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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评传 柳宗元研究：第十二期 加入时间：2009/4/8 9:06:00 admin 点击：6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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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悟神通意象飞 ——怀素评传 易先根 （一） 怀素是我国唐代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犹如蛟龙入海，天马行空，精妙绝伦，独步古今，世称“草圣”。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是汉唐盛世。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盛时期，为后代史学家所称道的“贞观”、“ 开元” 之治，正是所谓威镇四邻而八方来朝的盛唐。当时由于政治的开放，经济的繁荣，有力地刺激了思想意识的活跃，文化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壮丽与辉煌。“唐诗” 所展示的恢宏大气几乎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文化境界，那是“黄唐在独” 的“落落玄宗”， 至今也无法企及，令人叹为观止。至于书法，则更是得天独厚地典雅伟壮，展现了“大用外腓”的“积健为雄”。 唐太宗倾心书法，以他独尊的地位来推崇王羲之，圆劲淡雅之风氤氲着初唐书坛。加之敕立书学，以书取仕的措施，使朝野上下莫不笃重书法。政治开明，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更将书法推向了亘古未有的艺术巅峰。因此，有唐一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孙过庭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至唐代中期，书法家们不满足于秀雅为尚的书风，大胆革新，注进了时代发展的活力，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楷书大家和以张旭为首的草书圣手力挽狂澜，另树新帜，以雄为秀，以俗为雅，化纤巧为刚健，变柔丽为俊逸，他们创造的书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宝库，确立了唐人尚法的地位，开创了一代清新典雅的书风。 （二） 怀素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他秉天地之灵气，得时代之风染，张如椽之笔挺进书坛，拓展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他“以狂继颠”，赢得了“颠张醉素”的美称，与广负盛名的一代草书圣手张旭联袂成为唐代书法天空极为耀眼的双星子座，树立了“狂草”的里程碑，将草书艺术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怀素（公元737——800?），字藏真，俗姓钱，出生于零陵县城东门外一户贫寒人家。 关于怀素的籍贯与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 怀素《藏真帖》云：“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可是他在《自叙帖》又云：“怀素家长沙”。据他本人的不同说法，便引来了他的籍贯之争，到底是零陵还是长沙？ 古之《国史补》、《宣和书谱》、《续书断》等，说怀素是长沙人。《一统志》、苏焕诗等，说怀素是零陵人。今人冯景昶的《怀素自叙帖书法析解》、殷荪的《论怀素》、香港《唐怀素论书帖》的《出版说明》等说：怀素长沙人；朱光田的《怀素自叙考》、熊飞的《怀素帖真伪考》等说：怀素零陵人。明代隆庆《永州府志》载：“怀素零陵僧……居城东二里，今有墨池笔冢在焉”。清代《永州府志》也说：“怀素，字藏真，零陵钱氏子”。清代《零陵县志》记载更具体：“有书堂寺，在零陵城西二里，唐僧怀素初居此，有碑，字剥落。寺后有井，名怀化井，为僧洗砚处”。这些记载，都说怀素是零陵人，应该是不误的。 唐朝长沙隶潭州，零陵属永州。可是推溯上去秦始皇二十一年灭楚后置长沙郡，辖零陵。西汉初，原长沙郡改为长沙国，亦辖零陵。怀素称自己“家”长沙，就是用的古郡名，借名城古郡抬高自己身份，是古代文人贯用的通例。《自叙帖》是大历十二年（777） 零陵乃潇湘故地，上古圣主贤君的帝舜南巡在此驻跸，后“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司马迁《史记》），因而零陵属最古之名区。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考证：我国共有夏代以前的古地名34个，而零陵忝列其间。同时还指出：零陵是全国唯一出现最早而又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区域名称，故有“零陵古郡，潇湘故地”之谓。 零陵古郡、潇湘故地、永州之野三个不同的称谓，实为同一所属，即潇湘二水汇合处的广阔流域。由于潇湘二水的汇合，清凝蕴结为美丽可爱的潇湘大地，其间山幽水胜，风光旖旎，充满了诗情画意，从来就是美好的代名词。故“潇湘”一词早就成为风丽优雅的文学意象进入了唐诗宋词的意境，为古代典籍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而成为诗美的化身。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由衷地发出“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高吟浩赞，不是没有来由的！ 潇湘钟灵毓秀，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名贤俊彦。毋庸置疑，怀素便是潇湘这片神奇土地孕育的一代骄子。他虽身居贫寒，出家为僧，但领受了潇湘灵气而聪慧灵异，再加上自己后天的勤学苦练，矢志砥砺，最终成为一代书法巨擘，永远是潇湘大地的骄傲。 