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荣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 , 425006 ）

1978 年 9 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四册《柳宗元集》共收诗文 674 篇，其中有关纪念死者、纪念修建庙堂的碑祭铭志诔碣表吊等祭祀文 106 篇，占 15.8%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写出如此多的“应酬之作”，应该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从柳宗元的“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与杨凭书》）的表白来看，这些文章亦不乏情真意切的精品。它不仅是柳宗元不同时期的生活思想与为人的棱镜，而且是唐朝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因此，认真研读这类“应酬之作”，发掘其深刻的内涵，对于全面了解柳宗元，全面了解当时唐朝的社会现实，了解此类文体的特色，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在碑祭铭志诔碣表吊等祭祀文中，“志” 36 篇，占 33.3% ，“祭” 30 篇，占 28% ，“碑” 18 篇，占 16.6% ，其余依次为“铭” 10 篇，“碣” 3 篇，“表” 4 篇，吊 3 篇，“诔” 2 篇。

“志”，指记事的文章或书籍，如地方志、县志、墓志、《三国志》。“志”于石者为“志石”，即墓碑。唐贾岛哭卢仝诗：“塜侧志石短，文字行参差。”“志”与“墓”组成“墓志”，专事纪念死者的文章，如《永州刺史崔公墓志》、《吕侍御恭墓志》。《柳》集中，“志”与“墓志”几乎为同一概念。多数“志”文在总目录中为“志”，而在书中篇目则为“墓志”。如《安南都护张公志》、《柳州司马孟公志》等近 20 篇“志”，均属此情况。还有 3 篇“志”前加“厝”，称为“厝志”的，也还有称“墓塼记”、“志……殡”、“墓版文”等，说法有别，“志”实不变。

“祭”即“祭文”，文体名，祭祀或祭奠时对神或死者朗读的文章。旧俗备供品向神佛或祖先致祭行礼，表示崇敬并求保佑，称“祭祀”。为死去的人举行仪式，表示追念，称“祭奠”。我国古代“祭文”内容，可分四个方面：祈祷雨晴，驱逐邪魔，祈求福降，哀悼死者，而以哀悼死者为主。祭文有散文、韵文、骈文等，而以散文为主。《柳》集中祭文，共 30 篇，其中追悼死者的 24 篇，占 80% 。如《祭吕敬叔文》、《祭 崔 君敏文》等。

“碑”是一块竖立于土石中的扁平的呈长方形的坚石，其大小高低质地因人而异。我国古代，最先碑是立在宫庙前用以观察太阳的影子而确定时间的早晏。《礼记·聘礼》《注》说：“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也。”“碑”还是古代宫庙大门内拴牲口的石头。《礼·祭义》：“祭之日，君牵牲， 穆荅 君，卿大夫从。既入庙门，丽于碑。”“丽”即“系”的意思。随着社会的发展，“碑”的上述义项均已消失，其最普遍且沿用至今的义项是“古代用以引棺木入墓穴的木柱，然后石”及其发展。由木柱而改用石，石上方穿孔作引棺入墓穴之用。碑上或书文字，记死者事迹功勲，最初随埋土中，后来又树于墓道之口，称“神道碑”。《柳》集中的碑文计 18 篇。如《道州文宣王庙碑》、《湘源二妃庙碑》、《曹溪大鉴禅师碑》等。

“铭”即“铭文”。“碑志”中有散体和韵体两种，用于同一篇中的，散体部分为“碑文”，称为“序”，韵体部分为“铭文”，称为“辞”。“铭文”多为四字句，如《塗山铭》、《武岗铭》，也有用骚体七字句的，如《南岳云峰和尚塔铭》、《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为简便，“文”字常常删去，称“碑铭”或“墓铭”。《柳》集中共有《铭》 10 篇，如《覃季子墓铭》、《沛国汉原庙铭》等。

