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砚农 吕 娟
（湖南省文物局，湖南长沙 410005 ；永州市柳宗元纪念馆，湖南永州 425006 ）
内容提要： 柳宗元的古文创作与文论曾深刻影响了清初著名古文流派——“桐城派”的代表作家戴名世。通过对两人的思想及文学作品的比较、分析，反映出后者对前者的仰慕与师承。两人是不同时代高扬改变文风、革正文体旗帜的旗手，前者以“古文”为号召，否定对象是骈体文；后者继承“古文”传统，矛头指向的是当时禁锢士子的科场“时文”。
关键词： 柳宗元 戴名世 古代散文 发展 *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二件值得浓墨重彩于笔端的大事及二位相关人物。其一是发生在唐中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典散文发展面貌的“古文运动”及其主要倡导者柳宗元；其二是活跃于清初直至“五·四运动”时期我国文坛的“桐城派”及其代表作家戴名世。今人评价说：“古文运动”不仅带动一时潮流，并使“‘韩、柳文章'所代表的‘古文'文体，从此统治文坛千余年之久”。 “桐城派出，方使唐宋以来发展起来的散文重见光辉。” 可谓片言解纷，一语中的。马克思在谈到社会意识诸形式的历史继承性时说过：“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文学遗产的传承也是如此。本文试图将谪居永州、即处文学创作高潮时期的柳宗元与戴名世两人的思想及文学作品作以对比，追寻柳宗元在“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的地位和作用。
“立功”不成则“立言”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历来执着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立功'不能则‘立言'”的古训。以故“仲尼厄而作《春秋》”所代表的不坠之志，被失意官场或科场的读书人奉为楷模。柳宗元与戴名世也不例外。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失去了在政治上施展才能的机会。转而取“贤者不得志于今，比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 的积极态度。与失意仕途的柳宗元相比，戴名世则属于贫穷而久困“场屋”一类人的典型。
戴名世（ 1653 — 1713 ），安徽桐城人，虽处所谓“康熙盛世”，然“少有文名”自谓“负不羁之才”的他，因家贫不得不自二十岁起卖文授徒，糊口四方；从二十八岁成秀才直到五十三岁仍屡应试不第。这种极穷之遇，致使他“胸中之思，掩遏抑郁，无所发泄，则尝见于文辞……自快其志。” 以“宇宙间物，人尽取之，独读书一事留遗我辈，此固人之所不能夺” 的倔强精神。“将欲闭门著书，以自见于后世。” 同被贬永州的柳宗元自感为“世所共弃”一样，戴名世也曾有“为世所共弃”的痛楚，但他以“可自弃耶？” 作为响亮的回答。正是这种不知跌仆的困顿、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撑。柳宗元与戴名世终于实现了“取贵于后”、“自见于后世”的生前之志。作为“一代宗师”的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自不待言。即使戴名世，虽晚年因《南山集》案而被祸，成为清初文字狱的牺牲者，书板毁禁绝灭。但后人“以宋潜虚之假名保存其文稿……故于长期专制之淫威下，其著作依然得以流传不绝。” “其在文学方面之影响，则久而弥固” 。日本学者佐藤一郎在其《中国文章论》中对戴名世倾注如下笔墨：“安徽桐城县同时拥有两位名高的文学家，即因居南山而闻名的戴名世与以望溪为号而知名的方苞两人。”“即使那件有代表性的文字狱《南山集》事件不发生，只要比方苞这边更多适应时代精神的东西，那么他不也还是可以成为清代古文的中心吗？”国学大师梁启超说：“盖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熔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 今天其文学作品已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视之。
然而纵观戴名世的思想及文学活动，无处不流露出他对唐宋大家、特别是对韩、柳文论及文章的仰慕与师承。他在《唐宋八大家文选序》中写道：“余少好古，而尤嗜八家之文。” 因为“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辄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 故自己“居常偶一命笔为文辞，颇能往往类古”。 他在《齐讴集自序》中表示“欲入山穷居，专精思虑，以务比肩于古人” 的志向。可见其深得韩、柳“古文”理论中“文明以道”之旨趣。在所谓“古文之法”上，他奉“柳子之言”为圭臬。永州期间的柳宗元，既是他文学创作的高潮时期，也是他的文章发生根本转变、文学理论建树博发的时期。