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荣

柳宗元写的著名的永州山水游记共九篇，简称永州“九记”，全部收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集》卷二十九上。这些篇目是：《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游黄溪记》。这本应成为不争的事实，可是长期以来，在相当广的范围内，甚至在柳学研究专著中，却以永州“八记”相称呼，有的还用《永州八记》的书名表述。这种情况至今还统治着柳学研究的舞台。在新闻媒体圈里，在报章杂志中，在网站上，凡与柳宗元有关的文章，几乎都与永州“八记”的称呼牵手，甚而至于在“柳宗元”与“八记”之间划等号，只要提起“柳宗元”，就会自然想到永州“八记”。这是为什么呢？

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种：一是因为历史上有过“西山八记”、“永州八记”的提法；二是中学语文教材中介绍柳宗元生平时因袭了永州“八记”的说法；三是明知是“九记”也要以种种理由坚持用“八记”的称呼。

宋代韩醇是为《柳宗元集》作全面诠释的最早的学者之一。他在《游黄溪记》题首注曰：“自《游黄溪》至《小石城山》，为记凡九，皆记永州山水之胜。年月或记或不记，皆次第而作耳。”这个说法为后来提出永州“九记”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当然，以“九记”相称的研究者所依赖的主要依据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即柳宗元写的永州山水游记是九篇而不是八篇。从作者对有关篇目的文字表述看，也说明这九篇山水游记是“皆次第而作”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柳宗元非但没有把《游黄溪记》置于前八记之外的想法，而且把它当作“永州山水之胜”的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颗链珠。在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他写着“游于是乎始”。在第五篇《袁家渴记》的首段，他说：“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在第九篇《游黄溪记》的开头，作者写道：“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这段文字采用收网表述法，由远到近，由大到小，由概括到具体，突出黄溪胜景，对永州山水的描写显然带有总结的性质。由此可见，《游黄溪记》是“九记”链条中极其重要的珠子，那种千方百计想把《游黄溪记》排除在外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客观事理。笔者生活、学习、工作于永州的时间，前后达半个世纪，对于“九记”原址的探寻亦不少于十余次。认真说来，柳宗元笔下的“九记”真正有山水而游，又有游而“记”的，黄溪是个中的唯一。

韩醇以后几百年的清代学者常安在《古文披金》中说：“西山八记，脉络相通，若断若续。合读之，更见其妙”。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柳宗元写的永州山水游记的前八篇称为“西山八记”。柳学专家 何书置 先生在《柳宗元研究》（ 1994 年《岳麓书社》出版）一书中说：“常安所谓的‘八记'，是指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除《游黄溪记》以外的八篇山水记，他把这八记统称为‘西山八记'，无疑是说，这八记所写胜景的地点都在‘西山'范围之内。”又说“常安所谓的‘西山八记'，实际上只有《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和《小石城山记》，在广义的西山范围之内。而另外三记均在西山范围之外。《袁家渴记》云：‘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可见柳子厚笔下的袁家渴、石渠、石涧均在西山的东南方向。由于常安没有到过永州，对子厚山水记的地理环境又缺乏研究，所以，他所谓的‘西山八记'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今人因袭常说，大概也是没有到过永州缘故。”

尽管常安所说有不符事实之处，但就‘西山八记'而言，并未造成混乱，因为它并未排斥柳宗元在永州还写了“西山八记”以外的山水记。而百多年以后的爱新觉罗·弘历却把“西山八记”换成了“永州八记”。他在《唐宋文醇》评语卷十六中说：“宗元《永州八记》，虽非一时所成，而若断若续，令读者如陆务观诗所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这是《永州八记》的最早的提法。 何书置 先生说，爱新觉罗·弘历“把‘西山八记'换成‘永州八记'。这无疑是说，柳宗元在永州只写了八篇山水记。这样，就把《游黄溪记》排斥在永州所写的山水游记之外了。爱新觉罗·弘历造成的混乱，谬种流传，误人非浅。”爱新觉罗·弘历在一不了解柳子所写永州山水记的实情，二不尊重宋代学者韩醇的意见，三不考究常安所说“西山八记”之是否失实的情况下，违背事实，偷换概念，随心所欲地提出“永州八记”的概念，以至造成柳学研究中的混乱局面，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解。

