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 ] 祥明大学 中文系 教授 杨锡焕（ kwon seok hwan ）

(1) 对柳宗元的山水记研究的新观点

唐代许多文人担任地方官职，出于对当地山水风景向往之情，并利用他们的职业对风景的开发。他们为了强化自己阶层的在社会上的地位，为了把他们的教养和知识下移地方，往往把开辟此类园林当作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一项政治，当然也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提高自己的官声。则更是乐此而不遗余力。唐代文人知识人，不仅参与风景开发、环境的绿化，而且还参与造营私园的活动，例如，王维、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裴度、元稹、李德裕、牛僧儒等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其中，白居易除了对杭州西湖进行了水利和风景的治理以外，主持建营自己的四处私园：洛阳履道坊宅园、庐山草堂、长安新昌坊宅园、渭水之滨的别野园。王维整治重建辋川别业，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建治草堂，李德裕·牛僧儒两人也分别经营平泉庄别墅园和归仁宅园，随着这样的社会风气，唐代山水文学兴旺发达，文人知识人经常写作山水诗文，对山水风景的鉴赏必然都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水平。

柳宗元贬官永州、柳州 10 余年，不仅观赏漫游潭州、永州、柳州、道州、桂州、邕州的山川，而且曾亲自规划营建了龙兴寺西轩、愚溪、钴鉧潭、钴鉧潭西丘、法华寺西亭、龙兴寺东区、柳州东亭等风景点，特别，柳宗元在贬官永州期间，十分赞赏永州风景之佳美，并且亲自指遵参与了好几处风景区和景点的开发建设，为此而写下了著名的散文《永州八记》。山水记是包括山水游记、 阁楼亭记、园林记的一种文学形式，柳宗元的山水创作很丰富，在《柳河东全集》收录的山水记一共 28 篇。其中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各记亭池（ 6 篇）、祀庙（ 9 篇）、山水（ 11 篇），此外，《陪永州 崔使 君游宴南池序》《愚溪诗序》两篇，内容和形式上可以算山水记。中国著名历代散文选集都收录柳宗元的山水记。如《唐文粹》（ 7 篇）、《文章正宗》（ 17 篇）、《古文辞类篡》（ 15 篇）、《经史百家 钞》（ 13 篇）都收录柳宗元的不少山水记。

对柳宗元山水记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前人已经进行数不尽的探讨。 [1] 大部分学者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对内容来说是“寄托和抒发了自己的忧愤，体现了他因愤世嫉俗而不得不游心象外的孤独而傲岸的形象” [2] 。对形式来说是“写景、状物、抒情、议论综合理用”，而“郦道元以来的山水记的传统，和陶渊明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的传统，完美结合起来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 [3] 这些意见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我就不详述了。

我为了取得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研究的新突破，与文学景观结合起来，以便把握唐代山水记的本质，进一步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笔者要探讨柳宗元对自然景观与人间相互间的关系的空间认识。其内容是：（一）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关系。（二）对人世和出世的问题的认识。

（ 2 ）景观造作与‘天作地生'——自然景观，而升华为人文景观

柳宗元对于把自然景观人工造作，持积极的态度，柳宗元认为：“伐恶木，弗奥草，前指后书，心舒目行。忽然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聊风含辉，旋视具宜，常所未睹，倏然牙见，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桂州裴中丞作皆家洲亭记）“伐恶木，弗奥草”就是砍伐不好的树森木，铲除养生的野草，而变化、加工原有景观，其结果，忽然出现了平常见不到的美景，柳宗元在自己规划筹建钴鉧潭西小丘景点的时候，进行更具体的人工作，他说“即更取器用，铲刈 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头，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学熙熙然迥献技，以效芘丘之下。”（钴鉧潭西小丘记）柳宗元与李深源、元克己把钴鉧潭西小丘花了四百文卖下来后，取来工具，铲除杂草，砍去野生着不成材的树木，并用大火烧掉。其结果，小丘之下的景观比以前更施展各样各色的美景，加简单的加工，成了古好事家还没发见到奇妙独特的景点。“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丽而盈”（石渠记）柳宗元进一步进行造作景观的方法。“崇其 ，延其槛，行其泉於高者而坠之潭，有声 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於以见天之高，气之迥”（钴鉧潭记）柳宗元加高了潭岸的平台，延长了旁边的栏杆，疏导高处的泉水落入潭中，其结果，泉水落入潭中发悦耳的声音，成了在中秋之夜赏月时最为美好的景观，也可以领略天空的高阔和自然气流的悠长。

