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国

（永州职院 人文教育学院， 湖南 永州 425006 ）

摘 要： 柳宗元与屈原，虽然不同时代，但他们却都是社会动乱、朝廷中衰时期造就的文化伟人。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政治背景、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他们的创作思想与风格有着惊人的相似，屈柳一脉相承。

关键词： 柳宗元；屈原；比较研究

“屈原辞赋悬日月”（李白《江上吟》），柳子文章耀古今。两千多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名人，几乎无不受到屈原影响而卓立于世。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柳宗元与屈原情志相通、命运相似，他一生景仰屈原、师法屈骚，既通晓屈说要义，又深得骚学精髓，哲学上自觉发挥屈原思想，文学上大力弘扬屈骚风范，可谓及屈原之踵武的后继者。

一、他们的身世相同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出生于秭归。秭归是一片古老文明的土地，是楚国最初建国的地方，楚文化的发祥地。殷商时代，秭归为归（葵）国所在地，《汉书地理志》载：“秭归，归乡，故归国。”屈原出生时，有一道五彩虹霓缠绕在屈氏庄院，于是，屈府人有了指望，屈氏家族重又燃起了希望之火。

春秋时，屈氏人物从他们的始祖屈暇开始，经屈重、屈建、屈荡到屈生，都曾做过楚国的莫敖。莫敖一职在楚国的地位非常显赫，为楚国独设，未设令尹时，莫敖为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令尹、莫敖同设时，莫敖仅次于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到了战国时代，楚国不再设莫敖，屈氏人物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不再显赫。谁能再现楚氏家族昔日的辉煌，人们寄希望于这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屈原，可想而知，他的理想抱负，他的学识人品，由最初的为恢复屈氏家族昔日的辉煌渐渐发展为为了楚国的繁荣强盛，实际上，这二者是水乳交融的。

柳宗元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 773 ），祖籍唐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镇），古代这里属河东郡。柳氏是河东的一个大家族，柳宗元是真正的门阀贵族出身。他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五世祖柳楷的兄弟柳亨，隋末附李密，密败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受到高祖李渊的爱重，娶其外孙女为妻，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封寿陵县男，后拜太常卿，检校歧州刺史，太宗李世民曾对他说过“与卿旧亲，情素兼宿”（《旧唐书·柳亨传》）。柳楷的另一兄弟柳则之子柳奭，贞观中为中书舍人，为高宗朝宰相，其外甥女王氏为王后。唐初柳氏是权贵兼外戚，在朝廷上下势力显赫，高宗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后来，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导致柳氏家族由“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赵璘：《因话录》卷一）的显贵世家沦落到五、六代以来“无为朝士者”（《与杨京兆书》）的衰败不振的地位。此后，柳宗元祖上仍然历代仕宦，曾祖父从裕做过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县）县令；祖父察躬做过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县令；父亲柳镇也是长期任职府县，最高做到殿中御史。柳氏家族的衰败使柳宗元对于政治环境的严酷产生痛切之感；柳氏家族往昔的荣耀也给柳宗元带来一些显得虚幻的自豪感，今昔对比却更使他滋生出对现实中的“卑微”地位的自觉以及对社会遭遇不平的感触。柳宗元积极求举入仕就是想在他这一代恢复柳氏家族过去的荣耀，为朝廷建功立业。屈柳二人的思想根源是一致的。

二、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政治背景相同

屈原、柳宗元都是动乱、中衰时代诞生的文化伟人。柳宗元生活在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犹同于屈原生活在赫赫楚国由盛转衰的时代。

