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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2-3） 柳宗元研究：第十二期 加入时间：2009/4/8 8:13:00 admin 点击：4170 |
“蛮烟瘴雨”、“破旧荒凉”质疑 ——柳宗元研究偏差之二 摘 要：这是《论贬谪文人研究中的“三突出模式”——以柳宗元为例，谈名人研究的系列偏差》之二。因为柳宗元贬到永州，永州就成了“蛮烟瘴雨，榛莽荒厉”之地；因为柳宗元住过龙兴寺，龙兴寺就变成了“破旧荒凉”的庙宇。于此可见为我所用，顾此失彼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着重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永州，则通过历史的回顾，还其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本来面目。第二，关于龙兴寺，则通过理想的地理位置和唐代永州寺庙的兴盛、龙兴寺在永州寺庙中的核心地位说明这样一个不容更改的事实——对柳宗元及其全家，龙兴寺是最理想的居住之处。 关键词：柳宗元；永州；龙兴寺；重巽 柳宗元贬到永州，暂住龙兴寺。为了营造这个官场失意者的窘迫处境，突出其生活艰难与成就的不易，许多研究者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像，借助于柳宗元诗文中有关记叙，断章取义，把那里描述成一个蛮烟瘴雨、人心险恶、非人类所能居的地方：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36]这是研究者引用得最多的一种说法。它突出了“僧人的作用”，其潜在意义是异常明确的，那就是官府不管，无处可住，多亏一位同情他们的僧人收留，这才住进龙兴寺。 “零陵一带是‘蛮烟瘴雨，榛莽荒厉’之地，柳来到后连居住之地都没有，只得借住在龙兴寺西序之下。”[37]初来乍到，突出了柳宗元的万般无奈，不得不借居寺庙。 “带着六十七岁的母亲、不到十岁的女儿，还有他的族弟宗直、舅父的儿子卢遵，三十三岁的柳宗元黯然来到永州。一大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寄居在龙兴寺。”[38]这里的含意也显而易见，官府不管，无处可住，自己寻访到龙兴寺。 “柳宗元……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一处破庙里，由于庙是木头建的，气候原因，四年中连遭遇五场大火（这里有点失误，柳的原文是“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引者注）这一场场无情的大火烧灭了柳宗元的所有值钱的东西，更烧毁了从长安带来的书籍，这可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39]值得特别肯定的是这位作者的独创性，“一处破庙”、“一场场无情的大火烧灭了柳宗元的所有值钱的东西，更烧毁了从长安带来的书籍，这可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无不是凭空想像的结果。 更出奇的还有煸情类描写：“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毒蛇、猛兽横行、瘟疫肆虐的地方。当地百姓生活十分穷苦，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更使得民不聊生。元和元年（尽管作者特地的括号里加了个“806年”，其实那还是永贞元年，第二年正月唐宪宗才改为元和元年：“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帝率群臣于兴庆宫奉上太上皇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冬天，柳宗元带着家人历尽千辛，来到了永州。‘司马’这个职务只是个闲职，没有什么权力。那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吏都乘机刁难柳宗元，对他闭门不见，也不安排他的住处。后来，永州龙兴寺的一位僧人见柳宗元一家流落街头，便留他们在寺里暂住。”[40]不知这位作者何所本，竟然出现了“趋炎附势的地方官吏都乘机刁难柳宗元”、“柳宗元一家流落街头”的细节。 我理解这些人的好心，为了突出柳宗元永州生活的艰苦和磨难的深重，充分利用已有的蛛丝马迹，加以想像与深化，让柳宗元形象显得更为高大。须知这样塑造出来的柳宗元，非但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性，反而伤害了柳宗元的永州形象，伤害了关心同情他的同僚与热爱他的百姓。为此，我们不能不略作辨析。 一、唐代永州真是个“人烟稀少、毒蛇、猛兽横行、瘟疫肆虐的地方”吗？ 唐代永州真是个“人烟稀少、毒蛇、猛兽横行、瘟疫肆虐的地方”吗？且让我们阅读有关资料，了解一下唐代乃至于远古的永州： “潇湘流域即今永州一带，是长江以南乃至整个中国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有着秀丽多姿的山川，湿润温和的气候，茂密葱郁的森林，丰富繁多的物产。对于驾驭自然能力十分低下的远古人类来说，潇湘流域是一个理想的栖息之地。”[41] “唐代，永州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唐武德七年（624），朝廷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成为自耕农，赋役负担有所减轻。其后，永州一带‘荒地大都开垦，经济日渐富裕’，粮食除自足外，还能调往广西桂州供养屯兵。至‘开元盛世’，有‘人家储粮皆及数岁’之说。