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柳宗元对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他能超越等级观念的狭隘眼界看待人，追求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并以真与善之心与人相处。

柳宗元对为人处世中，原则性与灵活性两者关系的认识，有其发展变化过程。

永贞革新前，他与人相处单纯而任性，永贞革新中，他与王叔文等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策略上的失误：缺乏对各类反对派的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打击面过宽；对于造谣中伤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对应手段。贬后，他对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进行了反思和调整，她悟出了实现政治理想所必需的灵活和隐忍。

对柳宗元求援信的评价：一是要看到他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二是要看这些信的实质内容；三是要看他发出求援信后的实际作为。

柳宗元的经理对知识分子的启示。

关键词：

超越等级观念 真与善 单纯而任性 打击面过宽 原则性与灵活性 言罪不言错 说什么与做什么

作者 ：刘昕

工作单位： 北京市二轻党校

职称： 高级讲师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缸瓦市大酱坊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社会如网，人即网上之结，横竖皆有所系。如何认识和处理这横纵交错的人际关系，对任何人都很重要。柳宗元一生交往过的人很多，他的朋友多，仰慕者多，嫉妒者、落井下石者也多。友情给他艰涩的生活带来了温暖，恶意中伤是他后半生摆脱不掉的阴影。本文试对柳宗元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柳宗元对人际关系的基本认识和追求

•  他能超越等级观念的狭隘界限看待人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它有着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决定人们等级的不仅是现实的职位，还包括不可选择的先天因素——血统和门第，二是在等级制上蒙上了厚厚一层尊卑色彩，使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变成了人格上的不平等。身处中唐时期的柳宗元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等级制，但他看出了其中的不公平。

首先，他对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持批判态度

我国古代社会是宗法制社会，血缘关系和政治制度相依相融，西周分封制是将这种宗法制发展到极致的表现。战国后，虽然官僚制取代了分封制，但世世相袭的皇权继承制并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讲血统重门第的社会风气必然长期存在。出身与能力哪个更重要？柳宗元通过批判史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六逆论》中他对“贱妨贵”是祸乱之本提出了质疑，认为“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其言乎”。在《非〈国语〉?命官》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其次，他认为尊卑贵贱的形成具一定的有偶然性

在封建社会中以皇帝意志为意志，任人惟亲，以个人好恶用人是常有之事。柳宗元在《序棋》一文中指出：人们在制作棋子时，随手拿过来涂上不同的色彩，用时棋子就有了可以以一当二或以二当一的贵贱之分。人的命运也常常如此，不是凭好坏确定其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用人者的主观随意性，而且这种社会地位一经确定就常常难以改变是很不合理的。因为社会地位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的能力与品德，所以他看不起那些不称职的高官重臣，称无才能却巧言的官是“贼”（坏人），称无才能又不会巧言的官是“土木”。而对于平民百姓中有才能的种树人、盖房人和人品好的卖药人，他则予以热烈的赞扬。

再次，他已初步意识到人和人之间应该有平等的一面

在《国语》中有一段记载：春秋时期的赵宣子为了考察韩献子，故意派人驾车去干扰他的军队，派去的人被韩献子“执而戮之”了。柳宗元指出这是“轻人之死甚矣”。有人解释说“戮”不是杀死人，而是“辱也”，柳宗元批判说，他没有罪，就是辱也不行，这不是君子之道。在永州，当他得知役夫张进的尸骨被暴雨冲刷而暴露野外时，很悲伤，他追念张进生前的勤劳，伫立志哀，并亲手掩埋建坟。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在批判等级观念的基础上他已朦胧意识到人和人关系的另一面——人格上应该平等。

能超越等级观念的界限去看待人是柳宗元一生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他才能在永贞革新中坚定地和出身寒微的王叔文站在一起。后来的文人在评论柳宗元时 ，常常替他惋惜，认为他失节，这完全是对他行为的曲解。不过，他对于门第观念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比如，在对待自身婚姻上，他非世族女子不续娶一事，就表明了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

