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康

摘 要 ：柳宗元永州山水文本内涵一个“发现—改造—提升”的模式，彰显了自然美，使其价值向人充分展开。以审美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改造自然美是永州文本为中国文学提供的新内容。文本中表现的自然美有形象美、幽静美、品格美和生命力之美。柳宗元的美学观具有辨证性和深刻性。他的山水诗文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资源。

关键词 ：唐代文学 柳宗元 山水诗文 自然美 美学观

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草亭记》中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自然美因为人的欣赏而使其价值得到呈现，文学家发现和彰显了自然之美。对永州而言，柳宗元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永州十年，他为排遣心中郁闷而寻幽探胜，发现许多美丽的景观，并且用生动传神的文笔加以描写，留下了在柳宗元作品中最富于艺术性的文本。这些文本随着柳宗元作品的经典化和普及化而传扬天下。永州文本以其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提升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值得善加珍惜，认真研究。

一

唐顺宗永贞元年（ 805 年），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革新失败而贬永州司马，至宪宗元和十年（ 815 年）被召回京改刺柳州，共在永州十年。从现存柳宗元集来看，这十年是他创作成就最大的时期。而其中艺术性最高并脍炙人口的就是山水诗文。山水诗文为人们描绘、建构了一个诗化的世界。柳宗元以文学形式发现、彰显并提升了永州的自然美。在宗元永州文本中，永州山水经历了一个“遗弃—发现—改造—提升”的过程。

唐代的永州还是蛮荒之地。《旧唐书·柳宗元传》云：“既罹窜逐，涉履蛮瘴。”《新唐书》本传亦云：“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厉。”所谓“蛮瘴”、“荒厉”，主要是指开化程度不高，即人的活动还没有充分影响自然界。这样的结果是自然本身的美也没有向人充分地展开。永州处于江南丘陵地区，钟灵毓秀，山光水态自成一格，自然景物具备美的素质。但由于没有人欣赏，它仅仅处于原始状态而没有体现出美的价值。这就是柳宗元作品中一再出现的“遗弃”问题。

所谓东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弃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以兹丘之胜，致之丰、镐 、鄠 、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

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钴 鉧 潭西小丘记》 ）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

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

后两段议论，寄寓宗元本人的身世之感，这是历来的研究者都注意到的。我们要讨论的是，小丘和小石城山的遭遇也是写实。同样的小丘，在京城附近因游览者众而价值日增，在荒厉之地

因无人理会而廉价不售。这就蕴涵着一个深刻的美学问题：是人的审美实践使自然山水的价值得到呈现。本来，山是天然生成的，是自在的，无所谓遗弃问题，“遗弃”是审美主体去评价它而得出的结论。自然山水没有进入人的审美视野，成为人的审美对象，那么，它的存在就是

没有意义的，这就是“遗弃”的实质。当时的永州山水，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因而，柳宗元的到来，对永州山水和历史而言，就具有了划时代意义。

因为他大量地发现、发掘了永州的自然美，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呈现。柳宗元在《自衡阳移

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诗中有句云：“南人始珍重，微我谁先觉？”这里谈的是桂花，也可以借用来陈述他对永州山水风物的作用。是他“先觉”，然后人们才开始知道它的价值而加以珍重。从美学上看，自然景观有异彩纷呈、生机盎然的天然形态，它的质料、结构、状貌及变化形式都给人一种感染，这是自然美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但自然美又必须是在与人的关系中实现的，因此，审美主体是否具备感悟美的能力对于自然美是否能呈现其价值就至为重要。柳宗元以“僇人”（《始得西山宴游记》）身份贬谪永州，心中抑郁不安，“恒惴栗”，便“自肆于山水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寻访自然胜景，“幽泉怪石，无所不到”，用自然美的陶醉来排遣满腔的忧愤，慰藉寂寞的心灵。他天姿秀异，富于灵心慧性和超群的文学才华，所以他能发现被普通人熟视无睹的山水之美，并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于是，永州山水就以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特性进入人们的审美领域，展示出它的价值与魅力。前引《邕州马退山茅草亭记》作于元和六年，宗元到永州不久，“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应是他在永州思考所得，也是他的切身体验。王羲之彰显了兰亭之美，而他彰显了永州之美。

