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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1） 柳宗元研究：第十二期 加入时间：2009/4/8 8:14:00 admin 点击：2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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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 ——以柳宗元为例，谈名人研究的偏差 陈松柏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州 510665） 摘 要：贬谪文人大都具有曲折的人生经历、良好的政治品质、超人的胆识才华、非凡的传世作品，后世文人争相研究，成果颇多。然而，因为过于的热爱、同情，研究者就有意地为他们不断贴金，不惜搜集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百般美化，因而形成了一个“三突出”模式：突出罪人身份；突出险恶环境；突出健康问题。以受人歧视的低贱身份，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之下，拖着沉重的病体，做出了突出成绩。这样，研究对象固然戴上了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等等桂冠，那个人其实不再是真实的“本他”，对读者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谨以柳宗元为例，讨论长期研究中形成的偏差：“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说质疑；“蛮烟瘴雨”、“破旧荒凉”说质疑；“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辨。 关键词：贬谪文人；柳宗元；“三突出模式”；研究偏差 “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质疑 ——柳宗元研究偏差之一 摘 要：这是《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以柳宗元为例，谈名人研究的系列偏差》之一。在柳宗元研究中，盛行着一个“名为司马,实如囚徒”说，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印象：贬到永州任“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柳宗元，过的是“未被羁押的囚徒”生活。究其实是一个绝对的误导。本文从柳宗元在永州享有了充分的学习自由、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等三个方面予以澄清，还柳宗元在永州是个有职无权、只拿工资、不做实事、却可以读书、任意遨游且享有充分自由的闲散官员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柳宗元；永州；司马；囚徒 一、“名为司马,实如囚徒”的疑问 我们说“柳宗元是带着轻松的心情离开汨罗，奔赴永州的”[1]，因为跨越了时空，找到了同调，与屈原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倾诉，心理上获得了又一次平衡，并重新燃起了希望：“吾故居钧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嘘阴阳，薄蓬莱，羞昆仑，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2]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来到永州之后的柳宗元，其正式身份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一个享受正六品(上)文官待遇而没有实际工作的朝廷命官，而不是其他。 然而，在向往的研究中，只要说到柳宗元贬永，许多人竟采用了20世纪50-70年代似的思维模式和鉴别方法：只要打倒在地，便永世不得翻身，到哪里都被视为异类，接受管制、改造，成为永远的斗争对象。因此，“名为司马,实如囚徒”[3]似的说法也就风行于世。有的甚至说： 柳宗元“是编外闲员，到永州后，他既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他自己说是‘俟罪非真吏’（《陪 “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5]。 有人甚至这样认为：“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6] 事实胜于雄辩。封建社会尽管是专制社会，是皇帝的家天下，却也有比20世纪50-70年代高明的地方，譬如对待前朝的敌对势力，只要不持反抗态度，甘心做当朝臣僚，就不会列入副册、另副册，而会得到同样的胜任。只要德才兼备，还会安排重要岗位，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如果选择回乡归隐，也会得到最大宽容，安稳地做上乡绅隐士。 封建社会也从来没有像20世纪50-70年代似的一次性框定人的地位：只要划为五类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便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终生对象，甚至累及子孙、近亲，不仅让他们失去读书、入党、招干等等机会，而且奉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心史观，一代代都是斗争对象。 封建皇帝与被贬谪的臣僚从来都不是阶级对立的关系，他的贬迁标准是利“我”与妨“我”。在这一标准下，做到当贬则贬，当升则升，毫不手软。甚至今朝贬明日升。于是，就有了姚崇、张九龄、韩愈、李德裕、寇准、王安石、范仲淹、张浚、杨万里等历代朝官忽贬忽迁的佳话。因此，对于这些贬官，无论贬到何处，也不能说他们就是敌人或“罪人”，就是永远的专政对象。他们只是暂时不合皇帝心意因而外放而已，只要皇帝觉得需要，随时都可再获重用。自然，只要皇帝觉得讨厌，也可以随时被杀。谁叫有那条“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教条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呢！然而，即使被杀，那个被杀者也不是皇帝的敌人，不过是一时不符合皇帝的心意而已。 来到永州的柳宗元也是这样。