2 、他在选择朋友时追求志同道合

从早岁“名声大振，一时皆与之交”到晚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柳宗元一生不乏倾慕者，然而他却说“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游世间，余二十年。摈辱非耻，升扬非贤，一贯以道，无四五焉”“吾欲取友，谁可取者，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如果志趣一致，他可以与乞丐做朋友；如果道不同，就是公侯王孙也不理睬，执着中透出几分超凡拔俗之气。崔群是他的好朋友，他欣赏崔群的人品，但对于崔群名振京城，很有希望受朝廷重用的情况，他却说：“吾不以是视之”。柳宗元的人生理想是“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的挚友们确实有着与他相同的奋斗目标：吕温追求的是“惟活元元”，刘禹锡怀有的是“报国松筠心”，凌准为官能“抚循疲人，按验污吏”。他们共同走在革除弊政的前列，共同承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贬后又都能努力治政，遗惠一方。

韩愈也是柳宗元志趣相投的好友，他不是永贞革新的战友，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在文学上他们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辔齐驱，配合默契，带动了当时文体方面的改革和创新。虽然韩柳在学术上存在着分歧，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始终是他们友谊的支撑点。

正是因为志同道合，柳宗元才能在贬后把实现理想的满腔期望移于朋友身上。柳宗元为什么要对韩愈不愿当史官大加责备？因为“昔与退之期之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 ，第不能竟其业”，自己已失去做史官的可能，你韩愈就不要再忘掉当年的志向，“苟过日时”了。吕温是王叔文集团中极少的没受牵连的人，对于他的早逝，柳宗元悲痛欲绝 ，“自友朋凋丧，志业骀绝，唯望化光，伸其宏略”，他痛惜少了一位可以代他一展抱负的知音！

•  他与人交往的态度是真与善

与柳宗元同时代的孟郊非常憎恶当时虚伪的社会风气，他在《择友》一诗中描述道：“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 ！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柳宗元为人却是很真诚的，他曾坦率地对人讲过“吾未曾为佞且伪”，他的真诚中既有爱也有恨。

他爱他的朋友，“小子常以无兄弟，移其睦于朋友”，身世孤独的柳宗元愿以友情弥补亲情上的缺憾。他的爱就是对朋友以诚相待 ，善相劝，过相规。嫉妒是中国文人身上的一种劣根性，那种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的做法往往是知识分子队伍里内耗的根源。柳宗元才华过人 ，和其他才子一样，他也有恃才傲物的一面，但他所傲视的是卑劣的小人，绝不是朋友的优点，“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他常常褒奖朋友的优点，感谢朋友的帮助，不仅当面讲，而且在背后讲给别人。他从不隐晦对朋友的看法，不以赞扬取代批评，而且批评方法因人而异。韩愈是老朋友，他批评起来毫不客气。当他得知韩愈惧于秉笔直书之难，一时失去了当史官的勇气时，尖锐地质问道：你连做个正直的史官都不敢，如果官为御史中丞、大夫、宰相又怎么办？你不该怕什么人祸天刑，只能警惕自己不要失去正确的原则！“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真是咄咄逼人，劈头盖脸！数千里之外的韩愈当不当史官，涉及不到柳宗元什么利益，但他不能允许自己的朋友失去责任感。而对另一位痴迷不悟的一般性朋友则又是别样委婉口气。李幼清是位蒙冤降职的官员，他情绪消沉，因迷上服气术搞垮了身体。吴武陵慷慨陈辞的批评未能奏效，柳宗元就细心观察其表情，换了方式，以极大的耐心相劝。他先是以自己学琴习书为例讲道理，又分析对方的朋友、客人、亲属、仆从及仇敌可能对此事采取的态度，最后还表示，如果您能改掉这不良嗜好，自己愿宰牛杀猪为之庆贺。一封长信，恳切之至，有多少人能为一个交往不深的人如此苦口婆心呢。

古人称那种纯洁的不带功利性的友谊为君子之交，可以说柳宗元和他的挚友们所达到的正是这个境地。在朋友需要援助时，他可以做到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当韩愈的诙谐散文《毛颖传》遭到众人嘲笑时，当京城俗流攻击韩愈好为人师时，贬后仍被人恶意中伤的柳宗元一次又一次站出来给朋友以舆论上的支持。当然，最为感人的是柳宗元第二次被发落时，为了顾及刘禹锡年迈的老母亲，主动要求以柳州任所与刘禹锡换播州任所一事了。他是个北方人，已在南方苦熬了十年，以羸弱之躯再赴西南绝域将会如何，他不会不清楚。但此时的柳宗元一无权利，二无资财，只能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表达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了。他坚定地表示，为了帮助朋友不怕再获重罪，死无遗憾。

