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三死方》四则是柳宗元的佚文应录入《柳宗元集》

雷运福

《救三死方》四则，是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期间书寄给连州刺史刘禹锡的治脚气痞疾、疔疮、霍乱、金疮等疾病的药方遗文。刘禹锡好医学，将其收录于所著药剂书《传信方》中，名曰《柳柳州救三死方》。《传信方》早已佚失，而历代刊刻出版的《柳宗元集》又没有收录《救三死方》文，《救三死方》四则成了柳宗元的佚文。《传信方》所收方剂，均为历代医家的秘、验、良方和民间验方，有的是刘禹锡亲自运用实践过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宋代、明代和清代的医书中多有引用因而得以传承。也正因为这样，时至今日才能在宋代及其之后的医书中发掘再现柳宗元佚文。长期以来，柳宗元的该遗文没有引起柳学界的足够重视，也很少有人知道该佚文的全部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非医学角度研究或收录该遗文的有四个人。一是研究刘柳且以刘（禹锡）为主的柳学前辈卞孝萱先生。卞老先生在撰著《刘禹锡传》过程中研究了该佚文的主要内容，且将《救三死方》部分原文在交往密切的文友中师徒间传阅；二是柳学前辈广西柳州谢汉强先生。谢老先生于1984年在《柳州日报》发表了关于柳宗元《柳州救三死方》的3篇短小文章，后来谢老又将其收录于自己的《读柳札记》（2003年出版）中，但谢老先生没有收录和公开柳宗元该遗文的原文，从谢老先生的文章中只能了解柳宗元佚文的大概意思；三是研究韩柳且以韩（愈）为主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凡先生。蒋老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韩愈柳宗元研究专著《文章并峙壮乾坤》中收录了柳宗元该佚文的部分内容，即《救三死方》中的二个方剂文；四是研究唐代文学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先生。陈先生将柳宗元《救三死方》遗文的部分内容收录在他主编的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文补编》的柳宗元文中，其内容也只有《救三死方》中的二个方剂文。蒋凡先生手中的柳宗元遗文就是陈尚君先生提供的。

遗憾的是，以上四位专家关于柳宗元《救三死方》遗文均不全。柳宗元《救三死方》共有四个药方，卞孝萱先生只言及与传阅其中的三个药方原文，谢汉强先生只言及其中三个药方，蒋凡先生、陈尚君先生所收遗文也只有四个方剂中的二方。蒋凡先生、陈尚君先生称该遗文为《救死三方》，我认为原本应是《救三死方》，“救三死方”并不是指三个药方。刘禹锡收录柳宗元诸方，所取《救三死方》名是一个以偏概全名。柳宗元把治脚气痞疾重症药方称之为《救三死方》，这在佚文中可以看出。“三死”是指三天不省人事，几近死去。刘禹锡以该药方名统称柳宗元寄来的诸药方，名曰《柳柳州救三死方》。显然谢汉强先生的《柳州救三死方》名也是错误的，“柳柳州”是对时任或曾任柳州刺史柳宗元的尊称，即为人名称呼，而“柳州”是地名，刘禹锡之意是“柳宗元救三死方”而不是“柳州救三死方”。卞孝萱先生在《刘禹锡传》中言《治疔疮方》的首句为“元和十二年正月（得疔疮）”，卞录显然有误。据柳宗元诗文中言，得疔疮病在前，得霍乱病在后，且《救三死方》文明确记载是“元和十一年十月得干霍乱”，所以说卞录“元和十二年正月（得疔疮）”有误，“十二年”当为“十一年”之误，即“元和十一年正月得疔疮”应是正确的。

《柳柳州救三死方》分录在宋代的《普济本事方》和《政和证类本草》中，明代转录时同样是分别转录在不同书籍中，这也是以上卞、谢、蒋、陈四位方家研究该佚文而又内容不全的原因。本人有幸将上述两书载录的《柳柳州救三死方》全文（四则）辑得。现转录如下，以飨广大读者、中医爱好者和柳学研究者，并将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诚请方家赐教。

