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汉强

（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广西　柳州 545001 ）

摘　要： 在柳州的地方历史文献中，保存有与柳宗元直接有关的文章约近 50 篇，诗歌上百首。文献的时间跨度自北宋太平兴国年间（ 977 — 981 ）至清代宣统辛亥（ 1911 ）的九百多年。其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柳州任职的地方官员，他们对有德于民的刺史柳宗元当年的所作所为怀有深深的情结，热情赞颂公德，争得朝廷追封、加封为侯为公；表示以柳侯为楷模，治理好地方；重视柳侯祠的保护，并以此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基地；亲自开展柳学研究，对柳宗元的为人、为政、为文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引导青年学子学习和效法柳宗元的道德文章。这些文献，反映了柳宗元这位历史名人对柳州文化的重大影响，记载了柳宗元文化在治理柳州一方热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历代许多柳州地方官员在传承柳宗元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在柳州的地方历史文献中，保存有与柳宗元直接有关的文章约有近 50 篇，诗歌上百首。文献的时间跨度自北宋太平兴国年间（ 977—981 ）至清代宣统辛亥（ 1911 ）的九百多年。其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柳州任职的地方官员，也有部分出自朝廷担任诏书起草的官员和居住柳州或过往柳州的文人学士，而后两种人作品的出现，往往与柳州地方官员对他们的接待、请求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文献，反映了柳宗元这位有德于民的刺史当年的所作所为对柳州文化的重大影响，记载了柳宗元文化在治理柳州一方热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历代许多柳州地方官员对柳宗元怀有深深的情结，在传承柳宗元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这些文献的详细内容，由程朗同志注译的《柳侯祠文献汇编》已有比较全面的展示，本文则试作一番综述，供大家参考。

一、文献反映的三大内容

1 、热情推崇柳宗元的功德，争取确立柳宗元显赫的历史地位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819 ），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英年早逝，柳州的地方官员谢宁、欧阳翼、魏忠等于第三年即为他建立了罗池庙加以祭祀，并请时任户部侍郎的韩愈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赞扬了柳宗元治理柳州的政绩。此时，唐王朝已经进入日益衰落，政局动荡，逐步走向灭亡的后唐时期。接着出现的五代十国，中华大地烽火连天，兵连祸结，中唐时期由韩愈和柳宗元引领的古文运动，渐趋衰落，后继乏人。在这期间，除了后唐的司空图高度赞扬过柳宗元的诗歌艺术，后晋的刘昫在所修《旧唐书》中列有《柳宗元传》，对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有所肯定之外，柳宗元的名字几乎无人提及，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曾经存在过的极其寻常的骚人墨客。公元 960 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在五代十国分裂和衰颓的基础上逐步重建了统一的中华帝国，为了寻求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以利于巩固统治和维系国家，复兴和改造儒学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提倡散文的风气又逐渐形成。北宋初年的柳开（ 947—1000 ）热情倡导学习韩、柳；几十年后，穆修（ 979—1032 ）花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辑和刊刻了《 唐柳 先生集》，使柳宗元的作品在他逝世 205 年之后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 韩柳文章李杜诗 ” 成为宋代文人学习的典范，柳宗元成了影响最大的唐代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柳州担任治理地方的官员，都是些进士或举人出身，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物，对柳宗元都有较多的了解，到了柳州任职之后，从罗池庙及其所存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和柳州人民对柳宗元世世代代都加以怀念和崇敬的行为中，获得了更加深刻的感受，从治理地方和教化百姓出发，感到有肯定柳宗元的历史地位和增强他的影响的必要。 1092 年，即宋哲宗元佑 7 年，柳州官府以本州乡民父老迫切要求为由，向朝廷申报请求给柳宗元加封爵位或给罗池庙赐额，经朝廷有关部门核实议奏， 六月三日 ，哲宗皇帝决定发出敇书《敕赐灵文庙告词》，给罗池庙赐给 “ 灵文庙 ” 的匾额。北宋徽宗崇宁三年（ 1104 ），经柳州地方官府 “ 因民之情 ” 的申报和请求，徽宗皇帝于 七月七日 发出诏书《初封文惠侯告词》，特封柳宗元为文惠侯。南宋绍兴二十八年（ 1158 ），柳州的地方官员又以灵文庙所祀奉的柳侯之神能 “ 福佑一方 ” 为由，地方百姓再三请求为名，向朝廷申报对柳宗元给予加封，结果得到高宗皇帝的同意，于 六月二十六日 下文《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加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侯。元朝致和元年（ 1328 ），经柳州地方官员的申报请求，泰定帝又批准加封为文惠昭灵公 ( 据傅高《重修柳侯罗池庙碑记》 ) ，比宋代更上升了一格，在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序列中处于最高的显赫地位，使柳宗元的影响更为扩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百姓有很强烈的要求，但没有地方官府的主导，没有地方官员的努力，是不可能办到的。