《永州八记》每一篇都是一次美的发现。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发现西山，写成《始得西山宴游记》。得西山后八日，又得钴鉧潭，写成《钴鉧潭记》和《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以下诸胜景，也是“永之人未尝游”，宗元最先得之，“余得之而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八记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组文，它按照发现的顺序连锁地写出各种景观的特点和游览的感受，组成一组空前的山水美文。《愚溪诗序》将冉溪拟人化，使一条平凡的小河有了诗性的美。其他如《永州 韦使 君新堂记》、《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游黄溪记》、《零陵郡复乳穴记》等在自然景观的发现方面，都有披荆斩棘之功。柳宗元的审美感受力十分敏锐。《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说他在法华寺看到“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篠簜，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于是命仆人砍伐灌木杂草，果然有美丽的景致。关于这个问题，南开大学 孙昌武 教授有出色的讨论：“柳宗元的短短的山水记，每一篇都是艺术上的发现，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美的表现上，更有重大的突破，因而也取得了不朽的艺术价值 [1] （ P217 ）。”

柳宗元永州诗文在记载发现自然美的同时，还进一步表现了对自然美的改造。永州山水原来处于原始状态，美丑混杂，妍媸难分。《永州 韦使 君新堂记》云：“（永州）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这是当时永州自然景观的写照。柳宗元和他的同伴以审美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对自然景物进行加工改造，使美的景物得到凸显。而且，经过劳动的改造，自然景物对人也产生亲和力。《钴鉧潭西小丘记》写他和李深源、元克己买到小丘后，

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

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

之下。

小丘周围山水鸟兽白云对小丘的亲昵，让人感受到自然界的和谐之美，这最有一种温馨和亲切。《石渠记》也说：“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以劳动改造自然美，这样的内容此前的文本中还没有出现过，柳宗元的永州诗文第一次加以表现，为中国文学贡献了新的内容。这样的内容在永州诗文中是相当多的。《永州 韦使 君新堂记》、《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零陵三亭记》《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等都描述了他们改造自然的过程和结果。过程不乏艰辛，结果则是各种景物“咸而有若增广者”，更加美丽动人。人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念改造自然，使自然之美得到凸显并有锦上添花之妙，这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又一含义。

柳宗元及其同伴改造自然的方式，一是除恶祛秽，让美的景观得到显现。这使原始古朴而陷于蛮烟瘴雨中的永州自然景物实现了初步人化，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二是栽培花木，增添美景。《永州龙兴寺东丘记》记他在得到东丘后，原有景观仍然保留，“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但要对其进行加工美化：“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枏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俛入绿缛，幽荫荟蔚。”经过这一番经营，此地就“温风不烁，清气自至。水亭狭室，曲有奥趣。”三是修建路桥亭阁，以凝聚景观，方便游览。《法华寺新作西亭记》说西亭是宗元“取官之禄秩”修建的。《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在写御史中丞崔能发现万石胜景后，“于是刳辟朽壤，剪焚榛秽，决浍沟，导伏流，散为疏林，洄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浊，效奇于兹地。”进一步“乃立游亭，以宅厥中。”并把它命名为“万石亭”。人在亭上，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山崖林壑之美。永州耄耋老人看后，赞叹不已：“吾侪生是州，艺是野，眉庞齿鲵，未尝知此。岂天坠地出，设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欤？”万石胜景当然不会因崔能到来而突然“天坠地出”，它是早已存在的，只是当地人不善发现而已。万石亭因为崔能的经营和柳宗元的表彰从此成为永州名胜。欧阳修曾慕名过访其地，并写下《永州万石亭》诗，高度评价柳宗元的永州经历和文学创作：“投其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下上极沿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