永州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农民已经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耒耜。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田家三首》中，有‘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的生动记叙。唐代永州的农业生产水平是与全国同步的。手工业比较发达。《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上的‘唐代工商物产分布图’中，明确标绘永州与潭州（今长沙）、衡州（今衡阳）并称为湖南当时的三大手工业区之一。当时永州、道州的采矿业和冶炼业比较发达。唐贞元九年（793）六月，‘敕五岭北银坑令百姓开采’。宪宗元和三年（808）‘诏禁采岭北银坑’。‘永州祁阳、道州延唐（今宁远）、江华、永明皆有铁。’‘江华有锡’。元和五年（810），诏‘禁道州私铸钱’。这些记载证明，唐时永州已有银、铁、锡、铜等多种金属矿藏的采掘与冶炼。同时，在纺织、制瓷业方面，永、道二州在当时也很有名气。唐时，芝山、冷水滩、祁阳、道县、东安、江华等，出产葛布、细麻布、丝缎、箫、笛等。其中‘永州贡细葛、零陵香，道州贡细苎’，成为时尚。”[42] “永州还是稻作农业之源、女书文化之根、瑶族聚居之地……张家界是一幅画，永州是一本书，是一本厚重而玄妙的书。”[43] “永州，古称零陵，缘名于舜帝，建制于西汉。属吴楚故地，汉唐名郡，历史文化悠久，山水风光秀丽，宋欧阳修曾留下‘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的千古绝唱。”[44] “历史上，永州是文人墨客的神往之地。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谪居10年，寄情于永州山水，写出了名扬千古的《永州八记》和《捕蛇者说》等名篇名著；宋代文豪欧阳修的‘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和诗人陆游的‘挥豪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等不朽名句脍炙人口。”[45] 谁说这是一个“毒蛇、猛兽横行、瘟疫肆虐的地方”呢？这些资料告诉我们,唐代永州并不荒凉可怕，而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尽管远离中心，没有省会城市发达，没有长安那么壮观，却不失山水秀丽，空气清新。远离天子、近臣，在这里做官不行；避开喧嚣、烦琐，不失为最佳的休闲之处。 非常遗憾，我们的柳学家在研究柳宗元永州游记的时候，倒也倾以满腔热忱，通过柳宗元对永州山水传神描写的分析，高度肯定了永州的风物之美，只是在研究柳宗元生活处境的时候，却抛弃了这些，只选择柳宗元用夸张的笔墨描写其险恶、荒僻的。 究其实，居住在永州的柳宗元，尽管仕途失意、心头郁闷，却在奇山秀水中有所解脱，日子过得颇为潇洒。且让我们看看他自己的记叙： “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及，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46]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页书，步出东斋读。……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47] “石角恣幽步，长乌遂遐征。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旷望少行人，时闻田鹳鸣。风篁冒水远，霜稻侵山平。……四支反田亩，释志东皋耕。”[48] “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愿言怀名缁，东峰旦夕仰。始欣云雨霁，尤悦草木长。道同有爱弟，披指恣心赏。松溪窈窕入，石栈夤缘上。萝葛绵层甍，莓苔侵标榜。密林互对耸，绝壁俨双敞。”[49] …… 永州山水的神游欣赏，让柳宗元摆脱了烦恼的心事，并逐渐恢复了健康。是永州这方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他充沛的诗情，开拓了他描绘与吟咏的对象，成就了万世的事业！ 综观所有论述柳宗元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的证据，其实也都源自柳宗元本人的书信，而且同样都写给京城高官： 他在给“许京兆孟容”的信中这样说：“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姑遂少北，益轻瘴疠。” 在给李翰林建的信中这样说：“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 在给顾十郎的信中这样说：“今欲老死瘴土，而他人无以辨其志。” 仔细地分析这些信中关于自身生活境况的描写，显然有许多夸张甚至虚构的成分。如“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分明就是描写性语言，在夸张、虚构的基础上，混淆了基本的事实。为什么这样，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博取这些高官的同情，打出悲情牌。因此就没有如实记叙自己的生活环境，相反地予以刻意加工，夸大了它的恶劣性。二是出于这位成长于长安的士大夫对所谓“南荒之地”本能的藐视心理。滞永十年，柳宗元一直把这里称之为“夷”地：“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寄许京兆孟容书》）“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某愚陋狂简，不知周防，失于夷途，陷在大罪。”