㈠治脚气痞疾方：元和十二年二月，得脚气。夜半痞绝。肋有块大如石，且死。困塞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荥阳郑洵美传杉木汤，服半。食顷，大下三次，气通块散。用杉木节一大片，桔叶一斤，无叶以皮代之，大腹槟榔七个。合捣碎之，童子小便三大升共煮，取一升半。分二服。若一服得快利，停后服。前三死皆死矣，会有教者，皆得不死。恐不幸有类余病者，故传焉。

译文

治脚气痞疾方：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二月，我患脚气重症。夜半时辰，腹内积滞疼痛至昏迷过去。肋部有大的肿块，其硬如石且血脉阻塞。两肋至腿间气血闭塞，肠胃滞食不通，三日不省人事。家人嚎啕大哭。荥阳郡医家郑洵美先生传授杉木药汤，服用一半就见效。服药后不久，就出现通大便三次，两肋至腿间气血畅通，肋部肿块得以化散。杉木药汤的制作是：用杉木节一大片，桔叶一斤，无桔叶用桔皮代替，大腹槟榔七个。以上三种药混合在一起捣碎，然后用童子小便三大升来熬煮，熬至剩下药液一升半时即成。一天一剂分二次服用。若第一次服用很快就出现大便泄泻，那么就停止后药服用。得这种病出现前三天不省人事者一般都是死去啊，只有得授这一药方的人才得以生存而不至于死去。恐怕今后有不幸患我这种病的人，所以记录该药方传授给后人。

㈡治疔疮方：元和十一年正月得疔疮，凡十四日，日益笃，善药敷之皆莫能知。长乐贾方伯教用蜣螂心，一夕而百苦皆已。明年正月食羊肉又大作，再用，亦如神验。其法，一味贴疮，半日许可再易，血尽根出，遂愈。蜣螂心腹下度取之，其肉稍白是也。所云食羊肉又大作者，盖蜣螂畏羊肉故耳。用时须禁食羊肉。

其法盖出葛洪《肘后方》。又主箭镞入骨不可拔者，微熬巴豆与蜣螂并研匀，涂所伤处。斯须，痛定必微痒，且忍之，待极痒不可忍，便撼动箭镞拨之立出。此方传于夏侯郛。郛初为阆州录事参军，有人额上有箭痕问之，云：“随马侍中征田悦中射，马侍中与此药，立可拨镞出。后以生肌膏药敷之，遂无苦。”因并方获之，云诸疮亦可疗。郛得方。后至洪州逆旅，主人妻患疮，呻吟方极，以此药试之，立愈。

译文

治疔疮方：元和十一年（公元817年）正月，我患疔疮病，连续发病十四天，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敷用了很多的所谓善药均无济于事。长乐县贾方伯先生传授用蜣螂心医治，只一天功夫，累积的病痛均已解除。第二年正月吃羊肉，疔疮病又大发作，仍用该药方医治，药到病除，效验如神。其方法是：用蜣螂一味药贴于疔疮患处，大约半天时间更换一次，反复进行，患处去血散淤、血尽根出时便痊愈。取用蜣螂心腹，就是去掉蜣螂下部后取用其肉稍白部分。前述吃羊肉后疔疮病又大发作一事，是因为蜣螂与羊肉药性相反相冲的缘故。用该药方治病，必须禁吃羊肉。

该药方治疔疮病，系出晋代医学家葛洪的《肘后方》。该药方还能治箭镞入骨不能拔出者。其方法是：将巴豆用文火微微熬煮，然后同蜣螂一并研细搅匀，涂于箭伤部位。片刻，箭伤部位止住疼痛，随即出现微微发痒的感觉，要强忍越来越烈的痒感，等到极痒不能再忍时，便摇动箭镞一拨即可出来。该药方系从夏郛君那里传授而来。夏郛早些年任阆州录事参军时，曾见一人额头上有箭伤的痕迹，便问明原由。那人回答说：“这是跟随河东节度使兼侍中马燧将军征讨地方割据的军阀魏博节度使田悦时中箭的，受伤后箭不能拔出，马侍中传授敷用此药，立即便可拨出箭镞。之后，又用生肌膏药敷于患处，便能痊愈而无伤骨疮疾及后遗症之苦。” 那人因中箭疗伤而得到了这个药方，还说这个药方对多种疮疾均有疗效。夏郛就这样得到了这个药方。此后，经江西洪州宿住旅馆时，旅馆主人的妻子患有疔疮，正疼痛呻吟不已，夏郛用此药试敷，立即止痛玄即痊愈。