战国七雄，楚国是一个强大的封建诸侯国，屈原从政历经了楚怀王、顷襄王两朝。以屈原的学识才华，又因屈原与怀王同姓，怀王以宗亲委以左徒重任。屈原当左徒后，内政方面辅助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与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齐国，极力主张联齐抗秦。楚怀王死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国内部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越发激烈尖锐，突出表现在外交上亲秦与亲齐两派的斗争。前者以子兰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为代表，后者以屈原为代表，屈原认为非联齐不能抗秦，非联齐无以保楚，在政治上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楚怀王昏庸怯懦，终于走亲秦道路，放逐了屈原。顷襄王继位后，对秦完全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因屈原曾痛恨子兰劝怀王入秦，子兰复谮毁屈原，襄王怒而迁之于江南。诗人在长期流放中忧心国事，没有一刻忘了回去，同时写下了许多诗篇，抒发忧愤的感情，揭露、指斥群小违法乱纪、壅君误国之罪，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柳宗元出生于“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十年，历经了代、德、顺、宪四朝，这正是社会矛盾激化、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极其复杂、尖锐的时期。唐王朝虽然已不复存在昔日的兴盛与声威，但仍保有初、盛唐时期极盛局面积累起来的国力，其统治基础也仍相当牢固。柳宗元作为时代培育出来的文人精英，积极参与到现实斗争之中，在斗争实践中被造就成为一代思想、文化的伟人。

柳宗元的故乡古河东地区是唐王朝统治的根据地，柳氏家族正是其中一个有势力的大家族，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柳氏家族虽已沦落、等同于一般的庶族，但在当时重门第的风气下，往昔家族的荣耀给他带来些显得虚幻的自豪感，也给他某种修身律己、建功立业的激励，对其一生立身行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安史之乱”后的连续动乱与衰败，朝廷上下也曾有持续不断的振作和改革的努力，经济上的改革，像改良漕运、改进盐法、平抑物价，施行“两税法”等，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扩充了财源；政治上压抑强藩、改革行政弊端，加强中央集权，树立朝廷的权威。这一切，无不在激励着一个想光宗耀祖，为朝廷建功立业的文人志士柳宗元，他积极求举与入仕，逐渐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积极参与革新政治，与守旧势力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斗争，只因朝政更替，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保守势力的强大，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南荒。

三、他们的政治理想、哲学观点相同

作为诗人的政治家屈原，他的一生为了祖国，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不惜奔走先后，企图“及前王之踵武”。当他看到“党人”把祖国引上“幽昧”、“险隘”的道路，就大声疾呼“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当他一再受到群小的排挤和迫害时，就奋不顾身地同他们斗争到底，九死不悔。

屈原的政治理想内容是“美政”。“美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尧、舜、禹、汤，“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屈原对 国 君的最高要求是光明正大。他以伊尹、傅说、比干、伯夷、伍胥为楷模，以忠贞、忠诚、忠信为准则，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在忠君爱国思想的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地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所谓圣君贤相的“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关民之计极”（《离骚》）。屈原在《天问》中汪洋恣肆，无所忌惮的一连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坟·摩罗诗力说》），反映了屈原时代先进人物的大胆活泼，开阔自由的精神境界，直接表现了屈原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则从相当于九品小官的集贤殿正字做起，到贞元二十一年（ 805 ） 四月九日 ，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上，永贞元年九月初贬邵州，同年底，又贬永州，十年后再贬柳州。在朝为官时，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并作为骨干分子起了重要作用；遭贬后也始终没有放弃官复原职、为朝廷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美志”的思想 , 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受屈原的影响，柳宗元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为人、敢于为事，刚直不阿，忠贞不屈，一生孜孜以求“美志”的实现。柳宗元莫宣的“美志”与屈原所憧憬的“美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宁。柳宗元重视“生人”，主张轻徭薄赋，使民以时，重本轻末，守土安民。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通达变时。他在永州写的《唐饶歌鼓吹曲十二篇》直接表达了“为生人义主，以仁兴武的政治理想”，提出“官为民役”、“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不仅在政治上申述和发展了屈原思想，而且在哲学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屈原旨说。《天说》、《天对》、《贞符》、《答刘禹锡〈天书〉》等，都是柳宗元的重要哲学著作。仿效屈原的哲理长诗《天问》的形式写成的《天对》，堪称柳宗元的哲学代表作。《天对》采取逐一回答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关于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各方面问题的形式，系统地表达了其宇宙观，并以此为哲学基础对历史和现实作了深刻的反思和审视，比较全面、系统地清算了天命神学，表现了“天人不相预”的自然哲学思想，显示了历汉入唐的进步思想家继承屈原精神和楚文化传统的思想成就。

