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对欺世盗名者的严正棒喝

王一民

（广西柳州日报社广西 柳州 545001）

楔   子

柳州有块“龙城石刻”又称“剑铭碑”，关于它的资料可说已经不少，但就是难于最后确定其真伪，每隔百数十年又总要重新引发一番议论，也可说是柳州古文物的佳话了。

资料的最早来源，据说见于唐代太和年间钟辂的《续前定录》，书中记载：柳宗元生前曾自言，有个差役在柳州胜地罗池的北面，得到一方白石，上面隐约有刻画文字：“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见戴义开《柳州历史文化纵横谈》）。唐代太和距柳宗元死年不过几年，此说言之凿凿，颇能诱人。

比较更有名气的是宋代王铚的《龙城录》，我所见的版本为1936年大东书局印行。除称之为“罗池石刻”外，文字与《续前定录》全同，不过标点错乱难于卒读，那是书局的人的责任了。《龙城录》早经判定是托名伪作，不过其所录资料也还是有人信有人非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两书都没有提到有柳宗元的落款，而现在保存的重刻残碑却明白有“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及“天启三年龚重得此于柳公井中”字样，是一个大漏洞。

此外资料还有《马平县志》记康熙五十三年，桂林东郊掘井得长剑一枚，剑上有“罗池石刻”的铭文全文，所以后来又称“剑铭碑”。如此巧合多少增加了肯定派意见的分量。还有说此石刻是清雍正六年，王姓人家在柳侯橘子园内掘得。乾隆二十八年右江道王锦重修柳侯祠时，王氏后人才献出石刻，嵌于祠壁上，1928年为大火所毁，现存石刻为邑人重刻。

王锦是相信“龙城石刻”的真实性的，他在《马平县志》中说：“柳侯手书龙城柳一碑横尺余，高六寸亦在祠内。”虽然如此，柳州人历来对此石刻仍然疑信参半，倒不是因为后来柳学大家章士钊说了：“龙城伪刻，殊庸俗不见笔态。”而是因为这件石刻情况复杂疑点太多。它的原始资料原说是柳宗元自己发现，后来突然一变说成是他手书，这个破绽难于弥合。同时一件文物经过多次断代重隐重现，中间又缺乏来龙去脉（千年来的金石录记录它的很少），它的真实性和价值就要大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对于这样一件可称地方珍品的文物，柳州人长期以来能够审慎从事，明辨是非，不轻易作出结论，这与其说是柳州人处事精明有主见，还不如说得力于柳州文化的第一任启蒙教师柳宗元千年前的榜样示范的力量，要谦虚谨慎得多。

一、柳宗元《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这件事情与前面说的“龙城石刻”有些相似的地方。这事发生在元和八年吕恭在桂州（今桂林）任桂管都防御副使时。吕恭是吕温之弟，吕温是柳宗元生平最敬重的人之一，因而吕恭也是柳宗元好友。吕恭当时写了一封信并将一幅墓中出土的石书（石刻书法）的拓片一并托人带给在永州的柳宗元，说是将要约一些朋友把这一珍贵的发现上报朝廷，广为宣扬。这件事立刻引起了柳宗元的“恐而疑焉”。稍一审视拓片，立即发现破绽百出，爱友心切的柳宗元立即着急起来。在给吕恭回信时，为了取得吕恭的信任，他不惜打破常规，自我吹嘘起来，说他自己很早以前就爱好书法，家中收藏古代书法善本很齐全；到长安后20多年来，各个贵人家的收藏也都去看过，所以自己是书法行家。一幅书法，即使不告诉他作者的姓名，他也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年代的作品。又启发吕恭说，不同时代的书法、文章各有特点，你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不能看出来吗。接着就指出了拓片中几处“大谬妄”，提醒吕恭这是一个骗局，是弄虚作假求名图利的行为。严正告诫吕恭不要参与这些人的活动，不为他们作宣传，不去理睬他们。之后又极力称赞吕恭多年来为官的许多德政。特别声明，作为朋友深恐你对这件骗局不能及时发现，到后来影响你的官声、德行，所以不能不在私下对你诚恳地劝告。最后，柳宗元还是不放心，又郑重其事痛切地说，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没什么关系，别人一时也不容易发觉。要知，百步之外就能明察秋毫的离娄子天下还是不少的，万一碰上一个，他斜着眼睛瞟你一眼就会发觉你的毛病，希图侥幸总不如自己洁身自好来得痛快。

这篇七八百字的短文，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一是为柳宗元对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种种恶行深恶痛绝的气概由衷敬佩；一是为柳宗元古道热肠，对朋友推心置腹直言不讳的坦荡胸襟满怀激动。