柳宗元有的时候“伐恶木”以造作景观，有的时候裁植竹树以美化环境。例如：他“桂桧松杉 之植，近三百本”（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他把龙兴寺东丘与他的堂屋相连在一起，然后在它的四周种上茂密的竹子作屏障，在中间建造曲折的廊桥把各处相联，而栽上桂、桧、松、杉、 、 等近三百棵，又美丽的花卉和精美的石头纵横交错点缀其中。元和十年正月，他从永州被召问长安，三月出任柳州刺史以后，便让人砍伐杂草、疏通木流，在里面“树以竹箭松 桂桧柏杉”（《柳州东亭记》）等好树，柳宗元为了修整荒地，种植名贵竹木。

唐代，随着山水风景的大开发，风景名胜区、名山风景区遍布全国各地，在城邑近郊一些小范围山水形胜之处，建治亭、榭等小体量建筑物作简单点缀，而成为园林化公共游览地的情况也很普遍，以亭中心，因亭而成景的邑郊公共园林有很多，柳宗元也描绘邕州马退山（今广西省邕宁县北十五里处）茅亭所处的地势和及其形状：“冬十月，作新亭于马退山之阳，因高丘之阻以面势，无极其节 之华，不断椽，不翦茨，不列墙，以白云为藩蓠，碧山为屏风，昭其俭也。”（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记）此茅亭虽然株头斗拱上面不施华彩，椽 未经砍断加工，茅草屋顶未加修剪，周围也不筑围墙。他认为这样作亭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他的俭约，但以白云当作篱笆，以青山当作屏风就是因亭而成新景观的。柳宗元积极支持建治亭、榭等建筑物作点缀，而成为园林化，所以他常常说：“堂成而胜益奇”（潭州杨中丕作东池戴氏堂记）堂屋建成以后，景观就更加奇异，成了观赏漫游的美好景致。

从上述看来，柳宗元提示人工造作的见解，但他保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他认为：“将为穹谷 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辇山石， 涧壑，凌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心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人，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永州 韦使 君新堂记）他记述修造工事应遵守“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原则。“逸其人”就是安乐其民的意思，不因风景建设而投入过多人力，而不要疲极人力。“因其地”就是依照地形地势，进行适当的人工造作，“全其天”就是保全其天然，不要破坏本有景观的意境，遵守这三条的原则，才可以“因土而得胜”、“求生作地生之状”。

人的活动本身也是构成山水景观的一大要素，山水中有为数众多的景观乃至山水名，都是因‘人'而生的，山水与人间相结合，成为有名山水的又一特色，文人留下的诗文、磨崖石刻，故居遗迹，无一不是后来者欣赏吟咏的对象，这就是把自然山水对象化、客观化的过程。

柳宗元把他的住所附近的小溪、泉眼、水沟分别名命为愚溪、愚泉、愚沟，他还负土 石，把愚沟的中段开拓为水也，命名‘愚池'，在池中堆筑‘愚岛'，池南建‘愚堂'，池东建‘愚亭'。这些命名均寓意于他的‘以愚 罪'遭贬谪，‘永州八愚'遂成当地名景，所以汪藻如此所云：“零陵—泉石—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手世所慕，想见其风流”（《永州 柳 先生祠堂记》）《永州八记》的八个景观，和《愚溪诗序》的八个景点，都经柳宗元品题，可得千 的景物，这就是以潇湘为代表的八景文化之先声。

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记表现‘因人而生'的景观，他常常把景物加以命名、整治后，写记文而传扬它，例如，他的《石渠记》云：“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 ，遣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他从州牧得到石渠加以整治后，可惜石渠的美景被人们传扬，所以他才完备地记下它周围的景物，留给那些喜爱山水的人，并把这些刻写在石渠的北面，使以后热心此事的人便于得到。因此，他提示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观点。从自然自身说，是无所谓美的，由于人的审美活动，他的美才得以显示、彰明。他学例说：“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 竹， 没于空山矣”（邕州柳中丕作马退山茅亭记）荒僻的关头，虽有佳境美景，如果不遭王羲之的流触曲水之宴的话，游人罕见而更容易湮没无间。