关于怀素的生卒年，一说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737年，卒年不详，但知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即公元799年尚在，至少享年63岁。其有力的证据为怀素《小草千字文》帖尾署“贞元 少年时代的怀素因家贫而出家为僧。他幼年虽读书不多，但生性灵通，敏而好学，因渊于家学而深酣翰墨。他的伯祖父惠融禅师便是一位出家为僧的书法家，直接影响着怀素对书法的偏怜；他的叔父钱起，更是一位“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著名诗人，对怀素也颇多文化影响与感染。在家族的直接熏陶下，小小怀素便对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书法有了自我的感悟而临池挥毫不倦。 唐朝由于政治经济的开放活跃，宗教文化也就十分地隆盛。佛道诸教并兴，寺庙道观林立，信徒居士如云，高僧道真辈出。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为僧事佛倒也不失为一条人生出路。贫寒的少年怀素选择这条道路，为他以后的成长打开了通道，也算一大人生幸运。怀素正是因为事佛才获得了诵经、抄经的文化习练，甚至还可能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因此他在《自叙帖》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修养是深厚而广博的，这与他的佛学涵养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佛学是某种程度上人类文化的囊括，特别是向心哲学的深层蕴含，有着非凡的灵性开掘和阐发，对人类心灵的探究和世事理性的规导具有深沉的启迪。所以怀素事佛为他日后的书法创作和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而深邃的文化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准备和铺垫。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人生经历，独辟了他特殊的书法艺术创作道路。 怀素早年在零陵的三十余年里，基本是事佛与练字的两件事。据《自叙帖》和其他文献记载，他“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七岁那年，来到零陵城北约20里处的书堂寺出家为僧。书堂寺不大，深藏在荒村野水之间，寺后有口井，寺外青山迭起，古木苍翠，宛然世外桃源。这就是少年怀素生活的环境。在如此幽静的环境中诵经习字倒也十分自在洒脱，怀素因此而获得了人生与艺术修炼的静境，从心灵上受到了深沉的洗礼。 习练书法的勤苦与诵经念佛的孤寂看起来并无多大不同，但一个是用宗教改造自我，一个是用线条展现自我。两者都是法规戒律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但事佛与用充满神奇色彩的笔墨表达内心所思所想，哪一个更适合于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年呢？无疑，怀素选择了书法。书法使他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而有些不守规矩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中增加了几分跌宕与起伏，激起了他对理想追求的热切。 书堂寺早已颓圮，当年的遗迹也已荡然无存，唯有默默青山记忆深处的储存还激荡在古木苍苍的枝叶上，透射昔日的气韵，诉说那段早已远去的清音。 如今，距寺院遗址不远的一口水井台上的石碑刻有“……为前朝唐僧怀素初发迹处书堂寺……”，见证了怀素当年出家在此诵经练字的情景。 相传，怀素因迷恋书法，常常把字写满佛墙，遭到住持长老的斥责，在书堂寺呆了几年，便回到零陵县城内的龙兴寺。这个龙兴寺曾经是三国东吴著名将领吕蒙的故斋。寺后也有一口井，在一次清淤浚底时发现一方古印，除去印上的淤泥，擦去印上的铜锈，怀素发现，这方铜印刻的是“军司马印”四字，他如获至宝，常带在身边，每次进行书法创作时，一般要用此印钤在自己的作品之上。这段轶事见于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之《收藏》中。明代著名书法家、书法鉴藏家文徵明的次子文彭在其家藏怀素《草书千字文》的跋尾中记载道：“此卷共用黄素八分，每交接处以汉军司马印钳记，而书名及题年月处亦以是印印之，且素理精密，墨道如新，真希世之宝也”。遗憾的是，在《停云馆法帖》之《草书千字文》中，见不到这方“军司马印”，也许是翻刻者根本就没有将这方印刻上。但是后来在长安书写的《食鱼帖》中，怀素确实用到过这方古铜印， 虽然怀素自称“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但对书法的痴学程度几乎忘了“经禅”的功课，这不免带来各种非议。这样的不务正业，终于无法为书堂寺和龙兴寺那等小院所容，只好回到城东门外的家中。这时候的怀素已是一位青年了，除了做一些简单的劳动之外，他还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书法艺术中去。但家中吃饭可能还有点成问题，哪来的钱买纸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便制作漆盘、漆板，以水为字，直写得“盘板皆穿”。一次，正在他为难找什么东西可以练字的时候，一阵南风吹来，掀动窗外一丛芭蕉，肥大的芭蕉叶被吹得摇头摆脑。他眼前不觉一亮：这芭蕉叶不是可以用来代纸练字吗？他马上砍来几张试写。生鲜蕉叶被诗人称为“无烟冷烛”的绿腊，腊质厚重，不但不吸水，而且滑笔，不宜书写。但怀素仍不甘心放弃这叶长幅宽的芭蕉叶，他想如果能除掉腊质，书写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此，他几经试验都失败了。一次，怀素见母亲用皂荚（皂荚，亦称皂角。豆科，落叶乔木。荚果富藏皂质，用于洗涤丝绸等）水洗衣得到启发，立即用皂角水擦洗蕉叶，用笔一试，墨汁非常理想地附在蕉叶上，而且写起字来滑润利爽，称心如意，怀素欣喜若狂。后经改进，将皂角水磨墨效果更佳，而且写完一批还可以将墨汁洗去，晾干再写。于是怀素便广植芭蕉，栽满了院子的四周，顷刻间，院子周围就成了茂密的芭蕉林。