柳宗元爱朋友也爱人民，他乐于和农夫山民相往来。作为州官，他尽其所能地行种种利民之举，和百姓的关系是融洽友好的。当百姓争斗到官府诉讼时，他只是为他们分清曲直令其去，终不忍以法从事，于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爱我者也”。当农民莫诚为救兄弟，误伤他人手臂而使其致死，被判死刑后，他积极上书桂管观察使，想尽力挽救莫诚的性命。

柳宗元不是完人，他曾清高孤傲过，也有过发脾气的时刻，更是得罪过不少人，但是超越门第出身去认识人，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与人相交相助，则是他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他厌恶两面三刀的行为，说道：“人道之恶，惟曲为先”，他憎恨“贵而附，寒而弃”的趋炎附势，憎恨躲在阴暗处打小汇报放冷箭的勾当，他也难以容忍那些象假药、假鞭子⑴一样的伪而不实者。当他无法当面指斥这些丑恶的行径和阴暗的心理时，便以写杂文的形式一一进行鞭挞。

柳宗元是个政治家，很早就立志“许国不复为身谋”。而作为政治家，只有热情和真诚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要学会既能深思熟虑又能机智应变，既能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又能忍辱负重进行必要的妥协。柳宗元是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这个道理的。以永贞革新失败为界限，将其一生划分为两个时期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出他认识的变化过程。

二、青年柳宗元的为人处世

柳宗元的青年时代是指从他十七岁参加科举考试到三十三岁参与革新被贬官的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时期又可以划分为永贞革新前和永贞革新中两个阶段。

•  文人圈和官场圈中的柳宗元

永贞革新前的柳宗元生活在文人圈和官场圈这两个圈子里。这时的文人圈有多大？柳宗元说过“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在文人圈里他是个众星捧月般的人物，二十一岁就考中进士的柳宗元自由地展示着才华，韩愈曾回忆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⑵。皇甫湜在祭文中也写过他“弱冠游学，声华籍甚”“青衿缙绅，属目敛衽”，这些足以说明当时的状况。客观地说，此时众人的赞扬对于年轻的柳宗元未必全是好事，这无疑助长了柳宗元的自负心理，更重要的是顺境会给他造成错觉，认为人生路途坦荡，实现抱负不是什么难事。在同辈文人中会有嫉妒者，但是誉者多于妒者，社会舆论是有利于他的，所以柳宗元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由此得个绰号是“狂疏人”，即狂放不羁之人。这时的柳宗元单纯而任性。

柳宗元生活的另一圈是官场圈。他考中博学宏词科后，就有了官职。初任集贤殿正字职时，有官品而无官事 ，他的活动范围主要还是在文人圈内。自从做了蓝田尉开始，才算走上了官场。这时的柳宗元具有双重角色：在文人圈内他是个核心人物 ，在官场上他不过是正九品下的小小县尉，“与卒武无别”。他不适应低层官府的环境，看不惯周围只顾算钱的俗吏，不免会有所流露，而后者也不大喜欢这个书生气的青年，称他是“轻薄人”，即轻浮刻薄不厚道的人。出自俗吏之口的绰号当然不足为据，但可以看出在这个圈里他的人际关系并不和谐。

柳宗元也曾试图调整一下心理上的不平衡，于是“度不能去，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此语指的是《老子》第五十六章，原文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大意是：圣人要保持事物的“和”，就要把各种纠纷因素一一化解，把不同人身上的光泽和灰尘调整到差不多的程度，这样就没有谁能左右他了⑶。柳宗元试图达到一种游离于官场铜臭味之外的超然境界，这当然是不现实的想法。人既然要从政，要通过升官掌权来匡时救世，就不能不和各色人物打交道。不仅要和俗吏打交道，而且要和庸官打交道，和政敌打交道。此时他还不懂得，学会应付社会上各种复杂的关系是政治家的必修课。

三十一岁的柳宗元当上了监察御史里行，跨入了朝官行列。身份的改变使他意识到了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思欲不失色于人”，开始想好好地把握自己了。但是，未及柳宗元做到老成练达，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从策划革新到亲手操作，一下子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他便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

