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对柳宗元复杂的接受态度及其原因、影响

                 杨再喜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430072;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欧阳修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领袖和宋代思想文化的核心人物，在其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中，与二百年前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相衔接，自觉地学习和接受柳宗元的古文和诗文主张，以抵制“西昆派”浮艳的“时文”,引领了时代的文学方向。但由于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对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哲学思想却颇多微词，对于世人习惯的“韩、柳”并提论，持反对意见,因而,他又成为“尊韩抑柳”一派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对柳宗元复杂的接受态度,有其特定的接受语境,对柳的传播接受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柳宗元传播接受; 欧阳修;复杂态度;原因;影响

首先，表现在深切同情柳宗元的不幸遭遇。欧阳修由于幼年丧父，在母亲守寡的情况下教育成人，后来凭借自己的才学走上了科举仕途，官宦期间也历经贬谪，自然对人生苦难有着切身的感受。他推己而及人，对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也抱着深切的同情：“天于生子厚，稟予独艰哉。超凌骤拔擢，过盛辄伤摧。苦其危虑心，常使鸣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下上极沿洄。…我亦奇子厚，开编每徘徊。作诗示同好，为我铭山隈。”(《永州万石亭》，《文忠集》卷四，本文欧文均据此本)欧阳修以诗歌的形式简单交代了柳宗元的人生经历，对他才华卓越却过早被贬谪表达了同情之心，对其文学作品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欧阳修这种对柳宗元人生的感慨和怜悯之情，除了自己的感同身受之外，很明显也受到了他的朋友梅尧臣《永州守王公慥寄九严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一文的影响(最早揭示柳宗元不幸遭遇与文学之关系的为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文章的内容(都是同情柳宗元不幸的人生遭遇)基本一样，文章的形式(都是五言古诗)完全一致，甚至在一些语句和用词上也多相似，如梅尧臣有“下上穷幽荒，憔悴楚水滨”之诗句,欧阳修有“山穷与水险，下上极沿洄”等与之相对应。

其次，欧阳修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总结时辈和前人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规律，以柳宗元为代表提出了著名的的“穷而后工”理论[1]。

欧阳修对自己的理论多有阐述，柳宗元的贬谪经历和文学成就之取得，便成为欧阳修进一步支撑其理论观点的重要依据：

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乎文章。彼四人者犹不能于两得，况其下者乎？﹙《薛简肃公文续》，卷四十四﹚

欧阳修进一步揭示了人生经历之“穷”和文学成就之“工”的关系，使柳宗元同梅尧臣一样成为“穷而后工”的代表人物。这对于柳宗元接受的重要意义在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昔西伯拘麦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眀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卷一百三十)和韩愈相关理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荆潭唱和诗序》，《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二十)因而柳宗元就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所例举的屈原、孙膑等历史上“发愤著书”的杰出人物一样，与他们一脉相承，成为历尽苦难不幸而立言不朽的典型。后世读者在接受欧阳修“穷而后工”这一著名文学观点的时候，同时也自然接受了柳宗元“发愤著书”的人生态度，这也促成了柳宗元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现举例如下：

司马迁谓古人有激而作书。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迁罹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眀而伊尹有训，…柳子厚…皆崎岖厄塞，发为诗章。﹙〈宋〉罗壁《经根人事作》，《识遗》卷二﹚

子厚精思于窜谪之久，然后世虑销歇，得发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盖有惩创困绝而后至于斯也。 ﹙〈元〉虞集《杨叔能诗序》，见《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一﹚

 