（《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倘还以数字，定其是非，使得存于世，则虽生与蛮夷居，魂与魑魅游，所不辞也。”（《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构法华寺西亭》）“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溪居》）“皿虫化为疠，夷俗多所神。”（《种白蘘荷》）自永贞元年年底来到永州，至元和十年年初离开永州，足足十年，始终未改变这种歧视的心态，这也直接影响了柳宗元对自己居住的环境从正面上作出公正的评价。因此，我们倘以此作为研究证据，就不可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 二、龙兴寺“破旧荒凉”，入住那里是迫不得已吗？ 我在《柳宗元研究偏差之一》中作过分析，来到永州的柳宗元依然是朝廷命官：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而不是什么罪人、羁囚。永州的地方官与永州人民更没把他当成罪人、羁囚，而是想方设法给他各种同情与安慰。并且，柳宗元到永州时的刺史是韦彪，他本人也是朝廷贬官，元和元年改元大赦后离开。同是贬官，他能不关心柳宗元？能不给他事先准备住宿的地方吗！如果真如某些人所说“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乘机刁难”，龙兴寺的和尚胆敢收留？因此，把柳宗元一家安排到龙兴寺，肯定是永州行政主官的安排。 唐承前代，地方官免费居住官舍，而且必须要住。一则便于衙内行使职权，二则防备地方官与地方势力勾联一气。门禁森严的“机关大院”，出访入谒照章登记，可防止许多意外的发生[50]。因此，住进衙内也意味着失去自由。加贬以后的柳宗元已是只拿俸禄不干实事的闲员，一是没必要住进衙内，受到各种禁规的约束；二是上有老母，下有弱女，外带表弟与堂弟，没有那么多房子供应他们。龙兴寺西边却有一溜空房，能让柳宗元这一大家住得宽松。因此我要说，这种妥善的安排，正是当时的永州政要对柳宗元一家照顾周到的体现，而不是毫不过问，更不是乘机刁难。对此，柳宗元是非常知足也非常感谢的，曾为此发出由衷的赞叹：“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赞是寺，赞所居，不正是对安排者最好的感谢吗！ 中国古代寺庙兼有官员借居的功能，对于一个贬谪官员，住到寺庙自然是较好的选择，有的甚至超过了官署。这里从三个方面略加说明： 第一，寺庙建在风水宝地，环境极其幽静。 众所周知，古代寺庙的选址是很有讲究的，必须建在风水好的地方。一如《子洲旅游文化资源分类》所载：“子洲寺庙众多，差不多遍及每一个村庄。所祀大至佛、道、儒创始人和玉皇大帝，小到虫神、鸟神、门神、灶君，几乎遍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综合性寺庙，也有单一小庙。这些寺庙大都建在村里的风水宝地上。”[51]因为占有了良好的地理位置，所在寺庙深感骄傲，所以但凡记载佛寺的寺志，都有该寺风水极佳的详尽描写。这里权以两例为证： 《慈溪保国寺志》卷一《形胜》记：“古灵山，推其发脉之祖，乃从四明大兰而下，至陆家埠过江百余里凸而为石桂山，为慈邑之祖山转南折东崔巍而特立者，贸山之顶也，顶之下复起三台，若隐若伏，越数百丈为寺基……又名八面山，堪舆家谓是山乃西来之结脉处。”保国寺坐落在灵山，远远望去，寺院藏于灵山山腰之中的燕子窝。它北依贸山，左辅象鼻峰，右弼狮子岩，所谓“左辅右弼”，南面的太白峰朝拱为案山。“案山”指的是建筑物前近而小的山，以端正、圆巧、秀媚、平正、齐整为佳。除了这些，保国寺前还有一条灵龙泉潺潺涓流，四季不涸。 《虞山兴福寺》卷一《李杰重建空心亭记》载：“虞山，为海隅之镇发脉，自北而西迤逦南迈，其首则邑治在焉：其中支最为深秀，以山形磅礴，环抱灵气所钟也，旧有寺曰破山，今称兴福。”兴福寺建在虞山，这是频临海边集镇的发源地，从北到西，山势曲折连绵，直至南迈；山顶是州府所在地；山的中段最为幽深秀丽，不仅气势磅礴壮观，而且是仙灵之气环绕集中的地方。这里原有的旧庙叫破山寺，必修后改为现名兴福寺。 在这样的地方住家、读书，哪还有什么挑剔的！ 第二，藏书丰富，读书方便。请看有关记载： “寺院既是学校，又是博物馆，而且还是图书馆。……因为古代学校不发达，一般读书人都到寺院里念书。寺院里有完备的藏书，称为‘藏经楼’。其实就是现在的图书馆，所藏不一定都是佛经，所有的典籍它统统都收集。一般读书人，往往都在寺院里读书。”[52] “所以寺院也是个学校，你看多少秀才、读书人、穷人都到寺院去读书。……以前书籍不容易得到，所以到藏经楼去抄。所以它是一个文化机构，它也不是一个宗教的道场，它是文化学术的机构。”[53] 有了这样优秀的学习条件，古代寺庙自然就成了读书人尤其是考生喜欢租居的地方，也是历代官员官舍不足的补充性住处。对于身居闲职的柳宗元，不仅不是迫不得已，而且正是得其所哉！ 第三，伙食便宜。 中国古代的寺庙是富有的，自南北朝以来，“佛教深得统治阶级的信仰，寺庙遍布全国。寺庙因受统治阶级的重视，受到免役、免税等特殊优待，自帝王至平民又对寺庙大量施舍土地钱财。因此，寺庙十分富有，遂凭借其优厚的财力发放贷款，进行高利盘剥。”[54] 尤其是当地的著名寺庙，更会得到大量以各种名义捐献的资金。这样，那些吃不完用不尽的和尚们，则不以出租房屋、承办伙食为是，相反倒当成了行善、济人的工具，这就是古代好多家境不宽裕的读书人喜欢借居寺庙读书应考的原因之一。这倒不是享受正六品（上）俸禄的柳宗元所希冀的。 第四，寺庙里有得道高僧，不仅饱学，而且通达、洞烛幽微，对社会、人生有很多真知灼见。因此，与他们交流，不时会有如饮甘霖的享受，经常出现醍醐灌顶的效果。柳宗元居住永州龙兴寺就拥有这样的收获。他与住持重巽为友，深有“得于巽上人……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他因此称佩巽上人：“穷其书，得其言，论其意，推而大之，逾万言而不烦；总而括之，立片辞而不遗。”