他每天要写上数百张芭蕉叶，芭蕉叶砍了长，长了砍，再也不愁没有纸用了。芭蕉叶越长越多，他的字也就越练越好。笔写秃了一支又一支，写秃的笔抛到窗外，堆积成了一座“笔山”，日子一久，堆成了一个小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笔冢”。由于芭蕉林越长越茂盛，绿荫如云，遮天蔽日，绿波浮动，绿染天空，站在山下仰望，只见一片翠绿，怀素索性把自家的宅院取名为“绿天庵”。他的这段城东旧事便成了“蕉叶练字”的千古佳话。而这一草圣遗迹也就成为后来“永州八景”之一的“绿天蕉影”，引动无数后人的景仰和遐思。 如今零陵柳子庙内有怀素草书《秋兴八首》石刻。这是唐天宝十一年（752） 1962年9月，毛泽东向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问及零陵绿天庵及怀素遗墨。王延春即告知当时零陵地委书记宁生寻找怀素墨迹，碰巧找到了《秋兴八首》的拓本，影印500本至京。 草书《秋兴八首》是怀素十五岁时所写，与晚成之作当然大有区别，以致有人误认为黄庭坚所书。《秋兴八首》虽为少作，但其内里气质仍是惊风骇雨的灵妙多姿，表现了怀素特有的气质和风度。 怀素在“蕉叶练字”的艰苦历程之中，深谙广学博取之道。他在这段少年岁月，从习练欧阳询、钟繇楷书开始，继而专攻草书，取法二王，更法二张。从“取法”与“更法”中，他参透了草书之道，竟得草书三昧，而被尊称为“少年上人”，一时声名大噪。 零陵绿天庵遗址至今仍立有怀素草书《千字文》石刻，因年代久远，石质风化，可辨认的字迹不多，但怀素书风尚存，可见一斑。此刻首题《绿天庵瑞石帖》6篆字，原题“唐大历元年（766）六月，既望，怀素书”12字。由此可知为怀素30岁时的作品，属早年创作。从石刻残存的字迹看，完全取法王羲之，点画自然率意，线条流畅生动，运笔疾速灵活，上下牵动，左右呼应，变化无穷，蕴涵丰富，表现了纯熟的技法和飞扬的神采。这一作品可以说是怀素蕉叶练字的总结性记录，也是他青少年时代书法创作的代表作。 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乾元二年）旅游零陵时，专为怀素写诗，对其草书大加赞赏：“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古今称独步”。 在个人气质上，怀素与李白有相似之处，彼此都狂放不羁，充满浪漫主义的艺术激情。因此，李白对于怀素来说可谓知音了。除李白以外，怀素早年在零陵以书会友，结识了当时一批名望甚高的文人，如韦陟、卢象、王邕、窦翼和戴叔伦等。 韦陟于天宝十二年（753）由吏部尚书贬为昭州平乐尉，途经零陵，因久闻怀素书名而特为拜访。见了怀素书法，大加赞美：“此沙门札翰，当振宇宙大名”（陆羽《怀素别传》）。 卢象为膳部员外郎，后被安禄山部所劫持而为伪官，乾元年间被贬永州司户参军，卢象对怀素书法作品特为赏识，称曰：“初疑轻烟淡古风，又似山开万仞峰”。这对当时一位十多岁的少年来说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王邕，这位时任永州刺史的地方长官，对治下的一位僧人与之交游，并倍加称许，当属不易：“我牧此州喜相识，又见草书多慧力。怀素怀素不可得，开卷临池转相亿”。王邕在永州期间，怀素正当而立之年。可见怀素在三十岁之前所取得的书法成就已是相当地高了。 窦翼，生平不详，只知他与王邕同时在永州，他的《怀素上人草书歌》一诗中有“偏有能事转新奇，郡守王公同赋诗”的诗句。这“郡守王公”即指“王邕”，“同”表明这次同王邕作诗称赞怀素草书的还有窦翼，怀素当亦与之交游，并过从甚密。他指出怀素草书的价值是“连城之璧不可量，五百年知草圣当”。 戴叔伦于大历元年至三年间“主运湖南”，为湖南留后，其诗有《桂阳岭偶过野人所居聊书呈王永州邕李道州折》，可见他与王邕颇多交往。他的《怀素草书歌》亦作于这时。诗云：“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在戴叔伦看来，怀素在青年时代就取得了为名公大夫一致公认的成就。 怀素虽然在三十岁前就取得了书法创作的非凡成就，但他并不满足，而是锐意精进。于是在大历二年，他三十一岁那年南下广州，拜谒当时“工草隶，又工楷隶”“名噪一时”的广州刺史徐浩。怀素此行的目的，一是向徐浩请教笔法。在广州，怀素受到了徐浩的礼遇，并研读了他的得意之笔四十一条屏，对徐浩“怒猊挟石，渴骥奔泉”的笔法心领神会，备受启发。二是使自己的草书能得到徐浩的认可而扩大自己的名声。据马云奇《怀素草书歌》云：“一昨江南投亚相，尽日花堂书草障。兴来索笔纵横扫，满望词人皆道好”。苏涣《怀素上人草书歌》也道：“亚相书翰凌献之，见君绝意必深知。南中纸价当日贵，只恐贪泉成墨池”。看来，怀素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怀素南谒徐浩返回零陵后，深感放宽眼界学习他人之长的重要，便决心去长安“远睹前人之奇迹”和“谒见当代名公”，以增长自己的见识，提高自我的书法水平，扩大自己的书法影响。他于大历三年（768）春担笈杖锡西游上国。途中曾有过多次的以书会友，彼此切磋书艺。在衡阳与同舟北上的王邕等共游山水甚欢。王邕后来在回忆此次相聚的《怀素上人草书歌》中写道：“衡阳双峡插天峻，青壁巉巉万余仞，……临江不羡飞帆势，下笔长为骤雨声。”在长沙拜谒了湖南幕府御史窦翼，还与在长沙逗留的马云奇交游，同来的王邕也参与其间，大家一起喝酒食鱼吃肉，作书赋诗，释家弟子贯休有诗记其事：“师不谈经不说禅，筋力唯于草书朽”。每当酒酣耳热之际，题壁书屏，翰墨若飞，纸落如云。前来求书者门庭若市，户槛为穿，人得寸绢尺纸为宝。窦翼为此而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以记其事。诗中有云：“狂僧挥翰狂且逸，独任天机谁格律。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其场面之热烈，气势之雄强，可谓空前。 当时，恰逢贬来潭州（长沙）任刺史的张谓回朝复职，怀素便与之同伴入秦，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满怀高情谒帝京。 怀素入京后拜会了张旭的弟子邬彤，并引以为师。邬彤对怀素的虚心求教备受感动，便诲以真传：“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如此”。怀素听后茅塞顿开，连声大叫：“得之矣！”（陆羽《怀素别传》）。 大历六年，怀素得知母病甚重，遂于腊月初回乡探视，以待汤药。对此，陆羽的《怀素别传》有过记叙：“怀素向邬彤学书，经岁余辞去。