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为何无缘九疑山

                                                                周九疑

九疑山作为历史上的千古名山，留下了自屈原以来数以百计文人骚客的吟咏，而以文章名世的柳宗元，在永州期间，写下了不少山水游记诗文，却不见九疑山水游的诗文，成了千古之谜。近些年来，有人以柳宗元写过“舜庙祈晴文”为据，认为柳宗元去过九疑山，并认定柳宗元被贬到九疑山所在的永州做司马，次年就去九疑山谒拜舜帝陵（李生顺《有虞舜帝》）。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舜庙祈晴文”以及柳宗元的一些文章，考据历史文献，认为柳宗元贬永州后，并于次年去九疑山谒拜舜帝陵只是作者的个人臆想。

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为何无缘他景慕的九疑山舜 帝陵，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的四个方面原因：

一、限于当时的行政区划，令柳宗元无缘九疑山。

永州自汉武帝置零陵郡，郡名一直使用到南北朝，隋文帝开皇九年改称永州，不过这时的永州总管府，却与设在道州的营州（后称南营州），均是并行的行政区域，各有所辖。至唐代太宗八年（634）将南营州改为道州，治所在今道县。当时，九疑山所在延唐县属于道州管辖。古零陵郡，分为永州，道州的历史一直到明代初结束。柳宗元，遭“永贞”革新之变时，正在永州与道州分置的时段内。当时永州市南的南部六县，并不是永州府的辖地，而是由道州府管辖。

当年，柳宗元是被“流放”的“罪官”，相当于今天开除留用处分。封建社会对“干予朝政”的“罪官”，从来都是采取监视居住的方式，是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的。何况，当时的道州与永州分别为两个不同行政的区域。“罪官”的跨境活动，必定会给那些仇恨柳宗元“永贞革新”的权贵们授以“串谋”的口实，使柳宗元遭到更到的打击。柳宗元自认为是“忠”于朝廷的官员，希望能尽快得到朝廷的启用，自然不会冒天下的大不讳跨境去九疑山。因此限于当时的行政区划，令柳宗元无缘九疑山

二 、“丁扰”尽孝令柳宗元无缘九疑山。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孝”是考问职官的重要标志。在职官员，凡逢父辈以上去世，一律停职“丁扰”，守“孝”三年，已成为定规，在《二十四史》中，不泛这样的记载。柳宗元贬永州，携母亲，堂弟，表哥，妻子和女儿，同来，第二年五月，他的母亲就在龙兴寺去世，他虽然不是编内的官员，因为是“置同正员”，所以他必须遵守朝廷“丁扰”的规定。为母亲“守孝”三年。在这期间，柳宗元重孝在身，不可能去参与各项社会政事活动。

三、柳宗元的政治处境，决定了柳宗元无缘九疑山。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初被贬为郡州刺史，途中又奉谕改贬为“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到永州后，因为是“员外”流放的“罪官”，既无官廨供其居住，又无力自购居室，只得与母亲，妻女，堂弟等众多家人寄居在破败不堪的龙兴寺内。就是这样处境的柳宗元，仍然不断受到权贵的无中生有的人生攻击和一些趋炎附势小人的污蔑与谣言的污辱，而他在向一些旧时好友写信叙说心中的烦闷时，也遭到旧友们怕受迁连而回避很少有书信回应的冷遇。可想而知柳宗元当时在官场上，同僚朋友往来中是不受欢迎的。而他在永州期间的境遇，在其文《囚山赋》中也已经表现出来。而其行动，“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答周君巢饵 药久寿书》）实际上已经清楚的说明，他是不能够离开他的流放地，自由自在去永州之外的地方游山玩水的。虽然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一文中，“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对舜帝的德治十分崇拜，对舜帝的精神非常景仰，却无缘去九疑山谒拜这位先祖圣人。他在《零陵春望》一诗里以“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中表达了这种无缘九疑的心情。而在《与崔策登西山望九疑》一诗中，用“西岭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再一次表达

四、交通阻隔与身患疾病，令柳宗元无缘九疑山。

古代社会永州与道州之间，因大山阻隔交通主要依靠潇水河水上运输，而永州至道州县是逆水而上。行舟之难是可想而知的。贫困潦倒的柳宗元，连自己在永州的居舍都十分困难，自不必说自费租舟出游九疑了。而当时，柳宗元在永州的身体状况，在《与杨京兆凭书》一文中“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的述说。这里“继以大故”，即指母故去，而“痞气尤甚，动作不常” ，则是指柳宗元患上肿瘤以及脚疾，行动不便。这点，在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有“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的叙说，也证实了他患有脚病，行走不便。

正是由于当时永州至九疑山的交通阻隔，加上柳宗元的罪官在身，身同囚徒的社会处境，“遇大故，身患痞气、众疾”等众多原因，决定了柳宗元无缘他景慕的九疑山，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五、《舜庙祈晴文》是一篇未用的祭文。

本文前面提到的《舜庙祈晴文》，很可能没有用到永州官员在永州境内舜庙的“祈晴活动”中去。因为文中没有年月日的具体时间记载，也没有“祈晴仪式”主祭官员的名字。按唐代吕温的《谒舜帝庙》文 ，当时的谒祭文应该俱朝代年号与官员名字。两相比较，柳宗元的《舜庙祈晴文》，显然最终未被用于谒祭仪式。个中原因，恐怕主要还是当权官司员惧怕朝廷怪罪，祸及官员自身，只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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