子散文更是体裁多样、情感真切，规范中富有创意，形象里饱含哲理，终成八大家之一，称雄唐宋文坛。以文学上的成功，弥补了政治理想的失落。在创作中显现出生命的价值，实为“挑战”之功。另外，从柳宗元创作出来的一系列文学形象中，也可以文证人，表现出明显的不甘平庸、勇于挑战的品格。在传记文中，他塑造刻画了许多富有自我色彩的人物。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秀实，所体现的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高贵品质；在游记文中，昂首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的西山，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在诗歌作品里，《行路难其一》中的夸父，为实现理想抱负，越北海，跨昆仑，赶超星辰，最后为追求而献身；《笼鹰词》中的渴望展翅蓝天的笼鹰和《放鹧鸪词》中的死不屈服的鹧鸪，身上都具有一种历尽磨难仍不言败的执著；《咏荆轲》中荆轲勇敢、刚毅和愚狂的性格；还有《江雪》中那不畏严寒、独钓寒江的渔翁，《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独立不移的柑橘等等的一切，从中透出的无一不是作者不屈命运的挑战个性。

所有的事实证明了，政治理想可以失败，功名富贵可以失落，只要勇于面对、敢于挑战，仍然可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成为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这次挑战柳宗元奠定了自己在思想史和文学史难以撼动的地位。

总之，柳宗元的一生是挑战的一生，挑战成为了柳宗元的人生名片。因为柳宗元的所为，“挑战”一词才被演绎得如此生动形象。因为柳宗元在不断地挑战中完美自己的人格，赢得自己的历史地位，最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羽化，挑战意义才得以完美的彰显。

参考文献：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

刘光裕、杨慧文《柳宗元新传》

张士钊《柳文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