2 、重视柳侯祠（罗池庙）的保护、修葺或重建，留下了大量的碑刻、碑文、祭文和题咏，为后代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和史料

从现在掌握的地方文献得知，历代的柳州地方官员对保护和修葺柳侯祠（罗池庙）都十分重视，并以此古建筑作为传承柳宗元文化和进行教化的重要基地。自南宋徽宗政和三年（ 1113 ）至清代光绪十五年（ 1899 ）的 786 年间，由柳州地方官员主持重修或重建柳侯祠及其附属建筑共有 18 次。

1113 年，南宋徽宗政和三年，柳州知州朱輅主持重修，由融州军州事（即知州）丘崇撰写了《重修罗池庙记》。

1217 年，南宋桓宗嘉定十年，柳州知州桂如篪主持，将柳城知县关庚带来的苏轼所书韩愈《迎送享神诗》刻成《荔子碑》立于柳侯祠内。被誉为 “ 三绝碑 ” ，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1309 年，元武宗至大二年，柳州路总管梁国栋主持重建，由刘跃撰写了《柳州路重建灵文庙记》。碑现存柳侯祠内。

1448 年，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广西宪副、驻柳州的右江道胡智主持重修，由傅高撰写了《重修柳侯罗池庙碑记》。

1527 年，明世宗嘉靖六年，柳州知府胥文相将柳侯祠内碑刻内容等编辑展列于府署，并作《柳祠录序》。

1583 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柳州官府组织重修柳侯祠和重建刘贤良祠，马平县知县卢云龙有《柳侯子厚、刘贤良蕡二祠落成》诗。

1621 年，明熹宗天启元年，柳州知府陈舜主持修葺，由上级官员谢肇淛撰写了《重修罗池庙碑铭》。

1666 年，清康熙五年，驻柳的右江道戴玑与柳州知府骆士愤、马平知县阎兴邦共同主持重修，戴玑、王命岳分别撰写了《重修罗池庙碑记》，柳州进士戴朱纮撰写了《重修罗池碑记》，骆士愤撰写了《柳侯祠祭田记》。阎兴邦以戴、骆及他三级官员的名义，撰刻了《罗池界址碑记》。除王碑外，其余碑刻现在均存柳侯祠内外。

1726 年，清雍正五年，柳州知府王国垣主持重修，府学教授李栻《柳侯碑神异记》提及。碑现存柳侯祠内。

1745 年，清乾隆四年，驻柳右江道杨廷璋主持重修柳侯祠并增建柑香亭，自撰《重修柑香亭记》述及。

1747 年，清乾隆十二年，都督窦敬斋、右江道杨玉亭、柳州知府成廷简、马平知县邢丹芙等组织重修柳侯祠，范赫作《乾隆丁卯重修罗池庙落成》诗记之。

1762 年，清乾隆二十七年，马平县知县舒启，为保护柳侯祠和柳江书院，制定了柳侯祠、刘贤良祠春秋祭祀、岁修和柳江书院费用的管理办法，并亲自撰写了《定柳江书院祭产规条议》，报右江道王锦审核。

1764 年，清乾隆二十九年，驻柳右江道王锦主持重建柳江书院作为柳侯祠的附属建筑，并亲撰《柳江书院碑记》。碑现存柳侯祠内。

1764 年，清乾隆二十九年。驻柳右江道王锦主持重建柳、刘（贤良）二公合祠，并亲撰《柳刘二公合祠碑记》。碑现存柳侯祠内。

1787 年，清乾隆五十二年，驻柳右江道陆苍霖主持重修柳江书院及柳刘二公祠墓，并亲撰《重修柳江书院暨柳刘二公祠墓碑》。

1802 年，清嘉庆七年，柳州知府徐秉敬重修柳江书院，移建柑香亭，并亲撰《重修柳江书院碑记》。

1823 年，清道光三年，驻柳右江道伍长华主持重修柳江书院，并亲撰《重修柳江书院记》。

1892 年，清光绪十八年，柳州知府蒋兆奎重修柑香亭，并亲撰《重建柑香亭碑记》。碑现存柑香亭旁。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柳州知府倪思龄重修柳侯祠，并亲撰《重修柳侯祠记》。

以上所说都是现有文献可查的，由柳州地方官员主持修葺柳侯祠的次数可能还有很多。据情理推测，北宋哲宗元佑七年给灵文庙赐额、徽宗崇宁三年给柳宗元初封文惠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加封文惠昭灵侯和元代致和元年加封文惠昭灵公，地方官员极有可能趁机对柳侯祠进行认真的修缮，加上南宋度宗时将州治所迁至柳城（今凤山镇）另建有柳侯祠，则以官府为主导办理这类的事就更多了。

