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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健:我读《脚手架》
 
刘翼平文集  加入时间:2009/3/20 8:37:00  admin  点击:1486
 

我读《脚手架》

胡宗健

 

    永州市作协主席刘翼平最近出版了一本长篇报告文学——《脚手架》,是一本难得的写农民工的好书。

(一)

读《脚手架》,最让人感动的是中篇的立足创业篇,诸如杨禄福的故事唐玉清的故事唐顺福的故事唐衡福的故事,等等。譬如唐玉清的故事,我们看这个故事中的三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与新媳妇过第一个年,为找100元过年,急得丈夫团团转;

第二个细节:若干年以后,他在南宁新兴苑豪华小区建立了新家,光一张床就花了2.5万元。

这两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唐玉清的巨变:我们有谁有过连100元都没有过年的匮乏与贫穷,同样也没有过价值2.5万元一张床的豪华和气派。这就表明了他的变化之巨。这巨大的变化从何而来?故事的第三个细节告诉我们,那就是起早贪黑收废铁跟别人学打马钉,“光着膀子打着赤脚干,于是手上脚上到处是被铁水火花烫成的疤伤。这让我们看到脚手架的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农民是承受最大苦难和艰辛的脚手架

这就是第三个细节,它生动回答了农民工们的巨变之道、生财之道。这与贪官的生财之道迥然有别。我对此感慨万端。刘翼平在后记中的一句话将我这一感慨作出了部分表达——刘翼平说这些精英们是了不起的。按照道理,报告文学应该给予作者抒发议论的充分位置。它不是小说和散文,它无须含蓄而隐晦,它完全可以通过议论表现为那种直抒胸臆的感情流。可惜的是,刘翼平在他的故事里缺少了这种感情流,也许是作者感受到了这种缺失,于是在后记中像不可遏止的流水,撬开了感情的闸门,放声称颂他们是了不起的精英

了不起的精英,用语不多,但字字千金。精英有两种:真精英、伪精英。没有平等为前提的那些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的精英是伪精英,他们利用权力资源晋升官衔和学衔并疯狂地进行原始积累,这种爆发户精英是为人们所不齿的。而杨禄福、唐玉清这一群精英才是真精英、真英雄。就好比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一个毫无背景的华盛顿外来户,一个不在美国本土出生,成长于比较贫困的单亲家庭,一半血统是黑人的小混子实现了他的美国梦。这样的精英是为人民所拥戴的。奥巴马竞选的费用,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捐出买玩具的钱帮助他。杨禄福、唐玉清这些真精英,如果到了民主与法治完善的那一天,人民也会拥戴他们进入权力圈的。如果他们进入了权力圈,我想也会像奥巴马那样,将谦卑作为他们的理念。因为只有懂得在人民面前保持谦卑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民所需要的精英。

(二)

透过作品的记叙和议论,我突然感觉到刘翼平是当代报告文学中力量最雄浑的一位。是零陵农民工的神话,成就了我们面前这一位崭新的报告文学作家;而刘翼平则面对这一神话,升腾起体内一股饱满的原始蛮力,以一不作二不休的排闼之势,一头撞开了文学的大门。是写作者与写作对象的合力,文学与生活的合力,铸就了作家与作品的雄浑,因而给予读者以极大的心灵震撼。

在这里,我们想特别提一下唐衡福这个人物。唐衡福27岁就当上了大庆坪乡党委书记,继而任镇委书记、县劳动局局长和县农村办副主任。然而,他纵身下海,弃官从商了。在官本位意识如日中天的当代社会,他能毅然决然地从官场走向民间,这一英雄壮举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说过:没有完全的平等,就没有爱。在我国,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在城市和乡村,在中央和地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譬如: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每96万农村人口才摊上一名代表,而城市每26万城镇人口便可产生一名代表,后者是前者的四倍。经济资源更不待说,如属于杨梓塘的朝阳岩洞和海南农村的天涯海角,都不能让老百姓自由出入,而成了上级政府和旅游局的财源重地。但是,唐衡福的全部感情却倾向在农民和农民工一边。他当镇党委书记,为抓计划生育,自己去南宁为农民工唱戏;他当县劳动局长,组织农民工技术培训,在水口山等三个乡镇设立劳务输出站,同时联系用工单位,定专业、定企业向广西输出农民工。他不仅全身心地为农民工服务,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最终加入农民工行列。或者说,他以自己的爱把官场和民间摆到了平等的位置。

