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峰

（永州职院人文教育学院，湖南 永州， 425006 ）

柳宗元谪居永州、柳州十余年期间，足迹遍及永州及柳州城邑近郊的山山水水。正如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叙：“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游历之余，他写下了大量不朽的篇章，著名的“永州八记”及《游黄溪记》等游记文，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富有艺术性的珍贵文本。 章士钊 先生曾赞曰：“柳文以记山水为最奇崛”。山水记是包括山水游记、台阁楼亭记、园林记的一种文体。历来论及柳宗元的山水记，一是认为他善于多角度多侧面地刻画山水景物，生动逼真、神妙入微地表现山水自然美；二是认为他又不仅仅是纯客观地描绘自然，而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在山水美景中表现自己的主观感情，如金圣叹所说是：“笔笔眼前美景，笔笔天外奇情。”笔者认为，柳宗元的游记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这些作品中蕴藏着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人们称柳宗元的游记文“牢笼百态”，极为准确。作者将其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以及数十年文化积淀形成的品格气节、审美思想等浸润其中，使得他笔下的自然山水有了精神气节，品格情操，使这些作品具备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深刻思想和文化品格。

一、“闷即出游”的心理归因

柳宗元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则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居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肢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明时百姓，皆获欢乐；仆士人，颇识古今理道，独怆怆如此。”作者在这段话里非常真实地说明了自己当时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苦闷，由此，我们对柳宗元流贬期间“闷即出游”的心理归因也能获得更深入、更准确的理解。它起码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贬谪地自然环境的险恶，生活的艰难是造成柳宗元精神苦闷的原因之一，失去自由的“拘囚”感是造成柳宗元精神苦闷的原因之二，深重的忧患忧患意识和不屈不挠的执着精神是造成柳宗元精神苦闷的最深层原因。于是，柳宗元为获得解脱，只好寄情山水，在山水自然中去寻找一种精神安慰。

柳宗元是怀着巨大的忧愤来到永州的。永州地处偏远荒僻的“楚南极”，山多田少，虫蛇遍布，满目荒凉，时有“南荒”之称。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潇水东岸的龙兴寺，这是一座破旧荒凉的古寺，寺内是“凫鹳戏于中庭，蒹葭生于堂筵”，寺外是一片丛林乱石，人迹罕至。柳宗元因水土不服，身染沉疴，以致“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与李翰林建书》），生活的艰难困窘可想而知。在龙兴寺数遭大火之后，他又迁居到位于城区东山的法华寺，仍旧寄居在寺庙里。直至元和五年他在河西的冉溪旁构筑家园定居下来，生活才稍稍安定。元和十年，柳宗元再贬柳州，当时的柳州是基本上没有开辟的蛮荒之地，作者在《寄韦珩》诗中生动的描述了当时柳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这种恶劣、危机四伏的环境，使柳宗元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摧残，他先是患上了“奇疮”，险些丧命，后又得了伤寒，身体益加虚弱。中国古代的贬谪是对负罪官员的一种惩罚，因此贬谪地都要选择那些荒远穷僻之地。地域的偏僻遥远，环境的艰险恶劣，生活的艰难困苦和时间的缓慢久长，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柳宗元的身体，在漫长的十四年贬谪生活中，柳宗元所承受的身体和精神折磨常人无法想象。

贬谪地环境的险恶，生活的艰难摧残着柳宗元的身体，而“囚居圜土”般的孤独感、被弃感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摧残着他的精神。柳宗元贬官之后，长时期被他的政敌们恶毒攻击，造谣诽谤，把他丑化得简直一无是处。他在《与萧翰林俛书》中说：“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因为这样，就连过去的老相识老朋友，这时也不敢再和他交往了。再者，柳宗元到永州的职务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只是个不得干预政务的闲官，无事可做，那种“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的失落感、被弃感、拘囚感造成的痛苦和悲愤何其深沉凝重。更重要的是，柳宗元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精神的封建士大夫。正如 孙昌武 先生所说，在柳宗元身上，“主要表现出不知颠仆，勇往直前，在困境中顽强执着地寻求立身行道的出路的精神。” 柳宗元到永州后写了一篇《吊屈原文》，相似的遭遇，使他与屈原获得了思想上的深层共鸣，作者热情赞扬屈原为了道义而坚贞不屈，义无反顾，以身殉国的伟大精神，文末怅叹道：“哀吾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 怀 先生之可忘。”吊文中流露出的强烈的忧愤、不肯变心从俗的决心和不屈的意志，正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执着意识的突出表现。还有他的《惩咎赋》，虽以“惩咎”为名，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作者在赋的最后一段写到：“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明确表示了自己坚持理想和原则的决心及不屈不挠的精神。柳宗元虽身处逆境，饱经忧患，却仍然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不屈的执着精神，仍然持守着昔日的理想和信念，不为命运所屈服，在抗争中显示出一种伟大的人格。也正是由于柳宗元的这种忧患意识和执着精神，使他无法摆脱苦闷。因此，他只能寄情山水，在山水自然中去获得“暂得一笑”的精神安慰。