他只是一个被皇帝贬放偏远之地只拿薪水没有实权的“司马员外”，而不是皇帝的敌人，谁也不会施行专政。当然，同样具有贬谪性质的永州官员和纯朴的永州人民，更不会把他当成敌人或“罪人”，自然也不会效法20世纪50-70年代的做法，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他，认他为斗争的活靶子，相反的给予他许多同情与安慰。 柳宗元初到永州时的刺史是韦彪， 同是贬官，也有区别。地位越高，身份越特殊，得到的同情与尊敬就会越多。柳宗元官虽不大，却曾是先皇身边的红人，“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8]，更会增加人们的羡慕、尊敬与同情，而不是相反。而且，任谁都知道，京官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虽说这一会贬了，只要有人力荐，只消皇帝老儿说句话，马上就会获得重用。因此，柳宗元到达永州，基本的尊敬与同情是可以保证的，决不会有人落井下石。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推荐卢遵的成功。 卢遵是柳宗元的表弟，在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的时候随之南下，其初衷是想让他在自己任上干点事业（详见拙作《也说柳宗元贬离长安的心境及其加贬后的变化》），后来加贬永州司马员外，没有实权，没办法安排，他只给当时的桂管观察使写了一封短信（见《柳宗元集·上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就让卢遵当上了全义县县令：“卢遵为全义，视其城，塞北门，凿他雉以出”[9]。足见其影响与地位仍在，岂是许多研究者笔下的“怪民”、“羁囚”所能做到的！ 永州人民对柳宗元的态度更是无可挑剔的。对此，尽管柳宗元没有向他的亲友直接表述，诗文中却有无意流露。从“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10]的交流，到“门有野田吏，慰我漂零魂。及言有灵药，近在湘西原”[11]的关切；从“东邻幸导我，树竹邀凉飔。欣然惬吾志，荷锸西岸垂”[12]的启发，到“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13]的相留，无不体现了永州人民对柳宗元的敬重与爱护。 鉴于以上，我要请问一句：从皇帝到百姓，谁把柳宗元当囚徒了？哪有一丝视他为“怪民”、“羁囚”的现象呢！ 再看看柳宗元对自己实际生活的描述，也可以彻底否定“怪民”、“羁囚”说： “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倦极更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14] “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15] 只拿工资，不涉政事，却享有任意阅读的自由。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谿，幽泉怪石，无远不到。”[16] 他可以为了十余株桂花树而亲自坐船到衡阳，“晨登蒹葭岸”[17]；也可以任意地与朋友在赏心悦目的山坡上“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18]。 只拿工资，不涉政事，享有任意遨游的自由。 这还不算，更为难得的还在于他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据今人研究，柳宗元在永州留下了一系列思想结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等[19]，其中好多与当时的统治者不相一致，甚至有批判教育。诸如哲学上的“天人不相预”观、政治上的“吏为民役”说、伦理上的“生人之意”论、宗教上的“统合儒释”等等，观点新颖而大胆，论述犀利而深刻。是柳宗元敢说吗？不是。是他意识到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所使然。如果处于一个“立论上纲线，著书触网罗”的环境，如果像有的人所说“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时时处于他人的监视下，他就只能是一个唐代的周小舟（原湖南省委书记，庐山会上的“彭黄张周”之周）而已，能产生这么多丰硕的成就吗？即如他本人经历的元和元年五月之后到元和三年上半年，当他得知王叔文被杀的确信之后，便敏锐地感受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不仅什么也不敢乱说乱写，甚至还吓出一身病来（详情将在研究该阶段时讨论）。 一个贬官，享有了充分的学习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怎么与“罪人”、“羁囚”划上等号呢！ 二、“名为司马,实如囚徒”的来源及其特殊的语境 通观所有“罪人”、“羁囚”、“怪民”说，以及论述柳宗元为“罪人”、“羁囚”、“怪民”的理论依据，其实都缺乏必要的史证，又几乎全来自于柳宗元本人的诗文。柳宗元经常自称“羁囚”或“罪人”，大致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是上书皇帝口称“罪人”。 “臣宗元言：臣负罪窜伏，违尚书笺奏十有四年。”[20] “负罪人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21] “负罪人宗元惶恐言：……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22] 这是中国一切依赖最高权威赏赐一官半职的文武官员面对最高权威普遍采用的自贬，稍有差错，除了跪地认罪，还得口呼“吾皇圣明，微臣罪该万死”。在这些官样文章中口称罪人，当然不算真正的罪犯。 第二是致书朝中大臣标榜“罪人”。 “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23] “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24] “比得书示勤勤，不以仆罪过为大故，有动止相悯者，仆望已矣。”[25] “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26] “仆曩时所犯，足下适在禁中，备观本末。”[27] “长为孤囚，不能自明。”[28] 这里同样不是真正的把自己当成罪人。但看这句“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也可证明其中夸张、自贬的成分。如果对这句话当真，柳宗元可真有点自不量力了，他当时不过是“专百官章奏”的正六品礼部员外郎，哪有资格享有“罪状最甚”的荣耀！