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柏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摘　要 ：元和五年是柳宗元在永州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围绕他这一年的 心态、行动和前辈学者有关研究，着重探讨四个问题： 1 、 搬入愚溪新居的时间不是元和五年，而是元和四年年底； 2 、“妓”是“雷五之姨”的身份，元和五年初冬与柳宗元同居于愚溪新居； 3 、和娘是柳宗元在长安的私生女，直到贬谪南荒带她同行时才父女相认，故“为父子晚”； 4 、考证了元和五年的创作，并论及思想实质。

关键词 ：元和五年；柳宗元；永州

元和五年，是柳宗元贬来永州的第六个年头。他本应该在过去一年的基础上，过得更加轻松愉快，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然而，喜与悲的折腾却让他不知所措，只能在大悲大喜中反思自己过来的岁月，迎接命运对他的挑战。所谓悲即是人生最大哀伤之一的中年丧子（女）。所谓喜，即纳妾之喜。许多资料都说柳宗元元和五年搬入愚溪新居，如果这样，则要添上乔迁之喜。

一、柳宗元元和四年年底搬入愚溪新居

我不认为元和五年的柳宗元有乔迁之喜。他的乔迁应该在元和四年年底。即是说，他是在愚溪新居迎接元和五年的春节的。

柳宗元在愚溪建造新居纯出偶然。元和四年秋末与冬初，他发现并游览了西山、钴鉧潭、钴鉧潭西小丘、小丘西小石潭等一系列胜境，以“四百”之廉价买下西小丘。这是柳宗元无意中为修建愚溪新居迈出的第一步。如果他仍然居住在对岸的龙兴寺，将怎么欣赏“兹丘之胜”（《钴鉧潭西小丘记》） [1] ？潜意识下搬迁河西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

柳宗元来到永州，长期居住龙兴寺。虽然与和尚投缘，关系不错，作为一个曾经深受皇帝器重的谋臣，寄人篱下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的。加之“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与杨京兆凭书》），换个生活环境的念头应该不是一时半刻了。

这之前所以没有换，一是头两年连性命是否保得住尚且说不准，哪还顾得上住的问题？二是其母 卢老 夫人于元和元年“ 五月十八日 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他因为贬放的原因，虽然没有亲自护送母亲的遗骸归葬祖茔，守丧三年的礼节却是不能不尽的。三年孤哀子，常思父母恩。忧伤似常在，不敢有欢情。他不能纳妾、建房、纵情娱乐。甚至不能忘情山水。所以，元和元年到元和四年上半年，尽管身体状况不佳，当他稍稍摆脱了最初的惊恐与巨大的哀伤之后，潜心著述便成了他寄托哀思、打发时间的最佳方式。这也是元和三年、四年在永州著述颇丰的原因之一。

进入元和四年以后，柳宗元才为自己添了点相对的自由，多了点纵情山水的快乐。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包括找一个女人，解决子孙繁衍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紧迫地摆到了他的议事日程上。他总不能以“零陵佛寺”为家，在那里纳妾生子吧！

元和四年 九月二十八日 ，柳宗元在法华寺西亭发现了对面的西山，开始了愚溪沿岸一系列胜境的游览。奇特的山水之胜让他产生了“爱是溪”的思想感情，一旦“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愚溪诗序》），在这里“ 家焉”的 想法便倏地明晰起来。

除之，柳宗元之所以在永州成立一个家，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重回长安的遥遥无期。那个“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的紧箍咒无情地操纵着他的命运。程异于元和四年被重新启用、朝中大臣给他的来信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一批请求救拔的信如石沉大海，又让他不能不大失所望，不能不作“甘终为永州民”的思想准备。突然间“得其尤绝者”，便乘兴说出安家的打算，时值元和四年初冬（游钴鉧潭诸景期间）。他身边的朋友如吴武陵、楚图南等自然为之出谋划策，与他交谊不错的刺史崔敏也会大力支持。那还不水到渠成吗？