进而言之，在从欧阳修对柳宗元的有关“穷而后工”的理论阐释中，还指出了柳文的内在意蕴。如柳宗元自己说在永州是“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卷四十三,四库全书《柳河东集》,本文所引柳文均据此本)，欧阳修也以相同的句式指出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是“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 (《永州万石亭》，卷四),都从人生遭遇的角度说明了柳文的产生的背景。欧阳修借用柳宗元的句式和大致相同的文章内容来归纳柳文的特点，一方面说明了欧阳修对柳文的认真解读，另一方面也给我们阅读柳文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欧阳修对柳宗元的接受态度是复杂的。他在向唐代古文学习的过程中，对韩愈推崇有加，认为应该“学者非韩不学”(《记旧本韩文后》，卷七十三)，把韩愈树立成了一个“有道而能文者”(《读李翱文》，卷七十三)的典型；却对柳宗元加以贬斥，对当时已基本通行的“韩、柳并提”进行否定：

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然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愿后世当自知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已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卷一百四十一﹚

欧阳修首先承认柳宗元和韩愈都以文章而名世，然而他不认可世俗相传的“韩、柳”之称。在这简短的几句话里，连用了两次“其为道不同”和大部分篇幅用来解释柳宗元和韩愈不能并称的原因。不仅如此，欧阳修似乎觉得只是简单的否定“韩柳”之称，还不解气,没过多久，又写下《唐南岳弥陀和尚碑》一文，对柳宗元大加贬斥：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直韩门之罪人也。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耳。﹙卷一百四十一﹚

 

欧氏的这段言词，成为“从儒道的大本大原上攻击柳宗元，欧阳修是出言最苛的一个人”[2]。欧阳修首发其端，成为“尊韩抑柳”一派的代表，由于其特殊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影响深远。南宋的黄震(1213-1280) 就附和道：“柳以文与韩并称，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透彻，无可指择者，所谓贯道之器非欤。柳之达于上廷者皆谀辞，…间及经旨义理，则是非多谬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黄氏日抄》卷六十) 王应麟(1223-1296)也说：“韩、柳并称而道不同…韩辟佛而柳谓佛与圣人合。”(《困学纪闻》卷十七)对柳宗元偏执一词的指责，颇有市场，一致延续到清代的桐城派。这种只讲义理而不顾其它的评论之法，显然对柳宗元有失公允之处，进而导致了柳宗元文学地位的降低。欧阳修在其《苏氏文集序》中说道：

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恠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卷四十一）

在这里，欧阳修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习惯上的“韩、柳”并称，干脆就剔除了柳宗元的名字，把韩愈的弟子李翱补列其间，变成了一个“韩、李”并称。欧氏的这种作法，无疑降低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对其传播接受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南宋黄震不仅赞同欧阳修的“韩李”之称，还对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故愚于韩文无择，于柳不能无择焉，而非徒曰并称，然此犹以文论也。若以人品论，则欧阳子谓：‘如夷夏之不同矣。’欧阳子论文亦不屑称韩、柳，而称韩、李，李指李翺云。”《黄氏日抄》卷六十﹚黄氏把柳宗元对待儒、释、道的态度归结到人品的高度，由此，对于柳文的阅读他是有选择的，而对于韩文则是抱着来者不拒，意多意善的态度。  

但同时必须看到，也给柳宗元的传播接受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韩、柳”的比较和争论之中，促使读者去深入理解柳宗元的思想和作品。因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3]，所以，柳宗元也并没有因为欧阳修的这个观点而走向沉寂,例如，与欧阳修几乎同时代的王安石、苏轼就对欧阳修的观点不以为然，而是对柳宗元对待儒释道的态度有着更多的宽容，对其文学成就有着全面的接受,成为柳宗元重要的接受者,甚至还深入研究了柳宗元的佛学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柳宗元也搭乘着韩愈这艘大船，他在是是非非的议论中，也得到了另外一种收获，使文学接受的大船不断前进。

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欧阳修，一方面同情柳宗元的人生遭遇，接受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但另一方面为何又如此容不下柳宗元同韩愈相提并论呢？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柳宗元和韩愈对待佛、老的态度。柳宗元是“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卷二十五)，韩愈是“牴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东雅堂昌黎集注》卷十二)。两人虽为朋友，但在此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妥协，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礎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与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亦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送僧浩初序》，卷二十五﹚

 

