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满桂

湖湘文化是湖南区域范围内有着自己文化特质的地域文化。它上承舜帝文化，以屈骚为滥觞，并在不同的时代得到演绎发展。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因葬于九疑山而造化了湖湘的零陵。屈原因受小人谗毁，而被君王放逐江南。他行吟于湘沅，将美政理想寄托于神话传说的美人、泽畔兰蕙的香草，写入《离骚》，形成 “ 骚怨 ” 精神底调。西汉贾谊年少才高为大臣所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他在屈原式的困境中，以满腔忧愤写下《吊屈原赋》，开展了与屈原的一番精神对话。春风得意却逢贬谪之旅，才高气盛只能忧国怀民，这就是柳宗元与屈贾诸人完全一致的遭遇。因而， 柳宗元一进入湖湘之地，自然地去追怀屈原，以描写楚地风物来浇释胸中块垒。柳宗元在贬往湖南永州的途中，溯湘江上行不远就到了汇人湘江的汨罗江口。柳宗元停舟凭吊屈原，感慨百生，写下了吊屈吊己、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敏锐地发掘了 “ 骚怨”精神。柳宗元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赋的精神。屈原行吟沅湘而作《天问》，就宇宙起源和人类历史漫漫求索。柳宗元流贬于永州之地，而作《天对》之文，承接屈原遗绪，追溯天道之原。 柳宗元自述其一生之最高理想 “ 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 《寄许京兆孟容书》 ) ， “ 元元 ” 指的就是人民、众人。为了实践 “ 利安元元 ” 之理想。柳宗元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涯中举贤人，重教化，行郡县，公天下，制藩镇，御外侮等等，莫不亦步亦趋舜帝勤政爱民理念。柳宗元心心念念想当一个推行尧、舜、孔子之道的政治家，但命运之神却偏偏安排他做一个明道的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期间，怀着对舜帝的仰慕和崇敬，还写作了不少歌颂舜帝的文章。柳宗元刚到永州的第二年即元和二年，他写了《舜庙祈晴》，为当地水患之灾昭祭虞帝之神。元和四年，写了《舜禹之事》，对曹丕的看法与人们的通常观念唱了个反调。曹丕认为他父亲曹操 “ 得汉禅 ” ，从而知道了 “ 舜禹之事 ” ，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嘲笑．柳宗元则认为，如果说的是舜禹的“事”而不是“道”，曹丕这话没有错。他的评价标准很简单，就是天下人心所“系”。“丕之父攘祸以立强，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耶 ?” 元和九年，写了《湘源二妃庙碑》、《道州毁鼻亭神记》，一褒一贬。为湘源二妃庙重建，柳宗元撰文赞舜帝和二妃曰： “ 渊懿承圣，舜妻尧女。德形妫讷，神位湘浒。揆兹有初，克硕厥宇。 ” 当初舜即帝位后，“封弟象为诸侯”。象封于有庳 ( 一作有鼻 ) ，今人考证在永州市双牌县江村一带。唐以前，这里尚有象祠，以祭祀象。元和九年，柳宗元的老乡河东薛伯高任道州刺史， “ 考民风，披地图，得是祠。骇曰：‘象之道，以为子则傲，以为弟则贼，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实理。以恶德而专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 !' 命亟去之。 ” 这个薛伯高真是嫉恶如仇，敢恨敢为。难怪柳宗元听到这一消息大为赞许， “ 斥一祠而二教兴焉 ” ，拆毁一个象祠，可以让孝、悌两个伦理教化流行起来，是一件莫大的好事哟 ! 柳宗元的确非常崇仰舜帝，热爱舜帝，并且努力实践和光大舜帝的伦理道德文化。

柳宗元永州十年， 身遭贬斥仍矢志不移， 始终是一个奋斗的强者。他 融情怀于湖湘山水孜孜探求，成为一代思想文学宗师，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贡献。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据对当时读书人的最高理想科举取士的统计，终唐一代，湖南进士 25 人，衡湘以南的有 16 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且基本上都是中唐以后考取的进士。宋代周敦颐于道州“月岩”悟道，作《太极图说》又著《通书》，论日用常行切近之理，合天道、性命于一，为儒家伦理学说穷源探本，鸣奏宋代理学之先声。它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辨方法，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并通过地方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推动了具有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湖湘学派的发展。明清之际，王船山倡言：“道莫盛于趋时”。这是柳宗元 革旧图新 精神对湖湘文化求变的历史信号。近代魏源等近代湖湘学者坚决冲破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强调只有变法才是出路，并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头目，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柳宗元变革图新、 自强不息的精神溶入了湖湘 士人的品格中 。 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起，号称泱泱大国的中国大门一直被帝国主义列强轮番敲打，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古老的中华大国已在近代文明的冲击下被彻底战败。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 “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 于是乎，痛定思痛，求索、抗争，成为这个时代志士仁人们的精神主旋律。而在这个精神主旋律中最响亮的一个音符，当数湖湘士子的崛起，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就在 1920 年，当时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 “ 总司令 ” 的陈独秀，在其《欢迎湖南底精神》一文中，对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给予了高度赞扬： “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 ?‘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 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完全可以用历史来说话。二百几十年前的 王船山 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 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 ‘ 扎硬寨 ' 、‘打死战 ' 的书生 ! 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 毛泽东在 1920 年同样充满自豪地说： “ 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 ” 这里展现了的湖湘文化精神，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到了社会大转折的 19—20 世纪之交，这种厚重的湖湘文化精神又烘托出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章士钊、陈天华、黄兴、蔡锷、杨度以及后来的毛泽东、蔡和森、李达、刘少奇、任弼时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使湖湘文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里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

