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市扶贫开发办 雷运福

[ 内容摘要 ]

本文通过考证柳宗元两文中的主人翁薛伯高任道州刺史的时间、柳宗元的甲子纪日与择吉关系、以及柳宗元离开永州赴任柳州刺吏的时间与写作两文的关系，从而确认柳宗元《道州毁鼻亭神记》“元和九年（有的版本为元和元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该文中的时间应为“元和五年”；《道州文宣王庙碑》“ … 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该文中的时间应为“七年八月丁未”；柳宗元写作这两篇文章的时间是唐元和七年，而不是流传的唐元和十年。本文恢复了柳宗元两篇文章的本来面目，确定了“道州毁鼻亭神”与“道州迁文宣王庙”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具体发生时间。这些对准确把握柳宗元思想观念的变化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 关键词 ] 薛伯高任道州刺吏 毁鼻亭神 迁文宣王庙 柳宗元作《记》写《碑》

研究柳学，必先知柳作；知柳作，都希望自己所持的文章编辑正确。然而， 柳宗元 先生《道州毁鼻亭神记》（以下简称《记》）和《道州文宣王庙碑》（以下简称《碑》）经过 1100 多年的传写与刊刻出版，出现了时间数字的错误。

《记》中有：“元和九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碑》中有：“谨按某年月日，儒师河东薛伯高由尚书刑部郎中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币祭于文宣王之庙， … 然其堂庭庳陋，椽栋毁坠 … 既祭而出 , 登庸以望 , 爱得美地 … 乘时以僦功役 , 逾年而克有成。庙舍峻整，阶序廓大 … 乃立夫子像 , 配以颜氏 … 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

由此得出：薛伯高第一年任道州刺史，第二年二月首祭文宣王庙（简称文庙、孔庙），并决定迁建新文庙，经过一年的建设，新庙宇土木工程完工，然后塑孔夫子及颜回“十哲”像，第三年的八月举行迁庙祭孔大典。薛伯高从任道州刺史到新迁孔庙祭典，前后三年时间。《记》与《碑》事件发生时间、作《记》与《碑》的时间，均由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时间决定。自宋朝以来，历代编辑的《柳集》以及其他有关柳作，记载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的时间有三种说法，以上的元和九年是第一种说法，元和元年是第二种说法，还有元和七年的第三种说法。我发现这三种说法都是错误的。要纠正这些错误，必须从考证事件的本来面目着手。

一、《记》与《碑》事件，不是初发在柳宗元谪居永州时期的最后一年（元和九年）

柳宗元于永贞元年，即公元 805 年贬永州司马，到元和十年即公元 815 年正月离开永州，长达 9 年多时间，这些在史书上都有明确的记载。

《旧唐书》中记载：“永贞元年九月己卯（ 13 日），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己卯（ 14 日）再贬邵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三月乙酉（ 14 日）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

绝大多数版本的《柳集》认定元和九年，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那么“明年二月丁亥”即为元和十年二月，“九年八月”应为“十一年八月”。据我考证，元和十年二月无丁亥日，只有丁未日为初五日、丁已日为 15 日、丁卯日为 25 日，这些与“明年二月丁亥”不相符。再说 柳宗元 先生于元和十年正月离开永州应诏回京，二月到达京城，三月为柳州刺史，七月到达柳州任职。《记》与《碑》两文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作品，这是大家公认无疑的。若元和九年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那么十年二月首祭孔庙，十一年春新庙宇及教舍土木建筑工程完成，之后立塑像并于八月丁未祭于新庙。柳宗元在永州期间不可能写出还未发生的事情。假设薛伯高于元和九年初任道州刺史是正确的，那么《记》与《碑》就不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作品，或者说不是柳宗元的作品，显然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所以毁鼻亭神和道州孔庙迁建不可能初发在柳宗元谪居永州的最后一年，元和九年不是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之年。

