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中

( 零陵学院学报编辑部 湖南永州 4250060)

在中国历史上，民本主义思想源远流长，这是以儒家为主体把仁义道德规范运用于政治领域而形成的系统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本主义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为古代一些杰出的思想政治家观察社会现实、处理社会矛盾提供了方法和原则，并不同程度地成为历代王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民本主义的甘露还哺育了古代中国不少的清官和好皇帝。他们不但开创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较为繁荣昌盛的社会局面，而且在天灾降临、民生凋敝的时期，努力维系国民生计、稳定社会与发展生产。当外族入侵之时，他们往往又能凝聚民心、汇集民力以抵抗强敌，维护民族的利益和尊严。民本主义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柳宗元是一个受民本主义哺育的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所处的唐代，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建树非常丰富的时代，但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个人禀性，使他的思想学术成就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应有高度。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儒家的仁政理想形成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自许平生“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以“利于民，备于事”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仁民爱物”的民本主义传统在柳宗元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传承和实践。然而，柳宗元的卓越与杰出之处不单在于对儒家“仁政”思想的发扬光大，而在于针对社会现实的诸多积弊，以兴利革弊、解救民众疾苦为已任，精研苦思，勤奋著述，积极探索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经邦之策。即使在政治事业、个人人生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他也并未因此沉沦，而是在苦与难的历劫磨练之中挣扎奋起，朝着自己的目不懈努力，以革新斗士的豪气进行理论斗争和舆论宣传，用“立言”的方式为后世树立起了一座思想丰碑。柳宗元的思想建树是多方面的，而笔者认为 ，在他的思想理论中最为突出、对后世最有裨益的部分就是对民本主义思想的升华与超越。

•  立足于“生人之意”、把“有补于万民之疾苦”视为从政的出发点

民本主义是封建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统治者的“治民”之术。历来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从“民 水 君舟、载舟覆舟”的道理出发，认识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 牧民》）不敢过分激化社会矛盾，自觉不自觉地实行不同程度的 “让利于民”政策。民本主义的信奉者，虽然在客观上有利于民生和社会进步，但其出发点是为了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实行方式是以主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民众施恩给惠。他们从未真正把民众利益视为国家的根本和施政的宗旨，更没有把解救民生疾苦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封建阶级的历史局限。然而，在“仁政”思想的传播和实施过程中，却使一些正直善良的官吏士大夫有机会面向社会下层，倾听百姓呼声，了解民间疾苦，使民本主义的观点、信条升华与内化为自己心系民众、关切民众的思想倾向和人生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级局限，从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柳宗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柳宗元少怀经世大志，由于家庭的变故和求进的周折，促使他早熟而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与人不同的独特认识。他虽然免不了热衷于求举觅官的仕进之途，但他曾表白，参加科举，其目的不在于登朝廷、列将相，而在于实现“行乎其政”、“理天下”的远大理想。（《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他的理想师承陆质的“《春秋》学”，其思想核心就是“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 陆文通 先生墓表》）他曾认为 ：“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在朝廷，他以非凡的热情投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永贞革新”，为实行抑制藩镇割据势力、罢除扰民害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黜暴吏与赏贤臣、取消一批苛捐杂税等革新措施，而积极呼号奔走， 以为实现理想的重

作者简介：李凯中（１９５３ ─ ）男，湖南新田人，零陵学院副教授、学报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和高等教育理论。

要尝试。革新失败，身迁位贬，由于环境的改变，使他与民众更接近了，对社会下层状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促成他重视“生人之意”的政治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开始超越以“贤德”“仁政”得天下的儒家说教，隐约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突出民心向背关系天下存亡的社会法则。于是，把解救民众疾苦放在从政致仕的核心位置，并以“兴功济物”、“安利于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指针。在永州时写的《与杨京兆凭书》中，强调为官者必须“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在《答 周 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进一步表述了他的人生志向。他描述自己的处境虽“以罪大摈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 纟墨 索，处则若关桎梏”，但常以“君子之道”自束，谋求“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并表示自己“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 的坚定信念。苦于手中无权，不能布政施令，他的一腔热血除潜心学问与寄情山水外，更多是对“生人”在情感上倾注关爱。千古名篇《捕蛇者说》对永州百姓“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的悲惨境况的生动描述与深切同情，对悍吏来乡鸡犬不宁和“苛政猛于虎”的深刻揭露，是其政治倾向的最好注脚。如果说柳宗元在永州对民众疾苦的关心主要表现在思想感情和文学描述上的话，那么，到柳州任刺史后则主要以实际行动来关注和解决民众的急难问题。柳州虽是边荒小州，“是岂不足为政邪？”他以“百病所集”之躯，鼓余生毕集之气，运用一州行政长官的权力大刀阔斧施展他安民治世的政治抱负：解放奴婢，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用公款打井救民饮困，整治城区，发展教育破除迷信和巫术等。待他去世时仅短短四年时间，柳州就发生了“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的巨大变化。