柳宗元虽然处于被贬的处境，但他毕竟还有个“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官衔，享受正六品上的优厚待遇。在朝中官员看来，他是一个被挤兑的对象；他自己认为是一个“缧囚”。但是，在普通百姓眼中，他依然是一个大官、大富人。因此，置身永州，他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地位，办什么都是容易的。

柳宗元对新居的要求并不高，不要高楼大厦，不须雕龙画凤，只须“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 《送从弟谋归江陵序》） ，一座草堂而已！

修几间草房，不过是小事一桩。看准几个晴日，舂几面土墙，架几根桁木，搭若干竹块，压几层茅草，缠几道篾条，就可以安家落户。

柳宗元和他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是个性鲜明的书生、学者，图的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去；想干就干，说做就做；十月初开始，月底可竣工。

柳宗元设定的“八愚”有三处是原有的自然景观： 1 、现成的愚溪； 2 、“ 买小丘，为愚丘”（本段引文均出自 《愚溪诗序》） ； 3 、“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有二处是稍作加工就可成就的： 4 、“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 5 、“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需要重建的三处： 6 、“愚池之东为愚堂”，亦即愚溪新居； 7 、“其南为愚亭”； 8 、“池之中为愚岛”。

在整个草堂建造过程中，柳宗元、吴武陵、楚图南等，一个个都是闲人，不消说时常光顾。怎样因地制宜，设计周边的配套景点自然是经常议论的话题，一旦想到，便让施工， 愚溪、愚丘、愚泉是现成的，其他 “诸愚”—— 愚沟、愚池、愚亭、愚岛，都是主人随心所欲的结果，与“愚堂”相谐，不须精雕细刻，在乎整体一致，与“愚堂”可同时完成。

龙兴寺住了这么多年，一旦有了自己的房子，柳宗元自然迫不及待，急于搬进那个风景“优绝”的新居。年前就会搬进去。即是说元和四年之年底，柳宗元搬进了愚溪新居。

我们说这一切都完成在元和四年，还可以提出三点反证，证明元和五年就难以实现：

第一，从时令上说，南方春夏雨水多，有“二月舂墙三月倒，三月舂墙连夜倒”之说。房屋修建通常是秋冬两季，人们不会在春季或夏季安排建房。 何书置 先生认为“ 柳宗元元和五年四月后迁居冉溪” [2] ； 王国安 先生在为《溪居》一诗笺释时说：“观诗意即当作于元和五年（ 810 ）秋迁居之初。” [3] 春夏两季不建房，“ 元和五年 四月后”、“元和五年（ 810 ）秋”哪有房可搬？

第二，从亲情上说， 四月初三日 ，柳宗元唯一的亲人和娘去世。按此推算，从二月或三月开始即是他女儿病情危重期，柳宗元不可能再有心情想到修造房屋的事。女儿病故后，陷入深度悲痛中的柳宗元就更没有这个兴致了。

第三，修建愚溪新居可说是偶然中寓着必然，是与朋友吴武陵、楚图南等乘兴而游，发现了风景“优绝者”，这才触发了早就想脱离“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的寄居生活，建一个家的愿望。乘兴而定，乘兴而建。如果当时不建，在好友吴武陵、楚图南相继离去后，是很难产生当时那种冲动、那种情致的。

二、马室女雷五之“姨母为妓于余”