有意思的是，从乾隆年间到清末的百多年里，“八记”的提法不仅不统一，而且无视“八记”提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刘熙载提“柳柳州游记”，蔡铸提“山水诸记”，林纾提“山水之记”等。这无数事实充分说明，在清代并没有形成“永州八记”的固有概念。从民国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笔者所涉猎的资料看，如《读柳子厚山水游记》（周溅）、《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柳宗元文学的评价》（黄云眉）等，都没有“永州八记”的提法。“永州八记”真正泛滥成灾的还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由于多种文学史、专著和选本的出版，中学教科书的绍介，以及大量论文的发表，“永州八记”的概念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所写的局面。时至今日，言必称“永州八记”者可说比比皆是。其中有许多人是不知底细，人云亦云，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有些柳学研究者，本来知道柳宗元在永州写了九篇山水游记，却也要津津乐道地称“永州八记”。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据资料显示，从韩醇以后到清初，还没有“永州八记”的说法，如明代的吴讷在《皇明文衡》里称“游山水诸记”，王鏊在《震泽长语》里称“黄溪诸记”，胡侍在《真珠船》里称“黄溪诸记”，王世贞在《读书后》里称“永州诸记”、“子厚诸记”，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里称“《钴鉧潭诸记》；清初林云铭在《古文析义》里称“子厚诸记”、“柳州游记”，吴调侯在《古文观止》里称“柳州诸记”。所有这些称呼与提法所表现出的科学严谨的态度无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坚持把《游黄溪记》排除在外，以“八记”称呼的，还有下面一些说法：一是“约定俗成”，不便改变；二是景点地域差别；三是写作时间不同；四是艺术成就有差距等等。“约定俗成”的事物太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约定俗成”的东西被赋予新的内容、新的名称的东西亦太多，其主要依据就是客观事实。在事实面前还不肯放弃“约定俗成”的东西，那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北京猿人”化石的被发现，早就应该划上句号，那些各条战线上的科学家早就应该退养回家，躺在前人“约定俗成”的沙发上睡大觉。说前“八记”全在永州城郊附近，而黄溪却在离城七十里的外地，所以《游黄溪记》应排除在“八记”之外。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虽说在为“八记”辩解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并未揭示问题的实质。“八记”、“九记”是就柳宗元在永州写的山水记的篇数而言的，只要都在“永州”范围内都是的，与远近毫无关系。《游黄溪记》中说：“环永之治百里……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可见黄溪在“永治”范围内，我们没有理由把它排除在柳宗元永州山水记之外。谈到写作时间不同，那更不能成为将《游黄溪记》排除在外的理由。前面说过，说“八记”、“九记”只就数量而言，至于何时写的无关紧要，且前“八记”也分别写于元和四年和元和七年，其中相隔三年，而《游黄溪记》写于元和八年，与元和七年所写的四篇只隔一年，何以不因此而称呼“永州五记”呢？至于艺术成就不及前“八记”，那更是没理找理说外行话了。古往今来，不少专家学者，对《游黄溪记》作了高度的评价，在实景描绘、艺术技巧、情感抒发、语言表达等方面，均与前“八记”并驾齐驱，甚而至于超越其上。清代学者林纾说：“黄溪一记，为柳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虽合荆、关、董、巨四大家，不能描而肖也。”（《韩柳文研究法》）清代另一学者孙琮说：“一起先从豳晋吴楚，四面写来，抬出永州。次从永州名胜，四面写来，抬出黄溪，便见得黄溪不独甲出一个永州，早已甲出于天下，地位最占得高。下写黄神祠，两山壁立，状如丹霞，境界何等奇绝”。次写初潭二潭，凡写石、写泉、写树，处处换笔，便处处另换一个洞天福地。坐卧其间，此身恍在黄溪深处，真是仅事。一路逐段记步记里，自成章法。由此可见，以《游黄溪记》艺术成就不及前八篇而置于其外是站不住脚的。

为慎重起见，笔者又查阅了《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大型的权威辞书，均未见有“八记”、“永州八记”条目，由此可见，“八记”或“永州八记”并未成为专有名词，并未形成共识。

笔者以为，在柳学研究中，必要时还是提永州“九记”或者“永州九篇山水游记”为好，以慢慢淡化永州“八记”的称呼，让柳宗元在永州写的山水游记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以此告慰于柳公的在天之灵。

无　题

钟世华

（永州职业院人文教育学院 荷池文学社）

刚过 10 月，这个古城就提前进入冬天了

想看雪的心情，让我再次想起柳子

晚风吹落夕阳，我在月下收拾蓑衣的骨头

熟悉的江边，依稀的小舟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唐朝

法华寺的案台，盛满异蛇酒的大碗

载着几两凄婉哀怨

远方，一尾鱼带走你沙哑的吟唱

抑或是你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