柳宗元和韩愈在对待佛老的论争，直接导致了千百年来不同的接受命运。欧阳修与韩愈持相同的观点，他说：“甚矣!佛老之为世惑也。”(《唐华阳颂》,卷一百三十九)，“今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本论下》，卷十七)欧阳修对“佛老”的“痛恨”态度，必使他欲去之而后快，而现实情况是：“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本论》中，卷十七)就连他自己所推崇的王禹偁，在对“道”的理解上也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除了儒家之外，还包括了佛老诸家。他曾说：“禅者，儒之广达也。”(《黄州齐安永兴禅院记》)实质上，“自宋初以来，儒、道、释三家合流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因而‘道统’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就是要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强调道德教化。”[4]欧阳修肩负“道统”和“文统”的双重任务，就只会选择在坚持“道统”和排佛的前提下去崇文。所以，欧阳修虽然没有对柳宗元的古文表示非议，但对他“统合儒释”的态度持有非议，进而对习惯上的“韩、柳”并称表示不满。

其次，如果仔细研读欧阳修对柳宗元的评论，他很明显受到了柳开和石介等人“道统”观的影响。柳开说柳宗元与韩愈之间是“文近而道不同”，“吾祖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东郊野夫传》，《河东集》卷二)，欧阳修就说“其为道不同”(《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卷一百四十一)；石介作《怪说》三篇崇儒而排佛，欧阳修为之也作《本论》三篇；石介写有《尊韩》一文，欧阳修认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读李翱文》，卷七十三)；石介说佛教是“夷狄之道行于中国”(《上刘工部书》，《徂徕集》卷十三)，欧阳修说佛与儒的区别“犹夷夏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卷一百四十一)；石介把柳宗元的文学地位贬成同韩愈的学生李翱为一个层次，成为韩愈的追随者，欧阳修干脆由“韩、柳” 并称变成了“韩、李” 并称。欧阳修的这种作法还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明人何明春在《余冬叙录》中认为，只有这样，“方是文章类聚，人品群分；并举之间，两得其当。”对于一些随声附和而不加区分的读者而言，这种不切实际的导向，对柳宗元的接受产生了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以后漫长的接受历程中，长期存在着扬韩抑柳的现象。

欧阳修反对“韩、柳”并称主要是从“道统”的角度来要求的。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对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并没有非议，对其文艺思想也多有接受。

首先，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是对柳宗元“感激愤悱”论的接受。我们先把柳宗元和欧阳修与之相关的几段文字例举如下，进行比较：

﹙1﹚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

﹙柳宗元《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卷二十四﹚

﹙2﹚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以吁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裕�……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

﹙柳宗元《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卷二十四﹚

﹙3﹚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欧阳修《薛简肃公文续》，卷四十四﹚

 

通过以上所举例子可以发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对柳宗元的文艺思想多有接受。现通过表格的形式，就有关方面进行比较：

	柳宗元	欧阳修
创作动力	感激愤悱	感激发愤
创作目的	效于当世	施于世
创作手段	形于文字	寓于文辞
创作内容	遭世之理；艰饥羸寒，蒙难抵暴	穷居隐约，苦心危虑
创作规律	饱穷厄，恒孤危，…然后至于此也。	穷者之言易工

其次，是对于文采的认识,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柳宗元和欧阳修都为著名的古文家，两者在对文采的认识上，也呈现出明显的相似之出。柳宗元在年轻的时候很注意文词的华丽，写于被贬永州(805)以前的《杨评事文集后序》说“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卷二十一)。作者是从假设的角度说明了文采的重要性，只有具有的文采，才可以“竦动时听”、“ 夸示后学”，最后达到“立言而不朽”的目的，因而他持有 “文不炳耀，实可鄙而薄耶”(《上权德舆补阙启》，卷三十六)的态度，认为“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可三十岁(下文写于813年)时，柳宗元对自己的文风进行了反思，“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书》，卷三十四)开始追求平易朴实的文风。

