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师范学校 黄伯荣

柳宗元的永州心态，指的是柳宗元在永州的心理状态。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如何，受家庭教养、身体素质、生活环境、目标理想、意志品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和制约。柳宗元入仕后在长安、永州、柳州三个地方生活过。从个人成就和历史地位看，永州十年的贬谪生活是使柳宗元成为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关键。南宋初年文学家汪藻在《永州 柳 先生祠堂记》中说：“盖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徒以先生之故，遂名闻天下。”零陵即永州。

汪藻的话一点不假。有关史料显示，柳宗元进步思想的成熟和文学才华的显露，主要根植于他永州十年的谪贬生活。《柳宗元全集》共收诗文 577 篇，其中 310 篇写于永州。可以说，正是贬居永州的十年，才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有理由说，柳宗元是永州的柳宗元。

柳宗元的永州心态究竟有哪些呢？从研读他的原著中，我们发现，柳宗元的永州心态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为行文的方便，我们把它归纳为下列几种，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负罪·盼归

柳宗元从小生活在书香之家，父亲柳镇是一介书生，谙熟古籍诗文，精通儒家经典。得天独厚的家庭教养使宗元从小就受到学术文化的熏陶。他聪明早慧，勤奋好学，能诗会文，十三岁就写了《贺平李怀光表》，显露了超常的才华。刘禹锡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 柳 君集记》），韩愈称赞他“少精敏，无不通达”，（《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 21 岁考取进士， 26 岁考取吏部博学宏词科，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正式开始了他在长安的仕途生涯。 31 岁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二年后升任为礼部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 33 岁的柳宗元已成了朝廷要员，真可谓官运亨通，青云直上。长安时期的柳宗元，仕途上一帆风顺，文坛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正实现着自己“少时陈力希公侯”的梦想。

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柳宗元的梦幻破灭了。为维护大唐帝国的统一和强盛，他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政治革新，不久，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开始了他生活极其艰苦、环境极其恶劣、内心极其痛苦的永州生活。

柳宗元从春风得意的朝廷命官，倏忽间贬为政界罪人，且被流放南荒，身陷窘境。不到半年，母亲便病故于永州，实为雪上加霜。又因带罪在身，不能送母回归故里，以尽奔丧之孝，更是悲愤至极。这使柳宗元如坠深渊。他后悔，深感母亲这样快去世是受到自己贬官南荒的牵累。他悲痛，他怨恨。他呼喊：“穷天下之声，无以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先太夫人归祔志》）字里行间浸透着哀伤和自责。他甚至无所顾忌地高呼：“天地有穷，此冤无穷！”（《同上》）

柳宗元因官位的失落而带来的投迹南荒，成为“僇人”，给他带来的创伤和母亲的速逝给他带来的悲愤，使他心灵之墙全面崩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感叹自己“茕茕孑立”，“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他从一帆风顺的顶点跌落下来，从京都风尘万里来到荒僻的永州，饱尝了仕途的可畏和旅途的艰难。在《觉衰》一诗中，他写出“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的辛酸。在《祭吕衡州温文》里，他发现自己失落的已不仅仅是官位和亲人，还有朋友和事业。他说：“海内甚广，知音几人？自友朋凋丧，志业殆绝。”“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临江大哭，万事已矣。”“幽明茫然，一恸肠绝”，几乎落到绝望地步。

柳宗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处此窘境，全由于“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谬”，于失落中表现自责和负罪的心态。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说“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在《与杨京兆憑书》中，他说“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在《先太夫人归祔志》中，他说“其孤有罪，衔哀待刑，不得归奉丧事以尽其志。”所有这些都说明柳宗元在永州始终以罪人的身份出现，时时时谨慎，处处小心。

尽管政治上的打击，生活上的变故，亲友的远逝，迫使柳宗元几乎失去生之留恋，但他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他坚信时间的流逝会洗去旧迹，失落的痛苦，负罪的心灵会慢慢抚平。他在痛苦中摸索，在绝望中挣扎，寻找脱离苦海的办法，以实现“利安元元”的梦想。他想到了祈求亲友帮忙，重返朝廷。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在列举了一大批古代贤人受挫折或或罹罪后，仍能取得圣上的信任而被重新起用，且大有作为的史实，表白自己的由衷：“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少北，亦轻瘴疠，就婚取，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充分表现了他祈求亲友帮忙，回到朝廷的希望。在《与杨京兆憑书》中，柳宗元说得更明白。“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是念。”以反语表明，“是念”耿于怀中。最后又说：“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伏惟以此为念。流涕顿颡，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释罪返京。为了摆脱厄运，他甚至不惜向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李吉甫、武元衡等，上书启，献文稿，期望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弃瑕录用”，再为朝廷所用。