•  永贞革新中的几点人际关系

永贞革新是一场先天不足后天遭厄的政治运动，正如《柳宗元新传》中说：“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一旦李纯出面监国，他们即使策略上不犯错误，有千条妙计，也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本文在同意这个结论的前提下，仅就人际关系的策略方面谈点认识。分析永贞革新中柳宗元的人际关系，不能不谈整个革新集团特别是王叔文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王叔文集团执政后，面临的是藩镇、宦官、保守派官员及投机分子的联合围攻。细分析这几股势力，反对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有对事还是对人的区别。保守派官员并非反对制裁藩镇和宦官，他们主要是以正统官员自居，不能容忍出身寒门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只是侍棋待诏的王叔文骤行重权，韩愈的《永贞行》中就有对“超资越序曾无难”的不满，所以这些人是对人不对事。而藩镇宦官们并不在乎王叔文等人的出身资历，他们反对革新派是因为这些人要夺走他们掌握已久的重权。这才会有韦皋对王叔文先拉后打的做法。如果王叔文能答应他的野心，韦皋的许诺是“以死相助”，所以说他们开始是对事不对人。这样，革新派就应根据这两种势力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革新派也试图这样做过，但依然出现了失误。

失误之一是对一些素有清望的老臣尊重不够。保守派官员又可分两类：一类人是态度强硬死不配合，如韩皋，革新派有意重新起用他，他的态度是“吾不能事新贵”，对于这样的人只能甩开不用。另一类人是虽然也看不起王叔文等人，但还能应付，不公开反对，如老宰相郑珣瑜等，这种人属中间派。社会政治改革既需要权力，也需要威望，王叔文等资望不足，有必要借重德宗朝旧臣的力量来稳定人心，宰相正是合适的人选。因此对他们宜拉不宜推，宜敬重不宜怠慢，况且郑珣瑜等有些人正派廉洁，名声也不错。但是王叔文忽略了这一点。革新刚开始不久，在宰相共同用餐一事上，他怠慢了几个老臣，郑珣瑜被伤了自尊心，叹道“吾岂可复居此位 ”遂卧归不起⑷。此事起因并不大，可是其结果和影响对革新派却很不利。类似的事还有一些。

失误之二是存在着打击面过宽的问题。革新派在用人问题上大刀阔斧地提拔和重用新人，其必要性是毋庸质疑的，但是他们在除罢官员中也搀进了某些个人恩怨。按当时情况讲，要解决的大事是打击藩镇和宦官的强权。这样就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团结更多的人去解决主要矛盾。对于不附己者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他没有原则问题，处理时就不宜多结怨，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做出让步，以顾全大局。而革新派却常常不加分析地一律排斥，特别是王叔文对于直接指责自己的人或要杀或要贬⑸。这样做，不仅会加强对方的逆反心理，而且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从史书中几次出现过“大惧”“皆惧”“益起惧”等用语中我们是可以感到当时人际关系中的紧张气氛的。史书称王叔文“肆言不疑”“任气好用事”，在顺宗的任命制诰中也说他“质直无隐”，可见，从性格上讲王叔文除去有沉稳的一面（他曾劝太子不要过早的言政），还有急躁狭隘的一面。从心态上讲，他这种不容别人指责自己的行为属于内心深处自卑感的变相表现。作为革新运动的主帅，他的行为必然要影响到这个集团其他成员身上。清人王夫之在积极肯定永贞革新政绩的同时也指出“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 胶漆以固其类，亢傲以待异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这话是有道理的，他们的小圈子圈得有些太紧了。

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史书中没有直接记载，但从他和王叔文的关系上，从他的性格特点上，至少可以推测出两点：

第一、柳宗元是王叔文集团的核心人物，从韩愈所言他“勇于为人，不自顾贵重”到旧《唐书》中记载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起的作用。在整个革新运动的擢拔和贬黜的决策过程中，柳宗元必然是参与其中的，王夫之所谓的“亢傲以待异己”，他也是有责任的。比如有个侍御史叫窦群，“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⑹，窦群奏过刘禹锡乱政，也上门攻击过王叔文，于是“其党欲逐之，韦执谊以群素有强直名，止之。”这个窦群攻击革新派是真，同时，他性情强直也是真。当初，他曾因为自己的官职对皇帝德宗当面质问不讳，以后，他还不看朝廷风向提拔过革新派的吕温、李景俭。对此人不能不注意一下他的性格特征，旧《唐书》上说他“性狠戾，颇复恩仇，临事不顾生死”，对于这种强直卤莽之人，平时在一些无关大局的事情上多给些宽容多些沟通，是有利于缓解其敌对情绪的。但是从“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到“其党欲逐之”，柳宗元似乎一直都在对他采取排斥态度，而没考虑过策略问题。

