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捕蛇者说》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王祚昌

(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 , 湖南 永州 425006)

先说“说”。

在中学教过书的老师，都知道《捕蛇者说》中的“说”，是一种文体的标识，但是“说”是一种什么文体呢 ? 老师们又往往哑然，即使有答，也是众说纷纭。

只要翻阅一下“文革”前各大家对《捕蛇者说》的评注，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这篇文章的体裁，众多专家也是各执一说，如 朱东润 先生，他认为“说”是一种论说文体。而 刘大杰 先生，则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称《捕蛇者说》为短篇传记。 孙昌武 先生，则认为《捕蛇者说》是“古典散文名作”。更有趣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在其题解中说，“题目《捕蛇者说》，意思是，说说捕蛇者的事。”

文革前的这种状况，反映出当时的学术界，对于“说”是不是一种文体尚无统一的意见，所以对《捕蛇者说》便有了各自不同的理解。把“说”确定成一种文体，大致统一于 90 年代初期。 93 年修订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说”条的 ② 项“言论、主张、学说”义项后，谨慎地加上了“文体的一种。如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天说》。”这大概与中学语文课本选了《爱莲说》、《马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由是以来，“说”便被语文教学界普遍认为是文体的一种，但是由于对“说”这一种文体的研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缺乏深入的研究，从而造成了对《捕蛇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的众说纷纭。

如果说，将《捕蛇者说》看成是“论说文”、“散文”，甚至是“传记”，都还是肯定了这篇文章的“纪实”的性质。那么近来，从一些学术期刊上看到，有论者将《捕蛇者说》说成是“寓言”的，更有甚者，则把它认作为与唐传奇并行的“文言小说”的雏形。这就不仅动摇了“说”作为一种文体的认识，而且否定了《捕蛇者说》的“纪实”性质，从而造成了对其主旨、特色和结构理解的一系列变化。这不能不说，文体的确定，对《捕蛇者说》是重要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当然是文章学专家们的事情。但笔者认为，“说”这种文体，或者确切地说，在文章标题中使用“说”字，在中国文学史上绝非偶然现象，早可见韩非子的《内外储说》，晚有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但真正大量集中，且有意识的使用“说”体的，还是唐代的古文作家，当然应首推韩愈和柳宗元。从这种情况看，“说”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成果，是古文运动作家在形式上对当时盛行的文体的创新与突破。

第二，当说说“捕蛇”这件事。

将《捕蛇者说》当作寓言或者是小说，都意味着“捕蛇”这件事，是作者虚构的。《古文观止》卷九评点说：“此小文耳，却有许多大议论。必先得孔子的话，‘ 苛政猛于虎 ' 一句，然后有一篇之意。”这段话就暗含有柳宗元是依孔子的话， 演绎出《捕蛇者说》的意思。这种理解，必将大大削弱《捕蛇者说》在当时的意义，也是不了解柳宗元思想性格的表现。

捕蛇以代常赋这件事，反映了天宝以后六十年间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在这个时期，永州人中“非死而徙”的现实，是有据可查的。唐永州治下三县，包含现在湖南西南一部和湘、桂交界地区。“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割据的强蕃不输赋税，湖南（当然包括永州）就成了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地。朝廷的强征暴敛，至使人民大量逃亡，户口锐减。《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记载，永州天宝年间有户二万七千四百九十四，口十七万六千一百六十八，到乾元元年，锐减至户六千三百四十八，口万二七千五百八十三。而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元和初仅有户八百九十四。数字是枯燥的，但对照《捕蛇者说》中：“ 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岂不相互印证，相互说明吗？

以动物入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学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确知，以毒蛇为药起于何时，但从蒋氏“三世专其利”来看，永州最晚也在唐初有用异蛇为药的传统。因为从民间用药，到“太医以王命聚之”，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柳宗元所记“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的功效，应是从太医处得知的。现代医学科学中，关于蛇毒能医治许多病症的报告，也说明捕蛇一事，绝非虚构。