四、他们的创作思想和风格相同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用他的生命来书写人生和理想，寄托自己美好愿望的。最能体现屈原创作个性的是《离骚》，诗人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的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方法，回环往复“三致志”式的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哲理抒情诗《天问》表现出来的情韵淡化、思理深化，则变《离骚》沉郁悲愤、悱恻之思、刚柔相济的美学风格而为沉郁凝重的阳刚之美的艺术格调，显示了屈骚艺术风格的变化与完美。《东皇太一》的肃穆庄严，《 东 君》的豪迈奔放，《国殇》的悲壮激越，《山鬼》在沉郁悲愤氛围中表现出来的柔美与壮美无不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思美人》，《抽思》，《离骚》、《九歌》，《涉江》，《桔颂》等等，一系列的作品是一脉相承，涵盖广远，思理深邃，不仅在《楚辞》中独具一格，就是在中国诗歌史上，亦是千古独步。

从形式上看，屈原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客观事物以人的情性，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句式上打破了四言诗的格调，吸取民间（特别是楚声）的形式，创造了一种句法灵活参差的新体裁，对后世，特别是对对“屈贾”情有独钟的柳宗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柳宗元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散文家，从思想内容上看，柳子的散文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哲学、历史、宗教、伦理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作了全面反映，表现出一位思想家、文学家辅时济世、忧国忧民的“美志”，可谓识见卓绝，雄深雅健。特别是他的辞赋创作，尤其深得“骚学”精髓。由文献记载可知，柳宗元自幼聪警绝众，年少即博学多识，于先秦两汉经史百子著作无所不读，也无不通晓，而且“尤精西汉诗骚”，熟读楚辞，深知屈原，下笔构思以古为侔，窃攀屈宋、方驾贾谊。相同的政治背景，类似的个人遭遇，循环的忧患同歌，才有着受贬于湘江上游的柳子对自沉于湘江下游的屈原骚怨精神的深层解读。

柳宗元写下了“九赋”“十骚”，内容侧重陈情咏物，特别是感叹怀才不遇的《闵生赋》，反映了作者坚决效仿古代仁人志士坚持真理、舍生取义的精神，创作手法直步屈原的《离骚》、《九章》。奇文《天对》就是采用逐一回答《天问》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形式写作的，不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认识基础上对《天问》的续写。

柳宗元把在散文创作中所擅长的诙谐讽刺的艺术手段引进、移用过来，使它由着重自抒胸臆，刻画心灵，一变而为重在描绘形象，体物寓言，揭露并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类的嘴脸与行经。柳子辞赋艺术的创造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比兴手法的运用。这本是屈赋艺术风格的一个突出的、重要的特点，但是屈赋中的比兴，乃是生活中众多的足以引起美感的事物形象，如香草、美人、明珠、宝玉等，甚至是众多的超现实的神话素材或虚构的故事，在一篇作品中组成一个光环四射的比兴体系。而柳子辞赋中的比兴，则比较单纯、集中，一篇作品取喻于一种事物，重在向纵深开掘，而不着意于广博的方面拓展，而且也绝少那种奇异的色彩景象，这是柳子在发展骚赋风格的基础上的创造性表现。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放逐南土的柳宗元，求索天地，思怀古今，发愤著述，放情歌吟，所作可谓神通屈原、文超屈骚。在文学主张上，他呼应韩愈而与之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他继承屈原的创作精神，提倡“明道”注重“缘情”。在诗赋创作上，他更是直接师法屈原，以屈原精神自励，拟屈骚风格行文，“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新唐书·柳宗元传》）。

屈原的爱国思想，屈原的不屈精神，屈原的辞赋创作一直影响着后世，为世人所景仰。一代文豪柳宗元与之情志相通、命运相似，更是师法屈原。宋代严羽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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