二、《记》与《碑》事件不可能分别发生在柳宗元谪居永州的初期和末期

有三种版本的柳宗元文集中有三处认定为“元和元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并在其后作注强调认定的正确。他们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原海源阁杨氏旧藏书《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 唐柳 先生文集》（为宋刻蜀本），清朝 何焯 先生批校的《增广注释音辩 唐柳 先生集》和 1979 年中华书局的《柳宗元集》，这三种版本的柳集中除《毁鼻亭神记》以外的其他注释、校堪记等又均注“薛伯高于元和九年刺道州”。在一本书中自相矛盾。《记》与《碑》分别而论，就形成了《记》事件发生于柳宗元居永州的早期，《碑》事件发生于柳宗元居永州的末期。毁鼻亭神和孔庙迁建都是薛伯高任道州刺史时所为，这是大家公认无疑的。元和元年至元和十年初柳宗元谪居永州，而期间元和三年十月至元和五年六月的道州刺史是 吕温 先生。柳宗元在永州曾与吕温论《非国语》。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其下有宋朝韩醇作注：“温，字和淑，一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为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公尝为之诔”。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 东平吕温 君诔》中有“维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东平吕（温）君卒”。“君由道州以陟为衡州。”宋朝韩醇作注：“元和三年（吕温）贬道州刺史，五年以政闻，改衡州。”柳宗元《谢李吉甫相公手札启》中有“宗元启： 六月二十九日 （宋朝武尚友补注：元和五年），衡州刺史吕温道过永州，辱示相公手札”。

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吕温道过永州是吕温从道州赴任衡州刺史途经永州。也就是说吕温于元和五年六月由道州刺史改任衡州刺史。由此可知，《记》与《碑》两事件，不可能分别发生在柳宗元谪居永州时的初期和末期。

三、《记》与《碑》事件也不是发生在元和元年、二年、三年

《旧唐书》中有“永贞元年八月己酉以道州刺史路恕为邕管经略使”，那么新任道州刺史也应为永贞元年任职，而不会是薛伯高推迟到下一年即元和元年任职。薛伯高若是元和元年任道州刺史的话，即元和元年以前已为尚书刑部郎中官职，而柳宗元在元和元年五月以后（其母亲在永州逝世后）作的《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把薛伯高列为其先父生前的六十八位好友之一，明确记载薛伯高是一位平淡非显仕职位的人。

文中有“薛伯高，同郡人，好读书，号为长者”，“自元均至宣力，皆没没无显仕者”的记载，清朝陈景云《柳集》点勘：“元和初伯高盖仕犹未达”。

薛伯高排在郑元均与张宣力之间。因此，元和元年之前薛伯高还不是尚书刑部郎中，更不是道州刺史。另一方面，从历书和天干地支纪日上来说，元和三年八月无“丁未”日，只有丁已日为初八日、丁卯日为 18 日，丁丑日为 28 日与文中的“八月丁未”不相符。所以《记》与《碑》也不是发生在元和元年、二年、三年。

四、元和七年，也不是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之年

在永州一带的个别有关柳作及其相关材料中，有元和七年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根据前人编辑的《柳集》“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的说法和《记》与《碑》是在永州所作的定论，而倒推出元和七年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道州志》中载：“州学旧在城东，唐元和七年刺史薛伯高迁建于城西营川门外，柳子厚为之记”，这个记载是正确的，但后人又将元和七年迁学宫误为元和七年薛伯高刺道州，明朝地方史料中“元和七年儒师薛伯高由尚书刑部郎中为道州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按这种说法，那么有元和八年二月丁亥薛伯高首祭文庙，元和九年八月丁未举行迁庙祭典。据我考证，元和九年八月无丁未日，宋朝韩醇也曾考证九年八月无丁未日，并认定“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的年份时间是错误的。所以元和七年也不是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之年。

