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峻

( 永州市民政局 , 湖南永州 425000)

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 1200 年前，唐思想、文学的宗师柳宗元，同时亦是卓越的革新政治家，他的“生人之意”的民生政治思想和“官为民役”的民权政治思想，闪耀着政治文明的光芒，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柳宗元政治思想的主要精义

柳宗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家。夜静更阑之时，当我们秉烛虔诚地阅读这位巨人，透过历史尘封的云烟，我们可以强烈感觉他的经国济世的抱负和仁民爱物的情怀。在他短暂的 47 年生命和更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他忧国利民的家国主张贯穿始终。当然，这亦是其能够成为中国思想和文学史上一座大山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正如他自己在应制举不第时给大理卿崔儆的信中说：“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故为末而己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对于柳宗元来说，登科第，做高官，不是目的；取文名，为鸿儒，亦非所愿。他所追求是实现“行乎其政”、“理天下”的远大目标。

说到柳宗元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有两个人不能不提及。一是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唐初柳氏是权贵兼外戚，在朝廷上下势力显赫，高宗朝，一族里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可以说是典型的门阀贵族，盛极一时。至柳宗元父亲柳镇时，已由“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的显贵世家沦落到五、六代以来“无为朝士者”的衰败不振的地位。柳镇虽然一直未得高位，但却一生游宦四方，奔走仕途，以文名，政声享誉士林。朝廷诏书上曾这样称赞他：“守正为心，疾恶不惧”。柳宗元欣赏父亲的品格、学识和文章，赞扬他“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并受其影响和熏陶，养成了积极用世 的人生态度和刚正不阿的品格。二是当时的思想家陆质。陆质、啖助、赵匡形成了著名一时的《春秋》学派。他们抛开汉代以来解说《春秋》的“三科九旨”之类的谬说，而宣扬“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 ” 的“大中之道”，又表现出对民生疾苦的关切。陆质的《春秋》学以“明章大中，发露公器”为主旨，主张“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深得柳宗元的推崇，视其为精神上的导师，曾说自己“恒愿归 于陆 先生之门”。后于贞元二十一年“始得执弟子礼”。陆质的著作，对于柳宗元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政治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无论是作为“超取显美”的入仕朝官，“卓励风发”的革新斗士，还是十年南荒“系囚”，四载柳州循吏，柳宗元把以民为本，解救民众疾苦放在从政致仕的核心位置，并以“兴功济物”、“安利于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指针。他进一步发扬了“民贵君轻”的儒家民本主义的社会政治观，指出了为政的根本道理是符合“生人之意”。即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家才能“中兴”。其思想核心就是“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 陆文通 先生墓表》）”，他在永州写的《与杨京兆凭书》中，强调为官者必须“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在《答 周 君巢饵药久寿书》表达自己谋求“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的崇高理想和一贯信念。他一生中挥毫泼墨写过大量同情民众、关心民生疾苦、批判统治者的苛暴政治的作品（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晋问》等）；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在柳州任刺吏四年，以“百病所集”之躯，鼓余生毕集元气，大刀阔斧推行“善政”，使柳州发生了“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浦四归，乐生兴事”（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的巨大变化。

同时，柳宗元推翻了传统的官吏牧民的说法，颠覆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吏为民役”的民权政治观。他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明确表示：“夫为吏者，人役也”。直接表达了吏为民仆 的政治主张。在《送薛存义序》中，他高度赞扬其同乡薛存义是“民之役”的楷模，在零陵做代理县令期间，能“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鲜明地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著名论断，进一步指出官是民众所雇佣的，民众所出的赋税就是所付出的勤劳；民众有黜罚“怠事”、“盗贷”的官吏的权力，对官吏的任免、赏罚的权力在民众。“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其事，又盗若贷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明确“民”的主体地位，要求官吏为民众做事，而不是作民众主宰，他的这些进步思想突破了传统的民本政治思想，闪耀着民主政治的光芒。在当时可谓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之论。