第二、前面已经讲过，柳宗元当了朝官后，已意识到要加强自我修养，但是，未等他老练，革新运动就骤然来了。全力拼搏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柳宗元可能无意也无暇去过细地考虑如何尊重稳住旧有官员的问题。当单纯的青年人初次投身到政治运动中时，往往很容易简单地把人只分为敌我两方，不懂在黑白两色之间还有过渡颜色，缺乏政策观念。更何况柳宗元一直看不上当官却无所作为的人，如果有这些人对革新派指指点点，就他的脾气而言，是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表示尊重，去做转化工作的。他曾回忆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当否，但欲一心直遂”“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这些话既反映了他当时的勇敢坚定，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不成熟。再看看与他“二十年来万事同”的刘禹锡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后来回忆自己“……少年气粗。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弥谗愬，谓慎独防微为近隘，谓艰贞用晦为废忠”⑺，认为小心自律是狭隘，把处境艰危时的掩隐不炫露误认为不忠诚，年轻的刘与柳倒真是很相似。

在永贞革新中，和那些旧有官僚的态度相反，另外一类急于晋升的人又以为遇到了好机会，千方百计地在钻营。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⑻，因为柳宗元名气大又受王叔文重用，求他的人就特别多，“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柳宗元真是遇到了一桩麻烦事。这些上门求官的人中，包括了他过去的仰慕者追随者（“昔久与游者”），也少不了卖假药般的自吹自擂的人（ “饰智求仕者”）。柳宗元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他平生最厌恶虚伪矫饰行为，对于“饰智求仕者”是不会给好脸色的，他更不会放弃原则去做好人，而且即使他认为可以推荐的人，也未必就受重用（“十荐贤幸乃一售”）。结果是这些人“百不一得”，甚至“求进而退”。（《资治通鉴》上写的“其党或曰‘某可以为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显然是失实的。）于是这些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一个大转身，就由吹捧者变成造谣谩骂者，正如柳宗元形容的那些小市民“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谣言传播的规律是，传谣者不加思索，贸然接受，并有意无意地加以增补附会，愈传愈失真，而且，谣言的传播速度是以几何速度进行的，最终形成很强的社会舆论，“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这样，柳宗元被恶意中伤包围了，他竟然连背后的谣言说什么也搞不清，他感到非常委屈。这些谣言及社会舆论对他的伤害，不亚于政敌的迫害。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双方阵营和斗争焦点都是很清楚的，你死我活已在意料之中，这里只有敌视与憎恨，而无委屈可言。在《柳宗元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贬后的两种态度：对于永贞革新中的追求，他坚定执着，以愚自谓，不改初衷。说到“群言沸腾”的诋毁中伤，他却始终心有余悸。在南方虽然他在学问上指导了不少后生，却死活不肯承担师名，“若乃名者，方为薄世笑骂，仆脆怯，尤足不当也”，他真的怕了。

总起来看，在永贞革新中，王叔文集团得罪了三种人：第一类人是宦官藩镇 ，这是非得罪不可的人，否则就不能称为政治革新；第二类人是看不起他们的保守派旧臣，得罪这些人有的是出于无奈，有的是失误；第三类人是庸辈小人，得罪他们不是革新派的过错。只是阅历不深的柳宗元等人对这些人的能量了解不够，实在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对应手段。中国历来就有两种人：琢磨事的人和琢磨人的人，柳宗元是琢磨事的人，他在琢磨如何振兴国家时却被琢磨人的人压倒了。

三、贬后，柳宗元对人际关系的感悟和调整

永贞革新的惨败使柳宗元对于官场有了全面的认识，他看清了人世间的复杂，开始反思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了。在反思中，他肯定了自己在做人的原则上没有错，“吾未曾为佞且伪”，但是，如果“显然，翘然，秉其正以抗于世，世必为敌雠。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他悟出了性格、人际关系与事业之间的内在联系，“苟纵直而不羁兮，乃变罹而祸仍，历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辕而失途”。他认识到我行我素的性格对于实现抱负没什么好处，在总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时，他运用了两个命题：

