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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 解析心理
——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研究
马晓斌
摘要
韩愈任史馆修撰时，心态复杂。柳宗元直言韩愈因无史志而有虚荣之心、利欲熏心、提心吊胆、心灰意懒，进而导致无史才。两信及《段太尉逸事状》，层次清楚、内容丰富，展现柳宗元的史志与史才，于今，有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
关键词：柳宗元；韩愈；志；才
《柳河东集》第三十一卷，有《与韩愈论史官书》。韩愈，元和八年（813年）三月，46岁时，任史馆修撰。白居易力挺韩愈，说他“学术精博，……有班（固）马（司马迁）之风，……甚不易得，”因此，这是一个“褒升”性的职位。果然，下车伊始，韩愈不负众望，预修《顺宗实录》，留下了中唐时期的一份重要史料。但是，无可讳言，韩愈在心理状态方面，有着道道伤痕，即，由于他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所以，使得他表面上身在史馆，实际上，心却在别的地方。六月九日，他写了《答刘秀才论史书》，除了谈出自己复杂的内心外，还将它顺便寄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任永卅司马已有九年的柳宗元。
一
元和九年（814年）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带着愤怒的心情（“不喜”），写下《与韩愈论史官书》。对这位有不健康心态的老朋友，他不作任何的矫饰与遮掩，直言韩愈由于无志而形成的虚荣之心、利欲熏心、提心吊胆以及心灰意懒，真可谓“疾风骤雨之文，劈头劈脸而来”。下面，笔者愿用笔墨，把柳宗元的禀性纯厚、韩愈的双重人格，以及前者的锋利解析、后者的逐步暴露，分四层，写下来。韩愈说：“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敦促）。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猥（辱）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从这段话中，可见韩愈当时的心理活动。他认为，史馆修撰是一个荣誉性的职位；宰相非要用我，是草率的、随便的；我待在这里，能做什么？只是图个美名而已。柳宗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留情面地指出：“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并且，为此而分析：（一）宰相用韩愈的本意，不是苟且（马虎）的。柳宗元认为，韩愈没有真正明白宰相的用意（“安有探宰相意”），即，宰相为什么不找别人来担任史馆修撰，却偏偏给你“韩退之”？那就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而不是一时的苟且。在柳宗元看来，宰相是认真的，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即，希望韩愈以真才实学，出史学成果；（二）史馆修撰不是荣誉性的职位。在柳宗元那里，史馆修撰不是有名（“荣其号”）无实的，而是受命于宰相、来不得假冒的。韩愈现在“加一职”，本应切切实实地把工作做好，谁知，事与愿违，竟然产生虚荣之心（“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已”），只图表面上的光彩、明摆着的荣誉，而不去加倍努力。如此伪君子的做法，为柳宗元所不齿，怪不得要说：“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三）虚荣之心的背后，是私字。柳宗元继续分析，为什么韩愈心甘情愿做伪君子，“冒（挂名）居馆下，”原来他的虚荣之心的背后，是有内容的，即，“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固（管仓库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其中，关键词是“私”。比如，为自己：身穿官服、接近皇帝、领着俸禄、使唤下人、发泄私愤；再如，为子弟：把个人的好处，变成子弟的继承。应该说，柳宗元是以伤感而沉痛的心情写下这些话的，因为这就势必丢掉公道、抛弃正义。
二
虚荣之心，已经影响到了韩愈对史馆修撰这个职位的正确理解，更不用说，韩愈还有利欲熏心的一面。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说：“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耶？”话中透露出褒贬有害、我想逃避的意思。柳宗元的性格，从来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他看出韩愈根本不是一个甘坐冷板凳的真正的历史学者，而是一个热衷官场、利欲熏心（“利其禄”）的庸人，这些话，充其量是找借口、说假话：（一）如果当权臣，韩愈不会逃避。柳宗元指出，假如现在让韩愈去当“御史中丞大夫”（中唐以后，指节度使、观察使、刺史等）甚或“宰相”一类权臣的话，恐怕不会逃避，更不会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权的背后，是利的熏染，即“扬扬入政事堂（宰相办公处），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的八面威风、吃香喝辣的生活。这种对物质的欲望，不正是韩愈心中所追求、所仰慕的吗？（二）权臣对人的褒贬，显然害大。柳宗元又以自己辩证的思维，继续给韩愈摆利害关系，即，你韩愈不要只看到享受荣华富贵的一面，却忽略了矛盾、斗争的另一面。柳宗元认为，官场不是那么好得意的，也就是说，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权臣面对的是当今的“天下士”，对他们的褒贬（“成败”，指福与祸），即“生杀、出入（贬官出京、入京做官）、升黜”，都必须摆在桌面、现出“显”性。尤其那些贬者，一旦得罪，那就是“敌益众”，有直接的冲突与对立，甚至是头破血流。利大所带来的害大，韩愈，你能逃避得了吗？或者，你能拒绝不见吗？（三）史馆修撰的褒贬，显然害小。柳宗元认为，相对而言，史馆修撰，尽管也需褒贬，但面对的是古人的善恶、操弄的是文字（“名”）的评传。当然会有论争，祸害却不那么大，即，对人身显然不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言外之意非常清楚，柳宗元是在为韩愈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过程中表明态度的，即，如果韩愈还没有对官场的负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话，那么，应该是“就”而“非”“避”地做一个史馆修撰。文笔曲折、委婉道出浓浓善意。真是批评归批评、爱护归爱护，我们也被柳宗元对朋友的一片真诚所感动！