[55] 以上说了这许多借居寺庙的好处，相信已没有人说柳宗元住进龙兴寺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当地执政者打击迫害的结果了。接下来我们还要考证柳宗元所居之永州龙兴寺。 说到柳宗元所居之龙兴寺，研究者莫不把它描写成一个形同囚牢、受苦受难的地方。 “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在潇水东岸一座破败荒凉的古寺龙兴寺。”[56] “柳宗元初到永州，寄居在一座古寺——龙兴寺里，这里环境荒凉，所居西厢房仅有北窗，光线昏暗，潮湿闷热。”[57] “到柳宗元初住入的时候，寺内是‘凫鹳戏于中庭，兼葭生于堂筵’；寺外是一片丛林乱石，人迹罕至。他所住的西厢房原来只有北窗，卑湿闷热，光线暗弱。”[58] 这些研究者的目的十分清楚：加深柳宗元生活环境的艰苦。其推理十分严密：一个被皇帝下令贬放永州的编外官员，永州的地方官也一定落井下石，把他安排到最不堪的地方。 其实他们大错特错了，一如我前面所说，公元800年前后的唐代不是公元1950-70年代。这里的官员与柳宗元惺惺相惜，尽量为他提供了方便。这里我特别奇怪，无论是描述柳宗元“名为司马,实如囚徒”，抑或是所居非人，更或者身体如何不堪的时候，几乎全都以柳宗元的“诉苦”为依据，却撇开了他诗文中对永州生活、对居住环境、对自己身体的肯定性描叙，却确是为了塑造柳宗元高大形象的需要，于生活环境，只选择那些否定性描述。于龙兴寺，则想方设法搜集其破败不堪的证据。完全撇开了肯定性描写。 柳宗元对龙兴寺是高度肯定的：“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则吾所谓游有二者，无乃阙焉而丧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59]在这样一个登高可以极目南方，开门可以俯瞰潇水的环境里，谁说柳宗元还有居住的委屈呢？寺的东边有个小丘，是那样幽静、深邃，不仅适于休闲，还可让人反复玩味。置身丘下，便感觉不到潮湿而炎热的夏天；登上丘顶，则心平气和、怨忿全消。此居此境此丘，不是与赋闲的柳宗元正相宜吗？ 我相信柳宗元的描写是真实的，龙兴寺应该是永州的佳寺。其理由有四： 第一，因为这是柳宗元自己的肯定。除了柳宗元所作《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所记“永之佳寺也”，还有《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的描写为证。这里又有一点特别奇怪，人们为了形容柳宗元在永州居住环境之差，所有人无不引用了这篇文章里这样一句话：“然余所庇之屋甚隐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以此证明条件之恶劣，却从没有引用紧接而写的后面一段话：“寺之居，于是州为高，属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以临群木之杪，无不瞩焉。不徙席，不运几，而得大观。”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佳处，让居者大为自豪，大为夸耀的居地，却让为我所用的研究者糟蹋，为了图解自己的观点，断章取义，把它描述成不见天日的地方。 第二，因为这是永州刺史的安排。 我在偏差之一中曾经说过，永州是个贬官集中的地方，这些人莫不与柳宗元相好，有柳宗元诗文中论及的一个个好友如吴武陵、蒋坚、南承嗣、怀远、浩初、李础、重巽、景秀、无染、李幼清、娄图南、元克己、李深源、龚古等为证。刺史韦彪也是贬官，面对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朝官，自会极尽周详照料之能事，把他一家安排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而不会打发到一个“破败、荒凉”的寺庙。为了说明韦彪与柳宗元的友谊，这里还可以他之嫡孙与柳宗元的交往辅证。且让我引用一则现成资料：“韦中立，京兆人，行七，永州刺史韦彪之孙，三试而不第，后于元和十四年中进士。……韦中立曾致书柳宗元，求其为师。柳宗元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婉言谢绝。韦中立离开永州时，柳宗元作《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为其送行。”[60]如果韦彪当年不是对柳宗元照顾有加，如果韦彪对柳宗元百般刁难，他的孙子能找他吗！既然是永州刺史安排的龙兴寺，肯定就是永州最好的寺庙。 第三，因为佛教在当时的地位和永州对佛门的重视。 唐代皇帝好佛。早在盛唐高宗、武周时期，那个与慧能竞争六祖之位的神秀就已奉为朝廷国师，柳宗元直接辅佐的唐顺宗李诵，做太子时就好禅，登基后让许多禅师成为国师。直接对柳宗元作出一贬再贬决定的唐宪宗李纯也崇尚禅宗,为迎佛骨重贬阻谏的韩愈已是众所周知。还有一个具体事例更可以证明唐宪宗对禅宗的虔诚：有一个与柳宗元同时的和尚叫兴善惟宽(754-817),于贞元十三年到了北方,在少林寺等地讲禅,“次年又被唐宪宗请到麟德殿问法，后来一直住在长安最重要的大兴善寺。”[61]之后“每岁召入麟德殿讲坛”，得到了朝廷的特别礼遇。上行则下效，在这样的崇禅风气下，地方政府及其普通大众对佛教也自然敬奉万分。湖南永州岂能例外！ 唐代永州“是禅宗的中心地带，南与六祖慧能禅师讲经传道的漕溪紧靠，北与六祖弟子怀让禅师修行的南岳接临，东与百丈禅师主持的寺院不远。永州是南来北往的要道，‘行走江湖’一词就源自僧人在江西、湖南的走动。永州本地就有许多僧人，如怀素、日悟等大和尚，阳明山是佛教胜地，传说七祖禅师圆寂于此。……唐朝永州的寺庵到处都有，单就一个小小零陵城内就有36处寺庵，龙兴寺、华严寺、开元寺、法华寺等，可见当时永州浓厚的佛禅氛围。”[62] 在一个政府与民间都重视佛教的地方，那里的寺庙哪会破败呢？或官方拨款，或大户赞助，或民间募捐，多管齐下，自会经常维修以保证正常运转。