之所以这样，因为柳宗元深深的知道，这些还能够与他通信的，至少不会出卖他。往自己身上多揽些罪，显得自己认识深刻，可以让他们更加同情，更能起到提醒作用，让他们真正重视他这个贬放楚南的故人。 第三是诗文创作宣称“罪人”。 “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为！……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轗轲。”[29] “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30] “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31] “二子得意犹念此，况我万里为孤囚。”[32]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33] “不言缧绁枉，徒恨纆牵长。”[34] 这些创作中标榜的“罪人”身份，似可当成潜意识的流露。但是，如果仔细推论，我们就能发现，每一次情不自禁地流露，都牵系着那段人生最为辉煌、风光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忘掉那一段黄金岁月呢！那一段辉煌、风光是因，后来的贬谪是果，由果必然想到因。这时候自称“罪人”，那种潜意识下的心态，与其说贬抑，勿宁说炫耀。 当年在朝廷，柳宗元不仅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又因为河东柳氏显赫的家势，在长安“黄金地段”——亲仁坊占有一席之地，与副元帅郭子仪以下部长（尚书）、大军区司令（节度使）一级的10多名高官为邻，确也相当于人间天堂。现在贬谪到偏远的永州，住在龙兴寺，这反差未免太大，与红极一时的朝廷为官时相比，与显赫的故里长安亲仁坊相比，确实是人间地狱。也只有在这种天壤之别的意义上，置身于永州，虽仍在人间，乃不啻地狱，他的“罪人”身份才是成立的。 然而，无论怎么对号入座、上纲上线，也全都体现在形式上，没有半点实际意义。正如我在前面业已指出的，贬谪永州的柳宗元，是一个拥有任意阅读、任意遨游、任意著述、没有公务之累的“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也正由于这样，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如果从柳著中搜罗证据，认定他在永州过的是“羁囚”般的生活，肯定会造成事实与认识的误差，就很难还柳宗元在永州的历史真相。而且，如果硬说他在永州过的是“羁囚”生活，“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35]，也就从根本上委屈了对他照料有加的同事、对他关怀备至的永州人民。 注 释： [1]陈松柏：《也说柳宗元贬离长安的心境及其加贬后的变化》，《广西社会科学》2008.9； [2]柳宗元：《谪龙说》，《柳宗元全集》卷十六，本文所引柳宗元原文，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 《中国全史·10·大历诗人》，PDF版； [4] 《关于柳宗元〈三戒〉寓意的分析评价》，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网； [5] 陈海光：“《始得西山宴游记》教案”，见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 [6]百度百科：《柳宗元》，http://baike.baidu.com/view/2521.htm； [7] 何书置：《柳宗元研究》，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7-158页） [8] [15] [24] [35] 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9] 柳宗元：《全义县复北门记》，《柳宗元全集》卷二十六； [10] 柳宗元：《首春逢耕者》，《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三； [11] 柳宗元：《种仙灵毗》，《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三； [12] 柳宗元：《茆檐下始栽竹》，《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三； [13] 柳宗元：《田家三首》，《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三； [14] 柳宗元：《读书》，《柳宗元全集》卷二十六； [16] [18]（《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 [17] 柳宗元：《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住所精舍》，《柳宗元全集》卷二十六； [19] 参看杜方智、林克屏《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 柳宗元：《献平淮夷雅表》，《柳宗元全集》卷一； [21] 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柳宗元全集》卷一； [22] 柳宗元：《贞符并序》，《柳宗元全集》卷一； [23][35]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25] 柳宗元：《与裴埙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26] 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27] 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28] 柳宗元：《与顾十郎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29] 柳宗元：《惩咎赋》，《柳宗元全集》卷二； [30] 柳宗元：《囚山赋》，《柳宗元全集》卷二； [31] 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柳宗元全集》卷二十四； [32] 柳宗元：《放鹧鸪词》，《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三； [33] 柳宗元：《冉溪》，《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三； [34] 柳宗元：《献弘农公五十韵》，《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