•  强调“顺人之性”，主张“民利民自利”

民本主义的“仁政”学说尽管体系周密、内容丰富，但其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其一，重“类”轻“人”，即 从 君王统治基础来着眼民众“类”的作用，而民众个体的权益与人格往往被漠视；其二，抽象、空洞的道理讲得多，对实现民众利益的具体原则讲得少；其三，“民为邦本”并不是把民众视为社会主体和历史发展动力，而是作为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价值客体或驱使对象来赋予其地位的。因此，基本说来，民本主义原则付诸实施的时间、范围和程度，完全是从历代统治者自身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出发。

柳宗元谙熟儒家学说但并不固守儒家，他广纳百家学术之长，立足于经世致用，直接目的就是服务于自己“兴功济物”、“安利于人”的政治理想，从而使他能够站到时代思想潮流的前列。柳宗元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他的“元气”一元论。他认为人的品质、寿命和利禄都是“气”之所蕴，各有不同并不是“天命”所定，而是“气”之运行变化所致，就像风生水起、春花秋实一样。这不仅否定了“天命圣人”的理论根据，实际上也否定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定的、先验的品级差别，包含了人人生来平等的思想。“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掩役夫张进骸》）为普遍、平等的仁爱观点提供了人性上的依据，比墨家的“兼相爱”具有更现实的基础。“仁者爱人”不是上下授受、强弱分定，而是平等以处，相互施为。“顺人之性”是柳宗元容荀子“养欲”、道家“自然”二法提出来的正确对待民众的基本主张。贞元二十一年，正在投身革新运动的柳宗元写了一篇《种树郭橐驼传》的寓言故事，借橐驼之口讲种树应遵循“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齐天者全而其性得矣”之法门。他将种树之道“移之官理”，指出官吏行政一定要适人事、顺人性、遂人欲才能 收到好的效果。他以鄙夷之笔描述有些为官的“好烦其令”，不断督促快耕、快种、快收，看起来象是关心爱护百姓，其实是为图“政绩”而折腾、祸害百姓。人与万物同理，其生长生活都有自身的自然规律，“齐天全”才能“其性得”。这里既表达了为政施令要从实际出发、遵循自然法则的主张，更包含了要尊重人的“本性”，重视人性自由发展的思想。

以“顺人之性”、“遂人之欲”的原则来对待民众利益问题，柳宗元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主张。在《晋问》中他设计友人与作者本人的对话，提出“利民”未必为“民利”的问题。历代王朝重视“利民”者不乏其人其策，但它是以统治者为主体施行的“恩泽”，许多在统治者看来是“利民”之举其实并非利民，因为它不一定适合民众的需要。“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已，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是也。”柳宗元主张的“民自利”，是民众根据自已的需要不受外来干扰，自主地生存、发展，谋取自身的利益。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只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思想观点，但“顺人之性”、“民自利”的主张，远远超出了儒家一般的民本主义观念，已触及到民众自由与自主等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基本理念，在当时具有超前的理论意义。

三、坚持“官为民役”的观点，提出对“怠事”、“盗器”之吏应由民众“黜罚”的主张

在官民关系上，民本思想虽不乏“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 · 大略》）和“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慎子．威德》）的论述，但更多则强调“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 · 缁衣》）“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荀悦《申鉴杂言上》）。在“君权神授”的外衣下，世袭的帝王总是以“真命天子”自居，选派亲信和各级官吏管辖四方，以“父母官”的姿态行使“牧民”“养民”职责。官吏的俸禄和权力来自朝廷和上司，“牧民”的实质就是统治民众，对上司负责，为自己谋利，民众疾苦不会真正挂在心上。这是专制体制下无法改变的通病。