•  二、失望·孤寂

柳宗元的封封祈求信有如泥牛入海，望眼欲穿的他意识到前途的渺茫。祈求成为多余，期盼成了泡影。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了四次诏命，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列。这使柳宗元希望早日复用的幻想完全破灭。柳宗元疑惑了，失望了。他无可奈何。在《与顾十郎书》中，他以犀利的笔揭示了当时的人际关系，说明了人的地位与权利是维持人际关系的关键。世易时移，权落用止。他无限感慨地说：“大抵当隆赫柄用，而蜂附蚁合，煦煦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势异，则雷灭飙逝，不为门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惧，恐世人之非己也，则矫于中以貌于外，其实亦莫能至焉。”这里，柳宗元栩栩如生地画出了权势所屈者的奴仆嘴脸，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人际关系，也为他祈求帮忙盼归朝廷的想法划上了句号。自此，他真正死了那颗企盼朝廷重新起用的心。

柳宗元，由于其特殊经历，在他十年的永州生活中，其心态的主要体现应该是：孤寂。

贬永之前，柳宗元一帆风顺，不知孤寂为何物。贬永以后，他一落千丈，从朝廷命官突然降为带罪闲员，且谪居南荒，与“蛮夷”为伍，过着“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寄许京兆孟容书》）的非人生活，一时间，孤单、寂寥、索寞、困苦、彷徨、犹豫、抑郁、寡欢、怨愤甚至绝望，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弥漫着他带罪的心灵。他久病缠身，精神萎靡，思绪混乱，痛苦欲绝，”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器。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

柳宗元的孤寂心态，除在他给亲人密友书信中明确表白外，主要通过其在永州的诗文表露出来。新政失败，他被贬永州，一方面带着囚犯的心理，胆颤心惊过日子，一方面因“友朋凋丧，志业殆绝”，（《祭吕衡州漫文》）感到从未有过的危机和绝望。在《南涧中题》一文中，他说：“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俳伽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诗人自述迁谪离京以来，神情恍惚，怀人不见而有泪空垂。感伤、失意、索寞、徘徊，有谁理解我的心情？他的《溪居》一诗，表面上似乎写溪居生活的闲适，字里行间却隐含着孤独的忧愤。“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贬官本不是如意的事，诗人即以反语着笔，说什么久为做官所“累”，而以贬永为“幸”，完全是苦中作乐，笑里含悲。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四中说：“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在《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中，诗人写道：“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午夜时分，四野万籁无声。诗人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开户、寒月、疏竹、石泉远响、山鸟时喧，显出四野的空旷寂静。诗人斜倚柱子观看、谛听，直到天明。“寂寞将何言”，无言胜有言，衬托他谪居中郁悒的情怀，孤寂的心境和无可奈何的苦衷。其他如“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别舍弟宗一》），“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与崔策登西山》），“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入黄溪闻猿》）“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梅雨》）等诗句均以表现其孤独、寂寞、抑郁、怨愤为主要内容，细腻入微地表现了柳宗元孤寂的永州心态。

三、执着·豪放

诚然，孤寂并不能代表柳宗元永州心态的全部，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精神、思想、意识、情感为孤寂所缠绕和笼罩，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当革新失败的痛苦为时间所洗涤，当羸弱的身体开始适应“蛮夷”之地的生活环境，当母亲速逝的负疚渐趋淡薄，特别是当期望朝廷重新起用自己已经绝望时，柳宗元终于从孤寂中醒悟过来，面对现实，正视现实。他决心要“立仁义，裨教化”，“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他要为文著书，实现自己的宏愿。为此，柳宗元离开整天仅能与和尚打交道的法华寺，把自己的住处搬到河西愚溪河畔，来到与人民接近的农村，从而吸取创作源泉。“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首春逢耕者》）柳宗元能象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向农民倾吐自己惶惑苦闷的心情。由此，他甚至觉得自己被贬永州是一件幸运的事，并且产生了“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的愿望，尽管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但终可以看出柳宗元此时思想的变化。