历代的柳州地方官员在重修柳侯祠及其附属建筑的时候，除清理有限的祠产加以使用之外，往往带头解囊捐输，以解决经费问题。文献记载，元代的柳州路总管梁国栋，明代的右江道胡智、清代的右江道戴玑、王锦，柳州知府杨廷璋，都曾 “ 自捐楮粒 ” ， “ 捐俸庀材 ” ， “ 乃以岁俸金钱飭材而重构之 ” ， “ 自捐廉俸 ” ，或 “ 率属公捐 ” 。

柳州的地方官员在注意保护和修葺柳侯祠的同时，还注意丰富祠堂的文化内涵，扩大它在全国的影响。早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柳州地方官员就曾约请当时的著名文士、史馆修纂曹辅，写了《题罗池庙碑阴文》，刻在碑的背面。靖康年间的国子司业（太学的教授）董逌，曾先后写有《罗池庙碑跋》、《为李文叔书罗池碑》、《为陈中王书罗池碑》。据推测，这三篇文章极有可能是应与他有交往的柳州地方官员之请而写的，后二题中的李文叔、陈中王，即可能就是当时的柳州知州。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学家欧阳修（ 1007—1072 ）在《集古录 · 罗池庙碑跋》考证了《柳州罗池庙碑》所立时间，认为应该在唐长庆三年而非碑上所刻的长庆元年后，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注意，直到清代初年，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还对此专门作了研究，写了两篇文章，评论《罗池庙碑》的有关问题。

3 、编辑出版柳宗元文集，开展柳宗元学术研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项工作，在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出现了值得重书一笔的高峰。绍兴元年（ 1131 ），曾任殿院的常同（字子正） “ 被命守邦 ” ，担任柳州知州， “ 至谒祠下，退而访侯遗文，则茫然无有 ” ， “ 因喟叹久之。出久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鸠良工，创刊此集。其编次首尾，门类后先，文理差舛，字画讹缪，无不理毕。且委僚属助成其事。 ” 常同花了很大功夫，费了很多心血，编辑好一部定名为《柳州旧本河 东 先生集》的柳宗元文集准备交付刻印而 “ 未克就 ” ，尚未实现的时候，被召回南宋的首都临安即今杭州，由李褫继任柳州知州，在交接工作时对刊刻柳集一事特别 “ 眷眷相嘱焉 ” ，殷切期望李褫完成这项工程。李褫也是个对柳宗元的道德文章怀有深厚感情的知州，认为 “ 柳侯子厚，实唐巨儒。文章光耀，为万世法。是犹景星庆云之在天，无不钦而仰之 ” ，赞扬柳宗元的文章就像光耀夺目的景星庆云一样，足以成为万世效法的典范，使人无不钦佩和仰慕。他觉得，柳宗元在柳州生前实施惠政，死后福佑百姓，给这里的人民留下了 “ 博厚无穷 ” 的恩德，然而数百年间，柳州却没有刊刻过柳侯文集提供青年学子研读，这样就不足以表示对柳侯遗爱的钦佩，也不能希望柳侯会带着欢笑在庙堂接受大家的祭祀了。所以他对前任的委托非常重视，决心 “ 蹑踪继轨于公之后尘 ” ，按着常同 “ 乐善之心 ” ， “ 乃督余工，助成一篑 ” ，终于在柳州这个地方出版了柳宗元的文集，并由他于绍兴四年三月初一日撰写了《柳州旧本河 东 先生集后序》，交待了编辑和出书的全部过程。

不久之后，李褫也被调离柳州，接任他为柳州知州的也是个饱学之士文安礼。大概是受到两位前任编辑出版柳集的影响，这位对柳宗元早有深入研究的知州到柳州上任之后，抓紧时间进一步开展柳宗元一生全部历史的学术研究，付出了满腔心血，在一年多的时光里编撰了历史上第一部柳宗元的年谱 —— 《 柳 先生年谱》于绍兴五年六月甲子日写了序言，交付出版。在后来直至当今出版的柳宗元文集中，李褫的《柳州旧本河 东 先生集后序》和文安礼的《 柳 先生年谱》，都成为《附录》部分必收的重要内容，流传于国内外，是中外学者从事柳宗元研究必读的重要文献。他们在序言后面都写有 “ 右朝奉郎特差权发遣柳州军州兼管劝农事借紫金鱼袋李褫序 ” 、 “ 知柳州军州事潞国文安礼序 ” 的落款，柳宗元终老之乡 —— 柳州地方军政首长带头传承和弘扬柳宗元文化的善举，在这以后的古今中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柳州地方的文人学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誉为明代柳州八贤之一，曾与奸相严嵩作过坚决斗争，后官至刑部侍郎，死后追赠兵部尚书的张翀，曾经撰写有《柳宗元传》介绍先贤的一生。此文为地方志书收入，流传至今。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曾经三任台湾知府，对开发和治理台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柳州人杨廷理，自幼深受柳宗元道德文章的熏陶，他在侯官（今福州）任职时看到柳文 “ 集版漫漶不可读，兼多错误，无从考订 ” ，便四处寻找善本， “ 乙己（乾隆五十年，公元 1785 年）秋入京师，购得一部，复从浙中得一部 ” ，连同自藏的一部， “ 合三部而校正之 ” ，于乾隆五十三年冬十月在台湾知府任上于海东试院撰写了《重刻河 东 先生集序》，付刻出版。嘉庆十三年（ 1808 ），他的儿子杨立先在广州又重加整理补刊，并写了序言。柳州博物馆珍藏有这一柳集版本。