欧阳修对文采的认识与柳宗元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也经历了一个类似“尚文华”到“崇自然”的过程。“其为言也，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谢知制诰表》，《宋文鉴》卷六十四)，“懿文为大国之光华，伟望乃一时之柱石”(《贺文参政》，卷九十五)“  三十年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则已布出而不可追矣.。”(《答孙正之第二书》，卷六十八)相对而言，欧阳修比柳宗元更表现出一种后悔的心情，主张“德以俭为本，器之文而可除”和“归璞玉以全真”[5]，所以欧阳修在后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更为质朴的文风。

再次，接受了柳宗元“文以明道”的思想，提出了“知古明道”的主张。他说：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与张秀才第二书》，卷六十六﹚

欧阳修和柳宗元在对“文”与“道”关系的理解上更有趋同性，坚持文道并重，“文是道所流露”[6]。在对“道”的理解上，欧阳修虽然尊奉孔孟之道，但已经比韩愈、柳开等人所讲的内容更具体，更实在。他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为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与张秀才第二书》，卷六十六)。抽象的王道变成了具体实在的生活，“树桑麻”和“畜鸡豚”也变成了道。欧阳修虽然排斥佛老，但在对孔孟之道的理解上与柳宗元的“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卷三十一)有相一致之处。柳宗元“文以明道” 的理论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一面旗帜。但这一理论的传承却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在中唐的古文运动时，柳宗元的这一理论已经较好的处理了古文与道学的关系,在晚唐五代时，这种关系却逐渐远离。到北宋时，这一理论重新被发现和接受，但在古文家和道学家那里往往失之偏颇。在欧阳修这里终于得到了圆满的承接。也就是说，经过百年的努力，柳宗元的文道之关系，终于得到了恢复和修补。

欧阳修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从封建士大夫的角度出发，顺应时代的主流意识，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难免就会矫枉过正，往往“尊韩抑柳”；但另一方面，欧阳修并没有否定柳宗元的文学成就。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或许更适合于欧阳修的秉赋和气质，所以除了接受柳宗元的文艺思想，也更多的体现在对柳宗元文学作品的接受上。

欧阳修对柳宗元作品的接受首先体现在山水游记方面。早在孔子的时候就提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的审美概念，启示着后人对这一命题内涵的不懈探索和对这一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柳宗元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散文体的山水游记，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获得了 “游记之祖”的称誉。柳宗元对山水散文的发展主要在于突破了纯客观的描写，寄托了自己的情感，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柳宗元在其《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卷二十九)，作者以西山的伟岸来自喻其高洁的人格，写出了在西山宴游时所获得的短暂快乐和在此表象下深藏着的忧伤和恐惧，“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卷三十)欧阳修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曾提出了“山林者之乐”的概念，“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流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浮槎山水记》，卷四十)，同时有指出“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有美堂记》，卷四十)欧阳修曾被贬谪两次，因此，当他作为“穷愁放逐之臣”不能享受“富贵者之乐”(《浮槎山水记》，卷四十)的时候，就同柳宗元一样，在“山林者之乐”中调适自己的情怀。欧阳修说柳宗元的山水文是“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翦薙发幽荟，搜寻得琼瑰，感物不自贵，因人乃为材”(《永州万石亭》，卷四)也希望过着柳宗元一样的生活。欧阳修既然有此思想，自然就会在文学中有所流露，如他的《醉翁亭记》就明显有着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的痕迹，如他除了写山林之美和醉酒之乐外，又意味深长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卷三十九)在欢乐之中是别人所不易察觉的“乐”，那么，这种“乐”到底是什么？是他以太守身份在“前者呼，后者应”和“坐地喧哗”的热闹气氛和尊崇中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这是作为贬谪之臣，只有在别人的蔟拥下才能显示出的一种身份和荣誉，也就是说，没有众人也就没有快乐。虽然只有在喧闹的气氛中获得一丝的虚荣，但这是贬谪之臣的一种自我麻醉式的快乐，以乐景来写哀伤之情，正反衬出他的内心隐藏着更深的痛苦。可以通过他的《题滁州醉翁亭》诗来更好的解读欧公的内心世界，其诗云:“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卷五十三﹚作者的孤独寂寞之情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常说，柳宗元并不懂得永州的山水，因为他从山水之中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实质上，欧阳修也一样没有领悟滁州的山水，因为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曾经风光无限的朝庭(孙犁语)，在喧闹中来获取一份短暂的快乐。归根结底，两人都是浪迹天涯的孤独者，在心灵之语无处诉说的时候，把自然山川当成了自己情感的载体。