第三，自然是关于“捕蛇者”蒋氏。

永州土著人，究竟是什么人，现在实难考证。 张泽槐 先生在他的《永州史话》中，从姓氏的角度，考察了永州人口的变化情况，他认为唐代以前，“永州境内人口不多，姓氏也比较少。”能延续至唐及今的，“只有黄、骆、郁、刘、熊、蒋、李等少数姓氏”，据考“道县部分蒋姓则为东汉平都侯蒋嵩的后裔”。这些虽不能证明，捕蛇者蒋氏，也是蒋嵩的后裔，但在永州不多的姓氏中，柳宗元一个外来人，如果不是确见蒋氏其人，何以能在为数不多的姓氏中，不犯“虚构”的错误呢？

蒋氏的生平事迹，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幸运地遇到了柳宗元。读过 《捕蛇者说》的人，对于蒋氏的形象，一定有栩栩如生，历历在目的感觉。许多人都将功劳归于柳宗元的来神之笔，然而这恐怕值得商榷。蒋氏的形象，除了“貌若甚戚”，“大戚，汪然出涕”的描写，更多的得益于他的谈话，而有许多话，却不是出身官宦，少年得志的柳宗元说得出来的。　

比如对“乡邻之生日蹙”的叙述，“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一个“殚”，一个“竭”，真实地再现了天宝以后，永州地区苛捐重赋的情景。写下此二字的必是柳宗元，但从前文“余悲之”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推之，对于“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的严酷性，作者是始料不及的。又如，蒋氏所叙乡邻之迁徙，“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中的“顿踣”二字的使用，如果不是蒋氏亲见，谁又能想像人在饥渴折磨下，走着走着便倒地死去呢？此等景象，使柳宗元不能不想起孟子的“涂有饿莩”，但同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一样，“吾尝疑乎是”，只有经过蒋氏的叙述，“往往而死者相藉也”，便活生生的展现在作者眼前。他的如椽之笔才能作此生动描述，虚构是不可能的。作者云“今以蒋氏观之，犹信”，不光是对“苛政猛于虎”的理解，更是对现实的认识。

我们知道，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时期内，革新的首要目标是要打击跋扈的强藩和强化朝政，收回利权。因此，减免赋税，就成了打击保守派，争取支持者的重要手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虽远贬永州，但其“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始终是他孜孜追求的，而且他一直寄期望于有朝一日，能重返政治舞台。因此，蒋氏的故事就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故为之说”，便是要把这件事记下来，所谓“以俟观人风者得焉”，只是作一虚幌，潜台词只能是“以俟我东山再起，要用这件事，重重打击豪强势力”。因为我们知道，柳宗元在永州期间，是未给当朝皇帝写过只言片语的。

因此，《捕蛇者说》所记事真、人真、情感也真。

第四，说说“捕蛇者”的艺术形象。

读过 鲁迅 先生的《灯下漫笔》的人，对 鲁迅 先生概括的中国“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无不产生极大的心灵震撼。那么，蒋氏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唐王朝由太宗李世民建朝，经贞观之治，到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已发展到了它的高峰，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蔚蔚大观。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社会上的腐朽力量迅速膨胀，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如果说“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社会，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话，那么“安史之乱”以后的天宝年间，就应该算作是向“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转变的历史循环的过渡时期。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民的思想状态，心理模式及至行为习惯如何，是最终导致历史前进方向的决定因素，而捕蛇者蒋氏，应该说是一个中唐人民思想状态，心理模式，行为习惯的标本，是一个典型人物。从文本中看，这显然不是柳宗元写作《捕蛇者说》的目的，但却是他在无意之中，为我们保留下的一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

