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
（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 510275 ）
摘要： 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谪到永州十年。他赴所途中曾吊祭屈原，吊古怀今，认为都是忠而受谤，到贬所后仍写信为自己辩解，以示不忘家国情怀。后以回朝无望，乃地安居，甘为永州民。由于接近群众，故能深入了解民间疾苦，揭露批判猛于虎的朝廷苛政，同时更坚定他的爱民思想。对范传真提出的“史为民役”的观点，他十分赞赏并且尽力而为。以贬谪之身而得到当地人的长久追思，正是他忧国爱民思想得到的回报。
关键词： 柳宗元；永州；家国情怀；爱民思想
柳宗元（公元 773 年— 819 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人称柳河东，晚年贬任柳州刺史，因又称柳柳州。他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柳氏在北朝是著名的门阀士族，从北魏、北周到隋、唐是累世显宦。高宗朝“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这个家族逐渐走向衰落。柳宗元作为世代为宦的著名世家大族的后代，由于对其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因而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他想做个忠臣孝子，既关心国运又要重振家声。可是当时唐王朝已由盛世转向中衰的社会转变过程中，朝政腐败，党派纷争，他的祖、父一辈已成为时代危机的受害者。柳宗元少年时却颇有大志，曾称“颇慕古之大有为者”。为要实现“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他出仕后就参与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投身到变革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
柳宗元参与的“永贞革新”很快失败了，他在政治上短暂得志之后，正当 33 岁的盛年，此后却只能迎来贬谪流放的命运。永贞元年九月，他被出为韶州刺史，还未到任，又得到贬为永州司马的诏命，在永州生活将近 11 年，到元和十年才暂被征召回京，接着又被出为柳州刺史，再过 4 年他就去世了。所以他在永州这段时期的人生际遇，我认为他所表示出的家国情怀和爱民思想，在报国无门和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然折射出忧国利民思想的光辉。本文拟就这方面作点探索。
一
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谪到永州。他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还有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同行，这一家人乘舟过洞庭湖，再溯湘江往南走，时令正值初冬，沿途的观感正如他在《惩咎赋》中所描述：“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摧抑而迥邅，日霾噎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悄窣以淫雨兮，听嗷嗷之哀猨。”他看到的是黑云蔽日，冷雨寒风，连舟行也前进受阻。凄凉的自然景色，更触动他失意悲愤的心情，使他舟行到汇入湘江的汨罗江口时，想起楚国遭谗放逐的贤臣屈原，不免停舟作一番凭吊。他和汉初的贾谊一样，当被贬逐南行时都写有《吊屈原文》，都属吊古怀今、感时伤世之作。
从柳宗元《吊屈原文》中，可见他对屈原是极端钦佩的。他称赞“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支离抱攘兮，遭世孔疚”，“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贰”。他称赞屈原遭逢世变仍心怀故国，服道守义而不以穷达易志，其忠贞不贰的高风亮节，深得宗元的敬仰。虽然时过千年，“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託遗篇而叹喟兮，涣余涕之盈眶”。对先贤虽不能亲见，但文如其人，读其遗篇却令到他涕泪盈眶。
柳宗元凭吊屈原，当然不会忘记联系自己，这也可以说是他感怀身世、效法先贤的思想表述：“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谅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芊为屈之几何兮，胡独焚其中肠。吾哀今之为仕兮，悼得信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 怀 先生之可忘。”他出仕为官，食君之禄自 应忠 君之事，可是像屈原那样忠而受谤，得位之不昌，吾言之不行，自身的抱负遭遇坎坷，只能凭吊先贤而自寻慰籍。既不满政治现实，仍不忘家国情怀，可以说这是柳宗元到永州时思想矛盾的写照。
柳宗元带着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到了永州。他受到贬谪，名义上虽是朝廷命官，但任职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里称“员外置”即是编外的“闲员”，是既无官舍又无实职办事的空衔。因此他初到永州时，就寄住在潇水东岸的龙兴古寺内，与寺中和尚重巽结交，生活上也得到一些照应。他在寺中很少对外交往，只有与僧徒们谈禅说道，诗文唱和。但他并不会因而出家，儒 家忠 君孝亲的伦理纲常在他思想深处还是非常执着。他对过去参与革新政治的失败，表面上是认罪悔过，但内心还是不服。如在永州时虽处于“罪谤交积，群疑当道”的地位，但从他给许孟容、萧俛等人的信中，仍表现出关心国运却忠而受谤的激愤心情。