三
从来是有私有畏、利令智昏。韩愈也不例外。且看，他是怎样摆出一系列例子，来证明史学家会有天灾人祸、让他提心吊胆的。他先洋洋洒洒、不可谓不渊博地列举：“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蔚宗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 然后，总结一句：“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自然，被柳宗元猛批一通：（一）史学与死无必然联系。对韩愈所举人物，柳宗元并未全作正面回应，但撷出的几个，足以证明史学与死无关。比如说孔子，身处“时暗”，于是，尽管周游列国，如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去宣传政治主张，但难逢明君、不被任用[“不能以（用）”]，最终，“不遇而死”，当然“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牵连）”； 而范晔，他的家族的灭亡，则是由于受孔熙先谋反案牵连，被灭族的；另外，司马迁，他任太史令时，替降敌将领李陵辩护，惹怒汉武帝，才被处以腐刑；再比如班固，是因为对下人约束不严，得罪洛阳令种兢，后被窦宪案牵连，而遭种兢逮捕，死于狱中；北魏的崔浩呢，是因为主张汉族大地主的势力，并自诩正直，遭鲜卑贵族忌恨，而全家被杀。总之，柳宗元认为，以上这些人，尽管都是史学家，但他们的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凭什么怪“罪”史学？韩愈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在基本事实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胡乱下结论，这是“甚惑”。（二）史学与盲也无必然联系。韩愈说：“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柳宗元则认为，左丘明是因为生病而导致双目失明的（“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与他写《左传》、《国语》也没什么关系；（三）韩愈不要提心吊胆（“不可以是为戒”）。韩愈认为史学家会有天灾人祸，不是死、就是盲，因此提心吊胆、“畏惧”恐慌。柳宗元不能接受，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居其位”；“思直其道”；“虽死不可回也”。首先，既然“居其位”，就要“为官守”（尽到为官的职责）。柳宗元针对韩愈的生怕“不遇而死”，加以引导：“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犹遇且显（达）也”， 给韩愈吃宽心丸；其次，“思直其道。”在这里，“道”是关键词。联系上下文，柳宗元屡次谈及：“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皆非中道”；“是退之宜守中道”；“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既然如此，那么，柳宗元的“道”，究竟指什么呢？我认为，元和四年（809年）的《寄许京兆孟容书》18中“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可作本证与解读。我们注意到，“志”与“道”相联系，揭示出柳宗元的志向在于念念“不忘”“道”的理想：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合宜、合适。 至于韩愈所说的“人祸”与“天刑”（尤其“天刑”，那是“眇茫荒惑无可准”的“鬼神事”），不应该去“思”、更不应该去“恐”（“刑祸非所恐”）。再次，“虽死不可回（头）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柳宗元认为，一旦“道”成为理念与主见（“道苟直”），那么，它就会充满心房，使杂念无空可钻，什么生啊、死的，也就统统会抛到九霄云外。 所以，韩愈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忠于职守、生怕“褒贬”不“当”， 而不是整天提心吊胆、怕这怕那。柳宗元用逻辑的力量，分析、论证，使我们深受鼓舞，也多获启发。
四
因惧而冷、因怕而懒，也是韩愈的心理障碍。柳宗元一言以蔽之：“怠”。先看韩愈如何说：“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邪？”对这种不自觉的言论，柳宗元较了真，实话实说：（一）即使一人，也能记传。柳宗元先承认韩愈没有说错，即，把唐朝二百年（618年—813年）以来的文官武将，一一评传，确有难度（“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诚如此者”），马上接着说，但还没有到“我一人也，何能明”的地步。在这里，“怠”或不“怠”，是分水岭。柳宗元认为，如果韩愈带头“怠”，说“一人难明”，那么，“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会人云亦云、都不热心，这样的话，历史将永远没有搞清楚的那一天；如果韩愈不“怠”，说“我一人，也能明（纪传）”，即，“孜孜”不倦地把“闻知”写下来，那么，“同职者”、“后来继今者”自然会紧跟与仿效。当大家都“进退（恰如其分）之力史事” 的时候，历史怎么会“坠（丧失）”？怎么会不“明”呢？（二）韩愈不要心灰意懒。针对韩愈有“怠”的倾向，柳宗元把严重后果讲给他听。柳宗元认为，如果韩愈对史学心灰意懒而不严格、不抓紧的话，那就会“徒（只）信人口语，每每异辞”，而且前“怠”后继，韩愈所期待的“圣唐巨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飞扬）天地，决不沉没”，必将成为一句空话。对于这样的状况，韩愈能“忍”、能“恣（听之任之）”吗？言外之意很清楚：你既然不愿看到“乱杂无可考”的局面，就应该从源头抓起，即，勤勉不“怠”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五
