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兵

一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其文学成就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与艺术魅力。他的作品属于真正的文学，应为天底下平民百姓所有，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是因为真正的文学从来就是代表社会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对少数强暴者的心理抗衡，是天地间正义的呐喊，是心灵上自由的放歌，是企求生存的呼唤，一句话是对统治阶层的反抗。文学能达到如此境界，也自然有了品位，有了价值。似乎可以这样说，一切统治阶层是没有文学的，如果有也是伪文学。在文学天地里，统治阶层只能充当恶魔与小丑，是被鞭挞的对象，是被否定的反面形象。文学永远不属于统治者（剥削者与压迫者）。这一不可争辫的事实已被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充分证明了。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从统治集团的高层跌落下来，谪贬荒野，失官为民，与渔樵百工为伍，跻身于老百姓之中，成为广大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也就自然而然地与老百姓心连心，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为民立言，为民请命，为民抗争，这就构成了他的文学主题与创作思想。我以为他的寓言创作是最能体现为老百姓道情言事的这一主题思想。因此，柳宗元的寓言创作便是借题发挥，传物外之音，达言外之意，实为一种惩恶劝善的训诫，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二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泓富，但又是一个历史的怪胎，正是这个怪胎制造着没完没了的灾难，酿造了无穷无尽的苦酒，串演出连袂相属的悲剧。而这些灾难的承受者、苦酒的品尝者与悲剧的牺牲者都不是统治阶层而是广大的老百姓。那些正直而有良心的文学家面对如此的血腥只有奋起呼号，用他们手中的笔作匕首与投枪冲向罪恶者的营垒，或杀出一条血路，引导受害者逃离生死场；或营造一个精神避难所——世外桃花源，让受苦人的心灵获得安适；或唤醒被愚弄麻醉的灵魂，让其起来为自身的生存而抗争。中国文学史便是这么一部记录苦难的历史。在文学的天地中，寓言虽算不上主力军，大部队，但却是一支别开生面的队伍，它短小精悍，极富战斗力，有力地打击了强暴者和恶势力，可谓攻守自如，冲杀有道，属于轻武器，强威力。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有着充实的社会内涵与艺术力度，是他整个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国古代寓言文学新的发展阶段。

寓言从文学的本质上说是比喻。比喻的实质就是借力助我，借大家熟知的事物阐发自我心中深奥的理念，产生形象鲜明生动通俗深入浅出明理动情的效果，增强说服力和思辨力，加大语言表达的能量。因此，寓言是一种特殊的叙事和抒情的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用一个简短的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故事的角色不仅是人，也有是鸟兽、树木、花草、物件等。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在发挥政见，讲学说道，开展论辩的时候常常运用寓言来增强内容的说服力和语言的生动性，使之议论风生，说服对方，以为达到预期的目的。可见先秦寓言的鼓动力是极为强劲的，闪耀着炫目爽心的文学辉煌。

其实寓言这个文学体裁最先产生于民间。劳苦大众常将自己的爱憎寄托于某种事物，借物吟志，指葫芦骂东瓜，声东击西，歪打正着，将斗争的锋芒直指统治者与恶势力，常用自己的智慧与幽默机巧置敌对者于难堪与尴尬之中，使其原形毕露丑态百出而无地自容，因此民间寓言多以笑话形式出现，形成了嘲弄、讽喻、说理的讽刺艺术。这种讽刺寓言既是老百姓用以对抗统治者的战斗武器，又是老百姓用以自慰的精神安抚，完全是为了发泄自我的心头之恨。如果没有这种发泄，老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这就是为什么民间有那么多的讽刺力极强的寓言产生。循源征实，先秦诸子百家的寓言大多从民间采集而来的，绝非他们自己的创作。

柳宗元贬官永州后，虽然名为员外司马，实际上是作为罪人流寓蛮荒。他既无权，又无利，连进住官署的资格都不够，只好寄寓庵堂寺庙，与和尚道士为伍，游山玩水，走访荒村野店；深入民间，与山民野老谈心，体察民情。这样的生活遭遇，在政治上看来，柳宗元是承受了不幸，但在文学上却是为他提供了丰厚的创作源泉。他借鉴和吸收了古代寓言和民间寓言的丰富养料，结合自己的生命实践，创作了不少寓言作品，辛辣地嘲讽了社会上严重腐败和种种不合理现象，向统治剥削者们的丑恶典型投出了锋利的匕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是第一个较多地把寓言正式写成独立的文学作品的作家。

