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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启蒙人
 
唐柏荣:《早春》  加入时间:2009/11/29 18:20:00  admin  点击:2851
难忘的启蒙人
 
每当我拿起笔来从事写作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给我启蒙的刘冬英老师。她现在大概有五十多岁了吧?当年那乌黑发亮的头发也许白了一些,当年那苹果般红红的脸上也一定爬上皱纹了。是的,一晃就快三十年了,我这个当年的调皮鬼已经是党报的总编辑了,她还能没有变化?!尽管三十年来,我更换过一个又一个的老师,转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结识了许许多多新的朋友和同志,但她——只对我任教了一年的老师,却是这样地叫我终生难忘。
1966年,我已经是个六岁的孩子了。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每天忙着出工,自己只好在家带妹妹,还没有开蒙。整天东游西逛,性子野了:今天用小石头在这家打死一只鸡,明天用弹弓在那家打碎一块玻璃……对此,母亲没少给邻居赔笑脸,我屁股上也没少挨巴掌。
有天,我背着妹妹从外面回来,一进门见家里来了一位从未见过的女客人。好奇心叫我把她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乌黑发亮的头发,用红玻璃丝扎成一对羊角辫,红扑扑的脸腮上印着一对笑靥,两道弯细的眉毛间,嵌着一双圆溜溜、亮晶晶的眼睛,一身时髦的女军装显得比镇里姑姑姐姐们更好看。她见我蹦着进来了,便顺手摸了摸我的小平头:“在哪儿玩去了?”
“岭高头。”我胆怯地把头一歪,不好意思地退到一边去。慢慢地,我知道了她姓刘,刚从学校毕业,是主动要求到我们镇上来办学的。她这时正在向母亲宣传党的扫盲政策,商量叫我上学的问题。这可使我动了心思,我不稀罕识字,不识字我同样玩得痛快;只是上学能甩掉妹妹这个“包袱”,争得点“个人自由”,好闹出一些新鲜的“故事”来。我背着的手,偷偷地在妹妹屁股上拧了一把。
妹妹在我背上“哇”地一声哭开了。妈妈一惊,一把接过妹妹,我便嚷嚷开了:“都快七岁了,还在家带妹妹,妹妹又老哭着不让我背。我要上学去!”
妹妹年纪小,路还走不稳,却会说几句半生不熟的话:“呜、呜,哥哥拧我的屁股。”
母亲一听来了气,朝我一巴掌打来。我机灵地一闪,倒叫上前劝阻的教师手臂上挨了一下。母亲一边骂我,一边向女教师又是道歉,又是解释地哀叹:“这死孩子越大越野了,是该叫老师管教管教了。只是手上这小的没人关照,没办法。”
女教师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情,想了想说:“这样吧,叫他背着妹妹上学,一边读书,一边带人,两不误。”‘
“这太好了,这太好不过了!”母亲高兴极了,对女教师又是让座,又是泡茶。
这却害苦我了:想不到没甩掉“包袱”,又进到笼里。我很不高兴地瞥了这女教师一眼。
我带着妹妹上学了。三十来个学生的启蒙班,在镇里一所庙宇里上课。桌子、椅子是各家各户凑来的,刘老师不嫌弃,就在这种条件下正式开了课。
很明显,这刘老师只实习过,还没有单独上课的教学经验。第一堂课,看着小学生们几十双陌生的眼睛,她脸红一阵,白一阵,一对羊角辫很不自然地在头上摆来摆去。第二堂课,大家习惯了老师的眼睛和面容,开始互相你碰我的手,我踩你的脚,小闹开了。第三堂课,我像屁股上长了刺似的,再也坐不住了。心里想这上课有什么意思,真不如出去打个小鸟玩玩,便用惯技在妹妹屁股上拧了一把。这该打的妹妹不懂我的意思,哭着用小手打我骂我:“你又拧我的屁股了,呜呜……”
刘老师过来了,收起笑容,涨红着脸:“你又捣蛋了!还不快哄住妹妹。”
同学们一阵大笑,这刘老师又一次没给我好印象。
慢慢地,我摸准了刘老师的脾气,她说话轻声轻气,腼腆得总是不好意思似的,并不可怕。我决定要在适当时机露一手。
这天上课了。趁刘老师面向黑板写字的时候,我悄悄地跑到讲台前,两手叉着头顶装成一对“羊角辫”,朝她做了一个鬼脸,顿时引起哄堂大笑。刘老师以为是同学们笑她字写得不好,又工工整整地重写了一遍。我并不满足,看见窗口上有几只小鸟在叽叽喳喳像凑热闹似的,便又随手张开弹弓,正要“开火”,手却被同桌的同学拦阻地碰了一下,“啪”的一声,弹子不偏不倚,穿过刘老师的头发,擦着她的耳朵打在黑板上。.