二、文献显示的四大特点

综观这一百多篇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历代柳州地方官员在记述和题咏中显示出四大特点。

1 、以柳宗元作为治理地方的榜样和以柳侯祠作为教化基地的思想十分明确

历代的柳州地方官员，往往都有到柳任职后很快前去柳侯祠拜谒和祭祀的习惯。早在北宋绍圣二年（ 1095 ），自署为 “ 广南西路刑狱公事兼本路劝农提举河渠公事飞骑尉借紫 ” 的曹辅，大概是兼管柳州一带地区的事务，到柳州后便亲自撰写了一篇长长的《祭罗池庙文》，对柳宗元表示了敬仰之情。北宋政和二年（ 1112 ）十一月，新任知州朱輅到达柳州之后三日，即 “ 具礼谒款 ” ，看到柳侯祠 “ 仰见星斗，蚁封蠹蚀，几莫能支 ” ，破败不堪，认为这样的情况 “ 大不足以称侯 ” ，与柳侯的地位太不相称，于是即和僚佐商量， “ 当思有以崇大之 ” ，作出了重修罗池庙的决定， “ 卒使侯祠，既壮而丽 ” 。南宋绍兴年间的柳州知州许尹，上任之初，即到柳侯祠行祭祀，亲自撰写并朗读了《祭柳侯文》。祭文中，除叹息柳宗元 “ 德厚而位不称，仁深而年不长 ” ，并赞扬他在柳州期间将惠政 “ 施于一方 ” 的功绩外，特意写下了 “ 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顾取法于何，有 赖 先生之循良 ” 两句，表示要以柳宗元作为榜样，把地方治理好。宋代一位职务未明的地方官黄翰，到了柳州之后也是很快来到柳侯祠内，献上 “ 桂酒清旨，肴蔬杂香 ” 进行祭拜，诵读了自己所写的《祭柳侯文》，对柳宗元的道德文章进行赞颂，提到 “ 翰幼学公文，久服余芳。遗风善政，凛若冰霜。日想英灵，如在其旁 ” 。元代至元年间的柳州路总管梁国栋，奉命前往州治柳城就职路过马平（今柳州市）时，即 “ 谒灵文庙 ” ，后做出了重建灵文庙的决定。清康熙三年，戴玑任驻柳州的右江分巡道， “ 甫至，即晋谒柳侯，见祠宇倾颓，阶除草满，遂捐俸庀材，鸠工构造 ” （戴朱纮《重修罗池碑记》）。他在亲自撰写的《重修罗池庙记》中也说，到柳之后，即 “ 造而谒焉 ” ，见到 “ 庙貌芜茀 ” ， “ 乃以岁俸金钱飭材而重构之 ” 。并在碑文盛赞柳宗元在柳为政的事迹后指出， “ 官兹土者，较守画一，饮醇足矣，无事更弦而鼓瑟也 ” 。认为在这个地方做官的人，只要把柳宗元作为楷模，大体上照着他当年的办法去做，便能饮醇自醉，继续推行他的德政，也就行了，用不着改弦更张，想出更多新的招数。给予了柳宗元很高的评价。