在柳宗元为马室女雷五所写的葬志中，有“以其姨母为妓于余也”句，确让人大费周折，怎么理解都觉得不通。疑是后人传抄、刻写时笔误。如果把“于”字换上“从”字：“以其姨母为妓，从余也”，语意就变得明确一点。无论怎样理解这个“妓”，有一点是肯定的，雷五之姨与柳宗元曾经同居。母亲死的时候还有女儿，这如今和娘也死了，柳宗元住在幽静而宽敞的愚溪新居，更显得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加倍地体会到亲人的重要、人生伴侣的重要。这里要特别指出，子嗣问题不同于建房，柳宗元要承受强大的精神压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元和五年，他已经 38 岁了，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愧对祖先，愧对父母。对于父亲，他已是一脉单传，承担着繁衍的重任。父亲这一房的血脉，总不能在他这里中断吧！元和四年，他在给岳父杨凭的信中说及“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的心事，那时还有女儿和娘，这如今连女儿也死了，他变成了真正的鳏寡孤独，娶妻生子以图后继有人业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每念及此，能不忧心忡忡、梦中惊起、月下徘徊、倚柱达旦吗？《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对此作了充分表露：

觉闻繁露坠 , 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诗中描叙的只能是移居愚溪后的环境，与雷五之姨同居之前的境况，心境却不似“甘终为永州民”的 旷达超脱。这是爱女和娘死去不久之后，思念她、梦见她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由女而及母，而及子嗣，而及身世，浮想连翩，焉能复睡？前人评它“即事成咏，随景写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个中滋味，似未全解。结合柳宗元当时的生活状况，并非是一时一事，即景生情，而是久蓄于心的焦虑抒发，较长时期生活片断的概括。他 迫切地需要一个女人以慰孤寂，以延子嗣了！这无疑也是他死去的母亲和女儿的最大愿望，哪怕是为了安慰她们的亡灵，他也不能再拖下去。细读《 戏题阶前芍药》，就不难捕捉到这种信息：

凡卉与时谢， 妍华丽兹晨。

欹红醉浓露， 窈窕留余春。

孤赏白日暮， 暄风动摇频。

夜窗蔼芳气， 幽卧知相亲。

愿致溱洧赠， 悠悠南国人。

“芍药又名梦尾春、没骨花、殿春，属毛茛科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五月（农历四月，引者注）上、中旬开花。” [4] 可知此诗写于元和五年四月中旬前后。清人姚范引元裕之的话评论此诗说：“柳州怨之愈深，其词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闲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 [5] “怨”在何处，没有明说。在理解古人诗歌的时候，许多人追求微言大义，以此作为“柳宗元政治上惨遭失败，但他仍然执着理想” [6] 的明证。即是说，怨在当年的政治遭遇，而不是眼前景、身边事。包括结句“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也是“极其巧妙而委婉地表达了急于用世，希求援引的愿望，因此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同上）。我的理解却简单得多，我以为柳宗元的“怨之愈深”，怨在丧女。见花而思女，“凡卉与时谢”寄托的是对女儿的伤悼。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越把眼前之景写得清新美好，伤悼之情、孤独之感、乏后之悲则掩藏得越深。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个伴侣。他已经没有时间等待：等不及回到长安重新安排的机会，等不及一个门户相当的“士人女”。于是便急于借名花而宣扬自己内心的渴望，“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极其巧妙而委婉地表达了急于”寻找一个伴侣的信息。这只孤独的雄鸟，向外界发出了求偶的叫声！那些关心他的朋友、同僚，还有不竭力成全的！

因为柳宗元的偏见，没有合适的“士人女”成为他的“正室”，只能找到家庭穷苦的 马室女雷五之姨。看柳宗元对雷五的描写：“天姿洁清修严，恒若簪珠玑，衣纨縠，寥然不易为尘垢染。”外甥多像舅，甥女亦像姨，雷五之姨也应该是身材修长，风度非凡的。她出生于穷苦的家庭，联系到柳宗元的“为妓于余”，这个“妓”是对雷五之姨身份的介绍：歌舞女艺人或者干脆就是妓女。 何书置 先生作过推算，他们的结合“应在元和五年”，这时间是大致不错的。我认为应该在和娘去世半年左右的元和五年的秋末初冬。

