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砖

我对浯溪有一种特别的钟爱。尽管对其中的一草一木、一碑一亭，都快耳熟能详了，然而，每当我乘车路过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去回眸凝望，凝望那白云下的绿荫，凝望那绿荫下的绝崖，凝望那绝崖边的湘江水，凝望那江水里的斜阳……

关于浯溪的绿荫之美与山石之隽， 易先根 先生的《潇湘夜雨》里曾有过精到的描述，他从《浯溪月》、《浯溪树》，写到《浯溪石》，从《浯溪水》、《浯溪鱼》，写到《浯溪霜叶》与《浯溪渔女》，他那飞扬的文采曾给我以无穷的遐想与寻觅的欲壑。

但是，我对浯溪的钟爱更在于其沉积已久的历史与那历史之外的文化。据统计，在浯溪的悬崖上与树丛中，现存的各种摩崖石刻就达 505 方之多。上至盛唐，下至明、清，延绵千载，蔚为壮观。一方碑固化着一段历史，一行字述说着一个故事。因此，浯溪不仅是一幅百读不厌的画，更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

走进浯溪，就好似走入一种佛的境界，无论你得意或失意，都会寻得精神的超脱与心灵的寄盼。它给命途豁达的人以理智，让人于得意之时不至于双眼昏花而忘乎所以；它给仕途坎坷的人以希望，让你于痛苦之时获得人生的真谛，给您以求索的勇气。

其实，浯溪原本是湘江河畔的一条无名小溪，公元 763 年，唐代大诗人元结出任道州刺史，几次路过祁阳，见这里悬崖高耸、树林密茂、流水潺潺、月影悠悠、松涛阵阵，“临渊断崖，隔溪绝壁”，实是一处难得的人间仙境。不惑之年的元结于此留连忘返 , 不忍离去。“爱其胜异”，因而，结茅为庐，“遂家溪畔” , 并将其家边的小溪名之曰“浯溪”，将悬崖上突出的一块石头称之为“峿台”。元结常常在峿台上与朋友们凝神远望、伸颈歌吟。后来，又在峿台边建起了一个凉亭，名之曰“ 广 吾 亭”。浯溪、峿台、 广 吾 亭合起来称之为“三吾”，意即“我的溪”、“我的台”、“我的亭”。江边的渔歌，亭外的秋色，不时拨动着元结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于是，在此写下了不少传世力作，诸如：《浯溪铭》、《峿台铭》、《 广 吾 亭铭》、《东崖铭》、《寒泉铭》，等等。当然，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上元二年秋（公元 761 年）时所作的《大唐中兴颂》。

大历六年（即公元 771 年），颜真卿来永州，将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书于浯溪崖石之上。地因人而名，碑因字而奇，溪因文而彰。后来，有人在中兴碑两侧加上一幅对联：“地辟天开，其文独立；山高水大，此石不磨。”表达了人们对元结诗文的称颂，对鲁公书艺的赞绝，对浯溪山水的盛赞。自从有了这文奇、字奇、石奇的大唐中兴碑，浯溪也就成了独立于湘江边上的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从而，凡过往湘江的骚人墨客无不驻足浯溪之滨，折腰于摩崖之前，顿悟于明月之下。

元结在《大唐中兴颂》中写道 ：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于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颂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大驾南巡，百寮竄身，奉贼称臣。天将昌唐，紧晓我皇，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旟，我卒前驱。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群凶。复服指期，曾不踰时，有国无之。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地辟天开，蠲除袄灾，瑞庆大来。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盛德之兴，山高月升，万福是膺。 能令大 君，声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于千万年！”

我对安史之乱的最初了解不是原于历史教材，而是杜甫那声泪俱下的史诗――《三吏三别》。极目而望，到处都是“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悲恸，到处都是“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的搏杀，到处都是“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恐慌，到处都是“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的别离，到处都是“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悲惨，到处都是“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的凄凉。真是横尸遍野，血流漂杵。这样一种残酷而无人性的战争，在史书上却用“安史之乱”四字便轻描带过，这是何等地让我们不可思议。在现代战争中，一些民主国家常常为解救几个被敌方围困的战友而不惜再发动一次战争；当得知某位母亲的两个孩子都在战场上，其中一个战死沙场后，国家立即会不惜一切代价要从前线将她的另一个小孩召唤回来。可见，在人权社会，个体的家是何等重要。并不像我们的一些歌曲里唱的“没有国哪有家”；更不像杜甫老人笔下的《石壕吏》，在“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室中更无人”的情况下，大唐官吏不但不对老媪予以内心深处的同情与怜悯，却是逼着老媪在深更半夜去为前线的士兵准备“晨炊”。