柳宗元还提升了永州自然景观的美学品位。提升的方式，首先是赋予自然景观人文内涵。人类审美经验的历史证明，自然景观在具备了美的基本物质基础后，它所拥有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审美价值就越大。而这种文化内涵，往往是由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或杰出人物的登临歌吟而形成、积淀下来的。永州山水，就其自然形态而论，实际上并不具有名山大川那种震撼人心的美感力量，但它的美学品位并不低，原因就在于柳宗元赋予它深刻的文化内涵。对永州山水而言，柳宗元这一中国历史上杰出思想家、文学家的登临游览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何况他还以其卓绝之才为山水传神写照，留下许多美文，揭示、升华山水之美。在后人看来，他文章中的思想就成了永州山水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精神气韵弥漫于山光水色之间，这就是柳宗元赋予自然景观的文化内涵。其次是用文学作品加以传扬。柳宗元把他的审美经验和在山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转化为超时空的物质形态——文学文本。随着这些文本的经典化和普及化，永州山水之美就遐迩闻名，盛传古今。这是人们的公论。卢文子说：“天欲洗出永州诸名胜，故谪公于此。观其穷一境，辄记一笔，千载下知永州有钴鉧、石渠、西山、石涧、袁家渴诸地者，皆公之力也。”汪藻亦云 ：“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徒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 [2] （ P96 ）。又南宋张敦颐《 柳 先生历官纪并序》：“零陵，极南穷陋之区，先生居十年，披荆剪芜，搜奇选胜，放于山水之间，而独得其乐。如愚溪、钴鉧潭、南涧、朝阳崖之类，往往犹在，皆先生夕日杖履徜徉之地也。凡零陵花草泉 石经 先生题品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况在当时哉？” [3] （ P1430 ）。

柳宗元《永州八记》和其他山水游记，有一个基本的写作模式：发现—改造—欣赏—感叹。模式化写作一向为人们诟病，但我们读柳文，却没有雷同感和单调感。原因一是这样一种序列是他实际的审美经历，每个地方都是他和同伴第一次发现，经改造以后成为可观可游之地。他客观地记载了从发现美到陶醉于美的过程。这体现出写作上的自然美，而不刻意作人为的布置经营。二是每一种景物都有鲜明个性，作者以天仙化人之笔写出了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使文章力量充盈，摇曳生姿，美不胜收。这个模式的反复呈现，凸显了柳宗元对发现、改造、提升永州山水所作的杰出贡献。

二

柳宗元永州文本发现和表现的自然美丰富多采，将有关作品加以抽象概括，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形象之美、幽静之美、生命力之美和品格之美。

形象美是自然美的外在表现形态。关于美的本质，古今哲学家和美学家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人们大体认同的，就是美一般要以感性形式显现出来。黑格尔关于美的著名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事物的美，首先来自于人们对其外在形象的直观感受。山水风光尤其如此。柳宗元永州文本中的山水之美，首先同样表现为由地质地貌、色彩线条、形状、声音、结构及其变化形式等构成的外在形象之美。这也是古往今来论者最为称道的。柳宗元善于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描摹景物，使之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如《钴鉧潭西小丘记》：

其石之突怒偃蹇者，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 嵚然 相累而下者，若

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描其形状，传其精神，把石头写得活灵活现。类似描写，在永州山水记中不胜枚举。清人林云铭说宗元永州诸记“语语指划如画，千载之下，读之如置身于其际” [4](P214) ，正指出其形象性特征。

幽静美是永州山水在情调和境界方面体现出来的特征。在山水诗文中，柳宗元喜欢营造清幽、宁静的境界。最典型的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

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这种特征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所写的永州山水多是首次发现，人迹罕至，又荫蔽于深山古树之中，人气不旺，所以显得“过清”。这也是一种美：虽然没有俗世的喧嚣，却静谧怡然，有超逸之趣。另一方面与柳宗元的心境有关。自然景物以什么形态呈现于文本中，与创作主体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5] 。柳宗元在永州的心情是寂寞、忧郁而又孤傲的。这种心绪在观察、选择和表现景物时必然会发生作用，那些清幽脱俗、卓尔不群的景物容易与他的心境产生同构，因而他喜欢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似的清静幽邃境界。主客体的交融互动，使他的作品中飘荡着幽静的气韵。《新唐书》本传说宗元永州文本“读者咸悲恻。”这种“悲恻”一部分是来自清幽情调。

幽静的境界，一般具有相对封闭、视阈较小，但景物层次感强，景观丰富的特点。它处于围合空间之内，自成一体。《钴鉧潭记》：“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树木环绕，把水潭围合成相对独立的空间。而树林之间，还有泉水飞挂，增强了画面的动感和色彩，使景观丰富而不单调。柳宗元对此十分满意，感叹说：“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小石潭也是如此。