“表”是一种运用于宫廷中的常用文体，起于汉。汉制：下言于上，分章、奏、表、 议四种。“表”多用于陈述衷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后来应用渐广，有贺表、谢表等。“表”用以纪念死者的文章极少，《柳》集 53 篇“表”中仅有 4 篇是纪念死者的，称“表志”。如《先侍御 史府 君神道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弘农令 柳府 君石表辞》。因为它特殊，所以编者特意将它编在“表志”卷里。认真研读，发现这几篇全是晚辈为纪念长辈而写的，符合“表”的“下言于上”的要求，对死者用“表”，显得更加亲切，仿佛亲人并没有死，“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以“表”为文，犹如直接呼唤亲人，情真意切，生动感人。

“诔，”用以详述死者功德以示哀悼，即今之悼词。“诔”与“碑”的区别在于“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文选·晋陆士衡文赋》）即是说，碑文简洁朴质，“诔”详尽而情意绵绵，悽怆悲苦。《柳》集中的《衡州刺 史吕 君诔》、《虞鸣鹤诔》即是如此。

“碣”与“碑”连用，称“碑碣”。“碑碣”是碑刻的总称，方者为碑，圆者为碣。唐制，墓道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五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唐以后多混用。《柳》集中的“碣”仅有《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兵部 郎中杨 君墓碣》、《故御 史周 君碣》 3 篇。

二

从内容上看，《柳宗元集》中这类祭祀文，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1 、从涉及的对象看，可分为如下几类：

①古先人类。为作者所推崇和景仰的历史人物，如《箕子碑》、《饶娥碑》、《吊屈原文》等；

②古庙堂类。为历史人物修建的庙堂而写的碑文，如《道州文宣王庙碑》、《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湘源二妃庙堂碑》等；

③佛门类。为作者所敬仰的和尚，如《曹溪大鉴禅师碑》、《龙安海禅师碑》、《南岳云峰和尚塔铭》等；

④官宦类。与作者相好或相识或应邀而作的朝廷大小官吏的碑文，如《相国房公德铭之阴》、《永州刺史崔公墓志》、《故御 史周 君碣》等，这部分文章占绝大多数；

⑤亲属类。作者自己的直系或房系亲属。这部分文章仅次于官宦类，如《先侍御 史府 君神道表》、《先太夫人归祔志》、《下殇女子墓塼记》等；

⑥名胜古迹类。如《剑门铭》、《武岗铭》、《井铭》等；

⑦祈愿类。为盛大庆典或祈求意愿而写的祭文，如《祭纛文》、《舜庙祈晴文》、《雷塘祷雨文》等；

⑧其他。如《碑阴记》、《碑阴文》、《碑阴》等。

2 、从表达的思想看，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纪念死者，表述心志。柳宗元无论是身为朝官，抑或是被贬出朝，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政治主张，没有忘记人民的忧患。在《答 周 君巢饵药久寿书》中，他表明“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说要“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柳宗元的这种为民效力思想，在其祭祀类文章中亦不乏其例，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如《箕子碑》。箕子是商纣王的族叔伯辈，因封国于箕，故称箕子。纣王暴虐，箕子屡谏不听，就披发佯狂为奴，因而被纣王囚禁起来。周武王灭纣后，释放箕子，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上任后，出大法，立大典，以“化其民”，史称洪范。他推行德治，训化民俗，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设禁八条，终于使老百姓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人民衣食丰足，礼仪有加。这一“谏”一“狂”，一“囚”一“释”，一“拒”一“任”，表现了箕子为黎民的利益而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的品质。这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送薛存义序》）的思想相仿。柳宗元贬永和任柳州刺史期间，深入社会底层，了解人民疾苦，写出了大量的反映人民疾苦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的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改革措施，并事事躬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景仰。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柳子任柳州刺史后“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当时柳州城有“男女质钱”为奴婢的风俗，“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傭，足相当，则使归其质”。一年时间，“免而归者且千人。”在《柳州罗池庙碑》里，韩愈这样写柳子的政绩：

“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通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 園 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

