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卫平

(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　永州　 425006)

摘　要： 柳宗元在他作品中创造了许多具有讽喻意义的艺术形象，几乎存在于他的所有文体之中，绝非偶尔为之。这些形象内涵丰富、形态生动、手法巧妙，具有较强地思想性、批判性和艺术性，很值得读者关注。文章把这些形象归纳为三类：政治型、讽世型和自嘲型，从三个方面对三类讽喻形象的产生、性质和内涵等方面展开了分析和探索。对全面了解柳宗元的人格、文格及文学的创造性和艺术性或有裨益。

关键词： 柳宗元；讽喻形象；讽喻性；讽世型；自嘲型

在柳宗元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形象生动、含义深刻、幽默风趣、贴近生活、富有战斗性的讽喻性形象。这些形象涉及面很广，绝非作者偶尔即兴之作。从体裁上看，几乎涉及到柳子的所有文体，如寓言、人物传记、杂文、诗歌、辞赋、对、说、志、传、问答等；从时间上看，贯穿在全部创作全部时期，但主要还是在贬以后创作的。其运用的手法成熟而多样：或有意设幻为讽，或借梦为讽，或借怪异故事为讽、或直书现实人生为讽。表现出的风格是丰富多采的：有辛辣的讽刺，有婉而多讽的，有以劝喻为主的，有讽中带喻喻中含讽的。讽喻形象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凡可恨可憎可厌可哀可叹之人之事，皆在讽喻之列。这一切，成为柳宗元作品不能忽视的亮点。可见，讽喻形象的大量出现，是作者有意为之，精心创作。因而，这一切既成为了柳宗元创作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也是柳宗元爱好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切入柳宗元创造的讽喻形象，期望对柳宗元的作品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一

柳宗元所创造的讽喻性的形象中，最有特色的是政治型的。这类形象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理想和政治斗争，与政治目标一致。即使变革失败了，其理想追求和斗争精神并没有放弃。矛头的指向也很清楚，主要是反对变革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即藩镇、宦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政治弊端，因而，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形象的形式大都是一些夸饰性的，讽刺主体流露出来的情感是憎恨的、厌恶的、强烈的，直接揭露和嘲讽对象的丑恶。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社会弊端日益显现。永贞革新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改革弊政，再展盛唐辉煌。当时政治上最大的两个痼疾是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永贞革新集团主要任务就是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限制藩镇的扩张，革除各种弊政。贬永之前，柳宗元的政治目标主要通过革新集团拥有的权利，以行政手段强制实行。退出政治舞台后，柳宗元仍然情系国事、政事，没有忘记政治理想和斗争目标，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继续斗争。他所创造讽刺形象，与永贞革新有诸多的联系。如尸虫、王孙、蝜蝂、曲几和《罴说》中的猎者一系列的否定性形象，读者很容易感觉到作者的创作用意和矛头所指。

柳宗元创造的讽喻形象中，最令人憎恨厌恶的是《骂尸虫文》一文中的尸虫。“尸虫”是一个由内到外都让人厌恶和憎恨的东西，传说是一种专以告密、诬陷手段害人的虫子。作者对尸虫作了这样的描绘：“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僭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其特点就是阴、狠、毒、造谣诬陷、颠倒是非、残害善良。然而，如此可恶的尸虫又不易为人所伤。一是它能藏身于最安全的地方，二是有坚强的后台和强有力的支持者，能得到天神的保护。受害者对此虽是憎恨，却也无奈。文章的否定之意是明显的。作者的厌恶之情非常强烈，题中直书“骂”字，文末又言“为文而骂之。”然而，又很无奈，继而产生了怀疑，不理解这种“阴秽小虫”“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卑鄙东西，居然能得到天帝的宠幸、包庇和纵容。“帝，神之尤者，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阴秽小人，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飨？其为不宜也殊甚！”这类形象的可憎处，与宦官有几分相似。唐代宦官得宠专权，直接危及到唐王朝的命运。至德宗统治的最后十年中，宦官不但牢牢地控制了禁军，甚至皇帝的生命也在其掌握之中。永贞革新集团败于他们之手是一种必然。这种“尸虫”的长期存在，不仅是皇上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因此，也是柳子讨伐和谴责最多的对象。