三

先秦寓言以说理为主，民间寓言以抒情为宗。柳宗元的寓言则以讽刺和鞭挞各种黑暗势力与腐败现象为意。因此可以这样说，柳宗元是以寓言为武器向社会丑陋现象与罪恶势力进行殊死的搏斗，尽管寡不敌众，弱不胜强，他却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一直勇往直前，表现了一个文学家的应有的良心和超人的勇气。

本文仅对柳宗元《永某氏之鼠》与《 虫负 虫 版 传》两则寓言进行搜索，以管窥豹，认识其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整体走向腐败的时代，专制统治造成全面腐化堕落，各级政府官员中饱私囊，贿赂公行，贪鄙成风，苛政猛于虎，赋税毒于蛇，民不聊生，社稷日危。面对如此的社会现实，柳宗元忧心如焚，义愤填膺。作为文人，他除了手中的笔，已一无所有，只有以笔为枪，代民伐罪。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杂文、诗歌、寓言等作品，作警世的呐喊，企望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补救。

社会的腐败，危害最著的是吏治的腐败。吏治即用人，就是用什么样的人来为官执政，管理国家事务，处理社会问题，官清则国泰民安，官贪则国祸民殃。中国历代王朝都是封建专制社会，是家天下，所用官吏皆是家族的人员，不问有德有才，只问属哪家哪派，完全是用人唯亲，完全凭人缘关系，所谓关系一网罩天下，形成了一家一派的官本位体系。这种官本位体系，结成了近亲繁殖的政治体制，衙门八字开，非亲者莫进来。如此一“亲”，便也多“故”，出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种因退化，故而改朝换代迭起层落，但都是循循相因，往往相复，尽是前车不鉴，后车皆覆，落得相同的命运，而构筑中国历史的怪胎，形成一直“怪”了下来的恶性循环。这么一来就出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网，“朝中有人好作官，官中有人好办事”，否则你再有本事也是枉然。于是那些脸厚心黑的无耻之徒便卖身投靠，拉帮结派构筑透不过一丝阳光的黑暗世界，制造人间一幕又一幕悲剧。

这样的丑恶现实，怎不叫稍有良知的人为之义愤，柳宗元为此写下了《 蝜蝂 传》：

虫负 虫 版 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在专制统治的社会里，像 蝜蝂 一类的小爬虫又何其多也，他们沾亲带故，一缧一缧、一串一串地纠集起来，奋力向上爬，攫取权力，谋私肥己，可鄙可恶。作者借它的形象反映了中唐官场乃至各个历史时代统治集团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丑态。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也情理之中的命数必然，社会上的众多恶人恶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者最后以嘲弄的口吻指出他们“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虫也。亦是哀夫！”

以 蝜蝂 之技，谋取的权位，当然是小人之为。不过“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小人得志已成社会一大垢病，并且已涉及到每一个层面，充填到每一个角落，老百姓哪里还有生存的空间，所以柳宗元悲天悯人地借 蝜蝂 之技，指出社会上的为官之道是多么地卑鄙险恶啊。社会要改良，必须净化官场，必须端正吏治，必须用人以德，必须执政以廉，必须天下为公，必须唯民所止，必须改官本位为民本位，实行民主政治，否则任何动听的口号都是空喊。因为再美丽的画饼也是不能充饥的。

面对官场的腐败和官吏的贪婪，柳宗元又写下了《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

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施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撒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老鼠本来就委琐不堪，鬼鬼祟祟，作恶多端，故“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世有鼠患的出现，也的确是造物者的耻辱与罪孽。造物者制造的这一恶作剧不知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灾难。世间要得清宁，唯鼠是灭，可何日能得灭，谁也说不上来。人鼠斗争，旷日持久，不知多少个世纪过去了，老鼠仍是绵绵无绝，而且子孙越来越兴旺。人类想了那么多办法去剿灭它们，却收效甚微，它们仍大摇大摆生存于广阔天地之间，大有日见繁荣昌盛之势，令人类无计可施。

