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师范 邓位华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早已名闻天下，其书法却不为人所知，对后世影响也并不显著，但在当时却得到了士大夫们的一致认可，其友刘禹锡多次对柳的书法加以赞许。所以，对他加以考察是很有必要的。

柳宗元出生于唐大历八年（ 773 年），其父柳镇任职府县，还当过殿中侍御史，是典型的文人官僚，长期游宦四方，历职内外。柳镇的前辈皆为权贵，但到他这一代已是家族沦落，所交朋友皆为“文章之士”（赵璘《因话录》可寻），这些朋友在文坛上虽积极活跃，却不是名门士族。在柳宗元时期，文学才艺是遮族文人所可以依持的重要资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唯有读书，写文章考取功名，柳宗元的书法由此开始萌芽。首先柳宗元的书法受他父亲朋友影响，其次就是“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褚遂良，他的五世祖柳楷的兄弟柳则之子柳奭与褚遂良是至交，这层关系主要是通过他的父亲柳镇所获。柳镇是典型的盛唐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优秀分子，其政能文才都很杰出，在讲究等级身份特权的社会中，他不可能不把世代为官的家世告知柳宗元，这样，柳宗元才有机会对褚遂良有所认知或说已开始喜欢上了褚字。

进入仕途后的柳宗元，便拜皇甫阅为师学习书法，唐卢携《临池妙诀》载：“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滉 、徐史部浩、颜鲁公真卿、魏仲犀．．．．．．。徐史部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为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入伍。柳传少卿直温。”按上述说法，柳宗元的书法师承则可上朔到张旭、徐浩。张旭是唐代著名的狂草大家，徐浩也是一代书法宗师。皇甫阅在授书时，则有可能将张旭草书，徐浩的书法和理论传于柳宗元。

刘禹锡在《伤愚溪》诗中说：“草圣数行留断壁”，草圣指的就是柳宗元。据我所知，称为草圣的只有张芝一人，其次以草书著称的还有王羲之，张旭，怀素等。刘禹锡诗中所说柳宗元是草圣，可能是对柳的一种赞美之词。当然，柳宗元写草书应无疑，我们从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对答诗中也可证明这一点。刘诗“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柳宗元答曰：“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二人以此形容书艺欲追比卫瓘、索靖。卫瓘和索靖皆为西晋初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二人曾同在尚书省里供职，故时称“一台二妙”。他俩都秉承了张芝书风，擅长写草书，有瓘学张芝“得其筋”，靖学张芝“得其肉”的说法。柳宗元如果不写草书，又怎么能和卫瓘、勃靖相追比。

前面已提过柳宗元学写草书受张旭的影响，别外他和怀素有无关系？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怀素已卒近二十年，但其书风却并未消失，相反还得到当地人的推崇，其草书经典之作《千字文》至今还留在永州（芝山）城内。另据史载，柳宗元师祖徐浩在任广州刺史时，曾与零陵僧怀素有过一段交往。更重要的是，柳宗元作为永州司马，本身喜写草书，而怀素又是永州狂草名家，有理由相信柳宗元对怀素书法有过临写和研写。遗憾的是柳未曾对怀素有过提及。

柳宗元除了写草书外，另外还擅长写隶书，唐朝赵璘《因话录》云：“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这表明，柳宗元既写章草，又写隶书。章草就是隶书的草写，是由草隶展成的字体，因史游《急就章》而得名。写章草须先熟悉录书，才能懂得其用笔。柳宗元《亡秭 崔氏 夫人墓志盖石文》称堂姐柳氏从小“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乐，隐而不耀，”就可证明他懂隶书。其后刘梦得代表鄂州李代夫祭柳员外文中也说：“箧盈草、隶、架满文篇，钟索继美，班杨差肩”，由此窥见一斑。

章士钊《柳文指要》说：“子厚以工书自诩，未尝有本师，而特伏攻故书及博览魏、晋名人手札，而能自得诗以底于成也。”章氏这里主要说明柳宗元擅长写楷书而无师承，他的主要依据是柳宗元《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所云：“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二十年来，偏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这里暂且不讨论柳宗元有无师承，文中恰恰可以表明柳宗元学书法非常刻苦，遍临魏、晋时期的尺牍手札。

正因为柳宗元浸淫各种书体，才有了自已的碑碣书法和书学理论。

中国书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浩翰的碑文化。碑在秦代称刻石，汉代始称碑，广义的碑包括摩崖、墓志等。柳宗元曾对碑作过解释：“遂铭德行，用图久于世。及秦刻山石，号其功德，亦谓之碑，而其用遂行。”要了解柳宗元书法，碑书是不可缺少的，有三个地方值得关注，一是南岳；二是永州；三是柳州。唐代文人大多善作碑志，柳宗元贬永州后，碑志写得少，但留下了不少释教碑，其中不少是关系禅宗的。