如柳宗元所居龙兴寺净土堂，是二十年前之刺史李承晊与和尚法林捐建，土木结构的房子历20年是不会有太大毀损的，稍损坏便有后任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柳宗元本人则“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缋二大士之像，缯盖幢幡，以成就之”[63]，哪能让它“破败荒凉”呢？ 第四，因为有个优秀的住持重巽。 重巽应该是个有道高僧，柳宗元赞他：“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64]“以吾所闻知，凡世之善言佛者，于吴则惠诚师，荆则海云师，楚之南则重巽师。”[65]有一个优秀的主持，所在寺庙的香火必然兴旺，不会在乎那点维修费。龙兴寺的净土院“廉隅毀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同上），即是指巽上人自己请人维修，这一动工马上震动了刺史和司马，赢得官员的赞助。有这样的住持在，龙兴寺就是想破败也不能！ 住在这样的佳寺，有巽上人这样的朋友，能说不是柳宗元不幸中之大幸吗！ 注 释： [1]“百度搜索-百科全书-柳宗元”：见http://all.fc19.com.cn/baike网； [2][21]《柳宗元与永州愚溪》，见“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3] 闵泽平：《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柳宗元》，湖北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4] 丁园园 ：《自强之奇才 ——柳宗元》，见山东师大附属小学雅居园校区网； [5] 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制：《柳宗元贬谪永州》，见http://www. ndcnc. gov.cn网； [6][7] 张泽槐：《古今永州》，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 文选德：《关于永州文化》，见《永州文化丛书·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9] 行者笔记：《柳柳州之永州》，见中学教育网：http://www.teachercn.com； [10]《永州是文人墨客的神往之地》，见“新闻中心”网：http://www.pinsou.com/news； [11]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本文所引柳宗元原文，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2] 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二； [13] 柳宗元：《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三； [14] 柳宗元：《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柳宗元全集》卷四十三； [15] 完颜绍元：《趣说古代官场生态·古代机关住房漫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6] 见“中共子洲县委网-文化艺术栏”：http://www.zzh.gov.cn； [17]《寺庙中佛像的真实含义及造像的意义·藏经楼》，转引自“佛教-佛法僧三宝网”； [18]《二００七学者教授与净空老教授对话》，转引自http://www.hdjy.org网； [19]《金融发展史》，见“电大在线： [20][30] 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五； [22] 《关于柳宗元〈三戒〉寓意的分析评价》，百度知道网：http://zhidao.baidu.com； [23]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24] 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柳宗元全集》卷二十八； [25] 严寅春：《柳宗元交往考（之三）》，见《永州柳学》第九期； [2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 张官妹：《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禅宗丛林》，《零陵学院学报》2003．6； [28][29] 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柳宗元全集》卷二十八。 “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辨 ——柳宗元研究偏差之三 摘 要：这是《论贬谪文人研究中的“三突出模式”——以柳宗元为例，谈名人研究的系列偏差》之三。在许多研究者笔下，柳宗元到永州以后健康就日益损坏，从此就百病缠身，再未康复，且直接影响到以后的柳州刺史任，影响到年仅47岁就离开人世。其实不然。柳宗元在永州有过一段病体沉重的岁月，那是元和元年下半年到元和三年上半年之间，致病之由主要是心灵的颤栗。随着心态的逐渐平和，从元和三年开始恢复，元和四年以后进入了良好状态。本文从其远游、饮酒、创作三个方面论证。 关键词：柳宗元；永州；健康；元和四年 一、向往研究者对柳宗元身体状况的误解 1、向往研究者对柳宗元身体状况的误解 研究柳宗元的贬谪历史，没有不论及身体状况的。然而，纵观所有研究，几乎全都引用了柳宗元给京城权要、故旧信中有关自己身体状况的描述，并且众口一词，认定他为永州的“蛮烟瘴雨”、“潮湿燠热”所侵害，从此就百病缠身，再未康复，且直接影响到以后的柳州刺史任，影响到年仅47岁就离开人世。其实这也是不符合柳宗元身体实际的，以下试为之一辨。 