历代的柳州地方官员，都重视将柳侯祠作为进行教化的基地，希望通过拜谒柳侯祠和祭祀等活动，使百姓特别是青年学子了解和效法柳宗元的道德文章，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元代的刘跃在为柳州路总管梁国栋所写的《柳州路重建灵文庙记》中就说， “ 侯生师南中学者，死师天下后世学者。学者因文师道，因道肃庙，其惟侯之灵炯炯也 ” 。既赞扬了柳宗元生前被贬谪在南国时， “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业绩，又指出了柳宗元死后更受到了天下学者的仰慕，成为更多学者的良师，后世的学者通过深研柳文，领会了其中阐发的正确思想，又因推崇柳文中阐明的正确主张，而把祭祀柳侯的罗池庙看得更加肃穆庄严，分外敬重，感受到柳侯的英灵在炯炯发光，照耀后人。这里，很清楚地道出了柳宗元成为后世学者之师，希望柳州的青年学者把罗池庙当作课堂，以柳宗元为师，好好做人和做学问的用意。清康熙五年（ 1666 ）右江道戴玑在所撰《重修罗池庙记》中也强调， “ 历晚证果，为道存也。是能以其文、其政、其神灵，化荒族之心，作累绶之身也 ” 。指出柳宗元在贬谪生活中经历了坎坷磨练，对圣人之道领会得更加深刻，思想更加成熟，所以死后能够以他的文章、他的政绩、他的神灵来感化柳州这个偏远落后的地方人们的心灵，激励他们为国家去建功立业。乾隆七年（ 1742 ），右江道周某 “ 令学博月试诸生于侯之堂上，且择有志者肄业其中 ” ，代替了 “ 城之东门外，后废为兵营公舍 ” 的柳江书院。利用柳侯祠办起了学堂。第四年（ 1745 ），右江分巡道杨廷璋到任后，觉得这样做 “ 意非不善，然于神则亵矣 ” ，用意并非不好，但是对柳侯的神灵却显得不够恭敬，所以在对柳侯祠 “ 重修庙貌 ” 的同时，与柳州知府成某商量， “ 于祠左罗池之北另构讲堂三楹，东南隅筑斋舍如其数 ” ，初步形成以柳侯祠为核心的教育基地。乾隆二十六年（ 1761 ），任右江分巡道的王锦到了柳州之后， “ 乐育多士 ” ，热心于培养更多的人才，便与 “ 贤守令谋 ” 即同柳州知府和马平知县一起商量， “ 各蠲廉俸修祠之余，兼营书院，添建掌教书室七间，斋舍二十间，一切庖湢器物悉备 ” ，进一步扩大了学堂的规模，成为柳侯祠及其附属建筑最为辉煌的时期。现在市政府决定将柳侯祠及其附属建筑恢复清代风貌，就是根据当时所修县志留下的《柳江书院图》设计的。王锦于乾隆二十九年（ 1764 ）所撰写的《柳江书院碑记》除了交待上述情况之外，特地提出， “ 尔诸生无待他求，其以柳刘二公为法乎 ” ，要求柳州的青年学子以柳宗元和刘蕡为楷模，学习和效法他们的道德文章。他强调指出： “ 夫人文章得如柳，可以止矣；气节得如刘，可以止矣。即未能得其全而学其半，是虽上方不足，要已下比有余矣。 ”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陆苍霖任右江分巡道后，在修葺柳刘二公之祠的同时，对柳江书院也进行了重修，他在乾隆五十二年（ 1787 ）所作的《重修柳江书院暨柳刘二公祠墓碑》记载， “ 另筑山长书室，其讲堂则黝垩见新，斋舍亦增添修葺 ” 。 “ 岁丙午（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年），在院肄业何生兆能、沈生作梅、陈生景登同膺乡荐，亦见振兴有自也。 ” 道出了培养人才的成绩和振兴书院所起的作用。

历代柳州地方官员还十分注意柳侯祠及其附属建筑祭田和经费的管理，保证日常开支和岁修的需要。据傅高《重修柳侯罗池庙碑记》记载，明初 “ 洪武、永乐间，皆开元寺僧典守，凡公家之税，庙祀之仪，盖有常矣 ” ，说明柳侯祠的日常用度已有固定经费，由设在附近的开元寺和尚负责管理。正统九年（ 1444 ），广西宪副胡智兼任右江分巡道时，发现罗池被马平厢民黄彦通据为己有多年，侵占了有关收入，便 “ 穷情定罪 ” ，将罗池产业归回寺僧管理，并对黄彦通 “ 罚瓦十百 ” ，以示惩戒。清康熙六年到柳州任知府的骆士愤，听到开元寺通闻和尚反映柳侯祠在雒容雒清乡大汾、独寨等村的祭田 “ 被豪强侵渔，且钱粮米石未晰 ” ，即组织力量加以清查，追回损失，恢复收租， “ 永为常住香灯之费 ” ，并于康熙十一年（ 1672 ）撰写了《柳侯祠祭田记》刻碑存于祠内。乾隆十年（ 1745 ），右江分巡道杨廷璋到柳后于第三年重修柳侯祠，并写了《重修柳侯祠记》，提到 “ 并厘定祠租额数，另列于石，以告 后之 君子 ” 。乾隆二十七年（ 1762 ），马平知县舒启奉右江分巡道王锦之命，清理了柳侯祠的祭产，并写了《柳江书院祭产规条议》，指出： “ 查罗池书院崇祀柳刺史暨柳贤良二公，均有祭田，坐落马（平）、雒（容）两邑，每年征租，除办粮运费之外，额共银一百三十九两一钱二分八毫，解府支给，以供春秋祭祀岁修等用，余息存作添建书院房屋及师生修脯膏火之资。 ” 并对每年春秋二祭、粘补祠宇、守祠人工、香烛等项开支的定额一一作了核定。也对春秋二祭 “ 每祭备用猪羊二副，并祭筵祭品、演戏等项费用，若如原定银一十六两，似觉不敷，应请每祭酌加四两，方足以光祀典 ” 作了灵活规定。