柳宗元讽刺的又一个对象是藩镇，是中唐社会的大害之一。永贞变革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永贞变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藩镇和宦官的联合进攻。对藩镇的失控，在柳宗元生活的时代愈演愈烈，由于代宗、德宗对藩镇的姑息苟安，藩镇成为了朝廷无法控制的力量。最后朝廷只好无奈地采用以“以藩治藩”更加错误的策略。这样，不但没有控制藩镇的势力发展，反而加速了唐王朝的危机。正如《唐藩镇年表序录》一书中所说：“方镇之强，唐室以弱；方镇之弱，唐室以亡。”《罴说》的嘲讽就是有感于此而作的。文中描写了一个愚蠢可笑自作聪明的猎人，想利用猎物各自牵制的关系以恶制恶从中谋利，最后适得其反，连性命不保。这情形正是朝廷对待藩镇的方法的讽刺。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柳宗元非常具有政治和战略眼光。

《憎王孙文》也是一篇政治色彩极浓的讽刺之作，是官场党争现实真实地写照。中唐以来，中央集权严重削弱，政治混乱，造成了严重的党争，而加剧的党争，又加速了王朝的覆灭。对于这种不良的恶性循环，柳宗元投向焦虑的目光。文中的王孙与猿区别和之争显然是有所指。虽然所指众说纷纭，但文中的最后是语重深长引人深思的。“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一语除对官场的内讧，消耗实力，于国于民有害的结果讽刺之外，还包含了对决策者的多少期待。再如《斩曲几文》一文，几乎被论者一致认为是讽托之作。文中的曲几，与其说是一种器物，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文中写道：曲几为物，其体残，其形曲，有天生之不足。有论者认为此文为弃绝阉宦而作，也有人认为是论用人之道。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使政治清明，必须要选拔良才，摈弃宦官和谄曲者。永贞集团非常重视人才的任用，柳宗元也多次谈到人才的选拔和任用的问题。《斩曲几文》讥当时以谄曲获用者，又谓上之人不明，弃直而用曲，则不才者进，是触及到问题的根本。《鞭贾》一文，在买鞭者的形象中，深含了对良莠不分以坏当好的用人制度的嘲讽。

《蝜蝂传》应是为贪得无厌者画像，为黑暗吏道的写真。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有贪得无厌的特点。“行遇物，辄持取”直至“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二是，好高，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所以，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唐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我以为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社会现象。

这类形象的创造应该源于陆质新学对作者的深刻影响。柳宗元不但是唐代著名的儒学大师陆质的正宗学生，而且还研读了这一学派的其它著作。陆质新学对他的人生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学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经世致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富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应该是柳宗元创作大量讽喻形象的主要思想基础。致用的原则使他格外关心政治、投身变革；怀疑精神使他勇于探索、不断思考；斗争精神使他正直刚毅、疾恶如仇。因而这些形象不但富有创造性，更富有思想性和战斗性。当我们知道了柳宗元一生总是以陆质新学的思想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时，就不难理解柳宗元为何以政敌和弊政作为讽刺对象。

二

柳宗元作品的另一类讽喻性形象，主要是把世俗陋习、人性丑恶、迷信愚昧等现象的揭露出来，加以讽刺。虽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但也大都含有深意，可称之为讽世型。如果说对前一类形象的讽刺是其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这类形象则是柳子“利安元元”理想的具体化，是对民生的注视和关爱。走下政治舞台的柳宗元，只能以一个贬官的身份置身世俗社会。特权的丧失，使他能更深入地客观地观察社会、体验人生。面对着世俗社会诸多的丑陋现象，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以达到醒世和劝世的目的。对世俗的嘲讽和劝喻，其基本精神是肯定真实，反对虚假。从思想上看，这与陆质新学的务实精神完全一致；从文风上看，与当时的古文运动的追求一致。