南岳是柳宗元石刻最集中的地方，其中《般舟和尚碑》、《弥陀和尚碑》和《唐大明和尚碑》“系柳宗元撰并书”（见宋欧阳修《集古录》）。唐李元渡《南岳志》称：“子厚在南岳撰书各碑，除般舟外，尚有弥陀，大明两和尚碑，又云峰和尚与中院大律师塔铭”。南岳《碑林存记》对上述各碑都有详实的记载，柳宗元年谱中也略有提及。

柳州的柳书石刻于史籍可考的也有十多方，但石刻和拓片，迄今未有发现。柳州出土的《龙城石刻》据说是柳宗元所写，但有不少人认为是伪作。书法家高二适曾给章士钊写信说他本人藏有柳州石刻似符谶，为明天启间柳州井中所掘。章士钊认为“柳州石刻何似？拭目俟之，独二适似符谶一语。颇感怪异，予未敢遂信为柳州笔。”近来，一些柳学同道对《龙城石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无一有说服力。

上述柳子厚各碑，虽史料及之，但无一碑和拓片所存，已很难考证。唯有柳宗元诗《渔翁》石刻至今还保留在永州（芝山）朝岩阳上。很多人士认为此乃柳宗元真迹，笔者对此有三种看法，第一，此石刻为柳宗元所写，后人重模。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喜欢游山玩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还有一个地方他经常去，那就是朝阳岩，柳集中有《游朝阳岩》诗。《渔翁》第一句“渔翁夜傍西岩宿”，西岩指的就是朝阳岩。从石刻本身看，落款有“柳公愚题，明愚重模”字样；书体似草非草，有的说是章草，这也正符合柳宗元所学字体。第二，此石刻是其堂弟柳宗直所写，柳宗元南贬时，跟随左右的有老母卢氏，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柳宗直也擅长书法，柳《志从宗直殡》云：“善操觚牍，得师法甚备，融液屈折，青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柳宗直在学书上很多方面受到柳宗元的影响；一部分学者认为，柳宗元本人无意将书法留于后世。只有其弟柳宗直书写《渔翁》，后才刻于朝岩阳上。第三，此石刻完全是后人书写。柳宗元曾以极大的热忱推行政治改革，却遭挫折，被贬永州后，他还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被朝庭重用，这时期，他虽写了大量的诗文，却没有在意把书法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所谓“事业无成耻艺成”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柳宗元的书学理论是他长期临池不辍和广猎古代墨迹而形成的。《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一文即可断定柳宗元具有极高书法鉴赏水平。古代一些书家甚至把《报崔黯秀才书》也列为“书家鸿宝”（见《柳文指要》卷十三 1493 页）。他的二位好友韩愈、刘禹锡皆是书法家，韩愈著有《送高闲上人序》和《石鼓歌》两篇理论文章。刘禹锡著有《论书》，而且在学书问题上，一直和柳宗元有过探讨。

柳宗元还作有《笔精赋》，柳集中不见其文，但文中“永字八法颂”却一直流传，据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宗元名盖一时，善书，尝作《笔精赋》．．．．．．。”《全唐文》也把柳“永字八法颂”录入书中，颂曰：“侧不愧卧，勒常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宜峻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而锋轻。仓皇而疾罨，磔趯以开撑。”初学书法，都是从楷书基本笔画开始入门，历来讲究笔法，而永字就概括了楷书的八种笔画，前人对永字八法进行了很多总结，称“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柳宗元《永字八法颂》既概括了楷书八种笔画的形状又说明了其写法，对后世学书者来说，无疑是一大贡献。

但柳宗元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他所全力关注的还是国家大事，书法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闲暇之际或政治抱负难以施展时的不得已而为之。由于迄今还未发现其墨迹，他的学书之道和对书法的理解也只能从他的诗文和一些零星的史料来加以考稽。

柳宗元生活时期的中唐，作为一个朝代，书法本身在这个时候已开始走向衰落，远比不上初唐时期的辉煌。柳宗元的书法虽说不象唐代一些书法家那样超卓鲜明，而他的艺术涵养和那些士人修身的原则却是一样的。

开展对柳宗元书法的研究，将进一步拓宽柳学研究范畴，对研究柳文化将产生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晚唐五代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2 、《柳文指要》章士钊著 文汇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3 、《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4 、《柳宗元评传》孙昌武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5 、《柳学研究动态》试刊第 1 、 2 期 柳宗元学术研究会 柳州市博物馆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