2 、对柳宗元政治上的评价多数表现得比较公允和积极

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和死后千年之间，在政治上主要是在参加永贞革新的问题上基本是受到否定和指责，他的好友韩愈在为他撰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就有过 “ 不自贵重顾籍，谓功名可立就，故坐废退 ” 的表述，认为柳宗元被贬是咎由自取。到了宋代，王安石虽然说了 “ 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 ” 的赞语，但接着就说 “ 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 ” ，所以 “ 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 （见王安石《读柳宗元传》）。苏轼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也说， “ 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以足以为唐名臣矣 ” ，人为柳宗元等参加永贞革新是一种失误，并为他遭贬感到惋惜。直到清代，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在编纂《唐宋文醇》，对柳宗元的《晋问公文守原议》一文进行批评论时，出来说了公道话。他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一些人对王叔文、柳宗元等人的非议是不公允的，指出王叔文等受到唐顺宗的重用时，面临的是 “ 宦官既掌禁军，复监天下军 ” ，皇帝大权旁落，卿相无所用命的严峻形势， “ 叔文辈欲一旦尽解其兵柄，还之朝廷，其意非不善也 ” 。他说，王叔文等 “ 事败身死 ” 时，无人敢为他们伸张正义，是因为 “ 当时震于宦寺之威，不敢论曲直尔 ” 。以至 “ 唐史惩叔文之党，于宗元无恕词。即昌黎韩愈，亦讥宗元不自籍贵重 ” ， “ 乃至于今，尚尤之不止，岂非惑哉？ ” 他还指出，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是： “ 大过栋桡之时 ” ，即国家处于危机的情况下， “ 涉大川而不顾，灭顶而死，当为君子所哀。虽身败名裂，不可谓之乃心王室乎？ ” 对 “ 永贞革新 ” 是为朝廷国家着想作了正面肯定。清代的学者王鸣盛也认为王叔文等 “ 一时善政甚多 ” ， “ 其用心则忠，后世恶之太甚，而不加详查 ” ，因而写了《顺宗纪所书善政》长文加以赞扬。

柳州地方官员所存文献中，对柳宗元政治上的评价绝大多数表现得比较公允和积极。宋代的田锡在《题罗池庙碑银文》中，赞扬柳宗元 “ 惟公之行，希圣齐贤 ” ，一直仰慕和实践圣人之道，做到了与历史上贤德之人齐名。他遭到贬谪，是 “ 如明堂之才，朽于溪谷；如千里之马，轭于辇毂 ” ，好像是可以用来建筑辉煌大厦的栋梁之材，被丢弃在荒谷野水之中白白腐烂掉了；也像是日行千里的良马被套在车架之中不能施展抱负，令人深深惋惜和不平。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柳宗元参加 “ 永贞革新 ” 的肯定。宋代的黄翰在《祭柳侯文》里，也赞扬说， “ 惟公之政，祖龚述黄 ” ，步着西汉名臣龚遂和黄霸的后尘，为国家的安危献出心血。 “ 天才俊伟，议论慨慷。交口荐誉，名声益彰。要路立登，台省翱翔。擢列御史，尚书拜郎。时将大用，器博难量。比如八骏，奔逸康庄。追风制电，万里腾骧。亦如利器，镆铘干将。直视如前，其锋孰当？ ” 对柳宗元在长安期间一帆风顺，累迁要职和在礼部员外郎任上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参加改革的风貌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赞誉。而对他革新失败 “ 一斥不复，困于三湘 ” 的遭遇，则认为是 “ 比如鸾凤，不巢高冈，栖之枳棘，六翮摧伤。亦如巧匠，睥睨观旁，缩手袖间，善刀以藏 ” ，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这些评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得的。