柳子一生追求的是真实。他真实为人，真实处事，对虚假深恶痛绝。因此，在其创作的讽喻形象中，有许多是针对虚假而作的。但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讽中带喻，以喻为主。《三戒》创造了三个经典的讽喻形象，其实质就是对虚假的嘲讽，展示虚假的可悲、可怜和可笑。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个形象的共同特征就是处世不真实，无实际本领，借外物逞强。可得宠于一时，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作者对此是深恶痛绝，在文章的开头就表明了态度：“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这三类形象非常具有广泛性，既是生活中常见的，又有深刻寓意的。它们的身上既有作为喻体的动物的特点，又体现了人性的丑陋。既是一种艺术创造，又是缺少法制的人治社会的必然产物。如“临江之麋”是被主人宠坏了而忘乎所以不知自己为何物的一类典型；黔之驴则是外强中干不堪一击徒有其表的纸老虎的代表；永某氏之鼠更是乘物以逞大胆妄为的恶棍的化身。它们悲剧的原因就是不真，以虚假示人，其后果必然是“迨于祸”。表面上是对三种人的讽刺，其实，其讽喻意义有更深的指向，它们可以是封建社会乃至人类社会难以彻底根除的三种社会现象，也可以是政坛上三类政治角色，因而，其讽喻意义更加深远，更有价值。《永州铁炉步志》借铁炉步大发感慨，讽刺的对象正是那些“位存焉德无有”假君子，与求真追求是一致的。

讽刺虚假是为了劝喻人们走向真实，作者描绘世俗的假相，是为了增强人们的识别能力。《辨伏神文》用自己亲身的痛苦经历，对社会上造假、售假以害人的现象进行讽刺。本是毫无药效功用的山芋，却假名以伏神到处兜售。患者购买后不但于病无益，反而加重病情。作者用切身之痛告戒世人：“呜呼！物过多伪兮知之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书而为此兮，愿寤来者。”恳切话语中流露的是真情的关爱。《谪龙说》是对冷暖炎凉人情的嘲讽。小龙女短暂的人世的经历，饱尝了世俗的羞辱和冷漠。小龙女的感受，作者是饱尝了的。政治失败后，他的经历完全如同小龙女。在冷漠的世界里，在一片奚落、漫骂声中，作者是多么地期待和渴望真情的安慰。在《宋清传》中，柳宗元又用相反的例子示人以榜样，肯定了人世真情的温暖。《宋清传》中的宋清待人真诚、急人之急、解人之难的所为，与世间的趋炎附势形成对照。对照中传达出作者的劝喻意义：“吾观今之交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这是多么急切的呼唤真情声音。

《哀溺文》是对社会上那些极端的爱财、贪财的丑陋现象和扭曲人性的讽刺。这种人缺失的是正常的真实的人性。作者设定了一个特殊的环境，让一个人在钱财和生命处于二者不可得兼的对立之中，作出抉择。要命就得放弃钱，要钱就得放弃生命。善游者最后选择了钱财而放弃了生命。悲哀的选择犹如一面镜子，无情的照出了的人性和世情的劣性和愚昧，使人寒凛。文中的讽喻之意很明显，善游者非死于水，而死于财，死于愚昧和爱财，故可愤、可悲、可哀、可叹。

柳子所创造的这类讽喻形象，是为社会生活中极为普通极为常见的，他却从中发掘出深意，揭示出丑，引起人们的警觉。这类形象的创造，主要源于世人的关爱和辅时及物的志向。当然，佛学的扬善劝恶的教义，也不无影响。这类形象讽喻意义大都由两层含义构成，一层是世俗的，主要是劝喻，针对的是世俗的虚假；一层是政治的，主要是讽刺，针对的政治中的虚假。

三

柳宗元的作品中还有一类讽喻形象，常常以自然景物和动物作为载体，采用自嘲自讽的方式，抒发内心的隐痛。其最大的特征，在一种物象中，往往隐含着自我：或许是个性，或许是遭遇，或许是怀才不遇之情，或许是报国无门之恨，或许是世无知音的寂寞和孤独，或是身心伤痛的呻吟和回味。写的虽然是山水，是动物，但隐含的总是自我。这类形象的构成，往往是作者借一个幻形的物质外壳，承载自己的生活主观感受、道德评判和内心愤懑等不便明说的内容，用一种带泪的笑，表现内心深处的痛。因此，特别具有艺术感染力。