由此不难看出，时隔千余年后的唐朝才开始立庙祭祀箕子，并由柳宗元为其作碑文的深远意义。

②纪念死者，弘扬正气。读柳子墓志铭类祭祀文章，无不为其鲜明的是非观，为其文章流露的浩然正气所感动。在《南霁云睢阳庙碑》中，他写扬州大都督南霁云在安禄山叛乱中与张巡、许远等将领共守睢阳，牵制叛军的丰功伟绩。文章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各路将领或屈从安禄山，或拥兵坐观，不听朝廷指挥，而“惟公与南阳张公巡、高阳许公远义气悬合，訏谋大同，誓鸠武旅，以遏横溃，”突出南霁云以国家大义为重，不为强敌凶威所慑。当兵尽粮绝，危在旦夕时，张巡派霁云带三十骑兵突围而出，告急临淮。时河南节度使贺阑进明在临淮，拥兵不救。其时，进明具食与乐，请霁云坐，霁云哭着说：“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于是咬下一手指以示进明，曰：“霁云虽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手指示信归报”。在座的人都为之哭泣落泪。霁云悲恸万分，回到睢阳缒城而入，城中将士知救不至，恸哭累日。叛军逼降，霁云、张巡大义凛然，身首相异，无所畏惧，表现了为国家民族大义视死如归的崇高品质。《唐故尚书户部郎中 魏府 君墓志》、《故处士 裴 君墓志》等篇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内容。

③纪念死者，光耀门庭。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他的祖父柳察躬做过湖州德清县令，父亲、叔父均做过殿中侍御史，曾祖父从裕做过沧州清池令，曾祖父之父柳子夏做过徐州长史。柳宗元在涉及家世的所有墓志铭中都要历数其官宦门庭，即是对其视母、母亲、伯母、婶母等女姓碑文中也不放过对其官宦世家的宣染，充分表现了柳宗元借纪念死者的机会表达“光耀门庭”的思想。在《先待御 史府 君神道表》中，他写道：

“先君讳镇，字某。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高祖讳楷，随刺济、房 、蘭 、廓四州。曾伯祖讳爽，字子燕，唐中书令。曾祖讳子夏，徐州长史。祖讳从裕，沧州清池令。皇考讳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 飏 于河浒，士之称家风者归焉。”

这类表述，在《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先太夫人归袱志》等文章中都涉及到了。

④纪念死者，宣言佛法。柳宗元生活的唐代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也是佛教特别盛行的时代。他经历的代宗、德宗、顺宗和宪宗四朝，没有一个皇帝不崇佛。由此而带来的寺庙林立，佛徒众多似乎成了当时社会的时尚。《柳》集墓志铭类文章中涉及寺庙、佛徒的为数不少，如《曹溪大鉴禅师碑》、《南岳弥陀和尚碑》、《龙安海禅师碑》、《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等，表明了柳子“自幼好佛”的思想。苏轼曾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在《南岳云峰寺和尚碑》中，柳子写皇上下诏为云峰大师修寺庙记其功绩。云峰和尚从佛五十年，其徒三千余人，其中在全国著名的和尚就有诠、远、振、巽、素。柳子碑文以时任长老的口气写道：

“元臣硕老，稽首受教；髫童毁齿，踊跃执役。故从吾师之命而度者，凡五万人。吾师冬不燠裘，饥不丰食。每岁会其类，读群经，俾圣言毕出，有以见其大；又率其仵，伐木辇土，作佛塔庙洎经典，俾缘法益广，有以见其用。将殁告门人曰：‘吾自始学至去世，未尝有作焉，然后知其动无不虚，静无不为，生而未始来，殁而未始往也。'其道备也。”

这种对佛教的来无影去无踪的玄空轮世理念的渲染和佛字大师的“轨行峻特，器宇宏大”的神秘举动的推崇，在上述所列有关和尚和庙宇的碑志中都作了突出的描写。于此可见唐朝当时的崇佛风尚和柳宗元“好佛”的思想。

三

《柳宗元集》中墓志铭类文章在写法上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体例形式全面且多有突破。 如前所述，凡在当时有关纪念死者的文章的所有体例形式除挽、悼外几乎全部用到，诸如碑祭铭志诔碣表吊等，在数量和形式上远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刘禹锡和元稹。《刘禹锡集》收集诗文 1038 篇，其中墓志铭类祭祀文 45 篇，占 4.3% ，《元稹集》收集诗文 800 余篇，其中墓志铭类祭祀文 28 篇占 3.5% ，所用体例形式也仅碑志铭祭四种。在祭祀类文章体例形式的突破方面，《柳》集有下列几种情况：