至于对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后治理地方的政治表现，历代柳州地方官员所撰的诗文中是有口皆碑，齐加赞扬的。黄翰在《祭柳侯文》中写道： “ 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龙城虽远，勿敢怠荒。动以礼法，率由典常。公无负租，私有积仓。居处有屋，济川有航。黄柑绿柳，至今满乡。修夫子庙，次治城隍。农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诵洋洋。生能泽民，死且不亡。 ” 使人对他的 “ 遗风善政，凛若冰霜。日想英灵，如在其旁 ” 。宋代的刘斧《柳子厚柳州立庙》谈到柳宗元晚年谪授柳州刺史时说： “ 子厚不薄彼人，尽仁爱之术治之。民有斗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终不忍以法从事。于是民相告： ‘ 太守非怯也，乃真爱我者也 ' 。相戒不得以讼。后又教之植木、种禾、蓄鱼，皆有条法。民益富。民歌曰： ‘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 '” 。这段记叙，反映了柳宗元当年爱民、亲民、利民的作为和后来柳州人民对他的怀念和歌颂。明代嘉靖年间的柳州知府胥文相，特意将柳宗元在柳期间所写诗文中有关治柳的内容抄录出来陈列在府衙之内，用以自勉并流传后人，并写了《柳祠录序》一文，对此时作了交待： “ 盖侯居柳者五年，不鄙夷其民，以文治为教，与凡山川风俗悉经记述，而政亦寓焉 …… 予因摘侯文集中凡居柳之作，有关于治柳者，悉录之 …… 俾后之人有欲求侯政事之迹者，于此可考焉。非但取其文字之工而已。 ” 清代康熙初年的柳州知府骆士愤在《柳侯祭田记》中也写道： “ 柳侯之莅于柳也，德教所孚，柳民永怀，自唐迄今，犹旦暮也。 ” 说出了历代柳州人民对柳宗元施行善政的深深怀念。戴朱竑在《重修罗池庙记》则说： “ 柳侯投荒兹土，遂以文教开迪州人，岂谓千秋而下，宁无如我其人相继起乎？ ” 不仅表示了对柳宗元在柳推行德政的赞扬，而且表达了 “ 一踵柳侯芳躅 ” ，仿效柳侯事迹把地方治理好的积极态度。

3 、对柳宗元文学成就上的评价都是交口称赞

历代柳州地方官员留下的文献中，对柳宗元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交口称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北宋徽宗崇宁三年（ 1104 ）所颁《初封文惠侯告词》一开头就赞扬说，柳宗元是 “ 文章在册，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为不朽 ”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 1158 ）的《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也指出，文惠侯是 “ 生传道学，文章百世之师 ” 。田锡的《题罗池庙背阴文》写道： “ 惟公之文，纬地经天。 ”“ 彬彬然若黼黻之华衮，锵锵然若咸韶之在悬。 ” 赞扬柳宗元的文章讲的都是治理天下的正道，优雅精美有如位高禄厚的大官服饰上华丽的花纹，朗读起来的声音像古乐一样悦耳动听。曹辅在《祭罗池庙文》中指出， “ 其学也，囊括今古而该百氏兮，或参之驳杂而取之粹纯。若大田之锹敛兮，莫知其千仓与万囷。其文也，若秋涛之鼓雷风兮，汹涌澎湃而无垠。若八骏之骋通衢兮，王良执策而造父扶轮。老韩骇汗以缩手兮，翱湜丧气而噤唇 ” 。道出了柳宗元在为学方面囊括古今通晓百家的学说，善于吸收各种流派的长处和精华，犹如大田里的稻谷，推积成千仓万库，学识博大精深，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赞扬柳宗元的文章有如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又如神话中的八匹骏马在大道上奔腾驰骋，尽显神威。连韩愈这样的文章大师，也被惊吓得流下大汗，不敢轻易下笔；李翱和皇甫湜这样的文章高手，也只能丧气闭口，自叹不如。黄翰的《祭柳侯文》也赞扬说： “ 世传不朽，文学辞章。惟公之文，驾韩蹴张。 ” 认为柳宗元的文学成就高于韩愈和张籍这两位大家。元代的刘跃所写的《柳州路重建灵文庙碑》在赞扬柳宗元的文章时，对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进行了分析，根据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说的指出 “ 侯之道，本《易》、《书》、《诗》、《春秋》、《礼》，求所谓且质、且恒、且宜、且断、且动为原。侯之文，参《孟》、《荀》、《庄》、《老》、《国语》、《离骚》、《谷梁》、《太史公》，通为航道，源于古 ” 。所以文章能够 “ 词严义正，烺深博之妙，雄深雅健 ” ，给后世留下深刻的影响。清代乾隆年间的右江分巡道王锦，在所撰《柳江书院碑记》中特意向青年学子疾呼： “ 夫人文章得如柳，可以止矣。 ”“ 即未能得其全而学其半，是虽上方不足，要已下比有余矣。 ” 把学习柳宗元的文章作为地方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在地方文献所载的诗歌中，赞誉柳宗元文学成就的内容也比比皆是。曾任柳州司理参军的陶弼，有 “ 子厚才名甲有堂，谪官分得荔枝乡 ” 的表述；寓居柳州的宰相王安中，在《咏罗池》中有 “ 子厚文章百世师，寻常稽首望罗池 ” 的诗句。明代广西参议解缙，称赞 “ 子厚文章迈汉唐 ” ；曾任广西按察司提学副使的刘节，说 “ 子厚才名高宇宙 ” 。清代的柳州知府谭襄世，发出 “ 一代才名盛，千秋俎豆光 ” 的赞叹；曾官至广东布政司的柳州人欧阳永裿在《柳侯祠》诗中则称赞 “ 文共三唐称盛日，名齐八代起衰人 ” ，颂扬了柳宗元与韩愈并肩倡导古文运动的贡献。正是因为地方官员热情赞扬柳宗元的文章和提倡学柳，使地方上的青年学子深受柳宗元作品的熏陶感染，柳宗元文化得到持续地传承，自宋至清出现了许多像张翀、杨廷理等一大批有德有才的著名人物。