伟人毛泽东，同时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孕育中诞生的一位文化奇才。唐宋八大家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用心学习的内容。其中，他对于柳宗元的散文和诗作尤为心仪。这从他 1913 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得见，其所记的古代文人中就有柳宗元的条目。毛泽东在其一生经历中，无论是南征北战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曾经将柳宗元多次圈圈点点，反复评说，并一度将柳氏思想文学加以钩沉引申，拓展发扬，成为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检索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柳宗元是毛泽东论述最多的古代人物之一。

首先，毛泽东对柳宗元的自然哲学思想给予唯物主义的肯定。 柳宗元以一个苦行者的角色，对人们通常不去涉足的哲学思想领域，包括老庄佛儒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他坚持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思想，对前人哲学思辩的论争敢于驳邪祛误，并对宣扬“天命”的观点给予了批判。为此，毛泽东常常在与人谈话中赞扬柳宗元。 1963 年，毛泽东在杭州一次会议讲话中说道：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毛泽东非常欣赏柳宗元的《天对》， 1965 年 6 月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 1964 年 8 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张贻玫《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

1959 年《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 专栏刊登了《柳宗元的诗》一文，毛泽东读后有不同的看法，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 1963 年 5 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 “ 柳宗元 30 岁到 40 岁有 10 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辨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 毛泽东对柳宗元在永州的探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其次，毛泽东从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寄寓理想和希望。 毛泽东曾多次亲笔书写柳宗元的诗歌来表达激赏之情。如柳宗元的七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歌表达离亲别友的悲苦心境，语言婉约，感情深厚，深得毛泽东的偏爱。在毛泽东晚年所读的古诗作品中，有许多柳诗都被多次圈阅以示赞颂。除上面所举外，还有像《别舍弟宗一》、《岭南江行》、《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江雪》等。在毛泽东自己的诗词中，那些具有婉约之风的作品如《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挽易咏畦（去去思君深）》等，借湖湘之景抒惆怅、伤感之情，隐约可见柳宗元潇湘诗文的影子。柳宗元的讽刺寓言《三戒》，是由《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等三篇所组成。他通过《三戒》中所写的麋麑葬身犬腹、小老虎吃掉大驴子、老鼠痛遭灭顶之灾等三个故事，对那些仗势肆虐，专横跋扈的藩镇、宦官及其豪门贵族，进行辛辣的讽刺，指出他们一旦本质暴露，其命运将同麋、驴、鼠一样，落个可悲的下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毛泽东对柳宗元《三戒》中《黔之驴》这则寓言，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加以引用，并赋予其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 1942 年 9 月，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著名文章中，曾引用了《黔之驴》这则寓言故事。毛泽东说：“柳宗元曾经描写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到贵州去了，贵州的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是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者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这里，毛泽东把武装到牙齿、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比作大蠢驴，把生机勃勃、威力无比的八路军、新四军和革命者比做小老虎，并尖锐地指出庞然大物并不可怕，真正有本领有力量的是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结果，愚蠢的大驴子式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必遭到《黔之驴》的下场，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作比喻，真是恰到好处，同时也给予了《黔之驴》这则寓言以全新的政治风貌，鉴证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

再次，由于毛泽东对柳宗元特别偏爱，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中，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得以 197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章士钊（ 1881——1973 年），湖南长沙人，早年是反清斗士，也曾在北洋政府担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秘书长，在学界教过逻辑学，当过农业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还当过律师，李宗仁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长。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生不参加任何党派，一生经历颠沛坎坷，一生与柳文相依相伴。正如他在《柳文指要 · 总序》的开篇之言：“余少时爱好柳文，而并无师承，止于随意阅读，稍长，担簦受学于外，亦即挈《柳集》自随，逮入仕亦如之，此集随余流转，前后亘六七十年，为问余所得几许？余颇艰于自断”。六十年代前期，章士钊将其在中国人民大学古汉语教师进修班讲授的“柳宗元文选”讲义整理成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四十五卷，“依原集次第，逐篇加以说明，号曰‘体要之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下部赅括千年来之评论，分别项目，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交谊种种，各归部居，严加分析，号曰‘通要之部'”。“统合两部，名之曰《柳文指要》”。这部鸿篇巨著之所以能在文革期间出版，完全是毛泽东的关怀结果。 1965 年 6 月，章士钊先后把 100 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收到后， 不仅读了《柳文指要》，还逐字逐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并亲自改了若干处， “ 义正词严，敬服之至 ” ，这是毛泽东读该书的初步印象。 1965 年下半年，毛主席已看完上、下两部并同意出版。并说它是 “ 解柳全书 ”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给予了最高评价。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对章士钊柳学钩沉研究的偏爱，在文革时期要出版这样一部书犹如天方夜谭的怪事。《柳文指要》亦恰恰成为那个年代得以出版的唯一的一部学术著作。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文章选编》

[2] 《毛泽东早期文稿》

[3] 《湖湘文化与毛泽东》

[4] 《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

[5]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6] 《一代宗师柳宗元》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