柳宗元历数韩愈虚荣之心、利欲熏心、提心吊胆、心灰意懒的过程，也是自己批评的、爱护的、坚定的、规劝的真情告白，“无一字放空处”。 他愿意看到韩愈“有志”，而不是让人“督（促）”、 “责（备）”、“（逼）迫”、“（迫）蹙”这样一个被动的角色。但希望大、失望也大，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一）无志导致无才。 柳宗元认为，天子、 宰相最初把“唐之史述”“托”付给韩愈的时候，一定有深意在，即，韩愈有承诺、他们有期待。韩愈这一边，信誓旦旦、志得意满； 天子与宰相这一边，他们之所以任命韩愈为史馆修撰，是因为第一印象好，即，韩愈是一个“史才”，他不但“明”、“智”，而且是“学（者）”、“（文）辞（家）”、“好言论”者、“慷慨自为正直行行（hànɡ hànɡ，刚强）焉”者。但是，现如今，由于利害得失冲昏了头脑，韩愈左观右望；天子与宰相，不得不接受“不果”而终的事实。所有这一切，怎不令柳宗元“痛”心！（二）韩愈要勉为其难。尽管韩愈让柳宗元失望过，但充满爱心的柳宗元，依然寄希望于韩愈：首先，拨乱反正（“更思”），即，把复杂而又繁乱的不良心态，返回正“道”；其次，“可为速为”，柳宗元承认，史馆修撰有难度，但“待”的念头不对、“行且谋引去（打祘不久就辞掉这一职位）”的念头更不对，正确的做法是，“今当为”，即，从现在开始“勉已”，只有这样，韩愈才有资格去勉励刘秀才等“馆中他人及后生”！
六
《与韩愈论史官书》发出不久，韩愈有回信，其中，包含对柳宗元“疑不得实、末即籍者（疑问如不核实，就不记录）缺点的指摘。 柳宗元先接受批评，然后，又认真地写下《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并附上《段太尉逸事状》， 以“破疑不得实之意”。 在这里，我们可见柳宗元自己在修史方面的志存高远与真才实学：（一）柳宗元有史志。在信中，柳宗元回顾了与韩愈曾经志同道合的情景：“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现在，尽管自己“孤（单）、囚（禁）、废（黜）、（禁）锢，连遭瘴疠（疟疾）、羸顿（消瘦困顿），朝夕就死，”但依然“不能竟（终）其业”，即，一定要把那位“遇不可，必达其志”的段秀实太尉，载入史册。
（二）柳宗元有史才。 为了写好段秀实太尉，柳宗元懂得自用其才。首先，研究文献。清人赵翼说：“宗元盖尝见国史本传”。 文献中的段秀实，是一个“武人”，并“不闻”名，他充其量是“偶一奋（击）”、“以一时取笏为谅（诚实正直）”；其次，实地调查。对于文献的说法，柳宗元不能认同，他要以自己的努力，更深入地了解并更细致地把握段秀实。于是，他访问。柳宗元说，他不但过去问：“自冠（20岁），好游边（疆）上，问故老卒吏”、“尝出入岐（陕西岐山县）、周（陕西岐山县）、邠（陕西彬县）、斄（陕西武功县）间，过真定（陕西正宁县）、北上马岭（陕西、甘肃一带），历亭（岗亭）、障（堡寨）、堡（堡垒）、戌（瞭望楼），窃好问老校（军官）、退卒（士兵）”，而且，现在还问：“今所趋走卅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备得……遗事”。 于是，他取物。从崔能刺史处，柳宗元不无所获，他说：“又具得太尉实迹（遗物）”，令他信心大增。于是，他校对。对于调查所得的材料，柳宗元并不轻信，非要“参校备具”、“覆校无疑”、达到“信且著”不可；再次，认真写作。前期的努力没有白费，柳宗元笔下的段秀实，可谓栩栩如生。柳宗元叙述：“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35“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柳宗元描写：“太尉为人姁姁（xǔxǔ,温和貌），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柳宗元说明：“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qiè,满意），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柳宗元抒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jí，收敛）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柳宗元议论：“太尉大节，古固无有”、“其处心未尝亏侧、其莅事无一不可记”。“深谨” 的态度，使段秀实太尉，“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我的刻画与描写，胜过画家所画的人像），所以，柳宗元才在“孤囚贱辱”的情况下，呈上“文高事核、曲尽其妙” 的《段太尉逸事状》，为历史学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七