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文章之法：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之所以取道之原也。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戴名世对这段“柳子之言”备加赞赏，认为是“古文之法”最完备的表述，达到了“言尽”无余的地步。为此，他把这段论述全文抄录在其所作《甲戌房书序》中，以昭示后学，“相与振兴古文”。 并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他在《意园制义自序》一文中自称为文“取裁于六经诸史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未之有遗也。” 他在《老子论》中说：“余尝读老子之书，反复抽绎，其言颇有可采”，“不见其有谬戾圣人者也。” 这与柳子所谓“为文”“当先读六经”，及“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 等语相对照，足见戴名世服膺“柳子之言”的程度。至于他在《答伍张两生书》中所言：“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诞漫不可信，得其术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脱尘埃而游乎物外矣。” 更是深悟柳子“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博如庄周”等语之奥妙的心得与发挥。
《愚溪诗序》与《忧庵记》
柳宗元与戴名世都属于封建时代悲剧性人物。前者“由‘超取显美'、少年得志的朝官一时变成了流放南方的罪囚”， 乞求援手却起复无望。后者由少年“意气甚豪也，顾傲睨自喜，视天下事不足为。” 到老却“无爵位于朝，无声誉于天下”，“垂墓无成，万念歇绝”， 没有企盼到士大夫“悯其穷而援之”。两人心中对于不取容于社会、不为世用的愤慨与不平既不得伸，只得自嘲于笔端。柳宗元在《愚溪诗序》中借所居溪水“无以利世”，适类“余以愚触罪”，更名“愚溪”。这里借“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为喻，所以“伏者”即不取容于世者，自然被视为“愚”。“伏者宜远”“远王都三千余里”之溪，“而唯我独处”，因我而“愚”。乃至周围嘉木异石都被称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咸以愚辱焉”。柳宗元在文中自嘲曰：“凡为愚者莫我若也”，以对现实社会以中“愚”者不为世用的辛辣讽刺。这里同时也寓意“永州的山水不当地被世人所轻蔑，这正与柳宗元境遇相同。因此，他反而特别为永州的山水作了记。”
无独有偶，戴名世在《忧庵记》中将所居处曰“忧庵”，并写下这样一段话：
余好游，时时行役四方，水行乘舟，舟中即‘忧庵'也。陆宿逆旅，逆旅即‘忧庵'也。或授经于人家，必有书室以 居其 先生，书室即‘忧庵'也。或朋友宦游而从之行，则所驻者为行台为公署，行台、公署即‘忧庵'也。
此意即表明作者“无时不忧”、“无处不忧”。戴名世在文中概而言之曰“吾之生也与忧俱，凡数十年于今矣，吾故以‘忧'名吾庵。” 柳宗元以“愚”名溪；戴名世以“忧”名其居，可谓“异曲而同工”，耐人寻味。颇有后者对前者的仿效。所不同的是，柳文偏于自嘲自解，伤感与旷达交织。戴文则“志士式的悲愤慷慨的情绪强烈”， 既忧已又忧国。从《忧庵记》最后“得国医以愈吾疾，吾‘忧庵'之号请从此去矣。”这句点睛之笔即可看出。这也许是“直到晚年都抱着反清之志” 的戴名世心迹的真实流露。
《与杨京兆凭书》与《钱神问对》
被贬永州时期的柳宗元写过许多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批判性的论著和文章。其中《与杨京兆凭书》是突出的代表作。这封长信借论“荐举之道”而发挥，以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对封建社会腐败的官僚政治和对人才的压抑进行迅猛的抨击，矛头直指如同土偶木像的那些高官大僚，发出“岂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哉！”的呐喊，其痛快淋漓，直逼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歌。原文是这样写的：
夫棒土揭木而致之岩廊之上，蒙以绂冕，翼以徒隶，而趋走其左右，岂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哉？
这些闪光的文字，不失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中“民主性的精华”。与之相较，戴名世于康熙十五年，以二十四岁的“少年意气”，写下了《钱神问对》一文，他巧借作者与“奔走天下”“败坏世俗”的“钱神”对话，明显地寓社会政治于寓言之中，表面上是对“钱神”“其臭薰蒸海内”的指斥，隐喻对社会黑暗的控诉，屈曲峻峭，淋漓酣畅，其文曰：
……自汝（指钱神）出而轻重其制，铢两其名，方圜其象，流传人间，惑乱民志，万端俱起。……至于官之得失，政以贿成，敲骨吸髓，转相吞噬，而天下之死于汝者不可胜数也。挺土刻木以为人，而强自冠带，羊很狼贪之徒而恣侵暴、夸穷孤，而汝之助虐者不可胜数也。