但，柳宗元进一步提示自然与人间互相的作用，柳宗元说：“地虽胜，得人为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奂矣。戴氏以泉池为宅居，而云物为朋徒，据幽发粹，日与之娱，则行宜益坑，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这篇记是他在永贞元年贬官永州南下途中，冬到潭州，拜望岳父杨 ，游览了东池上的戴氏堂的时候写的。杨 当时当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杨 认为：不是超凡脱俗而东道者，不应该享受美丽的景致，才选拔宾客最优秀的戴简，为他建造了一座堂屋让他居住，地方虽然好，但如果再有合适的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山水景观更美丽，堂屋更明艳照人，这是人间对自然景观的作用。戴简以泉水池塘作为宅地居所，以美丽景物作为朋友弟子，表达幽雅的情趣，发阳精纯的品性，他每天与它们为伍，相乐相娱，那么他的品性应该是更加高尚，他的文章风格应该更加峻峭，学问思想应该更加盛大，这就是自然对人间的作用，这样两者之间互相促进。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柳宗元认为：自然景观人工造作的见解，但必须因地制宜的原则，那么，由自然之美，而升华为人文景观。

（ 3 ）克服“政之具”与“离世乐道”之矛盾

中国自魏晋到唐代是在高度发达的儒道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传受佛教的。学术思想界对于佛教积极地接受，对它深入研究，僧肇的般若性空理论，道生的涅槃佛性学说，天台的三谛圆融思想，华严的法界缘起观念等大乘佛教学与中国传统学说融合，禅宗是纯粹的中国士大夫的佛教。 [4] 王维、权德与、柳宗元、白居易等士大夫主张洞澈三教、周流三教，当时，文人统合三教已经是士大会的普遍现象。

柳宗元学习中世时代的普遍理念、文人的心态、出处观、对世界的认识，他学习的统合系统是儒佛道、天地人、文史哲，统合系统是表明了唐代文人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柳宗元的山水记常常表达了为政之道，他说：“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士而得胜， 不欲风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 而流清，岂不欲广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永州 韦使 君新堂记）柳宗元提示了景观与政理的互相关系，他认为通过造景可以完成“因欲以成化、除残而佑仁、广贪而立廉、家抚而户晓”之功，那么，新堂的意义，不单是使草木土石水泉得到了安适之所，也不单是山原林麓显示了观赏了价值。由此可见，他谨守儒家的治世之道，他也说：“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处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亭平夷，恒若有馀，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当时有些人认为风景建设与政事无关，柳宗元反驳他们的观点，他认为：君子必须要游乐休息之物，有高度明亮之所，以便能使自己清醒宁静、心境平和、经常处于安适闲雅之中，然后才能做到事理通达而政务有成。他通过这篇记主张他对景观与政事关系的看法，他积极开明观赏游乐之事真是治理政事的补助条件，也反对以游玩来替代理政、因荒懒而离开了理智的做法。他表现了他的经国济民和政治的理想。

因此不一样，他的山水记却另有一番思想氛围：“悠悠乎与景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 然就醉，不知日之人，苍然暮色，自达而至，至无所见，而 不欲归，心凝形释，与满化冥合，然后知吾乡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面对景观，与大自然之气互相交融，与天地自然一起交游，此时，他已是形神俱忘，好象自己已经被鎔化到天地万物之中，物我已经成为浑然一体了。他说的“造物者游”、“心凝形释”表现为庄子的逍遥游、忘我、物我一体之境。这种看法与上述的他对景观所持的态度迥然不同，柳宗元提示了景观与畅游的精神境界关系的看法，这种精神境界也是从被贬谪的痛苦、悲愤之情中超脱。