后世研究者对柳宗元身体状况的描述大致如下： “柳宗元的贬谪之地永州是个荒蛮、偏僻的地方，那里瘴气、毒蛇遍布，政敌们造谣中伤，落井下石，故交知己也几乎与他断绝了来往。加之身体状况急遽恶化，三十六岁便已‘行则膝颤，坐则髀痹’。”[66]暗示了36岁以后的岁月便一直如此。 “初到永州时，柳宗元还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年轻人；三四年过去，柳宗元就已经‘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热寒、水火互至、内消肌骨’了，三十六七岁的他有时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俨然一个小老头了。”[67]这里不仅暗示了以后的岁月都处在这种不健康的状况下，而且形成了一组比较：“精力充沛、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年轻人”，衰竭的“小老头”。刻画了一个细节：“三十六七岁的他有时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真不知作者何所据。倘以此推论，柳宗元在永州丰硕的著述只怕是请人代笔的。 与前面所讨论的羁囚、环境问题等一样，关于柳宗元身体极差的论据，全都来自他给京城高官的信，这里权抄以下三段： “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覼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抵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68] “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擁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69] “行则膝颤，坐则髀痺。……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70] 是柳宗元的亲笔信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理直气壮的根据，把贬来永州的柳宗元塑造成一个不健康的人，这里有两个方面值得商榷： 第一，病的严重程度。我以为，如同柳宗元在给这些京官诉说自己所处环境时一样，为了博取他们的同情，难免没有夸张成分。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浓墨重彩、细致生动地向他们描绘了自己不良的身体状况。 第二，即使属实，那样的身体状况也是柳宗元到永州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属于过去式，而不是给京城诸位写信时的“现在进行式”，更不是“将来式”。 柳宗元致病的主要原因是心灵的摧残，而不是“蛮烟瘴雨，榛莽荒厉”的结果。他对南方的气候其实并不陌生，曾因避乱在宣城生活多年，又在十岁到十三岁之间，跟随父亲到过夏口、南昌、长沙、九江等地。永州的环境与气候与这些地方区别不大，不存在环境与气候不适问题。是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摧毁了他。但是，他能明言吗？他能向那些朝中大臣说王叔文被杀让他惊恐万状因而致疾吗？能说唐宪宗“八司马不在量移之列”的圣旨是如何不公，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吗？能说母亲的死是因为被贬，因而唐宪宗是罪魁祸首吗？肯定不能。他只能说吾皇圣明，微臣罪该万死；他只能把自己的病归咎于南方的“蛮烟瘴雨，榛莽荒厉”。 然而，面对亲人，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那是给自己的岳父杨凭写信，信中有过委婉表述：“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母亲的死已让他“荒乱耗竭”，更哪堪“常积忧恐”！忧什么？恐什么？不是明明白白吗！面对渲泻性情的创作，如《游石角过, 小岭至长乌村》诗，也曾有过直接倾吐：“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好一个“终欲逃天刑”，可见当时的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恐也像王叔文那样，含冤受屈，被杀在他乡。柳宗元确实异常清醒，十分清楚自己的病因。 中医学认为，人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感，在内外刺激作用下，这七种情感都可以对健康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元和元年到元和三年上半年的柳宗元，竟不幸被六种情感所伤：他有革新失败、遭打击排斥之怒，怒则疏泄失司，气血不畅，致使肝气郁滞，食欲减退，胁肋胀痛，胃部不适，眩晕头痛。忠而被贬之悲，悲则神情沮丧、失去信心，愁眉苦脸，垂头丧气。慈母逝世之忧、思，忧则伤肺气，肺主治节，使气机不畅，失于协调；思则脾气郁结，影响食物消化功能，会出现胸闷、胃痞不舒、食欲缺乏、腹胀便溏等等不适。不得量移之惊和性命不保之恐，惊则过分紧张，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如临深渊。恐则气下，消耗肾气，可出现大小便失禁，精神混乱，抽搐、不知所措等状态。 处在这样的情景下，柳宗元想不生病，行吗！ 有道是，心病还须心药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一切逐渐成为过去，他的情绪逐渐趋于安定平衡的时候，他的身体就逐渐康复。元和四年已基本健康。