临行时，彤曰：‘万里之别，无心为赠，吾有一宝，割而相与’。并以‘草书鉴牵似古钗脚’，勉旃”。 怀素觐亲以后，即重返京师。大历七年初，怀素去洛阳，拜会了一代书法宗师颜真卿。颜公对怀素草书作了客观评价，并劝诫不要为那些表面的谀词所陶醉，应求真务实，指出学草书“须真积力久，自楷书中来”。还特别强调“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有一次，颜真卿与怀素在一起讨论书法“。颜真卿曰：“师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乃无常势，辄常师之，其痛快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陆羽《怀素别传》）。颜公还以自己学书的经历勉励怀素。自此，怀素拜颜公为师，进一步增进了对张旭笔法“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的理解，书艺为之大进。这时怀素出示王邕等士大夫为他的草书所作诗歌集，请颜真卿为之作序，颜公欣然应允，为他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序》。怀素对此序甚为满意，全文录入他的《自叙帖》。由此可知两位书法大师的肝胆相照与深情厚谊，被后人传为美谈。 怀素在京城期间除了拜师学艺外，还到处寻访“遗编绝简”，并至洛阳、开封、龙门等地观赏石刻。每至一地均作书法表演，招致市人如潮，观者如堵，争抢狂僧墨宝，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对此，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作了精彩的描述：“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翕若长鲸泼刺动海岛，郯若长蛇戎律透深草。回环缭绕相钩连，千变万化在眼前。飘风骤雨相击射，速禄飒拉动檐隙。掷华山巨石以为点，掣衡山阵云以为画。……”怀素书法表演的淋漓酣畅获得了长安市民及达官贵人的激赏和盛赞。在此期间，他先后创作了《藏真》、《律公》和《贫道》等帖。大历十二年（777）怀素经过精思熟虑，写成中国书法史上的狂草巨作《自叙帖》，对自己的学书经历以及平生感悟，作了全面总结，为草书的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展示了他书法创作成就的辉煌。 怀素出身贫寒农家，自幼常在山野之间劳作，对大自然的精妙神逸充满了兴趣，后来虽然出家为僧，也喝酒吃肉、食鱼，不守佛法戒律，爱在天地之间作逍遥游。 怀素感知书法作为艺术，也就有其艺术之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所以深感造化之妙谛是书法家不可回避的必修之课。他于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柱锡云游江浙，到过临川（江西）、黄山（安徽）、苏州（江苏）、雁荡山（浙江）等地。他此次东行很可能是去寻访张旭遗迹，因为张旭是吴郡人。拜访他那家在吴兴的叔父钱起，看望他在钱塘的姨妈和这时已从京城回乡的中表兄弟邬彤，而邬彤又是张旭的嫡传弟子，更值得与他磋商草书笔法。这次云游时间虽短，仅为一年左右，但收获颇丰。他在钱塘写下了《四十二章经》，在临川写下了《临川帖》，特别饱赏了江南山水，领受了大自然的妙造与神韵。他在钱塘观潮，把江潮的磅礴大气纳入胸中，集结为自我书法走云连风的雄伟气势；他在黄山看云，将波诡云谲的万状烟霞尽收笔底，翻造吞吐大荒的万象，张扬弥满风浪的真力，而由道返气，处得以狂。他此次云游，沿途所见，尽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景，莫不激发胸中意气，意化为象，出落他草书神逸狂放的笔法意趣，镕铸为意气风发的书法意象，构筑了他那豪放洒脱的艺术气度，渲泻美韵滔滔的洪流。 大约贞元十年（794）左右，怀素满载书友们的友谊和长辈们的教诲从京都回到了故里——零陵。这次远游对怀素来说是平生最为值得回味的经历，他本想在回归故里的岁月里整理从长安带回的收获，重新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写出更为圆熟丰美的精品力作，用以报答书界前辈和友人的殷切期望。可是由于一生的坎坷而招致了多种疾病，特别是下肢风痹，脾胃不适，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情绪，有时虽然心血来潮，但力不从心，而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为此他心里十分苦恼。这从怀素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即《论书帖》）中可以看出“藏真自风疾以来已四岁，近蒙薄减。”由于疾病的关系，心志骤冷，情绪低落，使他的书法由狂怪怒张，而渐趋疏淡清远，其作品也便散逸恬淡起来，出现了“人书俱老”的宁静古雅，那完全是一种“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对此，前贤早有评论，明代诗人王世贞云：“怀素晚年书圆熟丰美，又自具一种姿态，大要从山阴派中来。”贞元十五年（799）6月，已六十开外的怀素，在家乡完成了《小草千字文》，对此，明人文嘉云：“绢本千字文笔法谨密，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张之习，而转趋于平淡古雅”。由此可知，怀素晚年的确已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 《小草千字文》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怀素自写落款最晚的作品。此后，有关他的历史记载，便无从寻觅。可能此件作品即为怀素书法人生的绝响。 怀素的一生始终是与书法相依相伴的，是他的“狂”与“醉”构成了他整个书法人生的超凡脱俗，“狂”与“醉”才完成了他作为“草圣”形象的永恒雕塑。正如钱起所说的“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这“轻世界”和“得真如”不是容易达到的人生境界，也不是任何人能攀登的艺术巅峰。 （三） 中国草书的形成历史，颜真卿在《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作了梗要的概括：“草书之作，起于汉代，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吴都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今古，而楷法精详特为直正。……忽见师作，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若还旧观，向使师得宗承善诱，函揖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在这个历程中，怀素踩着前人的肩膀，攀上草书的峰巅，完成了狂草的独立体格。他是以“写完蕉叶”、“写穿漆板”坚忍不拔的刻苦精神，对书法艺术的执着追求，修炼了扎实的基本功。后来他到大唐京都长安，在当时名噪京城的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引导下学习张旭草书笔法。他在旭草“狂”的基础上，大胆引篆入草，形成“狂草”的另一流派，与张旭引隶入草分庭抗礼。如果说，“狂草”首创于张旭，则完成于怀素。怀素在草书艺术发展的道路上是一座坚实的里程碑。 怀素虽然从小就出家为僧，但一生却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积极上进，入世作为，表现了强烈的人生追求和创作欲望。正是这种追求和欲望，促使他的个性经历了由静到动（狂），再由动返静的变化，并且将书法艺术创作不断跌宕起伏推向高潮，最后定格为“狂草”的神品。 纵观怀素的“狂草”，可谓道悟神通意象飞。怀素生活在中唐，这一时期正是盛唐余韵的起伏不定，百业开始衰落的大动荡，然而衰落之中也蕴含着兴盛，特别在文化领域，许多新思潮、新艺术不断涌现，并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唐文化，其中佛教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唐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尚气，表现极大的破坏性、叛逆性、抒情性和创造性。这种特性是佛教南宗狂禅一派的集中表现。这是因为南宗狂禅没有严格的行为戒律，既不需要达摩那面壁十年的苦功，也不须念佛诵经，只要能直指本心，便可立地成佛，提倡所谓“顿悟”，与北宗的“渐悟”相对立。这种放弃戒律，讲究“顿悟”的南宗旨趣与文人学士放荡不羁的习性不谋而合，从而使南禅走向了狂禅的道路。同时南禅的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文人学士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诗家便有“作诗如参禅”、“诗不入禅，意必肤浅”的观点，而书法界更是狂笔挥舞，醉墨飞溅，其突出人物首推“僧中之英”的怀素。他的狂草便是狂禅的佛性表现。在创作中他追求人生感悟，不受任何约束，他的草书奔狂由性，以心印心，完全是一种佛事的体现。他是一位僧人，同时又是以文字为宗的书法家。因此在他看来佛禅与文字同属于宗教，而皈依信仰宗教重在悟道，只有通过“悟”，才可能得其真谛。因此他是在悟得了文字的玄妙之后才对文字的书写产生崇拜的宗教情结，有了崇拜的虔诚才为之着迷入醉，表现出孜孜以求的执着。所以怀素是以宗教情怀来感悟书道的玄秘的，从而出离现实的情境，进入浪漫主义的精神妙境，打开书法创作的太虚幻境。这一过程的激进全在悟道的心理觉醒与行为果敢的崛起，于是便有了与众人不一般的修为。事实上历来有成就的艺术家们无不有此“静虑”的禅意的感悟。王羲之《书论》称书道为玄妙之伎。张怀瓘《文字论》亦云书道大玄妙。何谓玄妙，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是道。《抱朴子·畅玄》云：“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此即指老子之道。所以李斯《笔妙》云：“夫书之微妙，与道合”。书法以文字安身立命，而文字本来就是美的结晶体，加之书法的玄妙，也就美得深泓而堂奥了。书法的这种玄妙还包括执笔之妙，神采之妙，其间一阴一阳刚柔相济；一起一沉错落有致；一张一合开阖有序；浓淡疏密，幽明有节。如此变幻无穷都是“道”的忽隐忽现。怀素在悟道的过程中，深深地信奉“我心即我佛，我佛即我心”的佛道，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莫非般若”，因为“真如”融汇在万事万物之中，“佛性”潜藏在“我心”的感悟之中，也就“道由心悟，”即以我心悟自然，我心悟书法，均能找到实现“真如”的妙谛。难怪怀素“经禅之暇，颇好笔翰”，这是实现“真如”的妙谛。 自然界既然是“我心”的对象化，“幡动”皆为“心动”，那么只有悟了“本心”，克服“客尘障故”，以全副身心去直觉体验，才能把握对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认识，而不必进行烦琐的格物、分析、推理、判断，这就是禅宗倡导的“顿悟”。“顿悟”恰恰是艺术体验的创造性思维方式。自由无羁的艺术联想和发散性顿悟思维，与禅宗打破时空界限的直觉体验而求得凡圣等一、万事无碍的天然契合，即“天人合一”的境界。难怪怀素的夏云随风，尽是得道的真谛所在，完成了“志在新奇无定格”，“古法尽能新有余”，“始从破体变风姿”（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的书法创新审美。因此，怀素的“狂”是悟道后精神的超脱和思想的风发，而这种超脱与风发正是以酒来激活的灵感。故他的“狂”总是与“醉”连一起，形成“狂来纸尽势不尽，投笔抗争连呼叫。信知鬼神助此道，墨池未尽书已好”（鲁收《怀素上人草书歌》）的神来之笔。他的“狂”与“醉”与“草书”是参悟书道之后的生命运动，其力感、势感、动感均达到潜移默化的境界，不露任何的刻意痕迹，而神妙天然。 书法重神，但并非轻视形。关于形神的关系，应以结合为是，离合为非。形可以无神，而神必有形。离形之神仅存在于宗教信仰中，书论则主张形神兼备。怀素的狂草则是以狂放奔泻，出神入化的线条为雄强灵动的语言，传递虚淡旷远的神韵，有如惊涛骇浪的冲堤决岸，充满了力度的瘦劲，又如旋风骤雨的铺天盖地，施展气韵的骄纵；更似奔蛇走虺的迅疾，蜿蜒于草野之间，闪烁着灵动的奇光。怀素草书“字字飞动，宛若有神”，完成了书法的最后指归：一种神通意象的完美昭示。唐代实在是一个浪漫的时代，而怀素又实在是一个浪漫的人，他的古瘦漓骊，他的纵心奔放，充分显示他对“神”的追求。因此，他的书法线条艺术形象新奇，无一定规则，有的下笔顿挫，如壮士拔山伸劲铁；有的势猛笔疾，犹如盘龙卧虎之势；有的轻柔飘洒，如同蜂蝶采花；有的闲游散逸，恰如高士沉吟泽畔。