二、吕恭其人与柳宗元的脾气

吕恭并非等闲之辈，柳宗元在《吕侍御恭墓誌》中说他“尚气节，有勇略，不事小谨”，该是个豪放粗线条的人。他的官运也一贯亨通，做的都是高级军政部门的参谋长、秘书长之类的机要大员。元和八年，吕恭原在桂州任桂管都防御副使，但前宰相郑絪当时任岭南节度使，借调吕恭去任岭南道节度判官，也可见吕恭才干不俗。只可惜去广州后不幸患上疟疾，一命呜呼，年只37岁。柳宗元悲叹他有大才而未及得到大用。柳宗元只比吕恭大4岁属同辈中人，吕恭虽不是柳宗元的顶头上司也是间接的上级。照理说，柳宗元应该对他尊重客气一点才对，所以就有学者怀疑到柳宗元这个人是不是脾气太坏。殊不知，柳宗元对这件事这样动肝火，中间还牵涉到一番大议论。

原来发现这方墓中石书的是桂州的一个庐父墓者，所谓庐父墓者，即是父亲死了三年之后还不除丧，继续留在父亲墓前小茅屋守孝。柳宗元认为“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罪）”。这个庐父墓者矫揉造作不合于中道，信守中道的人不做怪僻的事，要为后辈作出忠诚老实的榜样，否则就是大中的罪人。这个庐父墓者不但行为伪饰，企图哗众取宠，而且在庐父墓过程中又搞鬼搞怪造出一方假石书企图欺世盗名从中谋利，对这种人柳宗元深恶痛绝告诫吕恭，即便他打着守孝的招牌，也不要去理他。

三、柳宗元的“中道“观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柳宗元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英，毫无疑问，他是信守中庸之道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柳宗元文章中用到“中庸”只有三几处，而用到“大中”、“中道”，粗略统计少说也有近百处。中庸与大中、中道，有没有什么原则或具体的区别，柳宗元没有说过。我的妄测，可能是在深奥与浅近的层次上有些微不同，中庸用于高层次，大中、中道只用于一般人事。柳宗元提到吕温时多次说过：“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连柳宗元都学得这样艰难，可知中庸是一门绝大的学问。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中又说：“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中庸又是一种绝高的境界。两者都是常人一时难以企及的，这与柳宗元“文以明道”、“道之及及乎物而已”的“辅时及物”的思路就大有距离。柳宗元还多次说过：“圣人之道 ，不益于世用”——虽然道理正大，一时却难于行得通，甚至一时难于讲得清楚。“辅时及物”需要能够及时说明具体问题，解决具体事情，就必须有一种既不失原则又能变通应用的说法和做法。像伪石书这件事，可说是柳宗元将从吕温那里学来的门户阶室，立即运用到他弟弟吕恭身上。庐父墓者“行孝”比圣人还要圣人，可是他在伪石书上的弄虚作假又证实他的“守孝”的虚伪性，明明圣人之道也应去之不顾。这表明柳宗元不事空谈疾恶如仇的精神，即便圣人之道也应具体而微益于世用、实用。虚伪与诚实是柳宗元中庸之道的底线，也就是他的中道观的标准。柳宗元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的文章中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最明显一例是他对杜温夫的态度。有的柳学家甚至认为柳宗元临近去世，心理变态变得性格粗暴。此说不无道理，因为唐代士子在科举考试前后，用自己的诗、文请求当代名人“温卷”推荐，是很平常的事情。连李白、白居易、朱庆余这样的大才子都做过，柳宗元自己也做过，算不得是错事。可是千不该万不该，杜温夫不该左一声孔子右一声周公称呼柳宗元，阿谀奉承十有九都是虚伪的，背离了中庸的底线中道的标准，即使你用的是圣人的名义，也要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当然，柳宗元在对人处世有没有矫枉过正的时候呢？也难免。诸如他初到永州的时候，因为是编制外人员，地方财政包干项目中，有些以“羡余”的名义发放的补贴还没有给他，自柳宗元看来，不按制度办事，也就是作伪。他就越级上诉到湖南道李中丞那里，在引经据典调侃了一番之后，又自轻自贱说了一些反话，结论说，我不想做饿肚子的圣人，你最好还是叫他们把钱发给我，免得我向朝廷去告你。这就似乎有些过火失于中道了。其实，从柳宗元先后三次打给这个李中丞的报告来看，李中丞对他还是不错的，还是有些肚量的，理解柳宗元一时的情感冲动。由此看来，柳宗元脾气或者确实有点坏，或说名士气大。但无论如何，柳宗元人很正直正派，身体力行他的大中之道，他自己不作欺世盗名之事也痛恨别人去做。《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这一当头棒喝，使吕恭及时识破和避免了这一以文锦覆陷阱的骗局，总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好事。柳宗元的脾气大属于率真任性、心口如一的类型，而且他不分上下尊卑一视同仁，给我们历代柳州人许多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