当元和十年接到召还长安的诏书之际，他简直成了身心健康的的大小孩，永州10年的痛苦全忘了，充斥眼前的只有掩抑不住的喜悦、兴奋：“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风》）“赐环留逸响，五马助征騑。不羡衡阳雁，春来前后飞。”（《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人逢喜事精神爽，壮志消沉病自来。激变六情罹颤痺，重拾康健在开怀。大致概括了柳宗元身体状况的变化。 二、元和四年的全面康复 柳宗元给许京兆孟容、杨京兆凭等的几封信全写于元和四年，那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八司马之一的程异为吏部尚书李巽推荐启用事：“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不扬子留后。”“上许之。”让柳宗元看到了一线希望，心情为之豁然开朗。这已是到永州的第五个年头，他已经已适应了永州水土：“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71]并且，时间是最好的消愁剂，贬谪、丧母、“不在量移之列”等等伤痛与不快已日渐淡化，王叔文赐死的阴影也荡然无存，身体状况因此就大有好转。这一点，除了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有所反映：“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我们还可以找出几条直接证据： 首先，他已经能够爬山涉水，开始了兴致盎然的遨游。除了上引“无远不到”的概括，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因为即使是爬上西山，如果真如信中所写的那样：“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那是不能胜任的。“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游。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需要基本的体力为后盾。 还有远距离的游山玩水：“石角恣闲步，长乌遂遐征。”“遐征”两字昭示了距离的远。《湖南通志·山川地理》载：“石角山在（零陵）县东北十里。山有小洞，极深远，连属十余小石峰奇峭如画。”其脚程不可谓不远，他居然轻松地走到了，在石角山任意地迈出轻快的脚步，并愉快地走向长乌村。“长乌村则较石角山更远，至少也得走十几里山路。”[72]这样的长途游玩，没有好身体行吗？同时它也向我们表明，只要身体稍好，柳宗元就在实践他“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的游赏规划，并且创造了步行十几公里的纪录。为此，他自己也深感兴奋与自豪，写了五言14韵以志。这首诗写于元和四年秋[73]，这时的柳宗元，其健康状况能不符合良好标准吗！ 其次，他已经慢慢地喝一点酒了。我们知道，喝酒多少、想喝与不想喝跟身体状况直接相关，多病缠身是肯定喝不下酒的，一下去就会有反应。柳宗元患有几种病：“‘痞疾’,指腹中结痛。中医认为‘痞：积聚之成块者。此证因伤于饮食、脾胃亏损、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宜通，而与痰、食、血相搏，遂结而成块。伏于皮里膜外，在左者为血积，在右者为食积，在中者为痰饮。’‘余病痞且悸’，柳患有胸闷结块的痞病而且常常心悸。…… 如《序饮》：“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病痞”，因果句，得痞病时不能喝酒，长期不喝酒量下降，即使可以喝了也大不如前，喝不多就醉了。 如《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又是一次醉，醉后且每人赋诗一首，可见兴致之高。柳宗元又欣然接受了元克己为饮酒诗作序的建议，可见他的高兴与全身心的投入。 这里且让我们欣赏一下他的《法华寺西亭夜饮》：“祇树夕阳亭，共倾三昧酒。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是可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这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从京城贬谪而来的元克己相陪，有自己的得意门生相敬，一切不快似乎都烟消云散，只有朋友相聚之欢、敬酒干杯之乐，焉能不醉！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75]面对短暂的人生，酒是忘忧剂、消愁汤、助兴茶，因此，除了相聚以酒，游山玩水也要喝：爬到西山顶，“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76]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忘乎所以，尽情一醉。然后放肆地倒在一起，酣然入睡，直到天黑。显而易见，这时的酒业已成为柳宗元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见证了他身体状况的好转。 除此，还有与娄图南等“花下对酒唱和”（见《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式的聚饮，花下对酒，有情有趣。有清晨开瓶的独酌之乐，自酌自饮，悠然自得。 在所有的喝酒活动中，只有独酌最能体现酒徒对酒的态度，不可不读：“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遗我驱忧烦。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饮酒》）大清早没有其他让人高兴的活动，只好以喝酒为乐。一个人开怀畅饮，可见其情有独钟。