将两文相较，戴名世继承唐宋文章的创作成果是很明显的，“挺土刻木以为人，而强自冠带”与柳文“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岩廊之上，蒙以绂冕”两者文字表达的相似性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决非雷同抄袭，而是戴名世对柳文现实针对性的认同和发扬。而且，柳宗元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只得将对现实的不满发泄在与岳父（即杨凭）的家书上，这是他政治上失意后，以“方以持内、圆以应物”方法，与世周旋、求生避祸的表现，是其精神世界的另一侧面。戴名世却是公开撰文，流布社会，《钱神问对》一文还于康熙四十年收入其门人为其所编《南山集》中，公诸于世。其中如：“官之得失，政以贿成，敲骨吸髓，转相吞噬”，“挺土刻木以为人，而强自冠带，羊很狼贪之徒而恣侵暴，夸穷孤”等语，表现他“对官场社会之龌龊虚伪、深恶痛绝”。 这些激扬文字，在中国历代文人作品中是罕有其匹的。由于他与柳宗元所经历的历史体验不同。因而对世俗的反抗表现得更为强烈。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 但当其门人尤云鹗将其古文百余篇雕刻行世时，他亦未加阻拦。更说明他既是一个为文“孤行侧出”、持经世致用之道，又具狷隘、执拗不屈个性的士人。因而他虽“预知其不免于难”，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清人萧穆用“当时见其为人，后世诵其为文” 两句话来评价他，可谓纪实。
革正文体的两面旗帜
如果说韩、柳提倡“古文”的否定对象是骈体文，特别是六朝以来的骈体文。那末，戴名世之继承、光大唐宋“古文”传统，则是针对当时禁锢士子的科场“时文”的。可以说，他们两人是不同时代高扬改变文风、革正文体旗帜的旗手。
柳宗元在永州写过直接批评骈体文的《乞巧文》，批判严重骈俪化的文体。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的对策、律赋都是骈体，朝廷的诏令、章奏也是骈体，作骈体文乃是文人进身的基本功，也是朝廷实用的文体。” 更显示了柳宗元卓越的识见和胆略，也说明六朝以来至唐中叶达到极盛的骈文，由于文章形式刻板，内容空洞浮艳、脱离实际严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正因为如此，韩、柳所倡导的、以批判流行骈文及其浮靡文风为目标的“古文运动”，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近九百年后，戴名世接过这面旗帜，向“时文”亦即“八股文”发起猛烈的攻击。所谓八股文，是一种以对句结构为基本，融合骈文与散文，在形式、韵律上极严格的答案用的文体。亦称“时文 ” ，或“经义”、“制义”。自明成化即为科场应试之文，“时文有禁锢思想，虚耗精神之作用，为害甚大，而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 戴名世在许多文章中对时文进行抨击，在《赠刘言洁序》中说：
盖讲章时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数十百年以来，天下受讲章时文之荼毒，而后之踵之者愈甚，而世益坏。是故讲章时文不息则圣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扫除而更张之无疑也。
在《与白兰生书》中称：
时文之徒未闻有廓清远见、卓然独立者也。即其所习之文，不过记诵烂熟之辞，互相抄袭，恬不为耻，然亦止用是以为禽犊所以邀虚名，而希苟得者又区区尽恃乎此。
在《小学论选序》一文中，他又写道：
夫文章之事，千变万化……不得指某处为首，某处为项，某处为腹，某处为腰，某处为股也。……故曰：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于是乎始衰。
以上文字虽未深刻地指出时文的本质，但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之声，对后世，吹响了取缔时文的号角。戴名世三十八岁时在《赠刘言洁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夫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倘世有表彰六经者出，则如向之儒者，岂遂无其人乎。”在戴氏死后 180 年，湖南浏阳一位年青士子唐才常在 1895 年一封《上父书》中写道：“男静观天下之变，时文一道，将来必成废物。”二年以后，已成为维新思想家的唐才常在《湘报》上公开发表《时文流毒中国论》称：
今时文之毒，不可一二谈……故时文不废，孔教万无可存之理……余谓中国之种无待于择，但择其腐种、瘠种之时文， 而去之斯良矣！