其次，政论文表现在重大现实题材的接受上。柳宗元主张“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卷三十)和“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卷三十一);欧阳修也反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唐僧怀素法帖》，卷一百四十一)的学习态度。柳宗元有著名的《封建论》，从国家政治体制的高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力图为唐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一套有效的体制。他指出了“分封制”的弊端，促使“郡县制”的实行，做到“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封建论》，卷三)。苏轼高度评价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论古》，《东坡全集》卷一百五)欧的古文也同柳文一样着意于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他“刺口论时政”(《述怀》，卷五)。对于当时的“朋党之争”，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朋党之数，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卷十七)。他有感于“天下之事，积弊已多”(《再论按察官吏状》，卷九十七)，提出了“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伶官传》，《新五代史》卷三十七)的警戒。

后人曾就欧阳修散文在用词方面与柳韩之文有过比较：

欧阳永叔之文纯雅婉熟，使人读之亹亹不倦，然比之韩、柳所作则雄深道劲不及也。虽各自有体，然亦伤助语太多，如《醉翁亭记》其文之美者也，亦有助语可去，如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则“其”字可去；“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而”字可去，泻字亦自可去；“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然而”二字可去，如此等闲字削去之则文劲健矣，大抵为文要须移动一字不得方好。﹙《欧文》，<宋>李如篪《东园丛说》卷下﹚

虽然是把欧文与柳、韩之文一起比较，但其所说的“雄深道劲”主要是就指柳文的风格而言。这种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欧阳修的散文和柳宗元的文章在用词方面的差异，也在于说明欧在学柳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

在欧阳修学“韩”或者是学“柳”的问题上，由于欧阳修出于“道统”的原因而推崇韩愈，说过“学者非韩不学”(《记旧本韩文后》，卷七十三)之类的话，因而后人只往往注意到欧阳修对韩愈作品的学习，而忽略了他对柳宗元文学的接受。事实上，欧阳修提倡学习韩愈乃至反对“韩柳并称”的本意在于坚持儒家的正统地位，在对文艺思想和古文的接受上更趋同于柳宗元。清代袁枚就说“欧公学韩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韩”[7]。当代散文家(1913-2002)孙犁进而指出，欧阳修学韩却更宗柳，“韩文多怪僻。欧阳修幼时，最初读的是韩文，韩应是他的启蒙老师。为什么说他宗柳呢？一经比较，我们就会看出欧、韩的不同处，这是文章本质的不同。这和作家经历、见识、气质有关。韩愈一生想做大官，而终于做不成；欧阳修的官，可以说是做大了，但他遭受的坎坷、内心的痛苦，也非韩愈所能梦想。因此，欧文多从实际出发，富有人生根据，并对事物有准确看法，这一点，他是和柳宗元更为接近的。”[8]可以说，欧阳修作于封建士大夫，出于恢复儒学道统的历史责任，对柳宗元的儒道观表示了不满，对韩愈多有推崇；但欧阳修毕竟又是一个卓越的文学家，自身的经历和审美情趣又促使其对柳宗元的认同。所以欧阳修对柳宗元的接受态度是复杂的，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表面上扬韩抑柳，却在内心里又亲近柳宗元。他对柳宗元古文的接受，虽然没有像接受韩愈那样大张旗鼓，遭人耳目,却也是以一种文学家的心态在进行着，一直在潜滋暗长着。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课题”和“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同时,受“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杨再喜(1969-),男,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