贬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尚永亮 先生将历史上的好人遭贬称之为“负向贬谪”，柳宗元是极为典型的一个。这种“负向贬谪”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因其遭贬的都是那些正道直行、疾恶如仇、直言敢谏、勇于革新的士人，所以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思想情感都能在当时及后世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柳宗元的游记文是他在流贬期间“闷即出游”之后留下的作品，“闷即出游”的行为和感受就成了柳宗元游记文的创作原动力，人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精湛的文学表现力的同时，更多地将情感投向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归因，于是柳宗元流贬期间的生活遭遇以及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执着精神也就自然成了人们阅读这些作品时的一种价值取向，一种情感沟通的依托。

二、“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思想

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学命题：“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一关于山水自然之美的美学思想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 1 、山水自然之美要靠人们去发现，去认识，去了解，如果没有人去发现它，再美的自然山水也不为人所知，也只能是养在深闺人不识。 2 、山水自然之美不仅要人们去发现，它还需要人们去改造，经过改造的山水自然将会更美，更具魅力。 3 、山水自然之美还有赖于人的活动，人类的活动将使自然山水更有文化内涵，更具美学品位。

宋人汪藻在《永州柳先生祠堂记》中曾有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论述：“盖先生避零陵者将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长安四千余里，极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辱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在先生谓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 , 想见其风流。”柳宗元所作二十六篇山水游记，其中有二十篇是写永州山水风物的（含《道州毁鼻亭神记》，道州即今永州市道县）。柳宗元笔下写过的山水风物，自唐以后就一直是历代文人名士仰慕追寻的目标。是柳宗元首先发现了永州山水自然之美。《永州八记》中所写的每一处景物，作者都是第一个发现者。他“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并在游历之后，用自己的笔将这些凐没无闻的泉石草木传达给世人。没有柳宗元的游历和记载，也许至今还没有人去发现永州那“怪特”的西山，幽美的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这些景点也就只能凐没于永州之野，至今不为人所知。值得注意的是，在《永州八记》中，柳宗元每记一景，都要写到发现这些景点的经过与喜悦。例如：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始得西山宴游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钴鉧潭西小丘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袁家渴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石渠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 …… 由渴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石涧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小石城山记》）

上面所录的七段文字，具体而明确地交代了作者发现这些景点的过程，景点所处的地点、具体位置。“八记”中的八处景点，无一遗漏，就连在《钴鉧潭记》中对其发现经过未作交代的钴鉧潭，在后面的《钴鉧潭西小丘记》中还要加以补叙。柳宗元之所以采取这种叙述策略，是要清楚明确地告诉人们，他是永州山水自然美的第一个发现者。“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就是使永州山水名闻天下的第一人。

柳宗元还十分重视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他的游记作品中，绝大部分篇目都写到了怎样去改造这些景观。在柳宗元看来，那些未经改造的自然景观是美丑并存、杂乱繁芜的。他在《永州 韦使 君新堂记》中描写未经改造前的自然环境是：“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杂乱而争植，号为秽墟。”《零陵三亭记》中改造前的自然环境是：“泉出石中，沮洳污涂，群畜食焉，墙藩以蔽之。”这样的自然环境自然是要彻底加以改造的。柳宗元在他的游记作品中写到了改造这些自然环境的三种手段： 1 、“伐恶木，刜奥草”，“决浍沟，导伏流”。就是清除恶木杂草及一切污秽，整治环境。 2 、种植树木花草，置美石，建亭阁以美化环境。 3 、充分利用周边环境，重视主景观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永州 韦使 君新堂记》较有代表性，文中写到 韦使 君发现了这个地方之后 , 先对环境进行“芟其芜，行其涂”的治理，治理后的环境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馀。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巧穴逶邃，堆阜突怒。”主人在对环境进行整治美化之后，“乃作栋宇，以为观游”。 韦使 君改造此处的环境，就是为了在这里建新堂，建新堂的目的是“以为观游”，所以作者在后面又特别突出了 韦使 君新堂与周边环境的和谐融溶：“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新堂与远处的山，近处的林麓，绵延不绝的绿野相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大部分都写到了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建设，有的是“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有的是“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钴鉧潭西小丘记》），有的是“披刜蠲疏，树以竹箭松柽桂桧柏杉。易为堂亭，峭为杠梁。上下徊翔，前出两翼。凭空拒江，江化为湖”（《柳州东亭记》）。或整治，或美化，或建设，总而言之，就是要突出人类的劳动改造自然、美化自然的伟大作用。