三、灵与肉的折磨

元和五年的上半年，柳宗元的心情是抑郁而又痛苦的。本来，搬出陈旧、郁闷而又充斥着压抑氛围的龙兴寺，在愚溪新居过春节应该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他的心头却一直有一个隐隐的阴影，那就是他过了年即交十岁的爱女和娘的身体状况让他担忧。他的身边就剩这么一个亲人了，万一再有个好歹，他还怎么活呢？然而，“漏屋偏遭连夜雨”，命运有时确又是那样的残酷，自元和五年新春开始，女儿和娘的身体已明显地一天不如一天，终于油尽灯灭，于 四月三日 去世。

连唯一的亲人也去世了，柳宗元的悲痛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可怜可爱、善解人意而又有顽强的求生愿望的姑娘啊！她“性柔惠”，三个字绘出一个温柔、善良、贤惠、宽厚的乖女儿的素描。这种性格的女儿，是大可让人放心的，属于“可以为成人”那一类，少有短命的。却不料，病魔竟找上了她。在人力不可及的情况下，她寄希望于佛门，“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为了身体的健康，小小年纪就自觉地抛开世俗的享受，并终于成为佛门的正宗弟子：“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下殇女子墓砖记》）一个不满十岁的尼姑，拖着病弱的身体，对着宝相庄严的佛门权威，虔诚地礼拜与祷告，谁都会为之一鞠同情之泪，谁都会竭尽全力保护她。可是，宝相庄严的佛门权威全都是泥塑的金身，只能漠视着这位献身于门下的小尼姑，让她的病情日益沉重，身体日益衰弱，直至枯竭死亡。尽管柳宗元对和娘及其病后情况描写不多，通过她自愿礼佛、为尼的简介，已足以表达这位年方十岁的小姑娘的求生意志，足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与惋惜。间接地体现了作为亲生父亲的他，所承受的打击之沉重，痛苦之强烈。这还不算，同时袭上心头的还有深深的自责：“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是感情上的亏欠太多，是给予这位女儿的太少。如此白纸黑字，向社会公开承认只因“其母微”，父女迟迟相认这一点，把个人隐私公之于众，该需要多少勇气啊？是莫大的对爱女的愧悔之情给了柳宗元这种勇气，他要用真情的披露向死去的女儿表示自己深重的愧悔。

关于柳宗元与和娘“为父子晚”的原因，许多研究者在为贤者讳，所叙总让人难以信服：“善和里者，柳氏旧宅也。……女既生于祖遗老屋，其母应至少为柳氏婢妾，然母纵微也，何至使所生父认之晚耶？岂子厚曾起意不育此女耶？” [7] 章士钊 先生对柳宗元推崇备至，我觉得这一解释是无力的。即使“曾起意不育此女”，当造成生下来的既成事实后，还有不认女儿的？须知这是他唯一的孩子呀！还有“善和里者，柳氏旧宅”的说法也值得商榷，这样会造成“善和里”全为柳氏所有的误会。应该改成“善和里有柳氏旧宅”或“柳氏旧宅在善和里”，那里还有其他房屋甚至普通百姓的住宅。“和娘生在长安善和里，其母应为侍妾。” [8] “侍妾所生之女和娘，因子厚泥于礼，未敢公认。子厚贬永州，和娘已五岁，公方认为己女，‘故为父子晚'。” [9] 类似这样的说法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比较有说服力的是 梁鉴江 先生在《柳宗元传》 [10] 中所写的：“他肯定蓄有外妇，并为他生儿育女。和娘……为外妇所生。……唐代士大夫纳姬妾是很普遍的现象。”让我不理解的是，即使是侍妾、外妇所生，按照中国古代的风俗，男人广纳姬妾是合理合法的，生得再多，也没有不父子相认的。尤其是这还是第一个孩子。柳宗元没有认，肯定是不好公开，是私生女。其母之微，也许是妓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视出入青楼为风流韵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本是文人出身，性豪纵，善奢侈。任京尹时，曾筑第宅于永宁里，又蓄妓妾于永乐里” [11] 。这样公开的以妓为妾，同这个“妓妾”生的儿女，肯定会公开承认。柳宗元不敢承认，证明他不是公开的以妓为妾，而是暗中往来，偷偷地生下了和娘，故不好父女相认。及至贬官外放，远离京城，他才抛开了顾忌，带着这个 5 岁的女儿南下，来到永州。这才是“为父子晚”的说得过去的注脚。在永州所纳雷五之姨就不一样了，他效法了杨凭，“蓄妓妾于”愚溪新居，他与雷五之姨的子女，就不存在“为父子晚”的问题，生下来就父子、父女相认。