他也说：“于是 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以临群木之杪，无不 焉，不徒席、不 几。而得大观，夫室， 者之室也；席与几， 者之处也。 也昧而今也显，岂异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 为光明，夫性岂异物耶？”（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这篇记作于柳宗元永贞元年由于牵连王叔文改革事件，贬为永州司马之初时，他到了永州没有地方居住，住在龙兴寺的西厢房，他住的房子非常隐蔽， 户向北，室内昏暗，于是，他 开西墙，开了一个门，又在 的外边修起一个轩，周围景观都是视线以内，就可以一览整个风光，他坐的地方并没有变化，可是房子原来昏暗不明，如今却豁亮清晰，这时候，他忽然悟出佛家的道理，他可以觉得“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间为光明”的境界，这里‘正觉'、‘光明'是佛教徒大悟的境界。柳宗元看见盛大壮观的景观，从那种被功利所羁绊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使之能够领悟到佛教的真谛。柳宗元通过这篇记讲述他对景观与脱俗关系的看法。

那么，对景观和参与政事与超脱世俗关系，他的看法呢？矛盾关系，还是统一关系？他说：“溪虽莫利于世，而善 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全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 万物，牢笼百应，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达，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寞而莫我知也。”（愚溪诗序）这是柳宗元写于元和五年（公元 810 年，时年 38 岁）贬为永州司马时期，为他的《八愚诗》所作的诗，虽然篇名用‘序'，但文章内容就游愚溪后写的游记。柳宗元认为：他遭逢圣明的天子和世道，而自己的言行却违反了事理，办错了朝政大事，所以没有比他更愚蠢的人了，愚溪也不可以灌溉，大船进不去，所以，对世人没有什么好处，他自己和愚溪相类似，可是，愚溪虽然“无以利世”的愚螽，但有“善 万类”的功能。他也虽然“遭有道，而达于理，悖于事”而不合世俗的愚螽，但有“漱 万物，牢笼百应”的才能，这单不是表现为他的愤世之情，是表现为文人知识人具有经世济民的能力。他保持了参与朝政大事的态度。所以，《愚溪诗序》可视为柳宗元山水诗和山水记的总序。

他也说：“好孔氏书，旁及庄文，莫不总统，以至虚为极度，得受益之道，其乐道欤……吾 其离世之志不果矣。”（潭州杨中丕作东池戴氏堂记）戴简喜欢孔子的著作，又涉猎《庄子》、《文子》等道家书籍，戴氏以道家所说的虚静精神状态为最高境界，很得‘谦受益'的精髓，戴氏虽道喜欢道家学说？戴氏虽道立身杨名于社会，而抛弃远离世间的志向吗？柳宗元很少孤立地写虚静的境，把“政之具”与“离世乐道”结合起来写，以表达自己的对山水自然的认识。

（ 4 ）‘旷奥'与‘尺寸千里'

以上，笔者概括了柳宗元山水记及其空间认识，其结论如下：

柳宗元贬谪所在地永州，风景建设成为频繁，从他的名著《永州八记》等文中可以看到，不但州牧县令建立风景游览地，他本人也积极参与城郊山区风景的开发，亲自规划筹建 钴鉧潭龙兴寺东丘等景点，并在风景分类、建设原则、风景建设的社会意义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风景建筑家。对柳宗元来说，山水自然只不是政事的空间，只不是‘离世乐道'的空间，两者之间调和统一的空间。

他作为士大夫在这样暗黑现实下他的国泰民安的理想深受挫折。他为了克服现实与理想的相互矛盾，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从对世界的认识转到对自然的认识，对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生活是对唐代文人知识人来说是普遍现象。文人知识人及第而作官时，有兼济天下之志，可是在暗黑政治下，屡遭挫抑的话，要谋身自保，又寻山林江海，以便寻求精神安慰，但他们过一段时间，政治的情况改变后，再回来而参与现实，所以从这一面看，柳宗元在政治上走向消极，只求独善，但他不掉进隐遁的迷妄。

柳宗元发见自然山水美，以品题和品名而解释自然，这对后代八景、九曲、园林等景观文化影响其人，柳宗元游览而寻求‘物外之青山绿水'的奇景，但他作为通达的思想家、进步的政治家不掉进宗教的迷妄，他的态度是利用调和儒佛而以佛济儒，并不是归伏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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