如此诸多方面造型的变化，都不离草书的法度，全靠笔法造成，如力度的轻重，点画的顿挫，使转的疾缓，表现出线条的粗细轻重，横直斜曲，环转多样，点线交错，浓淡交替，动静结合，常常引起人们各种联想，造成气韵的流贯和畅达。如果纵观全篇，不仅书法艺术形象极为丰富，而且这些艺术形象连缀在一起，又行气充沛，气势雄健，虚实变化，点画错落，犹如一支节奏鲜明的钧天雅奏，“此曲应是天上有，难得人间几度闻”。而一支支如此神曲都是在迅疾的连绵运笔挥洒而出的，是无意操舟的桅摇帆飞，是神通灵感作用下的潜意识表现。故曰：“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可见其神通的广大，灵感的超妙。 怀素草书狂肆飞逸的意象蕴结着深浓的审美情趣。他的创作心理是满腔炽情的燃烧，属于不拘礼法的狂态。故而眼空千古，独立一时，他的许多狂草佳作都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喷薄而出的，以至于形章如卷席，烟云满纸，因此称他为浪漫主义书家。 怀素所创作的书法意象特色首先表现为“狂意”，其次为“禅意”，再之为“画意”。“狂、禅、画”三意构筑了他作为狂草的奔腾飞动美，化静为动，化美为媚，媚就是动态中的美，美总是在流动中才能获得充分有力地展现。因为“狂”的强力作用，“禅”与“画”也就充满了活性，造成美象的连翩共舞，产生强烈的美感效应。 怀素书法意象的“狂意”体现在四个方面：①狂草由今草进一步简化连绵而来，较今草结构更为简化，几乎近于线符，笔画连绵，一笔数字，狂奔直泻，狂态恣睢，蓄泓了饱满的狂意；②怀素丰富了狂草用笔的变化，引篆入草，古人叫“笔参篆籀”，钩、环、盘、迂圆转自如，更利于体现“狂意”；③“狂”人胸中有狂意，史载怀素性疏放，不拘细行，作为僧人在《食鱼帖》中却大谈食鱼吃肉，表现了蔑视封建世俗和宗教戒律的豪放性格，同时酒后生狂而书；④怀素表现了丰富的意象感悟，他不仅对张旭的“孤蓬自振”、颜真卿的“屋漏痕”等意象技法心领神会，而且自己善于从生活中或自然界汲取灵感，提高技法的意象美，如他“尝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境”。运笔流畅处有“飞鸟出林，惊蛇入草”之迅捷。诗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枯藤、古松、寒猿、长鲸、腾龙、飘风骤雨、飞沙走石、海波翻涌等等，意象万千，无奇不有。这些生动的意象是他在与自然现象接触中遇物有感，随机有悟，并把这种感悟经过反复探索融化在草书的点画中，组成优美的草书作品，表现狂放超迈的艺术美。 怀素书法意象的禅意，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大半生是在寺院渡过的。佛家的清静无为、虚静参悟给怀素带来了心灵和身体的安定感。但怀素并非彻头彻尾的佛教徒，一种颖悟使他有了新的生发，而走上了书法之路，可是佛教对怀素还是有不小的影响，这表现在他创造的书法意象中充满了禅意。正因为怀素是一位僧人，内心世界与世俗毕竟保持一定的距离，情感没有世人那种大起大落的悲欢哀乐。反映在书法技巧上，一是笔触瘦硬，纯用中锋，起伏提按变化不大；二是运笔迅疾，轻重缓急无甚变化，似乎没有抑扬顿挫，走笔的快节奏，决定了线条不可能出现那种偃仰斜侧的变化，故而怀素的狂草缺少张旭狂草的笔墨情趣。正是这种迅捷的运笔，省却了许多形式上的笔画表现技巧，反而达到了简洁枯索的禅意境界，禅家提倡“单刀直入”式的简单明了，书法亦提倡“以虚胜实，以一当十”。明人恽道生云：“画家以简洁为上，简者，简于象而不简于意，简之至者，缛之至也”。因为越是简洁，规定性越小，留给领悟者想象的余地越宽。怀素狂草的线条看似简洁平淡，却含有很强的力度和质感，在这钢丝般的线条中似乎蕴含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和勃勃生机，所到之处，无不“鸾翔凤翥”、“龙蛇迸落”，犹如“天马骄狞”，势不可遏。 运笔的迅捷和线条的简洁与不激不厉是怀素书法意象的禅意表现，它从侧面反映出怀素这位僧人内心不为物扰的静僻与深沉。而其百折千回、行余往复和随物赋形的结体，以及“杂乱无章”的章法，则从外观上表现出怀素外表那放荡无羁的狂态。外表的狂与内心的静，矛盾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怀素狂草之最具魅力的艺术内核和狂禅精神。这就是怀素书法意象禅意的深层美韵的丰厚贮存。 怀素书法意象的画意表现也是十分出色的。可以说，怀素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将绘画技巧非常得体地运用在书法创作中的书法大家。他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在用笔上、结体上、布白上以及气质上，都力求某种独特的面目，将作者的意、气、情等审美观念恰到好处地融入点线笔画之中，所以说怀素的草书艺术也是一种新的审美意识与怀素个性很好结合的产物，充满了画意的鲜活与形象的跳脱。 怀素是书法艺术的实践家，而不是书法创作的理论家，因此他有关书法见解的文字和言论是不多的，散见于他的《自叙帖》和《论书帖》等少数书法作品中，也大都语出寥寥，为随意之言，像云龙见首不见尾，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书法见解的精辟与独到。大凡真正的艺术家都十分注重实践，而不尚空谈，因为“实践出真知”。怀素就是以自己一生孜孜不倦的临池挥毫获得了书法创作的真知灼见，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观。在他独特的艺术观之中，我们可以管窥蠡测他那雄阔的书法意识和创作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破除偶像，以“心”作书。怀素所处的时代书风，基本上是“尚法”，“初唐四家”均是以楷书称世，与怀素同时代的颜真卿亦是一位杰出的楷书大家，在楷法森严的书法王国，如何去创新，怀素自知，如果从楷书中去求变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明智地选择了狂草。这种选择，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狂草的风格与他的个性相契合，狂草最能体现和代表当时的狂禅精神。怀素自幼出家为僧，禅宗意识非常浓厚，而禅宗特别强调“本心”的作用，所谓“要相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心”。