二、政治文明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的主体，是以执行其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是改造世界所取得的成果。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总和，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发展程度和进步状态的标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将其定义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一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就是追求民主和法治、效率和公平、秩序和稳定的历史。在欧洲的古代政治文明史上，政治“广场化”的希腊和“混和政体”的 罗马是其最为典型的代表。古希腊政治文明基本的形态特征是人类政治史上很少见的政治“广场化”的直接民主制。正如卢梭所描述的那样：“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卢梭：《社会契约论》）。概括而言，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特点，就是除奴隶、外族人和妇女以外，由全体公民直接管理国家。每个公民可以通过抽签，担任一定的官职；可以通过公民大会、法庭等机构，亲自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与古希腊直接民主制所表现出的“广场化”特征不同，古罗马的政治体制则是民主制、贵族制 和 君主制融合而成的混合政府。既调和了元老院、执政官和民众大会的权力，又充分发挥了各自的长处。其主要特征是：执 政官由民众大会产生，是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元老院控制着国家政治大权；民众大会有权选举执政官，批准或否决执政官的各种提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文明强调了民众权力的重要性，将政治思想引向平等化和人道化的方向，为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场伟大的历史运动的展开，欧州开始由古典政治文明转变为近代政治文明，政治权力的本源 从 君权、神权过渡到人民主权，自由主人名义下的人的权利得到张扬和释放。对此，恩格斯评价说：“只有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资本主义逐渐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经过大约三个世纪的时间，建立和完善了一套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政治制度，即代议民主制。其基本原则是人民主权、法治和权力制衡，基本制度是选举制、议会制、政党制和司法制。它充分说明了政治统治既不是神的旨意，更不是由第一任家长亚当为起点的遥远而漫长血缘延续，而是源于自由、平等的人们的约定，这是近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体现了政治统治是基于民众同意的，民众是权力的最终所有者，同时通过制度量化保证公民的权利。

中国古籍，早就有“天下文明”之说，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世界史上，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独树一帜。为此， 钱穆 先生说：“西方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如钱所言，中国古代官僚制进步的特征，一是政治分化程度相对较高，即皇权与相权之划分。二是政治开放。在隋之前，汉代就有察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隋炀帝时，创设进士科，以考试成绩的优劣选拔官吏，即为延续 1300 多年的“科举制”。作为唐著名政治革新家的柳宗元，即是在贞元九年（ 793 年） 21 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之后开始步入仕途的。

当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德治思想不可不提。早在周朝时期，周公就提出“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春秋时期，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统治者依靠政令和法律等外在的约束方式去治理国家，虽然民众也可能不去犯罪，但他们则失去了廉耻之心；而以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民众不但会心生廉耻感，并且还会心悦诚服的服从统治，这才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奠基于儒家学说基础之上的德治，基本表现就是“仁政”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政治”。德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对社会的政治运行、社会评议、社会监控以及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都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导向作用。

确切的说，“以民为本”的思想和“以仁为本”的德治主义一直是中国历代贤明的统治者所采用的治国方略，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的社会。但其局限性在于，它只是认识到以民为国本的问题，而对民为权本的问题缺乏根本的认识。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对民权主义进行了阐析，指出“中国数千年来 都是 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只有推翻君主专制，才可实现民权。把民为邦本变为民为邦主，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大突破。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为首的共产主义者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理想，强调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共和国，自己当家做主，为儒家思想统治长达数千年的人们，指明了以民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三、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对发展政治文明的借鉴

以民众的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让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原则。这同由法国思想家卢梭所提出的，后来为现代政治文明所普遍接受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内涵上是相同的，都是指只有人民才能拥有国家最高的权力。这些原则与 1200 前柳宗元提出的“生人之意”和“官为民役”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息息相通，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柳子政治智慧的远见卓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政治的变革和进步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宪法的权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除，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及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基层民主的发展和选举制度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等等。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纲领，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又正式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国家发展目标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对中国政治的进步状态，有学者分析说：中国政府正在逐步从应急型的全能性政府走向常态型的公共性政府，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正在从领导层主导的模式，走向社会各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实践民主原则，以务实态度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道路（苏琦：《透视务实的中国民主化进程》）。

