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评事文集后序》赏析

骆正军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 425006 ）

替别人的文集作序，这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势、地位或较高的名望，恐怕无人邀请。柳宗元的岳父杨凭，兄弟三人的文章都写得非常好，同在唐代宗大历年间进士及第，被人称为 “ 三杨 ” 。杨评事即老三杨凌，曾经担任过大理评事，后来做侍御史时不幸早逝。柳宗元受岳父杨凭的嘱托，为杨凌编定文集。文集编成后，写了一篇读后感，附在书后，就是这篇序言。

序言很不好写，首先得将原作反复 “ 咀嚼 ” ， 耐心细致地品味，方能把握其内在的精髓，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但这 “ 一家之言 ” ，能否被读者接受与认可，还得经过较长的时日。柳宗元所写的《杨评事文集后序》，乃 “ 借鸡生蛋 ” ，对杨评事的学问和才华，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夸奖他 “ 年青时就以文名著称于时，他那文采鲜明华美杰出的辞章，传诵于文人之口，声名传遍江湖之间，一直传到京城。到了晚年，已领悟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写记叙文的功夫尤其高深。他学问富瞻，识见深远，才华横溢，那雄浑老练的文风与日俱增。他晚年所写的文章尤其好，可惜取得这样的成就以后，没几年就过早地逝世了 ” ；同时，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明确指出：文学的作用在于 “ 辞令褒贬，导扬讽谕 ”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他认为，光有充实的内容， “ 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 ” ，没有高度艺术性的文章，无法吸引读者的视听，起不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也不可能流传于后世。柳宗元的这种见解，同当时文坛上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是对立的，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

这篇序言共有四个段落，本书选录了前面三段。第一段开门见山，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 ” 。 柳宗元认为，文章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在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和生活中实际运用的，通过记事说理，直接表示褒扬或贬斥的态度；另一种是诱导和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通过描写事物来进行讽刺、比喻，给人以启迪。文章有了思想内容还必须有艺术特色，否则不能有宣传效果，也没有生命力。

第二段，对这两种作品的不同作用和不同的创作方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 ” 他这里所说的 “ 文 ” ，是广义的，包括非文学的 “ 著述 ” 和艺术文学的 “ 比兴 ” 之作。他把传统的五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书》、《易》、《春秋》等政治学术著作，另一类是《诗》，这说明柳宗元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认识比较清楚。他认为：前者以论述政治、哲学、历史问题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结构完整、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以运用比喻、寄托、联想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虞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等诗词歌赋，它的主要要求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优美，才适宜于让人们歌诵与流传。

柳宗元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几乎背道而驰，因而历来作者大都只是有所专长，而难得有兼擅两体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必定技艺成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而这种擅长著述和擅长比兴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学和雅乐极盛的时代，也属于 “ 凤毛麟角 ” ，很难同时产生。

第三段，对唐代的文章大家进行了评价。 “ 文之难兼，斯亦甚矣 ” 。他认为，自从唐朝兴起以来，兼擅著述和比兴而无愧色的，是梓州陈子昂。陈子昂以后的张说以他著述之后的余力去从事诗歌创作，但是成就不很高；张九龄在赋诗之暇去钻研著述，可是也未臻尽善尽美。其余的人各自探索一个方面，彼此背道而驰，距离越来越远。可见两类文体的兼擅并长，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他的这些论述，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实用文章、学术论著与文学作品的区别，接触到文学创作需用形象思维的特点。由于对文学作品的特征有这样的认识，柳宗元有意识地创作了许多形象丰富生动的文艺散文，发挥并超过了过去辞赋骈文所具有的作用，开辟了散文发展的新境界。

柳宗元在这篇序言的第四段，对文集的作者 —— 杨评事进行了褒扬，认为他的一部分 “ 褒贬讽谕 ” 之作，可以与唐代的文章大家 —— 陈子昂相提并论，并为其不幸早逝感到惋惜。 “ 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 ” ，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由于柳宗元对两种文章的区别，认识非常明确，所以，真正做到了 “ 褒贬讽谕 ” 两相宜的，不是别人，正是柳宗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