这不正是戴名世所预言的“世有表彰六经者出”吗？ 1898 年，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在京联合公车百余人联名上书，请废八股”（见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15 页）， 1905 年，八股连同科学制度彻底废止。“五·四运动”后， 鲁迅 先生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谈到八股文，他说：
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
从上文所引戴名世诸如“文章不可以格言也，以格言文而文章于是乎始衰。”的话来看，其见识是足以启迪后人的。
结束语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又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 毛主席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认真地正确地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学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最近看到一篇《散文变革时代来临了吗》的文章，中引不少批评家的话说：“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今，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等一切艺术形式都已完成了自身的转型。惟有散文是一支旧曲，还停留在唐声、宋韵的模式里徘徊。” 这里一方面将唐宋散文当成一种“模式”看待；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似乎新时期的斯文，只要摆脱了所谓“唐声、宋韵”就完成了“变革”或“转型”。笔者认为，“唐声、宋韵”模式说，是不存在的。正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千古以来被视为山水游记的典范作品”， 有人评价说，这类艺术散文“以后再没有人企及过。”如果形成“模式”，后人岂不可以依样画葫芦，岂不人人可写出“韩、柳文章”吗？至于把当今散文的“转型”与“唐声、宋韵”对立起来。更是割断历史的表现。这与毛泽东“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的著名论点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要努力学习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那么，舍“唐声、宋韵”、舍“韩、柳之文”，其谁与归！有一位日本专家说：“依据古文锻炼出来的修辞法，表现在毛泽东的著作之中，甚至被骨肉化了。” 难道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不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吗？
注释：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
杨向奎：《戴名世集序》，见《戴名世集》第 1 页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49 页
见《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见《戴名世集》中华书局版
王树民：《戴名世集·前言》，见《戴名世集》第 3 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钦冰室文集》
（转引自杜晓勤《柳宗元研究》一文所引 [ 日 ] 清水茂《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的话），见《永州柳学》 2001 年第一期第 17 页
（日）佐滕一郎著、赵善嘉译《中国文章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萧穆《敬孚类稿》第 38 页
见《唐才常集》中华书局版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803 页“注释”（ 2 ）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68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94 页
见《光明日报》 2002 年 7 月 10 日
文章题目：
从 柳宗元到戴名世看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邮编： 425006
• 收稿日期： 2002-9-20
• 作者简介： 曹砚农，研究员； / 吕 娟，女，湖南永州人，副馆长、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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