㈢治霍乱盐汤方：元和十一年十月，得干霍乱，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大斗许，气即绝。河南房伟传此汤，入口即吐，绝气复通。其法用盐一大匙，熬令黄，童子小便一升，二物温和，服之。少顷，吐、下，即愈。

译文：

治霍乱盐汤方：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十月，我患干霍乱病，上欲吐不能吐，下欲泻不能泻，出冷汗达三大斗之多，气脉绝闭。河南医家房伟先生传授治干霍乱盐汤方，服药后立即就出现口吐积食，绝闭的气脉恢复通畅。其方法是：用食盐一大匙，熬成黄色，再用童子小便一升，二者温和熬煮后服用。不久，便出现上吐积食，下排大便，干霍乱病即愈。

㈣治金疮方：崔给事顷在泽潞，与李抱真作判官。李相方以毬杖按毯子，其军将以杖相格，乘势不能止。因伤李相拇指，并爪甲擘破。遽索金疮药裹之。强坐频索酒。饮至数杯，已过量，而面色愈青，忍痛不止。有军吏言：“取葱新折者，便入煻灰火煨，乘热剥皮擘开，其间有涕。取罨损处。仍多煨取，续续易热者。”凡三易之，面色却赤。斯须，云已不痛。凡十数度易，用热葱并涕裹缠。遂毕席笑语。

译文

治金疮方：给事郎崔顷在潞州泽宫习武场，给李抱真做格斗裁判官，正当李相以球棍按压毯子时，对方军将便以棍杖击打过来，乘势凶猛，不可阻挡。因而伤及李相拇指，连同拇指爪甲被擘破。于是索取金疮药包裹伤口。李相受伤后，强忍疼痛坐于餐席上，连连索要酒喝。饮到好几杯时，已过酒量，却面色苍白，且疼痛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有一位小军官说：“取鲜葱层层包折的新嫩部分，放入火堂灰内热煨，然后乘热剥皮擘开葱心，其间有涕状汁液。取用热葱和涕状汁液敷于伤损部位。重复多次取葱火煨，连续不断地换敷煨热的葱心。”李相大约经过三次换敷煨热的葱心后，面色转为红润。片刻，说已不疼痛。如此反复十多次地用热葱连同涕汁缠裹。此时，餐席上喧嚷着庆幸的欢声笑语。

关于柳宗元的第一个方子即救三死方，实际上是一个治脚气病与腹内结胀病的并发症方。文中有“夜半痞绝”、“困塞”、“大下三次”、“气通块散”、“得快利”等治消化道病用词。药方中的“困塞”主要是指肠胃食物淤积不通，而出现腹胀结块。“大下三次，气通块散”意为服药后不久就通大便三次，出现肠胃通畅气顺。“若一服得快利，停后服”也说明针对的还是肠胃消化道。药方中的槟榔就是针对痞疾的。柳宗元在此之前的病情和有关病情的诗文也可证明这一点。“痞”即痞疾，为腹内郁结成块的病。上文已言柳宗元的文章有“一二年来，痞气尤甚”，说明在元和二、三年就患有腹内结胀病。柳宗元在《与李建翰林书》言：“仆自去年（按：指元和三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余甘，破决壅隔大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元和八年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言：“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即元和九年得脚气病，显然是腹内结胀病在前，脚气病在后，且元和十二年用救三死方时的前三年已有脚气病，并非元和十二年才始得脚气病。元和十二年时的脚气病、腹内结胀病都是老病，也只有两病复发的并行重症，才会出现三天不省人事的以致死去的险危病情。所以说，《救三死方》是治脚气病与腹内结胀病并发重症之方。