这下刘老师可真的动了气。她转过身来,竖起那两只羊角辫,连续三声厉斥:“谁?是谁打的?”
我脸刷地一下白了——显然这下太过分了。
刘老师的眼睛在整个教室扫了一遍,最后直盯着我。没有再讲什么,只是低着头,红了眼圈。
后来我听说,刘老师回寝室后悄悄地哭了一场。这件事使我近三十年来,心里一直感到内疚和不安。
当天晚上,刘老师家访来了。我猜她一定要在母亲面前告我一状。母亲向来尊敬老师,知道此事,一顿打是免不了的。我此时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准备挨打。
奇怪,刘老师倒亲亲热热地对我打了一个招呼,一字未提白天那不愉快的事。只是一边帮妈妈忙些家务,一边扯起了家常:
“孩子爸爸在外干什么工作?”
“搞水利,经常在野外作业,一年只回家一次,唉!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母亲抱怨说。
“他真忙,”刘老师深情地说,“因此,我们有责任教育好这孩子。只是我也初出校门,没经验,教不好,希望大嫂多提些意见。”
刘老师的声调虽然不高,但我听着却比挨打还难受。我一直低着头,不敢正视刘老师一眼。
只听到母亲说:“有什么意见哟,一个姑娘家,不朝城里走,偏到山村来办学堂,谁不高兴?”母亲一动感情话就多,“这倒使我想起村里一个传说……”
“什么传说呀?”刘老师追不及待地问。我也竖起了耳朵。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据说天上有一位仙女下凡来观风景,手里拿着一朵智慧的鲜花。仙女乘着春风飘过村里时,落下十八片花瓣,不久村里就出了十八个秀才。”母亲见我们听得认真,入了神,连忙说:“那是迷信。其实从我出生那天起到解放那年,除了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念了几句孔子书外,用钱数铜板,谁懂得什么叫文化?现在好了,党和毛主席关心我们,‘仙女’又进山了,怕是镇里真要出十几个秀才了。”说着,母亲哈哈大笑起来。
刘老师却红着脸说:“乡亲们需要文化的愿望是多么强烈,可我手中却缺少一朵能叫孩子们接受的智慧鲜花。”
刘老师和母亲越谈越热火。夜深了,母亲干脆留刘老师在家住下。我一觉醒来,不知她们谈了些什么,母亲竟抽泣起来。只听到刘老师哽着喉咙说:“旧社会穷人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我一定要让下一代在文化上彻底翻身,将来为建设祖国作贡献!”
不知是母亲的抽泣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还是刘老师的话使我联想到白天打弹弓一事,这夜我再也没有入睡。
年幼时的记忆力强,联想力也强。真好笑,打从刘老师家访后,每当我见她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就联想到母亲讲那位手拿着智慧鲜花的仙女。这也奇怪,黑板上的字和纷纷下落的粉笔灰,竟一会儿像朵朵鲜花的片片花瓣,一会儿又成了粒粒弹子和个个弹坑,最后是刘老师那张和蔼可亲的面容。不知不觉,我对刘老师印象好多了。
据刘老师自己说,她从母亲讲故事得到启发,现在讲的课就灵活多了:有故事,有笑话,或打谜,或提问。这样一来,确实激起了我们不少学习兴趣。
这天是识字课,刘老师抖着手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契”字。这是《卖身契》里的一个生字。我不认识,其他同学也不认识。
刘老师像往常一样,没有急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字,什么意思,而是首先讲了一则故事:
旧社会,我们镇里有一个专靠租地过活的佃户,欠了地主家五斗租子。开春了,地主逼租上门,把事先写好的一张有课本上这三个字的条子,说是五斗租子的债务条,要佃户的当家人画押。老实的庄稼汉不识字,以为在上面画个押就是承认欠了地主五斗租子。哪知地主心比豺狼还狠,年三十来佃户家要人,说是他闺女顶五斗租子卖给地主家当丫环了。你们说说这事气人不气人?