残酷的社会现实给柳宗元以深沉的反思。他慢慢摆脱孤寂怨愤的心态，重新认识永州这块神奇的土地，重新认识永州深受压迫剥削的人民。为“荣于后世，利安元元”，他要“尽意于笔砚”，“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他要象屈原一样，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了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品格。

柳宗元由坚定信念而产生的执着的心态是以其杰出的才华、渊博的知识和对社会的清醒认识为其后盾的。在《河 东 先生集序》里，刘禹锡称柳宗元“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在《柳子厚墓志铭》里，韩愈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清人王日照在《愚溪怀古》里说得更明白：“一官匏系几何年，一代文章万古传。山水得名从此始，非公谁与破荒烟。”这就明显告诉我们，柳宗元闻名于后世全在于他杰出的文学才华和渊博的知识，走了一条“尽意于笔砚”之道，全在于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柳宗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无数史料显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辅佐朝廷，顺利时，竭忠尽智，肝脑涂地。落魄时，怀玉握瑾，矢志不移。他们有时虽不免表现过度的悲哀和孤寂，而与之相伴如一的却常常是对社会的深切洞察和对自己的不变初衷，其表现又常常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待人接物的豪放性格。这是柳宗元永州心态不可忽视的内容。柳宗元与屈原的精神一脉相承。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他要“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表现出对屈原的仰慕和独钟。屈原在“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情况下被流放，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明知“将愁苦而终穷”、“重昏而终身”，也不愿意“变心以从俗”、“董道而不豫”，表现了屈原对自己理想的至死不渝的执着追求。屈原这种“坚守正义、不改初衷”的执着品格是柳宗元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柳宗元在赴贬途中就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在过汩罗江畔写下的《吊屈原文》充分表达了自己追慕先哲，不变“利安元元”的初衷，即使“万受摈弃”亦“不更乎其内”的决心。

柳宗元的豪放心态，在其著名的山水游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受尽孤寂的煎熬过后，他要放松心情，游览名山胜水，“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游黄溪记》）无不涉足投迹，表现了热恋山水的豁达情怀。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他有如冲出牢笼的野马，高翔蓝天的雄鹰，感觉到了多年没有感觉的快乐。他“披草而卧，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借酒消愁，借梦明志。“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最后，达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地，自由自在，豪放洒脱，旷达傲岸，形神兼具。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他写自己购小丘倾情改造，使“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热恋。自此，高山，浮云，溪流，鸟兽，“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营营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仿佛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在这里，所有的寂寞、烦恼、忧愁、苦闷都烟消云散。一个高大、洒脱、豪爽、奔放、傲视一切的伟大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在柳宗元的诗文中，最能全面、深刻地表现其永州心态的是五言绝句《江雪》。千百年来，人们对这首诗的理解，见仁见智，众说纷绘。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写景诗，描写了潇水河上傍晚美丽的冬景；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抒情诗，抒发了诗人孤寂的宁静的心情；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哲理诗，表现了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有人说它是一首寓言诗，暗含了姜子牙钓鱼的寓意；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小说，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完美的艺术形象。其实，《江雪》是集写景、抒情、哲理、寓言小说创作于一体的综合的诗章，是一件无论从哪方面理解都是无懈可击的艺术品。“独钓寒江”的蓑笠翁是柳宗元心中的偶像，是诗人人格的化身，是柳宗元永州心态的集中反映。他被贬永州，带罪在身，寒江独钓，自责负罪之感油然而生；他想起姜太公垂钓渭河，不施诱饵，且用直钩，表现出无可比拟的自信，后来果然被周王重用，成就大业，柳氏钓雪，盼朝廷能象周王启用姜太公那样启用自己的寓意明显可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傍晚的环境，灵性的有无，对垂钓的渔翁来说都似乎毫无关系，他要执着追求的是“独钓寒江雪”，不管鱼之有无，雪之可否上钩。这渔翁不因年老、境寂、时晚、人孤、天寒而专心垂钓的不为任何外物所动的人格，确实令人敬佩。这又一次图解了柳宗元“不与培塿为类“的睥睨一切的执着豪放的确良性格。总之，在这首诗里，我们感觉得到柳宗元负罪盼归的心语，触摸得到他失望孤寂的情结，颖悟得出他执着豪放的性格。《江雪》是柳宗元永州心态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