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文化的开拓者——元结

张  伟

元结（719—772），字次山，自号浪士、漫郎，今河南鲁山人。17岁从元德秀学文，36岁登进士第。次年安禄山叛乱，元结全家避难南奔。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元结奉命在河南地区招集义军。次年，因抗乱功绩，被授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节度判官。代宗广德元年（763）和大历元年（766）两度出任道州刺史。大历三年（768），迁容州诸军事，因母亡在永州浯溪守制三年。大历七年（772），奉召到长安，因病逝世于长安旅馆，享年54岁，卒赠礼部侍郎。有《元次山集》传世。现在永州地方文化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元结的研究，有人甚至评价元结为“永州文学的开启者”。不管是否过誉，但我想他对永州文化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杀的，至少可以说他是永州碑文化的奠基人。

一、元结铸就了永州文学的精神风骨^[1]

在大师林立的唐代文坛，论古文成就，元结比不上韩柳；论诗歌成就，元结比不上李杜。虽然元结算不上唐代顶尖级的人物，但是，他却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其高洁简古的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对后来者尤其是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因而铸就了永州文学的精神风骨。

1、元结救时劝俗、高洁简古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永州文学

在唐朝的古文运动中，元结是一个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尤其是在文风的创新上，他上承王勃、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下开白居易、元稹等新乐府诗歌的先路。对诗文他强调的不是文辞的华丽，而是“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道”的传布。从而，在创作中处处彰显的是一种“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底蕴。

由于元结当时正处于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矛盾突发期，再加上他长达二三十年的游历生活，使他看透了社会的黑暗、百姓的疾苦、文风的萎靡。他认为要匡扶社稷于即倒，救济苍生于水火，必须首先从官吏开始，去贪欲，存自然。与他人生信条想对应，元结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出“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的意蕴。有人这样评价元结散文的成就：“用富于积极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的创作，纠正着那空疏明道、力张教化的偏颇，对古文运动的发展起着补偏救弊的作用”。[2]他的《订古》、《述时》、《菊圃记》、《七不如篇》等文章，没有任何藻饰，完全摒弃了南北朝以来的骈文中那种排比、对偶等华声造势的修饰手法，读来通篇纯正无杂、朴素简净、平易自然。

唐人往往借“复古”为创新，或在继承中寓新变。但元结却在真诚地追求古朴，从中寻找自己的理想。他在《水乐说》中说自己在山中所耽爱者有“南赠之悬水涂涂然”。[3]在《订司乐氏》中他解释说，这是一种“宫商不能合，律吕不能生，变之不可，会之无由”的“全声”，只有“全士”才能赞赏。这实际是对自然的肯定，对人为美化的贬低。他的《窊樽铭》称颂以天然岩石为酒樽，说这体现了“共守纯朴”。所以颜真卿说他“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4]他的这种观点，主要出于对社会上道德伪薄和文风“浮艳”、“烦杂”的不满，虽然影响了他诗文艺术上的成就，但对当时的浮靡文风却是极好的反拨。

元结的诗歌也秉承了他一贯的“救时劝俗”的文学实用思想，这也直接影响了稍后的白居易等发起的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宗旨的新乐府运动。如他在《贼退示官吏》一诗中写道：“……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赋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读着这“赋税胜于贼”的文字，直让人想起孔老先生“苛政猛于虎”的告诫。更令人痛心的是，那些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朝廷命官竟然连杀人越货的盗贼都不如。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元结作于同时的另一首名作《舂陵行》一诗的《序》中感受到：

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任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这里元结明确表达了自己“救时劝俗”的文学实用思想。《舂陵行》如一面镜子，将安史之乱后“下情”如实传达给当政者。元结这种关注现实、关心民生的文学创作，在同时期的文人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正流寓川蜀的杜甫，就曾作《同元使君舂陵行》极力称颂：“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

此外，元结的许多诗文还表现出对“清静无欲”的太古之世的向往，表现出老庄笔下的那种弃智绝圣、无欲无求的原生态社会的追寻。这些脱俗超凡的追寻，虽然显得有些偏激与荒诞，但是在生活极度贫困、物质异常匮乏、生命朝不保夕的唐朝天宝后期，老庄的“清静寡欲”的确不失为一剂缓解矛盾、疗治创伤的良药。如他的《系乐府·思太古》：

东南三千里，沅湘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婴孩寄树颠，就水捕鰞鲈。所欢同鸟兽，身意复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风皆已无。

元结笔下的太湖山民的生活，简直就是陶公所梦求的“桃花源”的翻版。“婴孩寄树颠，就水捕鰞鲈。所欢同鸟兽，身意复何拘?”与鸟兽同欢，与自然一体，这是何等悠闲与愉悦!这也与永州文学的隐逸传统一脉相承！