第一是方内圆外 “方内”是指做人要有原则性，“圆外”是指为人处世要有灵活性。圆不是圆滑媚俗投机取巧（“吾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方和圆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失之任何一端，他以车为喻，车厢是方，车轮是圆，“中不方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意思是指品行不端就不能承载报国的理想，处世方法不灵活就无法前进。

第二是刚柔相济 圆是灵活性，而灵活性又可以有刚和柔两种形式。“刚”是指人在重大事件上必须义正词严，不能退让。“柔”是指在另外一些场合又需要言语婉转，和颜悦色。“刚柔无恒位”，这两种处世的态度要因具体情况而异，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横眉冷对或和颜悦色，如果掌握不好分寸，于车就是破车，于人就是平庸之人。“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只有“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志乎道也”，才能最终实现理想。

柳宗元对于为人处世方法的领悟是很有价值的，这价值主要在于它们的实践意义。的确，刚柔不当或刚胜于柔的结果是拉大自己和他人的距离，是可能因一时痛快而有损于长远的目标。想元和十年，刘禹锡那“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诚然很痛快，很强硬，但只能说它是诗人的激昂，而非政治家的沉稳。在斗争的目标尚未实现之前，首先需要的是保存实力，然后才是寻机打击对方。隐忍不是投降，有时它比勇敢更重要，古诗曰“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有时宁折不弯之钢未必是好钢。列宁在谈到阶级斗争时曾指出“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⑼柳宗元在谈到方圆刚柔之说时，当然不可能有这个高度的认识，但是他确实领悟到了类似的道理。

贬后的柳宗元为了改变自己急躁任性的脾气，专门写了《佩韦赋》以自警，他追思那些刚柔相济的古人，将“疏颜以诮秦兮，入降廉犹臣仆”的蔺相如当作自己的榜样。他不仅和朋友交好，和僧人、农民交好，而且与过去关系不太好的人交往时，也是态度温和，为人敦厚的。尽管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伤痛，但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抚慰着他的伤口。柳宗元的后半生，是充分展示他真与善的后半生。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讲“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这里他并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朋友，韩愈是从世俗的角度出发，把柳宗元追随出身寒微的王叔文当成了不自持。实际上，柳宗元后来的“自持其身”并非是放弃原则的消极保身，只不过是调整一下处世方式，在大是大非上，他的态度并没有变，甘愿“抱拙终身”，因此，“亦自不斥”之说难以成立。

最后，想谈谈柳宗元的那些求援信。贬后的柳宗元掩住傲骨，主动求援，每当有官员写信慰问时，他都积极回应，表示希望量移，或者是主动呈上诗文，以求垂青。对此，历来评价不一。本文想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  柳宗元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

人生在世，往往同时承担着几种角色，心理学称之为角色丛。就贬后的柳宗元讲，他一人兼有朝廷罪臣、不得志的政治家、不盲从的思想家、众人敬之妒之的才子、远离亲友的孤独者和恶疾缠身的病人等多重角色。不同的角色产生不同的需求：作为罪臣，他要忍辱含诟；作为政治家，他难断复起的念头；作为思想家，他要坚持探索；而作为病人，希望换个好的环境。这几种需求常常会产生冲突，于是他的诗文时而豁达，时而哀伤。 傅璇琮 先生讲得很好：“作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柳宗元不是那种‘受难的圣者'，他有他的感情生活，有他的追求，也有他的个人欲望。他一旦陷于流放的境地，哭诉哀求，希求援引，这是不难理解的，也不必责备的，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不要误解。”⑽要理解，就要从设身处地的角度去看问题。人们最难接受的是柳宗元的最后一封求援信《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这封信写得实在太凄厉太哀切了，以至于偏爱柳宗元的章士钊老先生竟怀疑这不是他写的。该信写于元和十三年，此时的柳宗元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两年内，他三次重病垂危“元和十一年，得丁疮，凡十四日，日益笃，善药傅之，皆莫能和…… 元和十一年十月，得干霍乱，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大斗许，气即绝。……元和十二年二月，得脚气，夜半痞绝，胁有块，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⑾。几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柳宗元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求生的愿望便分外强烈。我们没见过他的遗书，但刘禹锡在祭文中形容那遗书是“绝弦之音，凄怆彻骨”。这两封书信的基调应是相同的，因此从他给李夷简的信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绝望的挣扎声。这不像是柳宗元，这又恰恰是柳宗元，是一个自然人对生命的留恋。