愚溪是柳宗元笔下出现次数最多的讽喻形象之一。柳子似乎对愚溪情有独钟，倾注的情感也最多。他居住在愚溪之旁，倘佯于愚溪之上，常常以愚溪自比，以调侃的笔调自嘲自讽。他与愚溪最大的相似点是愚。柳子描述的愚溪，具有许多美质：蜿蜒逶迤的外型，串联散布着许多景点，能“善鉴万类，清滢秀澈，锵鸣金石”，“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然而，它不炫耀、不妩媚，不世俗，因而不为世人所赏析，达官贵人无一至此，日夜只与愚者相处，甚至连名字都争论不休无法确定，是一个内美而外愚生不逢时的对象，这点与作者多么相似。可见，柳子所强调的愚溪之愚，绝非溪之愚，实为作者坚持理想、坚定信念的执着性格的表白。在《乞巧文》一文中，更能看出作者的用意。柳子在向天孙乞巧时说：“臣有大拙，智所不化，医所不攻，威不能迁，宽不能容。”希望乞巧，得到巧妙做人的秘诀。幽默的言外之意，显然不是乞讨乖巧。

山水游记中也有讽喻意味。柳子把自己的遭遇、感受寄寓在山水之中，通过对山水的描述，以达到讽世的目的。《永州八记》中的系列山水形象，大都包含讽喻意义。特立的西山，不遇的小石城山，连年不售的小丘，都闪动着作者身影，具有柳子性格和处境的某些的特征。“八记”中的小丘，讽喻之意更为明显。小丘位于钴鉧潭和小石潭之间，其面积虽不过一亩，其景致美不胜收。如此好的一块佳处，却成了“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的弃地。对此，作者深深地感叹到：“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鄂、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斤而愈不可得。”柳子把小丘的美和它的遭遇对照起来，在不协调对照中，寄寓在小丘形象之中的讽喻之意自然显露出来。让人咀嚼出世道不公和怀才不遇的含义。小石城山何尝不是如此，它与小丘一样奇异，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一座貌似石城的小山，整山由石头构成。周围的一道道横亘的岩石如城墙，山上的矗立的石峰似城堡，城堡前的石洞犹如城门，山上“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类智者所施设也。”然而，命运却把它抛到了永州这块偏远之地，使其“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只能默默无闻于世。袁家渴、石渠、石涧全都一样，它们都无法摆脱被冷落被遗弃的命运。山水的遭遇不正是自己的遭遇吗？山水的不公，不正是对世道不公的嘲讽吗！

这种自讽自嘲的讽喻性的形象，在柳子以寓言诗中也大量存在。如《跂乌词》、《笼鹰词》、《放鹧鸪词》、《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等，亦创造了许多含有自我的讽喻形象。如《跂乌词》中，作者所描写了一只因腿部受伤而独足行走乌鸦，每天都承受着生理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和痛苦，处境十分艰难。而跂乌之所以成为跂乌理由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一是因为“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妒尔令尔疾”，高远的理想追求而导致了遭人嫉妒；再是“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损害了既得利益者利益，被对手所伤。这是一种多么可笑的结局，这与柳子的政治上的结局有多么惊人的相似。正是这种理想和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产生了讽喻意义。使读者从跂乌的身上，聆听到作者对世路艰难、生死难测的叹息和人生忧惧的哀歌。还有《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诗中，那颗处境不幸的“桂树”，它有不改的“丹心”和高贵的品质，又有“期鸾”的愿望和美好的“芳意”，命运却大开玩笑，让它生长在荒山野外，为杂草包围，又经历烟薰火燎的劫难。这种不相称的对比，其讽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在三类不同讽喻形象中，内涵是丰富的。作者的讽喻态度、讽喻手法和讽喻效果有明显的不同。在第一类讽喻形象中，以讽为主，态度是严厉、憎恨和蔑视的，手法是夸饰和幻形的，效果是强烈和震撼的；在第二类讽喻形象中，以劝喻为主讽刺为辅，更多的是对民生善意的关爱，针对的是世俗陋习；在第三类讽喻形象中，以一种自讽自嘲方式，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愤懑情感和坚定的人生态度，指向的是社会的不公平。惟有不变的，就是在这些讽喻形象的背后的自我。处处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位政治活动家的倔强、坚定和自信理想追求，一位思想家的敏感、深刻和睿智价值判断，一位文学家的浓郁的文化情怀，独特的人格和文格的魅力。正因为蕴涵着这一切，柳子的讽喻形象才能在“嘻笑之怒”中，具有“甚于裂眥”的力度。在诙谐幽默之中，透出了一种婉而多讽的文化情韵。在自嘲自讽中，看到了义无反顾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资料汇编》， 196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2] 吴文治：《柳宗元大辞典》，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