但幽静不等于缺乏活力。柳宗元毕竟是有着内在精神力量的文学家，他把这种力量投射于客体，使笔下的景物也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力量感，这就是永州山水的生命力之美。苏东坡曾盛赞《袁家渴记》中“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的描写“造语入妙”（《柳宗元集》注引）。这固然不错，但本段景物最激荡人心的应该是洋溢于其中的蓬勃生机。接下来的“冲涛旋濑，退伫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也是气机流动，姿态横生。《石渠记》“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都是在表面的平静下，蕴涵着蓬勃的生命力量。

被推为唐人五绝压卷的《江雪》就在表面的宁静下积蓄者顽强的生命力量。作品描绘了一个寒冷、空旷、幽寂的境界，表面看来似乎与禅家空灵之境一致，实际上作品并没有禅意。渔翁不畏严寒，顶风冒雪，孤舟独钓的行为，曲折的反映出柳宗元不随波逐流的高贵品质，独立不倚的坚定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由于诗中包含这么多的人生感慨和社会内容，所以，胡应麟竟从寂静的诗境中读出“闹”来。《诗薮》内编卷六：“‘千山鸟飞绝'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以《辋川》诸作，便觉太闹。”以禅家的眼光看，便觉心不净而显闹，但“骨力豪上”却正确指出了这首诗的内在精神力量。有的学者没有看到这种内在的执著和沉重，认为“《江雪》是一首无一禅字而通篇洋溢禅意的佳作”。这种看法是极其表面化的 [6] 。禅家空灵之境，多一份平和，而少一份力量；多一份超逸，而少一份绚烂。柳宗元承担了一份生命中必须承受之重，但他的生活方式更能展示生命的丰富和光辉。

品格美是指永州山水体现出的一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特立独行，高洁脱俗。永州山水因为处于所谓“蛮夷”“荒厉”之地，长期无人欣赏，这是它的不幸，但另一方面，没有俗人染指，却也保持了它的天然个性，所以超尘绝俗。当它们向柳宗元等知音者初次展现出来时，便丰姿绰约，玉洁冰清，有一种让人惊叹的纯净、高洁之美。

山水作为自然物，本来无所谓品格，这些特性其实是柳宗元赋予它们的。换言之，永州山水是柳宗元塑造出来的因而打上了主观烙印的人化自然。品格美就是自然山水最重要的人文内涵。柳宗元把自己的人格理想投射到景物中去，他也从景物中发现自身的影子。当二者合一的时候，让他感到极度的舒展和自由。《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他登上西山，看到其他山低矮渺小，只有西山高峻绝俗，“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研究者公认，这是作者的自况。他在自然中找到同类，在蛮夷之地遇到天涯知己，孤独的心灵获得慰藉，于是抑郁的情绪得到宣泄，“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而与自然完全同一。这实际上是一种极度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往深里说，柳宗元确认了自己特立的品格本来就与世俗小人不同以后，他就不会再计较，有所坚持有所放弃，而“海阔天空我自飞”，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柳宗元从自然中发现自己的本质，因而他从永州山水中获得极大审美享受。

三

在柳宗元笔下，永州有时是荒陋恐怖之乡，有时又是善美温情之地，似乎是矛盾的。这一现象，前人已经注意到。《游黄溪记》：“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宋文傥补注引邵太史曰：“子厚此记云‘永最善'。然别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则出游，游复多恐'。何言之不同也？”按，邵氏的引文，后者出自《与李翰林建书》。但认真推敲，并不矛盾。首先，“永最善”是陈述其自然风光，而“游复多恐”是指开发程度不高，所以在出游时会遇到许多暗藏的危险，它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其客观性而言，自然风光并不会因为人们未开发它就丧失其美。其次，已如前述，自然景观美不美，它以什么形态出现于文本中，又与作者心境关系极大。就是说，主体对美的价值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柳宗元对永州山水的感受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其心境而异。当他感到被无辜贬谪南荒而愤激不平的时候，他会诅咒永州，实际上是诅咒迫害他的政治势力。当他苦闷的时候，永州山水会给他慰藉；愉快的时候，永州山水更给他兴奋和满足。在这些情况下，他就觉得永州是美的，从而给以最高的礼赞。美的价值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实现的