我还想,唐衡福的行动还不仅仅是一种爱,同时也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思想和一种深邃的眼光。这深邃的眼光和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商业的重归民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所趋,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的重建也是未来中国的大势所趋。唐衡福是以智者的目光把许许多多农民工转向了城市,这是他认识到在重大的范围内还民间以自由。农业经济和企业经济的衙门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天性显然是背离的,商业的重归民间是将来迟早的事情。国退民进的改革同样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自由还给民间。经济的民间化至关人们切身的物质需求,所以能被农民与心连心的唐衡福切身地感觉到。正因为切身,所以他在实现经济民间化的过程中才能身体力行。

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得到恢复和重复,中国淳朴的自然的自由主义以及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或许可能重现华夏。这一点已经在《脚手架》的老板们身上见到了生机勃勃的旭光。我们感谢刘翼平同志,他以雄浑的笔调尽情描摹了这一旭光。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回归自由回归民间的作品,如此富有朝气和力量。

(三)

刘翼平是一个在平均线之上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但是离杰出尚有些许距离。

我同意摩罗承袭一位学者的一个观点: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第一个就是缺少现代政治学的常识。摩罗又承袭丁东的一个观念: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物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①

应该说《脚手架》还不怎么缺乏这些东西,这就是我认定他是在平均线之上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一个缘由。但作为报告文学的客观性要求我们,不仅要披露广大农民的成功、欣喜、辉煌和踌躇满志,也须揭示相反一面的情绪反应——牢骚、惶惑、无奈、不解、忧虑以至于纯个人经验上的抵触。这才能使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都能给予人们以警示。报告文学是属于非虚构的。在这里,我不想过深地探讨非虚构作品的美学特征,而仅想指出,非虚构作品的存在,首先要标示出作家个人的隐退和对写作对象全方位的全神贯注。何况,即便是虚构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在处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也必须坚持以现实生活出发,即从客观出发,而不是从主观出发。莎士比亚在自己的名剧《哈姆雷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表述了现实主义这一原则:演戏的目的,以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己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②

因此,作为非虚构的纪实性的报告文学更不能规避社会生活的矛盾,只有正视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零陵在南宁、柳州的农民工,有多少是事业亢进,踌躇满志的呢?又有多少是举步维艰、无可奈何的呢?而在这两者当中,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人格状态又是如何呢?关于人格状态,在此我不能不强调一下: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是一个公民时代而非臣民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而非臣民社会,现代人格是一种公民人格而非臣民人格。公民是有人格尊严的,而臣民人格是没有尊严的。公民不会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将其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己。《脚手架》关于杨禄福的故事中有一段描写:“……老板娘解雇了他们,说他和他那洗碗洗菜的妻子一起偷了店里一只宰好的羊出去卖……他冤啊,气得像牛一样呼呼出气,他带着妻子跟老板要工资,被老板带着一帮人赶出了酒店,当时他真想拿着从家乡带来的斧子砍下老板的秃头……”在这里,作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尊严。接下来,杨的妻子在捡废钢铁时真的偷了工地的钢铁而被抓住,他心如刀绞,他没钱啊,他无能啊,他一个大男人让女人捡破烂维持生活。想到这里,双腿一软,跪了下去。乍一看,下跪之举是没有尊严的,但这一行动仍然包含着现代公民的素质,即真正的公民决不是因私废公的小偷。他的下跪,正是这一思想观念的体现。或许正是因了这一点,他才被留在了工地,从木工活开始,一步步办起了木材加工厂,从而走向了财富之路。我想,这又是一种现代人格。即是说,现代公民必须想法设法使自己成为有产者,因为他知道无财产即无人格也无权利;公民不乞求别人给自己施舍权利,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利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别人施舍的权利其实不是自己的权利而是别人的权利。

在此,我不过信手拈来以察己知人,即在成功的农民工和失意的农民工中,其人格几何?我揣度,有的是作者不便言说的,但要须知,公民人格既是培育现代性的基本目标,又是培养现代性的手段,说说那些不如人意的东西,又可给德行、荒唐、时代和社会看看自己的面貌和姿态,为何要予以规避呢?

 

注释:

摩罗《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长沙《书屋》2007年第二期第40

转引自樊篱主编《文学理论教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