就因为有了这一层“为父子晚”的原因，和娘的命运可真是太不幸、太悲惨了！她生命的头五年，父亲可谓青云直上、大权在握，她不但沾不上半点光，还是一个父亲不敢相认的私生女，遭受着人们的白眼与唾弃。直到父亲敢于相认的时候，已经陷入“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的境地，她别无选择，只好跟着这位被贬谪的“新父”，在悲凉而又惊恐的氛围中，不远万里，来到永州。在永州，她伴随着父亲度过了头两年悲伤（奶奶的死）、惊恐（父亲的性命之忧）的岁月，父亲的心情才稍为开朗，可以借永州的山水之美、南来的朋友之聚稍舒愁怀了，自己本可以开心轻松了，却不幸得病，以致不得不拜倒在泥塑的佛相前，并因此而遁入空门。满以为可借助佛门的保佑换来平安与寿命，却不料十岁已是人生的极限。回顾她短暂的十年，可曾有一天安逸与舒心？

可以想象，面对这样一个负她太多的女儿，柳宗元的愧疚是深重的。对于她的早夭，柳宗元的悲悼是加倍强烈的。要缓解丧女之痛，无疑要多花些时间。我们看他永州时期的作品，只有元和五年的最少，主要原因应该是和娘之死。

正是和娘的死，才让柳宗元觉得那样的孤独无助，才觉得子嗣的重要，才迫切地感到传宗接代的责任是那样近距离地威胁着他，这才发出了“ 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的愿望，才引起了周围朋友、同僚的广泛关注，也才有了与 雷五之姨的结合。

四、创作与思想

我们说柳宗元因为失去爱女的缘故，元和五年的作品甚少。据 何书置 先生《柳宗元永州年谱》 [12] 所录，共有编年作品 18 篇，其中为死者而作的各类文章 8 篇；为送别而作的序 3 篇；写给有关人员的书信 4 篇；真正的文学创作 3 篇（散文 1 篇《愚溪对》）；诗 2 首（《闻籍田有感》、《冉溪》）。撇开其他应酬类文章不说，这里仅讨论借作品表达个人思想感情的几篇。首先讨论文学作品的排序。我以为理应是先有《冉溪》，后有《愚溪对》。《冉溪》作于改名愚溪之际，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愚溪对》作于改名愚溪之后。

该溪元和四年年底尚并存两名，一曰冉溪，一曰染溪。《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称为“染溪”，《钴鉧潭记》中称为“冉水”。是柳宗元搬进新居之后才考虑改名的问题：“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名之为愚溪。”这段话见于《愚溪诗序》，可见《愚溪诗序》是将冉溪、染溪正式改名为愚溪的第一篇宣言性文字，也是将“八愚”向世人的第一次公布。由此可知，其他以愚溪命名的作品都是《愚溪诗序》以后才有的。既然将《愚溪对》定为元和五年的作品，就没有理由把《愚溪诗序》列入元和六年的作品清单。即是说，继《冉溪》之后的创作是《愚溪诗序》，然后才是《愚溪对》。因此，柳宗元元和五年的文学创作，我以为至少还可以加上三篇：《愚溪诗序》、 《 戏题阶前芍药》、 《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我们说柳宗元元和四年年底就搬入愚溪新居，并说所谓“八愚”都是搬入新居前后完成的。柳宗元在与吴武陵、楚图南等相互设计景点、监督施工的过程中就想好了所谓“八愚”之命名，打好了“八愚诗”之腹稿，一旦地名落实，就可公诸于众。但是，所谓“八愚”，愚溪是其本，首先得定好愚溪。愚溪不属于柳宗元个人，不能说改就改，而要乘“土之居者犹龂龂然”的时候，将自己的建议提出来，得到沿岸百姓的认可。对于沿岸的百姓来说，这么大的官、这么高水平的文化人给该溪改定的名字，还有不乐意接受的？不过让人人都知道罢了。