•  他在求援信中说了什么

一般求人帮助，都要表达两个意思，一是自己的难处，二是对对方的客气恭维。如果不说困窘，就没有求人的理由，如果对对方不卑不亢，又如何能求动别人，这是人之常情。观柳宗元的求援信，主要内容也就是这两项，只是对关系亲疏不同的人口气有所不同。至于那些“流涕顿颡”之词是古人的书面惯用套话，倒不必太认真，同时代的其他人也是这样用词的，这未必就是人格的贬损。重要的是看他对过去“罪行”的认识：他有没有否定自己参加永贞革新的行为，有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洗出自己。这两点柳宗元都没有，他始终是言罪不言错，最多说上个“与负罪者亲善”“以党与进退”，只是在《谢除柳州刺史表》中有“臣以不慎交友”一句话，那是应付皇帝用的。黄宗羲曾把柳宗元和苏轼的贬谪做过比较“盖子瞻之谪，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谪，人且目之为奸邪。心事不白，出语凄怆，其所处与子瞻异也” ⑿。 是这样，柳宗元到死都背着罪名得不到理解，他一直无法向朝廷、向社会说明自己参加改革运动的初衷，表示自己的清白，越是这样他越希望赶快改变处境，翻个身。

•  他在写了求援信后做了什么

这是指他一旦通过求援信达到目的改变处境后，将再走什么生活道路，是不改初衷继续奋斗，还是从此斗志消磨追求安逸？柳宗元写出了许多求援信皆无结果，我们已无从考察如果量移后他会采取什么行为了。但是，从他由永州司马改任柳州刺史，所处之地虽然更荒僻、更落后，他却毫不颓唐，奋发治州来看，不难推测，倘若当初真能被恩准量移，他的人生态度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他是属于那种执着到骨子里的人。因此，在看待人们在特定的环境里说些违心话时，我们应着眼于实质性的东西。联想到当代的十年浩劫中，有些老同志复出之前，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也是说过些违心话的。人们对他们的评论不是局限于他曾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以后又为党、为人民做了什么。当然柳宗元和共产党人在性质上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这里只是借此说明我们评价的角度。

联想到前面分析过的柳宗元刚柔相济的观点，不知柳宗元在求援时是否也是在有意采取“柔”的策略。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八司马刚刚被贬不久，韩愈就劝刘禹锡向大官写求援信，他说“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踣者思起，必謼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医。子宜謼于有力而呻于有术。如何以箝口自绝为智，以甘心受诬为贤，嗛然自咎，求知于默？……若可诉而不言，则陷于畏。可言而不辨，则邻于怨。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韩愈果然打动了刘禹锡，后者在贬后仅半年就给杜佑写了一封长长的求援信。韩愈把“謼于有力呻于有术”靠拢到君子行为上，给了一种非常体面的解释，只是不知他是否也这样劝过柳宗元，或是柳宗元在琢磨方圆刚柔之说时也悟出了类似的道理？

一代奇才柳宗元只活了四十七岁，但他的人生竟是那么直起直落，从“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到“方内圆外，皆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他走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的历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这种经历使他从书生的单纯任性走向州官的干练和成熟。纵观柳宗元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迪：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要想在社会上有所建树，只有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知识是不行的，还必须有较强的处世能力。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只有能正视现实，适应社会，才能改造社会。在人与社会的磨合中，既要磨掉清高孤傲之气，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随波逐流。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人生目标和实现目标方法相统一的途径，才能向着理想前进。

注释：

⑴ 见柳宗元：《辨伏神文》《鞭贾》

⑵ 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⑶ 见陆元炽：《老子浅释》

⑷ 见《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永贞元年、三月、丁酉） 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韦）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 。”

⑸ 见同上

⑹ 见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五

⑺ ⒀见刘禹锡：《上杜司徒书》

⑻ 见《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

⑼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⑽ 见金涛主编：《柳宗元诗文赏析集》

⑾ 见卞孝萱：《刘禹锡丛考》

⑿ 见吴文治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

本文中未说明出处的引文皆见于中华书局版《柳宗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