4 、在对柳宗元加以神化方面，既有迷信的消极成分，也有借以教化的积极因素

把死后的柳宗元说成能对人间降以祸福的神，是从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记》发端的。他在文章中记叙了 “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 ‘ 馆我与罗池 '” 的经过，并编造了 “ 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 ” 的故事。宋代刘斧的《柳子厚柳州立碑》还借柳侯部将谢宁之口说： “ 或过庙不下，致祭不谨，则蛇出庙庭，民见即死。 ” 靠韩愈写了一文，劝柳宗元 “ 无为怪异之迹，败子平生之美名 ” ，焚而祭之， “ 蛇不复出 ” 。这些充满迷信色彩的文字，在宋代赐额、初封、加封的三个 “ 中央文件 ” 中，也多有使用。北宋哲宗所颁《敇赐灵文庙额牒》，主要篇幅讲的就是 “ 伏睹唐柳州刺史元和立庙于罗池，至今三百年来，庙享不绝，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灾及公私祈祷，无不感应 ” 。还具体讲到 “ 自熙宁二年八月已后，至去年六月，计十余次，祈祷感应 ” 。在宋徽宗《初封文惠侯告词》里，也强调了 “ 祈禳祷祀，如响应声。水旱疾忧，咸有归赖 ” 。

对于这种把柳宗元看成为鬼神的说法，宋代已经有人提出了批评意见。靖康年间曾担任过司业的董逌在《罗池庙碑跋》已文指出， “ 文公叙罗池事，既异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诘，圣人閟而不言 ” 。 “ 尝观文公守儒道甚严，以世教为己任。 …… 至罗池神，则究极细琐，唯恐不尽。岂亦敝于好奇，而不能自已邪？ ” 在《为李文叔书罗池碑》也说： “ 罗池之文至矣，来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为神，误矣。 ” 直接指出韩愈在《罗池庙碑》中宣扬幽眇茫昧的鬼神之事，对柳宗元死后成神大肆渲染，是不符合圣人之道，偏离了自己所倡导的儒家学说的。元代的刘跃在《柳州路重建灵文庙记》对此也展开了议论。他说： “ 侯尝谓： ‘ 凡鬼神渺茫荒忽所不道。 ' （原文是：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见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 本文作者）然侯岂自为渺茫荒忽事震人哉？尝谓读诸书，归在不出孔子，又谓求孔道不于异书，然侯岂自异而出孔道外，犯 ‘ 不语 ' 之怪哉？ ” 他运用柳宗元自己反对迷信鬼神的言论，说明柳宗元是不会使自己违背孔子 “ 不语怪力乱神 ” 的教导变成鬼神来胡弄和吓唬人的。他在后面指出， “ 学者因文思道，因道肃庙，其为侯之灵炯炯也 ” ，后世的人是因为从柳侯的文章学到正确的思想，因为柳侯具有正确的治国思想，所以把柳侯祠看成为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让柳侯的精神发扬光大，点出了崇敬和祭拜柳侯是在于传承柳宗元的道德文章，有利地方的教化。明、清时代的文献提到柳侯是神应该岁时祭祀的时候，绝大多数也是从怀念和效法前贤的积极方面来阐述的，很少宣扬怪异的消极因素。这些表述，比较符合柳宗元关于祭祀的观点。柳宗元在监察御史里行任上时，曾主持过监督年终祭祀的事务，有感而发写了《蜡说》一文，指出 “ 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 ” 。祭祀是 “ 非于神也，盖于人也 ” ， “ 是设乎彼而戒乎此也 ” 。在《监祭使壁记》一文中强调指出， “ 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事于天地，示有尊也，不肃则无以教敬；事于宗庙，示广孝也，不肃则无以教爱；事于有功烈者，示报德也，不肃则无以劝善 ” 。讲的全都是借祭神以达到教人的目的。历代柳州地方官员和地方人士长期坚持祭祀柳侯，是 “ 事于有功烈者，示报德也 ” ，用意主要也是 “ 非于神也，盖于人也 ” ，把柳侯祠作为地方教化的一个重要基地，引导人们要像柳宗元那样，做一个爱国利民，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现在，人民政府将柳侯祠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为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加以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原调研员、柳州日报原总编辑、主任编辑，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副会长、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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