让沿岸百姓都知道 冉溪、染溪已改名愚溪 的最佳时机就是正月大休闲、大串门的时候，元和五年是柳宗元在愚溪新居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正可借与乡邻拜年的机会宣布这一信息，通过互相传诵，不几天就会众所周知，不出正月这名字就可以叫开。

在冉溪正式改名愚溪之际，为了纪念这个原有的地名，柳宗元写下了七律《冉溪》：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作者借这首七言律诗对过来的三十多年作了一次高度简练的总结回顾，宣告了今后的打算。这是柳宗元告别过去开始新生的宣言，是他贬永十年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生活态度的分水岭。他向世人郑重地宣告：逝者如斯夫！少年时的壮志凌云，青年时的舍身为国，遭政敌陷害的沉重打击，贬逐南荒一筹莫展、无所事事的悲观失望，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从搬入冉溪新居那一天开始，他要像东汉的寿张侯樊重那样，在这里从头干起，直到取得丰硕的成果。这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性改变，让我们看到了强者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风骨。

《愚溪诗序》则首先阐明了将冉溪、染溪正式改名为愚溪的理由；其次介绍了其他“七愚”；第三层则采取了聪明人常用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法，正话反说，坐实了愚溪与自己的“真愚”；最后，才将笔锋陡转，从揭示愚溪与自己的独特价值入手，彻底翻案。愚溪“虽莫利于世，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有如许功用，何谓“莫利于世”！又何愚之有？柳氏本人亦然，“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非但不愚，智者莫及。这样彻底的翻案，自然就是对当权者以智为愚、美丑莫辨的昏庸本质的巧妙针砭，间接地控诉了自己空负报国热情、空有满腹经纶却被弃而不用、受贬南荒、只能与愚溪引为同调的一腔怨愤，为一切报国无门的贤士打抱不平。

承以“愚”定溪名之余绪，柳宗元在《愚溪对》中又大发了一通“愚”论。通过与溪神的对话，又一次巧妙深刻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溪是无辜的，因为这是智者不来的地方，只能容纳自己这样的愚者，并为自己这个“穷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之大傻瓜所喜爱，这才是该溪“恶得避是名耶”的根本原因。这个“大傻瓜”傻到什么程度呢？且听柳子自己的概括：“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是一个所作所为全都与时尚、习俗相反，不会审时度势，不会见风使舵，只知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向、既定的方针，勇往直前、决不退避、进不骄、败不馁的人。不正是一个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敢于逆潮流而进、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大智大勇者的形象吗！就这样反复地自愚自辩，把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无辜与委屈，一一展示，不也是一种巧妙的反击、抗争吗！

值得特别指出，因为有“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的开头语，有人就认定该文作于柳宗元搬入愚溪新居的第五天。难道柳宗元真的在搬入愚溪新居的第五天作了这个梦吗？显然不是，不过是借梦以言志。既非真事，这时间岂能坐实？那是可以随意指定的，只要看起来逼真就成了。

以上三篇文学创作都是柳宗元的爱女和娘逝世之前完成的。是柳宗元搬入新居之初所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强者形象：他在总结自己生平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本质与人格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追求规划，采取了全新的生活方式。