强调“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突出自我，不崇拜偶像，认为研经、戒持和坐禅等都是多余的束缚，皆会造成对“本心”的压抑。在禅宗看来，我即是佛，唯有我“心”，才是支配自己自由遣兴的根本。怀素受禅的影响，在书法艺术的创新过程中，在风格上追求的是豪放和任性，在意境上追求的是“我心”的证悟与情感的渲泄。明代沈灏曾云：“一墨大千，一点尘劫；是心所观，是佛所说”。康有为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书法即佛法，须证于心源，妙于了悟”。“妙悟”对于佛道和书道而言皆是直觉。只不过在禅宗，妙悟为宗教体验，而在书道，妙悟为世俗超常之直觉，有理性参与其中罢了，强调书为心印。在佛家眼中，一切皆为空幻，了悟亦是幻觉。书家之悟，或悟书理，或悟笔法，或悟意象，皆非幻觉。怀素是以佛家与书家双重眼光来悟，所以悟中有识，识中有性。书法是一门抒情艺术，狂草书法的抒情性更强烈。情由心生，怀素深知，只有用心去写，用心去悟，才能将自己的个性、情感、修养等注于笔端，用心写出来的作品才富有生命力，才能表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二是师法自然，“顿悟见性”。历来的艺术家无不认定真正的艺术创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金科玉律，即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要达到这境界，需要经历“顿悟见性”的过程。怀素与邬彤、颜真卿在一起论书时，谈到他从夏云变幻和坼壁痕中似乎悟出了书法艺术的真谛，这真谛是什么呢？自然是书理。这理乃自然之理，书法要顺自然之理，自然之情，方能自然天成，矫揉造作则违反了禅学原则，也违背了艺术规律。禅宗要求凡事要依照自然的本色去实行，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获得永恒的生命，实现真正的价值。书法追求“返朴归真”、“率性自然”，实质就是要求书法要顺乎自然，不伤其朴，不违其真。怀素虽为僧人，却以佛道而入书道，又以书道而出佛道，表现了他积极的入世态度，但终究不免僧家文人那种寄情于山水的超脱。他云游天下，遍访名山大川，将自我整个地融入大自然。“与天为徒”，在大自然中，他得到熏陶，获得了灵气，悟到了人生的哲理和艺术的真谛，从而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实现了书法艺术的大飞跃，奏响了独领风骚的狂草高歌。 三是“任情恣性”，意在笔后。书者，抒情之笔墨也。书道关乎性情，即所谓“笔性墨情”。蔡邕在《笔论》一文中开篇即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纵览我国历代名家法书，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怀素的《自叙帖》等等，这些神品都是作者在“忘怀遣虑”的心态上，率性而成的佳作，是作者心灵的自然流淌。传说王羲之曾写过多稿《兰亭序》，但没有一件能超过第一稿。为什么？因为作者心存杂念，有意求佳，无法进入“率性而真”的心态，故而心手不能双畅，作品当然达不到真率自然的效果。与怀素同时代的诗人戴叔伦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写道：“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含合宜。有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是真不知，还是假装糊涂，或故弄玄虚。若从创作的情境来说，这其中的妙处，确实来自“初不知”。假如怀素写时苦心经营布置一番，心里想着“应该怎么写”，怎么能达到“心手相师”、“诡形怪状”的效果呢？苏轼曾云：“必墨以忘乎纸，纸忘乎笔，笔忘乎手，手忘乎身，身忘乎心，而于字始臻乎神化巧妙之境地”。艺术创作时，作者只有达到“忘我”的境界，才能获得精神的彻底自由与放松。怀素嗜酒如命，一日九醉，酒酣兴发，兴发常有不可控制性，所谓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无不书写，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他常常“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龙蛇走”。以《自叙帖》为其代表作的狂草，若“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正是他酒后兴发而臻此高境。为何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许多流传千古杰作，往往又是在醉意朦胧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因为醉，标志着一种对超越感官形体的直接灵性感受的意识状态，这种意识不能通过发展人的外部或内部精神感受能力所形成的体力或智力而获得，而是一种潜意识的默示、神灵的启示或神秘的梦示。在醉中，怀素回归到“本心”的状态和禅界，超越了自我，触发天机，而铸就神来之笔。这种艺术效果是有意求佳，意在笔先所无法企及的。 怀素皈依禅宗，而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注重顿悟。因此他那雄阔的书识也便不立文字，只是见性见行，促成书艺的高蹈雄放。怀素的书识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功、性、醉。古人云：“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而“功”与“性”均赖酒神（醉意）飞驾，才可神来神往而神采飞扬。 （四） 书法是一种写意的艺术，若论在洋洋大观的诸种书体中最能自由驰骋、随心写意的，莫过于狂草了。怀素在书法史上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成就怀素的狂草艺术有其文化、时代和性格的深层蕴涵，属历史的必然，决非偶然现象。 首先是楚文化影响了怀素。怀素是零陵人，而零陵属楚国南境。