总的看来，元结当时倡导的文学创作理念，尚没有引起当朝权贵们的多少关注。但是，他身体力行所倡行的质朴简古的文风却为后来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开拓出了一条新路，并成为当时一些山野诗人的楷模。故尔欧阳修赞之曰：“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清代学者章学诚亦说：“人谓六朝绮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也。呜呼，元亦豪杰也哉！”（《元次山集书后》）的确是十分中肯的评价！从这些评价中足以看出元结的“雄健”笔力与“超拔”意气的深远影响。

2、元结的山水诗文创作开永州文学先声

元结开永州文学先声的主要是他的永州山水诗文，如《右溪记》、《九疑图记》、《寒亭记》等；这一类的诗文对后来的永州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影响极大，如他的《右溪记》可谓唐宋纪游文学的扛鼎之作。众所周知，柳宗元是唐代山水游记文的集大成者，为此，我们以元结山水散文对柳宗元的影响为例，来说明元结对永州文学的贡献。元结与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主要有以下共同之处：

一是写作手法联系明显。早在盛唐时期，元结就用散文写作了许多山水主题的铭文题记。尤其是《右溪记》，可以说是开了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先河。元结把“记”体文中的议论因素和传统的山水结合了起来，开创了山水游记中由景入情的艺术手法。高似孙说：“次山平生辞章奇古不蹈袭，其视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5]实际上，元、柳二人的游记在赠加议论，借物写心方面的传承关系显而易见。元结在任道州刺史期间，创作了《寒亭记》、《右溪记》等一大批游记作品，他力图摆脱骈体文的束缚，有意识地使用平易质实的古文来叙行写景，朴素简洁，许多地方浅显如话，而且在写景的基础上渗入了抒情、议论的成分，使主、客观的交融较前期的游记更加自如。如果把唐代游记文学的发展历程比作一支乐曲，那么元结的创作就是前奏，柳宗元的创作则是高潮。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柳宗元是最后的完成者和最伟大的实践者，但他的出现，并非横空出世，此前元结的开创、铺垫之功实不可没。

二是文体组合结构相承。元结创作了“道州系列”和“浯溪系列”游记，许多篇目都可组合成一个系列，如《浯溪铭·并序》、《■（上广下吾）庼铭·并序》、《峿台铭·并序》、《东崖铭·并序》等，由于四景都在浯溪境内，分开看来，各自独立，皆为一幅用笔精巧的山水小画；合起来看，又浑然一体，有泉涌石凝、琳琅满目之美。到柳宗元手中，这种组合式游记更趋成熟并臻于定型，“永州八记”正是其代表。

三是艺术趣味追求相似。这种相似性表现为简古、尚奇的追求上。元文之“奇”主要表现在“怪”。如“片石何状，如兽之骏。其背幽窊，可以为樽”的道州的左湖窊石。柳文之奇不在于怪，而在于幽峭，如《石涧记》的“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还比元结创造出更富有余韵的意境。他在《愚溪诗序》里直率地道出写山水之奇的原因：“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

我们将元结的《右溪记》与柳宗元“永州八记”之一的《石渠记》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传承关系来：

道州城西百馀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缺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右溪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藓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鯈鱼。又北曲行纤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渠记》[6]

两文都篇幅简短，语言凝练，有意思的是，连结构都一样：都是先以简淡的笔墨，分别勾勒出右溪或石渠的特征与幽美景色，然后稍加议论，对美景的“无人赏爱”表示痛惜。结尾都是通过将右溪或石渠修整一新的描写，寄托了作者的审美感情。两文都情景交融，意蕴深远。将两者放在一起，确实难分轩轾，如果将《右溪记》放入柳之“永州八记”中，也是毫不逊色的。

由于元结所处生活环境、政治遭遇与柳宗元颇为相近，因而两人在山水散文的创作上表现出许多的相似性就不足为怪了，但也可看出元结对柳宗元影响之大。故清代吴汝纶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桐城先生全书》）

总之，元结上承虞舜“南风”精神，在文学创作中时刻贯穿着“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的文学理论，进一步开拓了永州文学的道路，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柳宗元。可以说，在永州文学的发展史上，元结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他的永州诗文，把永州文学引入到了唐宋文学的中心，并使其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一脉。

二、元结开创了永州的碑林文化

也许是真被永州的奇山异水所打动，也许是受永州隐逸传统的影响，10年永州生活，元结几乎游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甚至在浯溪筑室定居了近三年。更有意思的是，元结非常喜欢题铭刻碑，每到一处，非得留下印记不可；10年间，元结也几乎题遍了永州。在他的首倡下，后来文士踵武前贤，遂在永州形成了三大碑刻景区。因此，将元结称为永州碑文化的奠基人，是毫不过誉的。