（一）“生人之意”即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最本质的内容。要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必然要求我们把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现阶段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维护和实现好人民利益，首要和最关键的一条是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切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形式。古代的哲人们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法治优越于人治，美好的人生只能求助于法治的治理方式。柏拉图认为法律的治理是最现实的选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们就是最恶劣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韩非子在《难势》中更加精僻地说：“废势背法而待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世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世乱也。”柳宗元从历史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经验中清醒认识到人治的巨大缺陷。他主张“凡肃之道，自法制始”（《监察使壁记》）。“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纪纲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梓人传》），认为“条纪纲”、“齐法制”是治国安邦不可忽缺的基础，并强调守法必须人人平等，“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梓人传》）。

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法治进步的一个集中表现是：“作为历史传统的人治方式和 20 世纪形成的革命的治理方式正在逐步向法治的治理方式转换（孙国华主编《社会主义法治论》）。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政治体制适应法治发展必须具备的三项原则是：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权力制约原则，司法独立原则 （程竹汝《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 。其一，党主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建立对司法的领导关系，即将党的司法政策通过人大转化为法律的形式。其二，制度性的权力制约，即完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制约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职能监督。其三，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2004 年 7 月 1 日 ，《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被称为中国政府依法行政的“标志性工程”。依法行政的重心和实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在概念、组织、人员、职能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从人治行政到法制行政的全面转变，是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真正深刻的革命（刘小敏主编：《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

可以这么说，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能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关系到民众的利益能否真正得到维护和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使命，是亟需解决的重大政治命题。

（二）“吏为民役”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让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人民主权原则是由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学者所倡导的以反对绝对君主制而兴起的民主主义思潮，真核心思想认为国家是人民根据社会契约组成的共同体，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最高主权者。此后，人民主权原则逐渐成为各民主国家的宪法原则。 20 世纪四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回答著名学者黄炎培提出的黄宗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定律时说：“我们找到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人人都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都来负责，才不会政亡人息”。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结构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制度上的直接体现。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的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二条）。因此，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当代中国，公民与人民代表大会的现实关系是全部政治制度的基石。在理论上，公民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是一种授权关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由于民主观念的作用，授权到处都是以选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选举制度在大多数国家构成了现实政治的重要基础，中国也不例外（程竹汝等著《政治文明》）。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要摆脱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摆荡的命运，就必须使中央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公民的直接授权，不容任何地方共同体从中阻断这种政治联系；国家越大，就越需要也越能够将中央权力建设在公民直接授权的基础上 （甘阳：《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 。具体来说就是，在目前选举制度的框架内，即在人大代表县级以下直接选举和县级以上间接选举的框架内，真正实现以合法性、政策选择、监督为实现政治效应的选举，在实践中养成公民与现代选举制度相适应的行为文化。而后再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将中央政府的权力直接建立在公民直接授权的基础上。其次，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就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以及在人大选举产生其他官员的领域，运行个人之间的竞选。第三，在选举制度中，强化公民监督机制的安排。具体而言，一是打破人大代表长期以来以官员为主的结构，避免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混淆。二是实行人大代表专任制，使人大常委会向同级人大的常设工作机关过渡。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必然要海纳百川，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政治成果。柳宗元民生和民权政治思想的精华，凝聚了其经国利民的家国情怀，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历史的发展必然，既是过去黑暗中的火炬，也是今天百花中的奇葩，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资弥足珍贵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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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翟满桂 . 《一代宗师柳宗元》 . 岳麓书社 , 2002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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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9] 苏琦 . 《透视务实的中国民主化进程》 . 载《新闻周刊》 2003 年 26 期

[10] 程竹汝 . 《政治文明》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 年版

[11] 甘阳 . 《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 . 载《二十一世纪》 .1996 年 8 月 .

[12] 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 .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