柳宗元“官为民役”的基本观点，与民本主义的“牧民”“养民”之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坚持认为，民众是主人，官吏是仆役，官吏应报效民众。这与他君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贞符》）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早在长安时，他曾写过《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这一思想后来在他于永州写的《送薛存义序》中得到系统的发挥。其一，“吏于土者”，“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明确指出地方官吏应为民役，而不是“役民”；其二，“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官吏靠民众以赋税供养，就应该以公平处事来为百姓服务，民众是统治者服务的对象，而不是“牧”“养”的对象；其三，佣役者“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主人“则必甚怒而黜罚之”。官吏拿了百姓供给的俸禄，怠事渎职而又贪盗民财，应受到民众的“怒而黜罚”。表明对官吏的任免、赏罚，权力应在民众手里。柳宗元也深刻地认识到，当今天下“受其直，怠若事”，“又从而盗之”者何其多，“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罚者”，原因在于“势不同也”。在柳宗元的文章中，“势”强调的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性质，即是说权力在官吏手中，他们仗势压人，民众处于弱势地位，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能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力。“势”因体制而生成，体制不改变，民众就无法运用本来属于自身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柳宗元“官为民役”、“民众黜罚”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民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把“民为邦本”的传统意识推向一种新的境界，使人感受到一种先进思想的萌发，与近代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中的“公民权利”、“纳税人意识”、民主监督与罢免等已有某种相通之处。然而，在抑商、轻工、重农的小农经济社会，在封建专制强大而严密的统治下，“市民阶层”的社会基础难以发育，柳宗元民主思想的萌芽，也只能夭折在他的思想摇篮中。

•  主张“条纪纲”、“齐法制”，重视“法治”建设

民本主义作为 “治民”之术，始终被纳入封建统治者人治（德治）的框架。在治国理安上，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用道德教化民众，用礼仪约束民众。而基本的措施就是要求统治者首先要“修身正已”，然后“由已及人”。这种“软约束”机制，在物欲横流、权势比拼的社会条件下，显得是何等的苍白无力！从根本说来，“人治”不是社会长治久安之法，也不是利生养民之道。

柳宗元从历史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经验中清醒认识到人治（德治）的巨大缺陷，而“永贞革新”的失败更使他的政治理想受到“人治”体制的嘲弄，使他对儒家的“德治”、“教化”之功能深感不足，从而对法家的“法治”主张甚为关注，成为他“生人利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凡肃之道，自法制始”。（《监祭使壁记》）在《梓人传》中，借描述一个负责建筑设计施工的匠人“绳墨诚陈，规矩诚设”的操作，联想到“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纪纲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这是治国安邦不可忽缺的基础。规制既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若“丧其制量”，则“栋挠屋坏”。柳宗元不仅强调了建立法制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守法必须人人平等和法制遭到破坏的严重性。

“为天下者人为本”，柳宗元充分认识到人才对理安治世的重要作用。但如何把贤能之人选拔出来、安置到合适岗位，并让其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使“能者进而由之”，“不能者退而休之”。这种机制，柳宗元把它归并在“道”之中，它是封建统治的宗旨、原则、规矩、运作程序等等的集合体。“道得而万国理矣”。（《梓人传》）柳宗元反对分封制，赞赏郡县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郡县制能有效地打破血缘关系的限制，而向更广泛的统治阶层开放政权，有利于形成“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封建论》）选贤任能的人才机制。他认为，确立君臣关系、会朝制度，“是道之所存也”；示典命、书制“是道之所由也”；劝爵禄庆赏、惩黜鞭斩杀，“是道之所行也”。“道”之既立，必上下守之。“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 （《守道论》）

柳宗元对民本主义思想的超越，一方面是他本人积极从事理论探索和思想感情“平民化”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历史进步推动观念发展的必然反映。在封建专制时代，柳宗元的这些杰出思想难以被主流意识所重视，更难以付诸实践。但它丰富和繁荣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文中所引柳宗元作品均出自母庚才、 马建农主编《柳宗元集》 北京 中国书店 2000 ）

参考文献：

1 、孙昌武 柳宗元评传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严炳洲 简论民本与民主、人本之异同 [J]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1

3 、谢保成、赵俊 中国隋唐五代思想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4 、韩国磐 隋唐五代史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