柳宗元写的寓言《永某氏之鼠》当然指的不是老鼠，而是如老鼠般的人，即小人，亦即贪婪成性的贪官污吏。他们虽然狡猾之极，无赖之极，但也愚蠢之极，他们终究逃不脱灭亡的命运。官场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如鼠类的官吏，凭借自己的靠山和关系网作恶多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恶贯满盈，但时过境迁，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难改的鼠性终究逃脱不了惩罚，古往今来的现实不是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么？无数的贪官被惩处，隐藏的贪官将被惩处，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是柳宗元和一切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愿望。

说到鼠类的危害，除了鼠辈们以咬噬衣被器物、偷窃食物、传播疾病等作恶为祟之外，更严重地是把它们的价值观和“鼠”生观兜售给人类，造成千千万万的小人、贪官污吏，他们鼠偷鼠窃，鬼鬼祟祟，形成令世人难以安宁的鼠气。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鼠气，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了希望。这其实便是鼠患之患。这是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能放松的警惕。

四

柳宗元的寓言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其目的在揭露社会的病态，嘲笑和讽刺黑暗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打击黑恶势力，以引起整治的注意，表现了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为了这样的创作意图，柳宗元在寓言的写作上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其一，十分注重寓言形象的塑造。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物，都描绘得非常细腻而精确，有肖像的描写、动作的描写以及细节的描写。如《鞭贾》中的“伏而笑”是故意叽笑雇客“外行”，表示不屑与谈；“小怒”为了掩盖货物质量低劣，进一步引人上钩；“大怒”则是看到了买主懵懂可欺，因而再反激一下，大敲一笔竹杆。没有对市场中奸商手段的深刻入微的观察分析，就不能这样生动而细腻地刻划出奸商的神态。又如《黔之驴》，老虎步步试探，步步升级的行动，写得细致而逼真，从而增强了寓言形象的真实感，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特别是像《 虫负 虫版 传》这样二百来字的短小篇幅，却将 蝜蝂 这一黑色小虫写得有形有神，栩栩如生。“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其贪婪之心，毕露无遗；“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贪婪之状，可笑可鄙；“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其贪婪之技，愚顽可悲；“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其贪婪之果，咎由自取。这些描绘完全是针对贪鄙之徒的传神写照，可谓入木三分！后半部以虫与人进行类比，对其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鞭打，也是对丑恶的社会现实作了充分的揭露与抨击。至于《永某氏之鼠》更是写得生辣火爆，痛快淋漓，社会上的丑类固然可恶，但他们愚顽不化，本性难改，遭到灭亡是必然的。这就给世人亮出了一道希望的光影，获得一点慰藉。作者对“永某氏之鼠”刻划得惟妙惟肖，将世上的贪官污吏、愚恶无赖比拟得形神兼备，活灵活现。最后作者发出“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的警告，笔力千钧，不可抗拒。“永某氏之鼠”的命运便是世上那些恶习不改的坏人的必然下场。行文至此，天地为之震响，人心为之大快！

其二，十分注重寓意的针对性与深刻性。寓言是理智的诗。假如要成为优秀的诗的寓言的话，它应该是短篇小说或小型戏剧，有着以诗的方式描绘的人物性格，其拟人化应为生动的诗的形象和小说形象，是社会生活的感悟与深化。

柳宗元的寓言通过小鹿、驴子、老鼠、猎人、 蝜蝂 的生活悲剧，对社会上那些仗势欺人、恃宠而骄、得意忘形、外强中干、虚张声势、凶残暴虐、追求名利地位、贪得无厌的人物加以猛烈的抨击，并表示了对他们的蔑视、鄙视和憎恨，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具有极为强烈的战斗意义和现实意义。他在短小精悍的结构中蕴含深广的社会意义，语言精炼，细节生动，运用夸张手法而又不违背生活真实，语言幽默诙谐而又尖峭锋利，用动物本身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比拟人的性格，臻于完美无缺的境地，无论是形象塑造、性格刻画还是环境烘托与细节描写都十分注重而讲究，实为后来的如《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短篇小说的创作作出了示范，开了先河，因而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柳宗元的寓言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璀璨明珠，闪射出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