一是南部道州地区。永泰元年（765）春，元结巡游九疑山，作《九疑图记》；游无为洞，题“无为洞天”四篆字于岩壁，今存。宿无为观，题《宿无为观》诗。游九疑第二峰，作《登九疑第二峰》诗。永泰二年（大历元年、766）巡属县江华，在瞿令问的陪同下，游阳华岩，作《阳华岩铭》；刻《宿洄溪翁宅并铭》；筑寒亭，撰《寒亭记》。现阳华岩已成为永州江华一胜景，惜寒亭已毁，但摩崖碑刻《寒亭记》犹存。犹为珍贵的是《阳华岩铭并序》，元结请书法家瞿令问将《铭》以隶、篆、籀三种书体刻于崖壁上，世称奇迹。此后，历代游人题咏甚多。阳华胜览遂成为江华八景之一。岩体、题刻现保存完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年内，元结还遍游道州城内，作《七泉铭》、《窊樽铭》等；疏浚并命名右溪，撰《右溪记》。《右溪记》乃唐宋纪游文学中的扛鼎之作，具体可参见上一部分的分析。

二是零陵的朝阳岩。大历元年冬，元结到长沙述职，经零陵发现朝阳岩并为之命名，撰《朝阳岩铭并序》，并刻石。大历二年再过朝阳岩，作《欸乃曲》五首。后来的柳宗元、黄庭坚等无不在此赋诗刻石。自此，朝阳岩岩以人传成胜景，历1500多年而不衰，留下了无数文人骚客的咏叹。朝阳旭日，也自明清以来，就成为著名的“永州八景”之一。

三是著名的浯溪碑林。祁阳浯溪是元结平生最喜爱的地方。永泰二年（766），元结由衡阳赴任途中经祁阳，发现浯溪，开始营建浯溪。浯溪本是一条无名小溪，元结到此后，将溪命名“浯溪”，将一座较高的山名“峿台”，一座陡峭的石山名“■（上广下吾）庼”。大历二年（767）6月，先后请季康用玉箸篆刻《浯溪铭》、瞿令问用悬针篆刻《峿台铭》、袁滋用钟鼎篆刻《■（上广下吾）庼铭》。大历三年秋或“大历四年丁忧始家浯溪”[7]。大历六年，命其宅为“漫郎宅”，刻《右堂铭》；六月，颜真卿到浯溪，将其上元二年（761）撰写的《大唐中兴颂》用楷书刻于摩崖之上。此碑碑高3米，宽3.2米，共21行，每行20字，字径15公分。文章明快如水，书法遒劲似宏钟巨鼎，加上石工的精雕细刻，形成奇文、奇字、奇石的碑碣，世称“摩崖三绝”。元郝经《陵川集》称：“颜鲁公中兴颂为书法家规矩准绳之大成。”这也标志着浯溪碑林的形成。

其后，无数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唐代著名的有李庾、李阳冰、王邕、皇甫湜、韦词、李谅、郑谷等人，宋代有米芾、李清照、张耒、秦观、黄庭坚、范成大、陈与义等人。[8] 值得一提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绍圣年间被贬零陵，过浯溪作《书摩崖碑后》，首次正面评价《大唐中兴颂》，其后文士对此纷争不休，也间接地让浯溪升温。而真正让浯溪名声大振的是元符元年（1098），著名词人李清照与“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秦观之间的浯溪唱和；在张耒、秦观作《读中兴颂碑》后，李清照连作两首《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一时之间，《大唐中兴颂》传遍大江南北，随后慕名而来的文士络绎不绝，逐步形成了蜚声中外的永州浯溪碑林文化。

现浯溪碑林尚存自唐大历二年（767）至民国九年（1920）间的300多人的诗、词、书、画、题词石刻（包括活碑、残碑）共505方，其中唐代30方，宋代113方，元代5方，明代78方，清代88方（包括越南使臣诗5方），民国9方，还有时代不明的182方；是全国最大规模的自然石刻碑林之一，有着巨大的书法、金石及文史价值。

综上，元结两任道州刺史，政绩显明，给永州人民带来了福祉。永州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廉吏，《永州府志》将其列入循良、名宦内，称“军民乐其教，立石颂德”；道州人民还为元结建立了生祠，这在永州历史上绝无仅有，在全国也不多见。我想，元结对于永州的贡献仅次于柳宗元，是他们共同擦亮了永州这块招牌。千百年来，永州人民还在怀念着他，“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