楚人的最大特性是豪强狂热，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自信自强；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雄才大略；所谓“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巫风灵韵；表现了极高的自信与超迈的伟力。这是因为楚地为“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的富饶而神奇之国，因而楚人灵动而多谋，雄强而善断，表现为充满血性的倔强与志在必得的果敢，事事敢为天下先，人人能当千夫勇，能征善战，敢作敢为，在华夏的创造史上写下了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因此楚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幻想性的一种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浪漫主义，充满了狂放的激情，张扬绚烂瑰丽的美质美韵。怀素的狂草便是楚文化内在基因的传承与发扬，熔铸了狂热的情感和幻想的意象，从而开创了狂草的新境界，建构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 其次是宗教文化对怀素的心灵灌注。怀素自幼出家为僧，佛家的清静无为无不为他的精神世界构筑了一道宗教屏壁，凝聚了信仰的文化的内核，表现为超脱世俗的“虚”与“静”的“澹如”，佛教文化所讲究的灵慧与他那天赋的灵气合流而达到了对草书艺术的彻悟。因此他的草书布局清空，笔力瘦劲。但是怀素所处的中唐已是盛唐歌舞升平的远去，文人学士纷纷皈依禅宗，而且普遍倾心南宗禅。因为南宗禅没有严格的戒律，主张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这么一来，文人学士的放荡不羁与南宗禅不守戒律不谋而合，形成了主占中唐文化的狂禅，表现出极大的叛逆性、抒情性和创造性。怀素的出家为僧与其叛逆的性格，正好迎合了狂禅对偶像的粉碎，表现为自我个性的狂热张扬与创造的强烈追求。事实上，欣赏怀素的狂草也能感受到一种淳穆淡远与狂放飞动的气韵，渗入了虽不能说很浓但也不算很轻的“虚”“静”“狂”“醉”不相协调的成份。其实怀素这种“虚”“静”“狂”“醉”的情感不完全是佛教的成份，而其中包含了不少的道教成份。这种佛道挤兑现象在文化流变中的出现并不奇怪。纵观整个唐王朝，就是一个佛道交替的信仰时代，佛道一直存在着斗争，不可挣脱地纠缠在一起，在佛教占上风时，始终有很强的道教势力，反之亦然。怀素生活的中唐一段时期恰是道教成为主流的时期，道教的逍遥自在飘飘欲仙为怀素雄强灵动的草书创作注进了新的血液，表现为无拘无束而狂放恣肆，开创了狂草的一代书风。 再次，是盛唐风骨张扬了怀素的磅礴大气。盛唐风骨完全是力的迅猛与刚劲，这个力“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是一种生命之力的高蹈和自强之力的狂舞。这种生命的自强便是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怀素虽处中唐，但盛唐到中唐的演进急转直下，乃由盛而衰的一个大弹跳，盛唐的流风余韵波及其间，激发带有激进意识的革新思想的实践，冲破尚法之陈规而力主取象造化、师法于心，一反初唐时师法前人，拘泥古法，而“以意缘书”，完成书法创作对“神韵”的追求，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怀素的个性气质和修养意趣以及艺术实践无不充满浪漫情调，他的狂草完全是盛唐风骨的时代精神的折光，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毋庸置疑，中国的酒文化对怀素的草书创作也起到了重大的催生作用。怀素嗜酒如命，狂醉成为一种情感的趋向力支配着他的艺术行为，使他创作情绪放纵奔泻，整个情绪系统置于高度亢奋之中，形成了激情澎湃，狂放不羁的审美快感，从而进入了艺术表现的最佳状态频频出现神来之笔，终于完成了神妙天趣的狂草独创。 怀素的草书艺术可以说是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清凝蕴结，是充分吸收前人的艺术积淀而成长起来的艺术奇葩，其厚度、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带有时间的超前性和空间的跨越性，其影响力也就格外地强劲。 历史上，怀素之后独有建树的大家，宋有黄庭坚、赵佶；元有鲜于枢；明清有祝允明、张瑞图、王铎；现当代有毛泽东等，代不乏人，各有千秋。 时代发展到今天，书法的实用功能在逐步缺失，唤起了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书坛由传统书法的一统天下而逐渐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当代宽松的文化环境，开阔的文化视野，传统书法美术的求新求变，张扬个性，多元发展，便成为产生超越历史的新动力。而“草书以其强烈的运动感节律感，千变万化，奔放驰突，震撼心灵，动人魂魄”（沈鹏《谈草书》）。被“颠张醉素”推至极致的狂草无疑代表了草书的最高艺术，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时代精神。 在各种书法中，草书的笔法最为丰富，表现力无比强劲，最具活力和节奏感。草书线条和饱含激情的气势互为交融，产生出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规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唐·孙过庭《书谱》）一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草书是最具表现力的抽象艺术，其审美极具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所以最能体现书法艺术构思心灵的律动和情感的渲泄。草书艺术的特点及精神与中国当代书法的个性凸显和多元发展的时代潮流，如此惊人的相同，并构成了中国书法无比美妙的乐章，成为中国书法时代发展的新潮流。只有这种代表时代发展潮流标志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毫无疑问怀素草书正是中国书法精神的典型代表。 怀素不朽，草圣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