以上四个药方为柳宗元遗文，是柳宗元书寄给刘禹锡的，刘禹锡将其收录于《传信方》中，这是真实可信的。

从柳宗元遗文的产生与传承来说是可信的。柳宗元与刘禹锡交谊极深，在京朝为官时一同参加王淑文的“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失败以后，又一同被贬谪湖南，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常德市）司马。十年贬谪诏回京都后又一同被贬为岭南刺史，柳宗元为（广西）柳州刺史，刘禹锡为（广东）连州刺史。不论是在湖南期间还是在岭南期间，刘柳二人书信交往频繁。柳完元在永州期间，因积郁成疾，患有多种疾病，到柳州时病情加重。如患有腹内结胀病、脚气病、疔疮病和干霍乱病等，这从柳宗元的诗文中可证。如元和四年，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有“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也。”在《与杨京兆凭书》中有“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在《与李建翰林书》中有“行则膝颤，坐则髀痹。”在元和八年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有“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到柳州后就出现了《寄韦珩》诗“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的险危病情。柳宗元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治病经验，掌握了不少重症良方。柳宗元本身也在钻研医道药理。刘禹锡与柳宗元、与道州刺史薛伯高（薛景晦）均有交流医道药理的书信文章。刘禹锡好医学，柳宗元把自己掌握的亲身经历的医治重症的良方书寄给刘禹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柳宗元既有传承良文革新文化的愿望与作为，也有传承良方造福后人的愿望与作为，具有吸取自身多病教训、总结治病经验而造福他人的高尚品德。刘禹锡所著《传信方》意为传方守信，其临床实用性同刘禹锡的高尚人品文品一样，深受后人青睐，宋代《普济本事方》与《政和证类本草》、明清医书收录刘禹锡《传信方》中的名方是完全可信的。《柳宗元集》是柳宗元亲自收集、托付刘禹锡刊刻出版的，由于《救三死方》是药方文而非文学、思想与政论类文章，首版刊刻时未收录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柳宗元当时未存底稿，寄希望于刘禹锡将其编入药方书中，造福后人。

再说，卞孝萱教授、谢汉强先生、蒋凡教授、陈尚君教授等四位唐代文学研究专家或说柳学研究专家均认定《柳柳州救三死方》是柳宗元的遗文。柳宗元佚文四则虽是治病药方文，其写作风格与文学辞章不同，但从中仍可以看到柳宗元文学辞章风格的影子。

我认为，正在编辑出版的《柳宗元集诠释》应收录该佚文。该佚文的发掘整理丰富了柳宗元文库，该佚文是研究柳宗元病情、探讨柳宗元思想轨迹、了解柳宗元致力医道药理及其与刘禹锡交往的弥足珍贵的新材料，也是研究传统中医的珍贵史料。

注释

脚气病：分湿脚气和干脚气。足胫肿大软弱麻木无力的为湿脚气，多由湿邪阻于经络所致，宜健脾渗湿。足胫不肿，麻木酸痛的为干脚气。多由风邪阻于经络，血行不畅所致，治宜祛风、活血、通络。

痞疾：指腹内郁结成块的病。

疔疮：发于颜面及手足等部位，根深形小，其状如钉，故名。多由邪热毒盛所致。初起患部四周坚硬，顶部多有脓头点，或痛、或痒、或麻，常伴有寒热、头晕、心烦、口干、精神困顿等症。内治以清热解毒为主。外治初为箍毒消肿，中为提脓祛腐，后为生肌收口。

干霍乱病：以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腹中绞痛及烦躁闷乱为辨证要点。因邪阻中焦,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病邪无从排出,因而干霍乱要比一般霍乱严重。

金疮：指被刀剑箭镞等金刃类和瓷锋类、棍棒类利器所致创伤及其感染症。

                                        2009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