蒋氏性格中有两点，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其一，是在税赋不断加重，统治日益严酷的现实面前，追求做稳奴隶的价值取向。蒋氏对于现实，是有认识的，从他对“邻之生日蹙”的叙述中，从他对“悍吏之来吾乡”的描绘中，我们可以感到蒋氏是一个较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他对于自祖父开始，三世“专其利”的捕蛇，却是心存感激的。虽然“吾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虽然“ 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同时也认识到“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经过比较，“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因此，当柳宗元提出“更若役，复若赋”时，用“又安敢毒耶”作为最后的回答。其凄婉沉痛溢于言表，其对“更若役，复若赋”的要求，坚决拒绝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在追求做稳奴隶的价值取向中，表现了对现实的麻木、冷漠和心安理得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模式。 《捕蛇者说》记叙蒋氏的表情神态，着墨不多，但甚是精到。当作者问捕蛇之事时，他历数三代人的冒死经历后，“貌若甚戚者”，当作者提出“更其役，复其赋”后，“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显然触动了他内心那个不可动摇的价值判断。这些细节，感动了作品问世后的多少读者。然而对于蒋氏随后的一大段叙述的感情起伏变化，却少有人分析体味。

笔者认为，蒋氏的叙述，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以说是痛语，从“君将哀而生之乎”到“则久已病矣”，是“汪然出涕”后的哭诉。第二个层次，当为冷语，从“自吾氏三世居是乡”到“虽鸡狗不得宁焉”，是客观冷静地陈述。历来为此文作标点者，在“往往而死者相藉也”和“非死则徙尔”这样沉痛的句子后面，不愿标为叹号，也说明后代读者，感情上也随叙述语言的变化，而有准确的感情把握。第三个层次，是这乐语。从“吾恂恂而起”，到“其余则熙熙而乐。”请仔细品味这“恂恂而起”、“弛然而卧”、“时而献焉”、“退而时食”、“熙熙而乐”，一个心满意足，自得其乐的蒋氏，跃然纸上。第四个层次，则应算是一种快语，真道出蒋氏自得其乐的原因有二，一为“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二是“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原来，蒋氏没有将自己的处境与统治者的苛政暴税联系起来，而是将对比的对象，盯在了吾乡邻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应该说是一种典型的在“治”“乱”轮回之中，培养造就的“奴性心理”。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 鲁迅 先生在现代人身上发现的病症，其实是在古代就早已患病了。因此，蒋氏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人物。

最后，还是要说说关于“苛政猛于虎”的议论。

前文所引《古文观止》的评述，认为是先有孔子言在先，而后才有《捕蛇者说》的说法。今人也有“从其构思、立意看，直接受到《礼记·檀弓》所引孔子话的影响”。“柳宗元取其‘苛政猛于虎'之意，根据自己谪居永州期间的深入观察和生活体验，塑造了一个在赋敛重压下艰难生存的捕蛇者的形象”（尚永亮《柳宗元诗文选评》〕前文已述，这种说法，第一是否定了捕蛇之人与事的真实性，第二是不了解柳宗元的性格。

笔者认为，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满清王朝的覆亡，社会的“治”“乱”，其根本的经济原因，总是和对人民的税赋相联系起来的。减赋税，人民则修养生息，社会便“治”，重赋税，则民不聊生，社会便“乱”，而漫长的历史中，“乱”世总是多于“治”世。因此，孔子和柳宗元看到相同的情况，是不足奇怪的，柳宗元也用不着孔子的启发，因为柳宗元有“利安元元”的理想报负，关心国计民生，就是他实现其理想的应有之事。柳宗元在《捕蛇者说》后，引用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是另有所图的。大家知道，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自始至终，都心存被统治者重新启用的希望的。正是这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才造就了柳宗元孤傲的性格和清冷孤峻的文风。内心是不满的，但是口里却只能说“甘为永州之人”，他没有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尽里刘郎去后栽”的大胆，更没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豪迈，他小心谨慎地等待着有再展宏图的机会。从他现存的诗文来看，直接干预生活，直指朝政的文字极少，便是他这种心态的真实表现。他也绝不会用一篇文章毁了自己的希望。

可以设想，这篇直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文字，被“观人风者得焉，”并且送给当朝的皇帝，柳宗元还能活吗？被汉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便成了掩护自己的最好理由。“苛政”就是“赋敛”，“猛”就是“毒”，“虎”便是“蛇”，柳公比孔圣人并没有多说一个字，这便是柳宗元的聪明之处。从此文流传至今来看，柳公引用孔子的话，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小看这个引用，是不正确的。但夸大引用的作用，也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