“这狗地主太气人了!”我带头喊了起来。
“对!这样的事多么令人气忿!同学们,黑板上的这个生字就念‘qi’,和气人的‘气’音是一样的。原来地主写的就是一张‘卖身契’!”刘老师紧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不过我们光气愤还不够,还要发奋读书才行啊,不然有朝一日地主老财还会欺负我们的。”
我不知道这节课自己是怎么度过的。只记得当时一个劲地在练习本上写着“契──气”、“契──气”……十遍八遍仍不解对狗地主的心头之恨。
下课后,刘老师特地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庙宇后堂用木板隔开的一间。里面还宽敞,旧报纸糊住那陈旧的泥墙,倒也显得整洁,一张从前供神用的办公桌上面,很不协调地摆着两瓶映山红,用两块门板拼起来的“床”上,整齐地放着一床普通花被,一顶学生蚊帐,简单地挂在竹架上,那只红漆剥落的木箱子孤零零地躺在墙角里,只有老队长用木板精心钉做的那个书架和上面堆得满满的书籍,才能显示出这是一个老师的住处。我心情沉重,没有心思去考究这位年轻女教师的身份和风度同这简陋的房间有什么联系,只用目光把这里的一切斜睨一下,脑袋里便又反复交替出现着“契──气”这两个字。
“过来点。”刘老师亲切地把我拉近身边,又一次用手抚摸着我的小平头问:“快七岁了吧?”
“嗯。”我机械地点点头,第一次感觉刘老师的手是这般温暖。
“该懂事了,要好好学习,替你妈妈争气呵!”刘老师说。
“我妈妈?!”我惊讶起来。
“是呀,我上课讲的故事,就是地主用卖身契骗你外公画押,把你妈妈抢去当了十年丫环呀!”
“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刘老师讲的故事想不到竟是自己母亲的遭遇。我记起来了,那天晚上,母亲一定是为这桩往事伤心的。想着想着,我情不自禁地扑向刘老师怀里,孩子般的大哭起来。刘老师紧紧搂着我,泪水湿透了我的头发。
从此以后,我这个调皮鬼竟对刘老师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的头脑中,她有时像我的亲姐姐,有时又像那个拿着智慧鲜花的仙女。慢慢地,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和文字、数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时我才感到妹妹在身边真是个累赘。你看她,一会儿要我的铅笔,一会儿要我的本子,一会儿又要我带她出去玩。你不理她,她也学着耍“狡猾”了,说是要大小便。等我抱她出教室,便又哭又闹要我给她掏只麻雀。真拿她毫无办法。
多亏刘老师,每次总是她帮着解围。后来刘老师看见我们这些带着小弟弟、小妹妹上课的同学,确实会影响学习,就在庙宇的另一边小房间里买些玩具,课外也叫我去掏只麻雀,打个小鸟来,用绳子拴着给他们玩。这样,我们只需轮流去看望一下就行了。而刘老师是既当先生又当保姆。有时,我们回家因这事那事耽误了一些课程,刘老师就找上门来补课。我越来越打从心眼里崇敬刘老师。发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这段时间里,刘老师教过的我学,没有教过的我也学。而刘老师总是用各种方法鼓励和指导我们学习,像是要把满肚子知识一下子全倒给我们似的。启蒙班学习质量迅速上升。到下学期普考时,接近当时市里重点小学一年级的水平。大概是刘老师对我要求严一些,这一年,我竟学会了近两千个生字。
快放暑假了。就是说我已经读完一年级了。好几天我思索,要把自己的学习成果集中一下,给刘老师,给母亲看看——如果满意的话再寄给父亲看看。于是我决定试着照书本上《卖身契》那一课的格式写一篇习作,也把母亲同样的悲惨身世记叙下来。我动了笔,尽量把学过的较难的生字都用上去。
几天后,一篇近三百字,题目为《母亲的卖身契》的模仿作文写出来了。当然,不要说用现在的水平,就是用高几个年级的水平去衡量,怕也能从中挑出比字数还多的毛病来。但当时的我,毕竟是个只读了一年书的学生啊。刘老师看了真高兴,她把我拉到自己跟前,用双手捧着我的小脸蛋,笑眯着眼,亲热地看了又看,不认识我似的,激动极了。紧接着提起笔来,在这篇“作文”后面,打了个九十八分(据说作文是不打一百分的),然后一把拉着我,直奔到我家里,又亲手把这篇习作送到我母亲面前。母亲一看又悲又喜,擦着眼泪连声称赞说:“手拿着智慧鲜花的仙女真的进山里来了,我们家怕也要出‘秀才’了。”
刘老师在那年期终被市里评为“山区模范教师”。但不知为什么,第二年就有人说她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样板”,结果挨了批,调走了。她调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什么遭遇?现在又到哪里?这一切当时一个小孩子是无法打听到的。而且一晃快三十年了。但她毕竟是扶正我这棵歪脖子树的园丁,是向我打开智慧大门的第一个人。学生的良心不容我忘却她,“四人帮”荒芜了我的青春,不然我也许会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时时在想,假如有朝一日,我有水平从事创作的话,我一定首先写对我一生极有影响的刘老师,写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写她从事平凡的工作贡献她的青春,写她怎样启蒙了祖国的新一代……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