元和四年，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到“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而许孟容给他来信，确是有点意外的惊喜。他这封算是复信，是想通过申诉，希望得到对方的帮助，以除罪籍。可是他对参与“永贞革新”一事，实质上并无悔过。如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立仁义，禆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表明他所以参加“革新”活动，是以中正信义为立志方向，推行的是尧舜孔子之道，作的是利国安民之事，这能够有什么过错吗？至于“革新”所以失败，那是由于“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可以说是不自量力，由于得罪那些“贵近”的宦官和朝臣，他们还联合外地“强暴失职”的藩镇，“沍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心同攻”，这就使得改革派走向“末路孤危”，“蹈不测之辜”，终于受诬陷而获罪。宗元检讨自己，只承认是“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这里他只承认自己是年少气盛，不识时务，一心直道而行，虽承认获罪是咎由自取，但革新本身并没有错，只是由于朝政的黑暗和腐败，使他和忠臣孝子的抱负难以实现，对此只能感到遗憾。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处境非常困难，那些“嫉贤害能”的“求进射利”之徒，还认为对他“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以至“谤语转侈”，而“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雠人之心”。为防那些政敌的落井下石，他写信给亲友时亦很小心，但他还敢于肯定革新的政治抱负，为“永贞革新”的失败鸣不平。在《与李翰林建书》中，他自称“颇识古今理道”，可是遭贬谪后，“至比愚夫愚妇又不可得，窃自悼也”。不过在无法用世的情况下，并不因此而意志消沉。他在信中继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侯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怿。贫者士之常，今仆虽赢馁，亦甘如饴矣。”既然当时报国无门，不得已而求其次，他奋读古人书，以求圣贤君子用心立志之道。自己在永州写的论著和诗文，其杰出成就使他成为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二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间长达十年，最初几年没有固定的居址，到元和五年，他大概感到中原北望无归日，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中自称：“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既然无法还朝，只好买地筑室，成为永州的居民了。柳宗元定居的地方，他写有《愚溪诗序》，称在“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因原来是冉氏居址，故称为冉溪 。他自谓“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今在此安家，故更名为“愚溪”。对家居的环境，他作了一番描述：“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丘。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依此看来，柳宗元选择这个定居的地方还是不错的，但由于他自以为“以愚触罪”，因此连山水也被“愚辱”，这无非是饱含不平之气，以此借题发挥罢了。
不过柳宗元抱着终为永州民之心情，住在这个荒野的地方，更容易和农夫野老接近。正如他在《溪居》诗中所说：“久为簪俎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但当进的农村不是世外桃源，农民受租税的盘剥，终年劳苦而生活艰难，使他对民间疾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下面引他所写《田家》诗三首为证：
蓐食徇所务，驱车向车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札札耒耜声，飞飞来鸟鸢。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肋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孙日以长，世世还复然。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歴。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长官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扑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惟恐踵前跡。
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绿。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行人速去住，野鸟竞栖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
这三首《田家》诗，从表面看来似是描述男耕女织的纯朴农家生活，其实当时农家所受到的盘剥和迫害十分深重。一如长年艰苦劳动所得，却是“尽输肋徭役，聊就空自眠”；“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无论衣食都变得空无所有。至于官家的里胥，更是如狼似虎，来到农家先要鸡黍相迎，不能满足所需时就要受到鞭扑加身。对下民遭受的苦难，恐怕柳宗元当京官时难以亲见。
对当时“赋敛之毒”，他还写有一篇《捕蛇者说》，作为典型事例，对当时暴政作了深刻的揭露。在这篇文章中，先点出“永州之野，产异蛇”，“触草木尽死，以齿人无御之者”，可见蛇毒的历害。但是这种毒蛇却是治疫疠等症的良药，于是太医以王命召人捕蛇，每年能捕到两条，就可以免其租赋。当时永州有蒋氏一家三世捕蛇，柳宗元找当事者了解情况，据称他的祖父和父亲都被蛇咬死，他自己捕蛇十二年有几次几乎丧命。柳宗本想为他说情，复其租赋而不去捕蛇，而蒋氏却说“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因为捕蛇每年只有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而供赋役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仍难满足要求，“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而吾以捕蛇独存”。两相对比，“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蒋氏这番话，使柳宗元“闻而愈悲”。他说：“苛政猛于虎也，吾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宗元贬谪到永州，亲观亲闻，哀民生之多艰，比作京官可以说有更加深刻的感受了。
三
