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情结与“三农”问题

——读柳宗元的《田家》三首

唐奇玲

（祁阳县浯溪镇宝塔完小  湖南祁阳   426100）

柳宗元于元和七年（812）创作的《田家》三首，是一组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柳宗元被谪贬永州后，待罪南荒，有机会与农民、农村进行广泛的接触，农民最苦、农村最穷的现实在他的诗文中作了生动而深层次的描述，这《田家》三首便是通过描写田家终年辛劳、世代贫困的悲惨遭遇，以及官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狰狞面目，反映了中唐时期赋税苛重、农村凋敝的凄凉情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柳宗元笔下的田家生活，就是这种悲惨世界的一个缩影。

诗的第一首，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农民起早贪黑终年劳累的苦况，与白居易《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农民“竭兹筋力事”，仅仅是为了“持用穷岁年”，但这可怜的愿望也成了泡影，结果是“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这正如李绅在《悯农》中所描述的那样：“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不知何时才有一个尽头！这首诗写得深沉、凝重，作者用朴素的语言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里农民遭受残酷剥削、压迫的事实，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憎恨，对农民苦难生活的无比同情。

诗的第二首，作者借与邻居农民朋友交谈的话题和里胥催租场景的描写，把农民用血汗换来的粮食、蚕丝全部交纳赋税而一贫如洗的“秋虫鸣”、“方寂历”的可悲情景和盘托出。苛政猛如虎，赋税毒似蛇，农民只能一任被压榨和宰割，毫无办法改变其际遇，以至于“里胥夜经过，鸡粟事筵席”，这是何等的可悲可怕！白居易在《杜陵叟》中愤怒声讨：“剥我心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但农民毕竟斗不过凶恶的豺狼啊！因为“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藉”，谁愿遭受这皮肉之苦呢？善良的农民担心受怕，只好“努力慎经营”，获得丰收以如数交纳苛捐杂税。诗中的最后两句，把里胥借官府的威风恐吓和敲诈农民的丑恶嘴脸揭露无余，把农民对里胥的又恨又怕的心理，也描绘得栩栩如生。

诗的第三首，内容与上二首稍有不同。作者谪居永州后，与农民交往频繁，还经常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把自己完全融入到普通农民之中，所以同农民建立了深厚而真挚的情谊。这首诗写一次深秋郊游的情景，用叠锦的手法，将永州郊外的古城、古道、堤岸、陂水、樵牧、榆柳和梨枣一一摄入画面，展现了美丽的田园风光。当夕阳西下，野鸟归巢之时，断肠人却迷失了路径，只身踽踽独行，其个中况味自不待言，字里行间隐含着谪居的痛苦情怀和前途渺茫的忧愤。“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这末四句写尽淳朴田家之意，也凸显了田家之苦。田家老翁的细心提醒和热情挽留，使作者能在老农家中安然食宿，这自然是一种乐事，取材平凡小事，却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朋友深厚而纯真的友情。

《田家》三首是一组完整的诗篇，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评说此“三作俱以真意胜，锻炼力亦到”；蒋之翘《柳州辑注》称道此三诗乃“清真语，是田园本色”；毛先舒《诗辨坻》赞许子厚《田家》是“叙事朴到”。但章士钊在《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一中指出：“《田家》三首，乃子厚代表农民之控拆书，诸注家谓是点染田园本色之清真语，饶有渊明风味，何啻痴人说梦。”《田家》组诗中反映农民终年劳累，世代穷苦还经常受“公门”毒打的悲惨生活，与《捕蛇者说》中所写相互印证，读后确实令人悲咽凄怆。此诗重在感愤，章氏的评点深中肯綮。

满篇断肠语，耿耿同情心。柳宗元作为一名被流放的贬臣，竟敢为农民代言请命，实在难能可贵。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黑暗的封建社会，只是希望局部的改革，来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来促使生产力的发展，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要彻底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其责任只能落到当代的贤者、智者的肩上。

16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90年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也提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浮夸风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加之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农业发展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那段时间里成了牵动从领袖到平民百姓最敏感的天字第一号大问题。确实，吃饭的事，关乎人类生存，关乎国家兴衰，我们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时刻牢记以往的经验教训。

面对当前社会各界日益高涨的“解决三农问题”呼声，党中央最为显著的一个回应，便是从2004年开始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这5个文件，分别将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农业基础作为主题，几乎涵盖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从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来看，5年来是呈直线增长之势：2004年为2626亿元，2005年为2975亿元，2006年为3395亿元，2007年为3917亿元，2008年为5625亿元。这一增幅，远非同期GDP的增幅所能比较。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重过大，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虽然中央财政对“三农”投入逐年增长，但城乡差距并未得到缓解。从上世纪末到2007年，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却从1：2.6扩大到1：3.3，人均收入差距绝对额从5300元拉大到9600元。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农民的生存状态改变，生活日渐宽裕作为基础。对贫困农民给予适当社会保障，给大多数农民以公平机会参与经济发展，这是“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

从2009年起，国家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扶贫的标准从绝对贫困人口扩大到低收入人口。这一政策施行后，政府的扶贫范围将从目前的1479万人扩大到低收入人口。这一政策施行后，政府的扶贫范围将从目前的1479万人扩大到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5.9%。同时，将贫困线标准从人均年收入786元提高到1067元，这1067元的扶贫标准还将根据2008年度物价指数做出新的调整。

“三农”问题正越来越受到全国上下的重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已划定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终极目标。200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展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他劳动群众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基本力量的作用，又支持新的社会阶层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作用，使全体人民都满腔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可以断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就一定会开拓“农民富、农村新、农业稳”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