安史之乱，给百姓和王朝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虽然从武力上平息了这场暴动，但是，它却动摇了李氏王朝的根基，使其由盛而衰，雄风不再。

然而，这置民于水火的安史之乱究竟是谁之过错呢？是杨玉环的妖艳，是玄宗荒淫，是安禄山的阴险，抑或是李氏王朝的气数使然？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品读元结这篇妙文时，也不时产生一些疑虑。元结文中的“ 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 是对肃宗李亨的称颂，还是对玄宗李隆基的讥讽？更有甚者，元结于文尾声所言的“ 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于千万年”，是对李亨的深切期盼，还是对隆基的深沉哀叹？我们依然无法从字面上去获得圆满的解释。当然，在皇帝万岁、圣上英明的阿谀声中，万万人之上的当权者是绝不会承担这民生之苦的。

翻开案上文献，从《旧唐书》到《资治通鉴》，那些自诩为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们，有几人曾指出过王上的不是？该指责的总是那些不听使唤的乱臣贼子、奸佞小人与妖孽精怪。正如三百年而后的张耒的诗文中所写的：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 万里 君王蜀中老。……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的天宝末年，可以说是大唐王朝所最为耻辱的年代，一个国家的灾难转化成了对一位弱女子的仇恨，这是何等的不公平。更可笑的是那玄宗老儿，不但保护不了一个自己所心爱的女人，而且还伙同“草民”一道，一丈白绫，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娇妻变成了阴间屈鬼。其实，国家的的兴衰与一个弱女子何干？玉环就是有天大的本领，能左右得了“奉天行事”的真命天子？能左右得了万万人之上的皇帝老儿？能左右得了满朝的文武百官？然而，在社稷倾塌的时刻，在王权受到威慑的关头，总得要有替罪的羊羔来祭谢神灵，我想马嵬坡前的杨玉环也许就是这样一只羊羔，成了王权文化的祭品。

令人悲哀的是，世事沧桑，这血的教训已无人记起，尽管元结与鲁公的这方石碑不断地撩拨起我们心中那根敏锐的神经，让我们从历史的尘埃中不断地去感悟到安史之乱的惨痛，然而，人是一种健忘性的动物，死者的血迹还没有淡去，而新一轮的钟鼓之乐又纷纷登场。到了宋代，大唐的创痛如暮烟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之中，于是，便有了“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的景观。

眼看着宋高宗偏安一隅，南渡君臣猜疑日重，“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 易安 居士不觉感慨万分。于是，在读了张耒的《读中兴颂碑》的诗文之后，不觉诗兴大发，写下了另一篇千古绝唱：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五尺抱雍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魄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返，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

李清照的红牙板，尽管声音有些低沉，但毕竟发出了另一类声音。她以痛快淋漓、气势跌宕、形象生动的笔触，记述了君王的荒淫无道与奸臣的祸国行径。星移斗转，天宝年间那场震撼人心的兴废故事，已很少有人关注，从而，大唐中兴碑上也慢慢地长出了青草。遥想那玄宗皇帝，时移势去之后真是让人同情与可怜。从万里之外的西蜀返回京城，父子同欢，王位禅让，本该从此可以惬意地静养天年，却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人生的最后年头，竟被奸臣李辅国所逼而迁出兴庆宫，软禁在西内甘露殿里，不但失去昔日的风光，甚而连人身的基本自由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最后饿死在自家的宫中，这真是多么地可悲可叹！

昔日的臣民哪里去了？唯有流放边域的高力士，时时惦念着京城的主子，惦念着被废弃的玄宗老儿。 “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 。高力士的形象尽管在各种民间故事中显得比较委琐，但是，他跟随玄宗老儿的几十年中，在炙手可热的权力面前，他并没有恣意妄为地为自己捞得几个铜板，这也委实难得。其实，从他那“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的诗句中，也可看出他为人的风格。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浯溪文化的灿烂与绚丽，也正是其源头活水滋润之故。在金石方面，自鲁公之后，米芾、黄庭坚、何绍基、吴大澂等书界泰斗，先后来此勒石刻碑，这在中国金石史上实属少见。

“大贤已往，民有去思。思其居处，思其文辞。”千年后的今天，因风雨的削蚀，碑上的文字大多已变得模糊不清，而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兴废荣辱的悲酸往事依然让人难以释怀。

驻足浯溪，总有无穷的遐想。那苍迈的文字如一面明镜，照彻着人世间的喧嚣，照彻着红尘外的清净。对于这种感悟，明洪武进士解缙的《镜石》一诗的确是一最好注脚： “水洗浯溪镜石台，渔舟花映江开。不如元结中兴颂，照见千秋事去来”。

浯溪是一部活的文化史，读着它，我们心中总有无穷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