人生的烦恼在酒的涤荡下消除，眼前的天地在酒的作用下开阔。可见酒精的作用，饮酒的乐趣与必需。枝叶繁茂的树木为饮者遮阴，醉了就仰卧在门前的草地。可见饮地的美妙，饮者的自由。此时、此地、此景、此饮，组合成一副美妙的饮酒快乐图，自然就是那些富比晋楚的人，所不可能享受得到的。 这首《饮酒》诗作于何时，向往研究者均说无法考究。 再次，创作数量也可说明柳宗元的身体状况。元和元年与二年，母亲骤死、王叔文被杀、八司马不得量移，加之初到南方稍有不适，各种病患随之而来。那是真正的“行则膝颤，坐则髀痺”的时候，即使投入平生最快乐的读书活动，也得“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所以，在哪两年，写的东西是不多的。以下让我们略作比较。 根据 三、柳宗元与疾病的顽强拼搏 除了上引给京城高官的信中谈及自己的病况，柳宗元在诗中也有所表达，那才是真实的病情纪录，也是他与疾病顽强拼搏的明证。以下让我们分析一下《种仙灵毗》，相信会得到很大启发。诗曰： 穷陋阙自养，疠气剧嚣烦。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风温。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 门有野田吏，慰我飘零魂。及言有灵药，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蹩躠皆腾鶱。 笑忭前即吏，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翘忽已繁。晨起自采曝，杵臼通夜喧。 灵和理内藏，攻疾贵自源。壅覆逃积雾，伸舒委馀暄。…… 诗的前二句是说致病之由：生活在穷乡僻壤，没有心情保养，乖戾之气特别嚣张。接下去作者解释了乖戾之气之所以嚣张的原因：隆冬很少霜雪，一天到晚闷热。因此而影响了作者的身体，提不起的脚跟拖地而行，恁这样还不能挪到大门：“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曳，拽；踵，脚后跟。《礼记·曲礼下》载：“行不举足，车轮曳踵。”指的是走路的时候脚不抬起，前脚牵引后脚，反复循环如车轮在地上滚动那样。柳宗元以“车轮曳踵”形容自己病中连脚都抬不起的惨状。“门有野田吏”，可译成“门外有个野田吏”。是路过还是就住在对门？联系后面那句“笑忭前即吏”，这位“野田吏”刚好从门口经过，非常同情这位身世漂零的贬官，向他推荐了草药仙灵毗，告诉他这种药长在潇水西边的野地里。服用了之后，不出十天，跛行的人也会健步如飞。柳宗元自然大喜过望，靠前一步向“野田吏”致谢，并请求他拔来一批药苗。于是庭院里便种满了这种草药，叶茂花繁蔚为大观。早上采摘下来放到太阳下曝晒，晚上收回来用杵臼整夜的舂捣。这种药性理温和，喝了它能调理内脏，产生正本清源的效果。敷在患处可排除久积的湿气，煎汤喝下可舒筋活血、散发体内的燥热。 除之，柳宗元还种术、种白蘘荷、种海石榴、种芍药、种竹等等，全都为了防病、治病。不难看出，为了自己的健康，柳宗元同疾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也出现了预期的疗效。 说到身体，说到他同疾病的斗争，我们不能不说到《觉衰》诗：“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时春向暮，桃李生繁阴。日照天正绿，杳杳归鸿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 这首诗写于何时？ 本人认为，这首诗写于元和四年暮春。之所以“觉衰”，是因为经历了一场大病，感觉已大不如前，这才有感而发。 导致柳宗元生病的原因有四：初到永州的水土不服；母亲去世的愧悔悲戚；王叔文被害带来的惊恐；不在量移之列引起的失望。如此身心交瘁，疾病乘虚而入。元和四年才基本痊愈，这时候他才深切地体悟到身心健康的重要，彻底放松的重要，“朋友常共斟”的重要。涌上心头的是一腔“绝透、绝灵、绝劲、绝淡”[81]的豪情。 这首诗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身体或者精神，元和四年春天的柳宗元业已得到基本解脱，变得旷达、乐观、自信了。这是他同疾病斗争的胜利，也是身心健康的证明。 注 释： [1] 席玮《试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见席玮的BLOG http:// blog.sina.com.cn； [2] 欧阳斌：《寂寞柳子》，见“柳宗元文献资料”：http://lib.huse.cn/lzy； [3]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4] 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5] 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6] 柳宗元：《与肖翰林俛书》，《柳宗元全集》卷三十； [7] 吕国康、杨金砖主编：《柳宗元与永州诗歌赏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154页，303页； [8][12] 何书置：《柳宗元研究》，岳麓书社1994年版300页、338页； [9] 吕国康：《柳宗元的早衰与早逝》，《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0] 曹操：《短歌行》，见《三曹诗选——古典诗词名家》，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全集》卷二十九； [13] 杜方智、林克屏：《柳宗元在永州》，第238-271页； [14][15] 何书置：《贬永作品知多少》上、中、下，见《零陵师专学报》1988.1-4、1989.2； [16] 周珽：《唐诗选脉全通》，转引自《柳宗元永州诗歌赏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