自和娘去世之后，柳宗元一方面陷入丧女的悲痛里，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孤单而伤感，为子嗣全无而焦虑，这种焦虑可对他折磨得太久。尽管他不久纳了妾，生了两个女儿，仍然被传宗接代的问题所困扰。大约在元和十一年左右，他在柳州任上，以游戏的笔法写有一组与刘禹锡戏论书法创作的诗，就中有一首《迭前》：“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亭前鸟迹多。”在羡慕刘禹锡子息繁多的同时，抒发了自己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的遗憾。直到周六出世，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元和五年的下半年，纳妾与努力使自己的女人生儿育女成了柳宗元的主要任务。这也是影响柳宗元元和五年创作的原因之一。

自爱女死去以后，除了 《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 戏题阶前芍药》，前者是为了抒发感伤的情绪，后者是为了表达求偶的愿望。其他多是应酬性的，如为死者而写的 8 篇文章等。有明显的倾向性和较高文学价值的是二序：《送从弟谋归江陵序》、《送僧浩初序》；二书：《与杨诲之书》、《说车赠杨诲之》。

《送从弟谋归江陵序》全文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柳（宗）谋身份的简介；第二部分是对柳（宗）谋品质、行为的肯定；第三部分以自己作官之失败和置身永州之现状，比较柳（宗）谋做人之成功，寄予他重振柳氏家声之希望。值得仔细探讨的自然是柳宗元对自己的现状介绍与评价：“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这是柳宗元对自己元和五年永州现状的介绍，看上去完全是自给自足的普通永州人中的一员。但是，他却时刻不忘自己是拿了朝廷六品上俸禄的官员：“恨徒费禄食而无所答，下愧农夫，上惭王官。追计往时咎过，日夜反复，无一食而安于口平于心。”恨自己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白拿俸禄而毫无贡献，为此而常常总结过去的教训，日思夜想，寝食不安。它让我们看到，在柳宗元平静的“甘终为永州民”的外表下，掩蔽着随时报效国家、报效黎民的思想准备。

《送僧浩初序》是一篇与韩愈辩论的文字，辩论的主题是对佛教的态度。韩愈站在“斥浮图”的立场，批评柳宗元“不斥浮图”。柳宗元说明了“不斥浮图”的理由，提出了“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的观点，是后来的柳学研究者常常论及的“统合儒释”的主要论据。 何书置 先生《柳宗元在永州的宗教思想》对此有比较精当的分析。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柳宗元在零陵好佛求道，除从佛教那里寻求精神安慰与解脱外，也是为了统合儒释，用以佐世。” [12] 我把它引用在这里，意在说明在元和五年那样一个悲痛、焦虑的时候，在重新规划自己的沉思中，任何契机都能引发柳宗元“用以佐世”的精神。

关于本文的系年，前辈柳学专家章士钊认为：“僧浩初者，龙安海禅师弟子，赠序子厚在柳州时作。” 何书置 先生在提供该文作于元和五年的证据时指出：“ 《序》云：‘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洪兴祖《韩子年谱》：‘元和五年《送李判官正字础归湖南序》。……今愈以都官郎守东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为亲王府长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从事请告来觐。'既然李础归湖南在元和五年，《序》称‘近'，知浩初离亦当是年。” [2] 从何说。

《与杨诲之书》是柳宗元写给内弟杨诲之的信，从《与杨诲之第二书》可知，该书作于元和五年十一月，同时写给杨诲之的还有《说车赠杨诲之》。在给内弟的信中，除了对对方的介绍与称赞、对岳父可能获得赦免“必复大任”的祝贺，还透露了四条可资研究柳宗元其人的信息：第一，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发出对官场（表面上写的是社会人生）的认识：“显然翘然，秉其正以抗于世，世必为敌仇，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爱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几句话点透了当时官场的黑暗，正是因为官场的“善人少，不善人多”，“爱人者少，而害人者多”，为官清正敢于犯颜直言者，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第二，对韩愈《毛颖传》的赞赏。第三，“喜圣朝举数十年坠典，太平之路果辟，则吾之昧昧之罪，亦将有时而明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柳宗元并不认为自己的被贬是真的有罪，仍在期待平反昭雪的一天。第四，对自己新居环境的满意：“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辅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