①将祭祀文以历数死者生平事迹为主的要求提升为记述或赞颂死者一生中最突出的事迹，特别是死者终生所追求的事业为主。例如《覃季子墓铭》：

“覃季子，其人生爱书，贫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读经传言其说数家，推太史公、班固书下到今，横竖钩贯，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 荘 、子思、晏、孟下到今，其术自儒、墨、名、法，至于狗彘草木，凡有益于世者，为子摹又百有若干家。笃于闻，不以仕为事。黜陟使取其书以氏名闻，除太子校书。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阳县某乡。将死，叹曰：“宁有闻而穷乎，将无闻而丰乎？宁介而踬乎，将溷而遂乎？”葬其乡。后若干年， 柳 先生来永州，戚其文不大于世求其墓以石铭。铭曰：困其独，丰其辱。

全文 188 字，突出写覃季子读书、校书、编书、“不以仕为事”的特点，省去其他生平事迹，突出其高雅脱俗的品质，为一般祭祀文所不及。

②针对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发表议论，巧妙地融入笔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政治主张。这在一般的墓志铭类文章中是不具备的。例如《龙安海禅师碑》开头说：“佛之生也，远中国仅二万里；其没也，距今兹仅二千岁。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夫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嚣昏，放于淫荒。”对于佛教的惑乱提出了批评，而后记述禅师的行动，“北学于慧隐，南求于马素。咸黜其异，以蹈乎中，乖离而愈同，空洞而愈实，作安禅通明论。”说明禅师吸取各派学说，权衡取向而归于正道，与柳子所说的“大中之道”是有相通之处的。

③在行文要求上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而是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作了了相应的改变。按一般要求，墓志铭分散韵二部分，前散后韵，散文部分为“序”，韵文部分为“铭”，且为四字韵文。而柳子撰写的诸多墓志铭中却有意改变了此种情况，应该说这是柳子对这一应用文体的探索与革新。例如《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中“铭”的部分。不但将四字韵文改为七字骚体，而且运用了对偶，排比等句式，同时一韵到底，增强了感染力。再如《小侄女子墓塼记》：

“字为雅，氏为柳。生甲申，死已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东岗首。生而惠，今则夭。始也无，今何有？质之微，当速朽。铭兹瓦，期永久。”

全文 16 句 48 字，全用三字句。文章对死者姓名，出生年月，性格特点以及用瓦为“铭”等都作了交代。 小侄女才六岁，“生而惠”，聪明灵俐，怎奈夭折。作者用“质之微，当速朽”六个字表达了自己十分悲痛的心情。在一阵责骂之后，还是写了这篇挖却心肠的墓志，并以瓦为“铭”，希望作个永久的纪念。从形式到内容都作了全新的改变，这是柳宗元在撰写墓志铭类文章中的一个创造。

第二，抒情色彩强烈且方式多样。 墓志铭是古代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以记述死者的生年事迹，赞颂其生前功德为目的，“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文心雕龙·诔碑》）意思是说，墓志铭的写作，其序即叙事部分要像史传文学一样客观记录；其正文部分要像铭文一样以歌功颂德为目的。这样，墓志铭因受格式限制往往叙事流于堆砌，抒情失于空泛，难以表现出真情实感。而柳宗元在其大量的墓志铭类祭祀文中，大胆地借用散文的写作手法，融入自己强烈的感情，以多种方式增强了文章的抒情色彩，将死者与在生者，死者与为文者在思想感情上紧紧联系起来，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例如《亡姊前京兆府参军 裴 君夫人墓志》中，作者紧握沉痛之笔，饱蘸与亲人永别的泪水抒发了对亡姊的早逝的无限悲痛的感情：

“呜呼！夫人与仁孝偕生，以礼顺偕长。始于家，纯如也；终于夫族，穆如也。其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与承顺，必称所欲。……夫人三岁无汤沐，无盐酪，顿 踴 叫号，哀彻天地。外除发不胜笄，体不胜带。其为妻道也，贞顺之宜，恒服于身体；疑忌之虑，不萌于心术，忿 懥 之色，不兆于容貌。同焉而合于礼，婉焉而得其正。其为妇道也，惟听顺谨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备，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养，用为大恨。”