五、据我考证，《记》与《碑》事件发生在元和五年、六年、七年

前面已述，元和三年十月吕温自御史知杂贬道州刺史，元和五年六月因政绩突出改任衡州刺史。其时，接任吕温的道州刺史就是 薛伯高 先生。吕温是朝庭命官下任道州刺史，薛伯高也是朝庭命官下任道州刺史，这种人事安排也很在情理之中。前面已把薛伯高于元和九年初任道州刺史给予了否定，于元和三年吕温以前任道州刺史也作了否定。而 柳宗元 先生在《记》与《碑》中所记载的天干地支纪日与元和五年、六年、七年干支纪日相吻合。据我考证，元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为丁亥日，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为丁未日，与文中记载的二月丁亥、八月丁未完全相符，且二月丁亥日、八月丁未日均为上丁吉日。唐朝春祭和秋祭均取上丁吉日。据我初步统计与核实，柳宗元六百多篇文献中具体能考的干支纪历有 20 篇 30 处（《碑》中的两处除外），并均与数字纪历相符、与择吉要求相称。可见柳宗元采用干支纪历的准确度之高。其他的干支纪历都正确，这两处干支纪历是错误的概率就极小了。前面已述，《道州志》载“州学旧在城东，唐元和七年刺史薛伯高迁建于城西营川门外，柳子厚为之记”，倒推过去，元和五年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毁鼻亭神事件发生在薛伯高任道州刺史的当年即元和五年（公元 810 年），薛伯高一到道州就“考民风”，“查（披）地图”，得知有象祠，“骇曰 … ”，“命亟去之”。可见毁鼻亭神是薛伯高刚来道州时的公务“急办件”。从《记》与《碑》的内容来看，两文均为柳宗元参加道州文宣王庙新迁暨祭孔大典时在道州期间所作，因有祭典后应邀作碑铭之意。

“ … 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退考疑义，合以燕飨，万民翼翼。”“于是春秋师 … 易师 … 助教 … 学生等来告 , 愿刻金石 , 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 … 而刊兹碑”。

可见柳宗元当时在道州，若在永州的话，不可能这么多不同层次的人直接到永州去，在道州属于尽地主之宜关心看望贵宾。《碑》中记的内容多，而《记》中反而议的内容多，《碑》有亲历之意，写《记》在先，随即作《碑》。因《记》中介绍了自己谪居永州、且与道州互为邻邦、明确记载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时间，而《碑》中这些内容就没有了。另外在个别有关柳作中，发现有元和十年作《碑》的说法，这是受韩醇“当为十年八月丁未”错误注释的影响和免强挂靠《碑》为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原因。

六、结论

元和五年（公元 810 年）夏薛伯高初任道州刺史，元和五年冬毁鼻亭神；元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丁亥薛伯高首祭孔庙并开始迁建新孔庙；元和七年春新孔庙、新教舍的土木工程完成并开始在新教舍讲学、着手新塑孔子像及颜回等“十哲”像；元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丁未新迁道州孔庙，并举办了新迁孔庙祭典；《记》与《碑》为元和七年柳宗元在道州参加祭孔大典期间所作。这个时间的正确定位，有利于深入开展柳学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柳宗元思想发展的脉博，特别是《记》与《碑》是分析研究 柳宗元 先生“儒、道、易，佛、鬼、神”思想观念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文献；这个时间的定位，恢复了 柳宗元 先生原作的本来面目，正确定位了两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时间。柳宗元《道州毁鼻亭神记》原文应为“元和五年，河东薛公由尚书刑部郎中刺道州”，《道州文宣王庙碑》原文应为“七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柳子原文中的“七”字、“五”字均系被误传为“九”字和“元”字。现特撰此文，纠正一千多年来的误传。历代注释也应跟随改正。薛伯高新建的文宣王庙已不复存在，但其遗址遗迹在今道县招待所内仍可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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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 、《柳宗元集》 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

2 、《二十四史 . 旧唐书》

3 、《二十四史 . 新唐书》

4 、《历法》

5 、《四库全书 . 协纪辩方》

6 、《择吉通书》

7 、《柳宗元在永州》杜方智、林克屏主编，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