研究完“与书类中之第一篇” 的《与韩愈论史官书》及《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才敢下这样的结论，即，柳宗元“未尝敢以昏气出之”， 决非虚言。柳宗元的明智，在于他的认识，不仅当时入木三分，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真可谓“寿千古”。 笔者概括几点，以供评析：（一）对事不对人。从《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我们可见柳宗元的“攻击辨诘”， 对此，有人认为“太露，……气岸不……浑涵”。 事实上，这里有“对事”还是“对人”的问题。如果“对人”，会碍于情面、不便说出；如果“对事”，则是非曲折，必须明辨与揭露。柳宗元当年取后者，因为它符合“公道”； 我们今天提倡，因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需要。（二）换位思考。柳宗元认为，韩愈与其做权臣，不如当史馆修撰。古人把这叫“体度”， 今天叫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即，柳宗元从韩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使争辩有了往来性、出纳性、互动性；（三）道德文章。道德与文章，从来是有关系的。 东汉王充《论衡·自纪》说：“德汪江 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言溶江 而泉出”；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柳宗元认为，无志导致无才。因此，作为后学者，首先，要树远大志向；其次，培养才能。我们注意到，柳宗元的史才，离不开调查研究，即，为了写好段秀实太尉，他除了占有文献外，还访问、取物、校对等等，使文本绝无剽窃与浮夸，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注释
1写于元和九年（814年）。
2修撰，官名。掌修国史。
3孙昌武《韩愈诗文选评》117—1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按，《顺宗实录》，曾被“逼令修改”，参见章士钊《柳文指要》849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4见《韩昌黎全集·外集》、《全唐文》554卷。吴文治先生认为，刘秀才名刘轲，《柳宗元评传》26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章士钊先生也说：“或云名轲，字希仁，曲江人，由进士历官史馆”，《柳文指要》724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参见唐·范摅《云溪友议·葬书生》、宋·钱易《南部新书·己》，《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按，此前，韩、柳间应有信“言史事”。
6清·孙琮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486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7时任宰相李吉甫。唐制，宰相兼领史馆，称监修国史，另置修撰、直馆等官。
8章士钊先生认为，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所言“奸佞”，“指二王八司马甚明”，《柳文指要》726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9明·唐顺之也认为“辨处有显有晦”，参见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66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明·董其昌认为“相知之深，洵未尝避其所讳”，参见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254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11孔子，春秋人，相传修编年体史书《春秋》；齐太史氏兄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齐庄公）’。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丘明，春秋人，为《春秋》作《左传》，又作《国语》；司马迁，西汉史学家，作《史记》，《汉书·司马迁传》：“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班固，东汉史学家，作《汉书》，《后汉书·班彪列传》：“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及窦氏（宪）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陈寿，晋史学家，作《三国志》，《晋书·陈寿列传》：“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沉滞者累年，……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疾寿，……竟被贬议。………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王隐，晋学者，曾任著作郎，《晋书·王隐传》：“虞预……疾隐……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卒于家”；习凿齿，晋史学家，作《汉晋春秋》，《晋书·习凿齿列传》：“后以脚疾，遂废于里巷”；崔浩，北魏史学家，作《国书》，《魏书·崔浩列传》：“世祖（拓跋焘）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诛浩，……尽夷其族”；范蔚宗，范晔，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作《后汉书》，《宋书·刘湛、范晔列传》：“上（宋文帝刘义隆）重遣问曰：‘卿与……孔熙先谋逆，……何不依实？’……收晔家，……并伏诛”；魏收，北齐史学家，作《魏书》，《北史·魏收列传》：“收硕学大才，然性褊，不能达命体道。……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废，弃其骨于外”；宋孝王，北朝学者，《北史·宋隐传附宋孝王传》：“为《关东风俗传》，……三十卷。周大象末，预尉迥事，诛死”；吴兢，唐史学家，作《梁史》、《齐史》、《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旧唐书·吴兢传》：“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卒于家”。