邵氏发现的问题是柳宗元在具体描述中产生的，理论上宗元也有类似“矛盾”。他一方面谈“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另一方面又说：“有美不自蔽”（《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同样，从本质上讲，二者并不矛盾。前者谈的是美的主观性的一面，后者谈的是美的客观性的一面。讨论这一问题，是想强调，柳宗元的美学观是辨证的、深刻的。有些人看到“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命题，便容易产生唯心主义的联想。以唯物唯心的简单二分来谈论美学问题本身就是力不从心的，何况柳宗元并没有浅薄到完全离开事物的客观性来谈美的地步。古人的许多理论观点，不是在正规的学术性论文中提出的，没有形式逻辑的严密性，往往随文而异，这就造成了表面的矛盾。找出他们思想的内在理路，这些所谓矛盾就迎刃而解，因为它们压根就不存在。

除强调柳宗元美学思想的辨证性和深刻性之外，还要强调他对永州山水的重要性。既然美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美的价值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实现的，那么，由什么样的主体来应对客体、揭示它的美就显得至为重要。永州有幸，遇到心性高洁，才华俊秀，知识渊博，审美感受力敏锐独到的柳宗元，经过柳宗元的发现、改造和提升，而使其山水风物乃至整个永州从蛮荒草野之中升腾起来，以光彩照人的形象呈现于审美领域和中国文化领域。可以肯定，没有柳宗元和他的山水文本，永州的历史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会是现在的样子。而永州山水诗文作为柳宗元作品中最富艺术价值和美学品位的部分，早已经典化和普及化，与各时代的人成为一种共时性存在，有效地影响了柳宗元以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永州山水文本至今仍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资源。它启迪着人们的审美智慧，净化着人们的审美感情，让人们努力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而使人与自然相亲相近，并互相激发和照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的当代社会，重新学会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是解决我们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必经之路。

最后要说明的是，《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草亭记》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理论支点，但它的著作权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明人王应麟最早发现该文又见于《独孤及集》，怀疑它“非子厚之文”（《困学纪闻》卷一七。转引自中华书局整理本《柳宗元集》第四册“辩伪杂录”， 2000 年 1 月印本。以下各文同。它在《文苑英华》中也署名独孤及）。清人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五将其直接作为独孤及文进行评述，推为“杰作”。其后，何焯《义门读书记》、陈景云《柳集点勘》加以考证，坐实士祯之说。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三又进行辨析，认为该文既非柳作，亦非独孤及作，而是一般人的“俗笔”。按作者的身份判定文本的雅俗是不恰当的，本文就内容和写法论，无愧“杰作”。不过，有价值的是，姚范从写作时间上论证，推翻了独孤及作的可能性。更明确地反对王士祯的是纪昀等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 0 集部别集类三辩论说：“《马退山茅草亭记》乃柳宗元作。后人误入及集。士祯一例称之，尤疏于考证矣。”《四库提要》在学术史上向称严谨，它的说法值得认真对待。今人 吴文治 先生检核现存柳宗元集各种版本，认为“诸本《柳集》皆收此文，文字风格亦似宗元”，因而赞同《四库提要》之说 [7] （ P546 ）。 吴 先生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按照本文揭示的宗元山水记“发现—改造—欣赏—感叹”的模式去衡量，《茅草亭记》若合符契。这也可以为论证柳宗元作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证据。总之，本文尊重历史事实和纪昀、吴文治之说，认为该文两见，是柳文误入《独孤及集》而不是相反。因此，它为本文提供的理论支点是可靠的。

参考文献：

[1] 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4 。

[2] 均转引自吴代芳《柳宗元及其永州山水散文》 [J] ，西安，《唐代文学论丛》 1982 年第 2 辑。

[3] 见《柳宗元集》 [M] 第四册附录，北京，中华书局， 2000 ， 1 。

[4] 林云铭《古文析义》 [M] 初编卷五，转引自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 4 。

[5] 参阅陈友康《重新把握〈兰亭集序〉》 [J] ，太原，《名作欣赏》 1997 年第 4 期；《审美主体的生成与人生意义的实现——苏轼人生魅力论》 [J] ，桂林，《东方丛刊》 2000 年第 2 期。

[6]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讨论，参阅《误读的唐诗》 [J] ，南宁，《阅读与写作》 1998 年第 9 期。

[7] 吴文治《柳宗元》 [Z]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吕慧鹃等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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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友康，云南民族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昆明， 650031 。电话： 5130031 （办）、 5190069 （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