《说车赠杨诲之》是一篇送给内弟杨诲之的议论文，通过车每个部分的功能介绍，不同车种的特殊用材和特殊设计说明做人行事的道理，希望诲之人生必备的各个方面，能够像车的各个不同部位那样齐全、牢固，组合起来即是一驾功能齐全奔行迅捷而又安全的“车之全”，顺利地奔行在人生的旅程。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四大方面：“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即上乘的木材；牢固的组合；车轮要浑圆；车厢要方正。结合柳宗元评价杨诲之为人行事的相应方面，则是“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轮”。即是说，像车厢那样有恢宏的度量；像车轮那样心思周密而又无所不及。可说是柳宗元认定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吧！希望杨诲之能够做到。

《闻籍田有感》是柳宗元作于元和五年的第四首诗，也是当年最后的一首（这是柳宗元贬谪南荒后诗作最少的一年）：“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宣室无由问厘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何书置 先生说：“《与杨诲之书》云‘今日有北人来，示将籍田敕。……方筑愚溪东南为室'。《唐大诏令集》卷 74 载：《元和五年罢籍田敕》：‘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敕：其来年正月十八日籍田礼宜暂停。'诗题下孙注：‘元和五年十月，宪宗诏来年正月十六日东郊籍田，敕有司修撰仪注。'‘十六日'，当为‘十八日'。书、诗当作于是年 十一月十九日前 。” [2] 诗中流露出比贾谊更其不幸的埋怨。贾谊当年虽然不为汉文帝重用，被召入宣室也不过问问鬼神的事，但是，他毕竟被皇帝从长沙召回到京城。像自己这样 “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即使如太史公似的写好了史书，也因被拘留在“周南”而不能上达。无论以贾谊自比，或者以太史公自比，充斥在字里行间的那份高度的自信，决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总之，在元和五年，柳宗元尽管历经了向京城权要求援未果的失望，丧女之大悲，无子息之焦虑，仍然无损于他的人格力量、向上精神。其主要经历与思想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对过来的几十年作了阶段性总结，明确了从今而后的发展方向，坚定了从头来起的决心；

第二，经历了中年丧女之痛，对这个“为父子晚”的女儿之死，充满了悲痛与愧疚之情。

第三，有 纳妾于愚溪新居生儿育女以传宗祧的雄心并且付诸实施， 解除了长期困扰的孤独， 增添了 雷五之姨同居的欢愉，看到了生儿育女的希望 ；

第四，在思想意识方面， 有以退为进的策略性改变；有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风骨；有逆潮流而进、特立独行、奋不顾身的向往；有白拿俸禄的惭愧和随时报效国家、报效黎民的思想准备；有平反昭雪的期待；有对官场的清醒意识；有人生理想境界的思考；有高度的自信与期许；有愚溪新居及周边环境的满足等等。似乎可以这样说，元和五年是柳宗元经历的变故最多、心态最为复杂的一年，也是他处事更为平稳、处世更为成熟的人生转折，有了这一年的磨练，他将更有把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对于缤纷复杂的世事也必将应付裕如了。

参考与注释 ：

[1] 本书所引原文均出于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柳宗元全集》。

[2] 何书置：《贬永作品知多少》，《零陵师专学报》 1988.4 。

[3] 王安国： 《柳宗元诗笺释》第 138-13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4] 蒋青海主编：《养花要领 500 答》第 232 页，江苏科技出版社 2003 年版。

[5] 转引自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第 401 页，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6] 吕国康等主编：《柳宗元永州诗歌赏析》第 385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7] 章士钊：《柳文指要》第 343 页，文汇出版社 2000 年版。

[8][11]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第 122 页、 116-117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9] 何书置：《柳宗元研究》第 58 页，岳麓书社 1994 年版。

[10] 梁鉴江：《柳宗元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12] 杜方智等主编：《柳宗元在永州》第 258 页、 108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