12章士钊先生说：“退之意谓：人祸也者，亦天假手于人为之，天恶人之坏其元气阴阳，将无所往而不受罚。是故人惟无所动作，一有动作，皆天之仇，人至与天为仇，定穷于趋避之术，为史也者，亦区区一例而已”；又说：“退之……裹足不敢前者，有二事：一则《平淮西碑》，为李愬之党所谤，一则《顺宗实录》，为内官所谮是也”，《柳文指要》393页；725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13《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14孔熙先，时任员外散骑侍郎。
15窦宪，时任大将军。
16柳宗元还用“子夏不为史，亦盲”证明史学与盲无关。子夏，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有子早死，痛哭失明。
17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灭纣，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制定。 史佚，周初史官，《左传·僖公十五年》：“子桑曰：‘……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
18许孟容，字公范，柳宗元“先友”，时任京兆尹。
19参见章士钊《柳文指要》1012—1015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20吴文治先生认为，是有神论与无神论思想的斗争，参见《柳宗元评传》20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1柳宗元《忧箴》有“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句。
22孙昌武先生有论述，参见《柳宗元传论》1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3《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
2444清·丘维屏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307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25清·章学诚认为，韩愈“非良史才”，参见章士钊《柳文指要》309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26唐宪宗李纯。
27《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有 “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句。
28韩愈答书为佚文。按，《与韩愈论史官书》后，柳宗元可能还有一封论段秀实的信。
29段太尉，段秀实。719—783。唐汧(qiān)阳（陕西陇县）人。字成功。官至司农卿。朱泚反，秀实阳与泚合，伺机以象笏击之，中其颡。秀实遂遇害。后被追封太尉。新、旧《唐书》有传。宋文天祥《正气歌》“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即咏秀实事。 逸事，世人不大知道的关于某人的事迹，多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状，文体的一种，行状。记述死者生平行事的文章，亦称行述。
3036清·何焯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364页；347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31后来宋祁修《新唐书》时，其中的《段秀实传》，几乎全文采用了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中的材料。
32清·全祖望认为，柳宗元长于作史，参见章士钊《柳文指要》849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33转引自章士钊《柳文指要》205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34崔公，崔能。元和九年（814年），以谗贬永州刺史。
35晞，郭晞。唐著名大将郭子仪子，时为左常侍，领行营节度使。
37宋·黄震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16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38清·林纾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609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39参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40清·汪基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397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宋·吕祖谦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127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42明·茅坤语。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67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43参见《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45近人马宗霍认为，韩愈“于史德亏亦甚矣”，参见章士钊《柳文指要》165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