这段文字，作者从亡姊在家为“子道”，出嫁为“妻道”，得子为“妇道”的孝、和、贞、顺、敬、睦、任、恤等品质的绾述和赞颂中，通过“三岁无汤沐”、“顿踊叫号，哀彻天地”、“发不胜荓，体不胜带”等词语以及“贞顺之宜……；疑忌之虑……忿懥之色……”排比句，把亡姊的贤惠善良勤劳和睦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抒发了对亡姊无比崇敬之情。再如《先侍御 史府 君神道表》记述了柳宗元的父亲柳镇一生敢于坚持正道，不畏权贵的正直品格。文章除表达自己对文章的哀悼之外，还流露出柳宗元自己的身世之感。在《先太夫人河 东县太 君归祔志》中，柳子对母亲随他到永州不到半年便病故，又因带罪在身，不能送母回归故里，以尽奔丧之孝的残酷现实，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和无穷的悲痛。他甚至无所顾忌地高呼：“天地有穷，此冤无穷！”在《志》的最后，他写道：

“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独生者谁也？为祸为逆，又顽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时，以至于今。灵车远去而身独止，玄堂暂开而目不见，孤囚穷系，魄逝心坏。苍天苍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犹言犹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穷天下之声，无以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刻之坚石，措之幽阴，终天而止矣。”

这是用泪写成的文字，这是用血铸成的高墙，这是用恨谱成的诗章。作者用一连串的惊语，一连串的问号把木然的自我与远去的灵柩绾合起来，把揪心的阵阵哀声与无穷无尽的自责声息绾合起来，描绘出一幅悲惨的画面，抒发其内心的撼天的哀伤，这是一般墓志类文章无可比拟的。

第三，传记文学特点突出且人物形象鲜明。 墓志铭类祭祀文与传记文学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柳宗元却能针对墓志铭篇幅短小的特征，选取死者最具特征的语言行为进行描写，以突出人物的鲜明的个性，提升祭祀类文章的文学价值。这是当时乃至古代一般墓志铭类文章所不具备的。例如《饶娥碑》“序文”部分写：

“饶娥，饶人，饶姓娥名，世渔鄱水。娥为室女，渊懿靖专，虽小家，未尝出游。治絺葛，供女事修整，方闾敬式。娥父醉渔，风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尸不得。娥闻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气尽伏死。明日尸出，鼋鱼鼍蛟浮死万数，塞川下流。鄱旁下民悲感怨号，以为神奇。县人乡人会钱具仪，葬娥鄱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与作石，以诒后世。”

这段文字扼要记叙了十四岁的渔姑饶娥为寻溺水的父亲的尸首，三日不食，以致“耳鼻流血，气尽伏死”的感人事迹。因饶娥孝道感动天地，第二天，河中鼋鱼鼍蛟浮死万数，塞川下流，父尸浮出。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有典型的性格特征，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有生动的细节描写，有简洁的语言对话，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墓志铭类祭祀文体的范围，充分体现了它的文学价值。再如《 东明张 先生墓志》中“序”部分写：

“ 东明 先生张氏曰因，尝有以文荐于天子，天子策试甚高，以为长安尉。一年，投去印绶，愿为黄、老术，诏许之。居东明观三十余年，受毕法道行峻异，得众真秘书诀 箓 ，聚经籍图史，侔于麟阁，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体不可解也。'遂从以去。明年，回之子袭死，哭之恸，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宝讫贞元乙酉岁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师，吾生也，毕原，先人之归也，必以返葬'。乃自为志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为碑以志于墓。”

这段文字简明记叙了 东明张 先生弃官从道，为黄老术，终生未娶，最后傍胞弟张回赴封州养老，因张回的儿子袭突发病死，张东明悲痛万分，恸哭不止，导致重病缠身而死。传记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富于个性化，传记文学气氛很浓。

柳宗元把人物传记和散文的写法融入墓志铭类祭祀文的写作，以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强烈的抒情色彩，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及个性化的语言，丰富了墓志铭类祭祀文的创作，使这类文体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文学价值，审美意识，赏析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认真研读这类文章，可以为此类“应酬之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