山水自然之美要靠人们去发现，去改造，去建设，去美化，而人类的活动将进一步提升山水自然景观的价值和品位。柳宗元说“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奂矣。”（《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美的自然景观拥有的人文内涵越丰富，它的审美价值就越大。而这种人文内涵，往往是由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或杰出人物的登临歌吟而形成、积淀下来的。柳宗元的游记文分两类，一类是记亭、堂、寺、院，一类是记山水。这些景观经柳宗元的品题吟咏就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它的美学品位。“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突出了人的作用。自然美必须是在与人的关系中实现的，自然山水没有进入人的审美视野，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它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而人类的活动：对山水自然的改造、建设，或名人的游览和游览过后的品题吟咏，更赋予自然景观以人文内涵，这样就提升了自然景观的价值和品位。柳宗元的游记文所体现的这种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他之前还没有谁如此突出地强调过人类发现、改造、建设、提升自然美的重要作用，因此 我们可以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思想的提出及在柳宗元游记文中的体现，是柳宗元对我国古代美学的一大贡献。

三、“观游为政”的民情关怀

孙昌武 先生说：“柳宗元对民众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关心贯彻了他的终生，成为他人生的指针，也是他奋斗不息的动力。”柳宗元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早在长安时期就已有所表现，他写的《种树郭橐驼传》以种树作比喻，阐明了只有顺应人民的生活要求，尊重生产和生活规律，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的道理。被贬到永州之后的柳宗元，身为罪囚，无权过问政事，想作利民之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思想上的执着总是不能忘怀民生，这种民情关怀在他贬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有所反映，著名的《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即便是他在永州期间“闷即出游”写下的游记文，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民情关怀。

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提出了“观游为政”的思想，他说：“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馀，然后理达而事成。”观游之风，早已盛行，而将“观游”与“为政”联系起来，柳宗元也许是第一人。柳宗元以“系囚”的身份谪居永州，虽是个无所事事的司马，但凭着他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名声，十年间的几任刺史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这期间柳宗元不能过问政事，只能在与这些地方官吏的交往中以自己的言行去对他们施加影响，而且这些言行还必须谨慎而委婉。柳宗元的“观游为政”就是在这种心境下提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柳宗元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对自己无权过问政事的“系囚”身份的无奈，一方面是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因此他只能把自己的这种良好愿望寄托在这些地方官吏身上，希望他们能以政事为重，以生民为重，关心民间疾苦，多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谋福利。因此，“观游为政”的背后还应该包含有潜台词，那就是“观游”不忘“为政”，这里所隐含的是柳宗元深沉执着的“利安元元”的民情关怀。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柳宗元《永州 韦使 君新堂记》中的一段文字的殷殷深意了。作者在文章的末尾赞道：“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释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费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欢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壁，以为二千石楷法。” 韦使 君于元和七、八年间为永州刺史，来永州后不过月余，便置地建堂，新堂建好后又“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柳宗元为之作记，文末的这一段贺词寄意殷切而深远。 章士钊 先生说：“子厚身只司马，今为长官作记，条理如此严密，而且号为二千石楷法，寿之贞石，谋永将来，此其重视州家治法，何等深切？”因俗成化，除残佑仁，废贪立廉，家抚户晓，这是柳宗元对这位新任刺史寄予的殷切期望，也是对永州人民的未来的深深祝福。柳宗元殷切深沉的民情关怀真是感人至深。

柳宗元游记文中，成就最高的是他的山水记。山水游记自然是以描绘山水美景为主，然而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除模山范水、抒写情怀之外，也表现了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同情。在《钴鉧潭记》中，作者描绘了潭的情状和景致之后，即写自己得潭的经过：“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即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余乐而如其言。”就是这平静的叙述，表现了作者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其后的《钴鉧潭西小丘记》，作者在描写了小丘的地理位置和奇特景致之后，笔锋一转，交代了小丘的遭遇：这不足一亩而景致奇特的小丘，是一块被弃置的荒地，主人欲以四百文钱的低廉价格出售，却多年都未能售出。当然，这里隐含着作者久贬远州，不得起用的困厄遭遇，但小丘的遭遇，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永州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困苦，作者对小丘的遭遇的关注与同情，也同样反映了作者对民间疾苦的关怀与同情。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被贬为远州司马，无权过问政事，但对民间疾苦的关注仍然执着而深沉，即便是“观游”，也不忘“为政”，“仕虽未达，无忘生民之患”（《答 周 君巢书》）的执着精神在其游记文中同样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游记一体，到了柳宗元的笔下更注重主观情感的宣泄，“借山水写心境”是柳宗元游记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作者对贬谪人生的感受，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山水美学的体悟等等渗透其中，使这些模山范水的游记文有了更丰富深蕴的内涵，它是一面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柳宗元的思想修养、品格气节、人生遭际、民情关怀、审美趣味等等。因此，柳宗元的游记文才具备了特有的思想文化品格，才得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特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孙昌武 柳宗元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尚永亮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3] 尚永亮 柳宗元诗文选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4] 章士钊 柳文指要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0

[5] 翟满桂 一代宗师柳宗元 湖南 岳麓书社 2002

[6] 陈友康 永州山水诗文：自然美的发现与提升 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 . 永州）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