柳宗元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早在长安时期已有所表现，但人民遭遇祸福，关键系于地方守令等亲民之官。柳宗元对官民关系的看法，首先为官者不要烦扰小民，而让其休养生息。他写的《种树郭橐駞传》，以种树作比喻，要“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得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相反，如为官者“好烦其令”，使到“小人辍飧饔以吏者，且不得睱，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这就“而令以祸”，小发反而受害了。
不过柳宗元对为官者的要求，不扰民只是初步，并且还应该对人民作点好事。如他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在举贤用能、減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疾苦等方面取得相当成效。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对这些“善政”，也记载到“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的实况。这次“革新”是失败了，但他为民的思想并没有改变，我们可以从他《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和《送薛存义序》中，可以见到这方面思想的延续和发挥。
这里前一篇序文是柳宗元在朝时送范传真任宣州宁国令所写的。文中主要转述范氏主张的“为吏者人役”以观点。当范氏调职为宣州宁国令时，大家都“以为美仕”，是个好的美差。范氏对此回应说：“不然，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于供备，孰若安于化导，故求发吾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苛获是焉足矣。”这里范氏否认作官为谋取自身利益，而是要发挥自己的学识做好本职工作，在封建社会中官吏是统治奴役人民的，而范氏却把双方地位倒转过来，当官吏的要为人民服役，颇有现在说当官的是人民公仆的意味。他认为俸禄受人民供养应该给以回报，要使到人民受惠才问心无愧。柳宗元所以将这番议论写入序文中，当然是对此表示同意而成为共识。
柳宗被贬到永州，虽想作官为民役而不可得，但他有机会仍不忘宣扬这套观点。如薛存义离开永州时，他携带酒肉到江边送行，并作了一番说教。他对存义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已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傭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过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柳宗元这番议论，对范传真的观点作了发挥，但问题更加深入一步。他认为官吏就是人民的附庸，现在“受其值”而“怠其事”的官吏，可以说是“天下皆然”，何况还掠夺人民的财物，本应受到护主的惩罚。人民之所以敢怒而不敢言，是由于没有权势，但懂得道理的人，难道不感到畏恐吗？他这里隐隐看到原是国家主人的人民，在为权势所迫时也会起来反抗，唐末黄巢造反就打进长安，“内库烧成锦繍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种现象他虽没有看到，但是在“民莫敢肆其怒”时，就有“得不恐而畏乎”的忧虑，应该说他看到民心向背时就有所预感了。
柳宗元被贬居永州时，由于无权无势虽想作利民之事也是有心无力，但他思想上的执着总是不能忘怀，即使是他人“其有可以安利于人”的行事，他都乐意给予表彰。如他所写的《兴州江运记》，就是记载严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刊山寻江”之事。当时“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若是者绵三百里而余”，交通运输当然十分困难，以至“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但除此并非没有通道，“自长举以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之知也”。严砺了解情况后，“乃出军府之帮，以备器用，即山僦功”，“于是决去壅土，疏导江涛，万夫呼抃，莫不如志，雷腾云奔，百里一瞬，既会既远，澹为安流，烝徒讴歌，枕卧而至，戌人无虞，专力待寇，惟戎公之功畴可侔也”。据此他称赞严砺“其兴功济物宜如此其大也”。他在论文中还说：“昔之为国者，惟永事为重”，“西门遗利，史起兴叹。”总之，他论古证今，都以利国利民为依归，这种思想是终身不变的。
柳宗元在永州十处，虽有利民之心，却是有心无力。后来任柳州刺史四年，虽形同流贬，毕竟是一州之长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在力所能及下，留下一些“善政”。在他身后，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曾有过一段概述：“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修洁，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步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以上这些政绩，是柳宗元在永州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加深他的爱利人民的思想，到柳州时才得以见之行事。
柳宗元是个有能力有才华的政治改革家、进步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有经国济世的素质和仁民爱物的情怀，但由于受参与“永贞革新”失败的牵累，一腔抱负，只能赍志以殁，这就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但他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是情怀家国的，并力图利济群生。他在永州深入了解民间疾苦，虽然如刘禹锡在《重祭柳员外文》中所说“出人之才，竟无施为”，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后来在柳州短短几年，还是尽力为民作点好事，最后是“生有高名，没为众悲，异服同志，异音同叹”。在永州和柳州获得人民的尊敬和长久哀思，这也未尝不是他一生的幸事。
柳宗元之所以成为文化名人，还在于他在政治上难展抱负时，写下了一批哲理著作和文学作品，从而奠定他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因不属本文写作范围，这里就从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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