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宗元在永州的政治态度

何 皛

( 永州电大， 湖南 永州 425006)

关键词： 柳宗元；政治态度；柳宗元永州生活 *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671-9697 （ 2003 ） 02-

（一）

柳宗元被贬永州以后，政治态度发生改没改？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被贬永州以后的政治态度没有改，他在永州的十年是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一种认为他没有坚持自己原来的政治态度。对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的态度，他在被贬前后是判然不同的，先是积极参与，事后却加以贬斥否定。孰是孰非？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楚他在长安时期的政治态度是怎么的，然后考察他贬永以后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这样通过比较，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度过了三十三年。早在少年时代，柳宗元就向往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他十三岁写的《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现虽残缺不全，但也粗略可以看出他这种政治态度。李怀光因破朱泚有功而被 “ 列为上公，命作元帅 ” 。后他自己也谋反，于贞元元年为其部将牛名俊斩首以献。柳宗元在《表》中称李怀光为 “ 逆贼 ” ，并对李怀光 “ 不感殊恩，乃怀异望 ” 的狼子野心和 “ 凶险之行 ” 、 “ 残暴之名 ” 的滔天罪行，进行了义正词严的笔伐。

青年时代的柳宗元，他这种政治态度不仅更加坚定，而且讲究斗争策略了。他认为讨伐逆贼必须 “ 三者大备 ” （义有余、人力有余、货食有余）才可 “ 以师问焉 ” 。如果有其力无其财，或有其力有其财无其义，都不能轻率地兴师动众。他的这一番议论完全是有感而发。德宗贞元十五年三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反，朝廷得报，计无所出；时隔半年，贸然讨伐，结果欠佳。所以，柳宗元感叹地说： “ 呜呼！后之用师者有能观乎侵伐之端，则善矣！ ” （《辨侵伐论》）韦道安本一儒生，为了反对张愔在徐州谋乱，在谏阻无效的情况下 “ 举头自引刃 ” 。柳宗元对这样一位刚健之士由衷赞佩： “ 烈士不妄死，所死在忠贞。 ” 他在诗中还说： “ 我歌非悼死，所悼时世情。 ” （《韦道安》）所谓 “ 时世情 ” ，就是 “ 自天宝以来，宦官寝甚，贞元、元和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令宦官主之。自是参掌枢密、内务百司，皆归宦者。不翦其本根，终为国之蟊贼。 ” （《旧唐书 · 杨复恭传》）柳宗元当心地看到宦官和藩镇势力的膨胀，已经危及到唐王朝的巩固，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柳宗元决心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为国出力。他开始是雄心勃勃的。他认为 “ 士之求售于有司，或以文进，或以行达者，称之不患无成。 ” 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他从十七岁开始，几度受挫，直到二十一岁才考中进士。二十四岁求博学宏辞，首战落榜，又不顺利。他虽因自己的智、学、文不佳而深有愧色，但与那些 “ 爱锥者 ” 、 “ 争寻常者 ” 、 “ 慕权贵之位者 ” 不同，他所追求的是以 “ 乐行乎其政 ” ， “ 以理天下为悦 ” 。（《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他抱定这样的理想，更加 “ 勤勤恳恳于岁时 ” ，终于在廿六岁时考中博学宏辞科，授集贤殿正字，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时隔三年，调蓝田尉，由于京兆尹韦夏卿看中他的文才而留在京兆府做文书工作。这样，他 “ 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 “ 和其光，同其尘 ” ，虽自以为得，然己得号为 ‘ 轻薄人 ' 矣。 ” （《与杨诲之第二书》）诚然，这种差使与处境，对于乐行乎其政以理天下的柳宗元来说， “ 上之，不能交诚明，达德行，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次之，未能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 ” （《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他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幸而这样的差使不长。贞元十九年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 “ 里行 ” ，是见习的意思。监察御史的职务是 “ 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礼、营作、太府出纳皆隶焉。 ” （《新唐书 · 百官志》）其职位虽仅正八品下，但可接触朝廷最上层。柳宗元就任新职以后，参与王叔文一派的活动。贞元二十一年李适病死，李诵继位，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他以 “ 冲罗陷阱，不知颠踣 ” （《答问》）的气概，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他在长安时期的这种政治态度，后来在《寄许孟容书》中被概括为： “ 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 他在长安时期的政治态度这应是最明确的回答。

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他上述的长安时期的政治态度改没改呢？我认为没有改。其根据如下：

其一，他对王叔文的态度没有改。王叔文是革新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元和元年被处死，韩愈骂他是乘时偷国柄的小人。有人惋惜柳宗元不该桡节依附王叔文，而且说什么 “ 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名卿才大夫。 ” （《新唐书 · 本传》）可是，柳宗元是如何评价王叔文的呢？在长安时期，他认为王叔文 “ 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 ” （《故尚书户部侍 郎王 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被贬永州以后，他虽有时称其为 “ 罪人 ” （见《与萧俛书》）因为那是朝廷定的调调。他在一些诗文中，如《寄许孟容书》、《六逆论》、《非国语 · 命官》、《吊苌弘文》、《咏三良》等，都是直接或形象为王叔文辩冤的：王叔文就象苌弘那样欲城成周，以强周室，最后而 “ 死忠 ” 。特别是在《咏三良》中，柳宗元借古讽今： “ 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 直接把匕首投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而且表示： “ 贬名绝命，不负所知。 ” （《乞巧文》）

其二，他对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的态度没有改。他在《哭凌员外司马》中说： “ 本期济仁义，今为众所嗤。 ” 他在《寄许孟容书》中更详细地谈到他参加王叔文集团， “ 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 ” 在革新过程中，他 “ 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 ” 他在《笼鹰词》中形象地歌颂了革新派在执政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的激昂形象和突出政绩。政治革新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文方面的。一是 “ 凡事壅隔，很忤贵近 ” 。所谓 “ 凡事壅隔 ” ，是指顺宗多病和大臣们不拥护。所谓 “ 很忤贵近 ” ，是指改革的措施严重触犯了宦官藩镇们的利益。前者说明改革派的靠山不稳固，又没有得到大多数朝官的支持；后者说明改革派必然遭到宦官藩镇们的极力反对。二是 “ 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 王叔文集团的改革走的是在朝廷上层夺权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既没有人民群众的基础，又不善于团结支持自己的年青士子，把这些 “ 射利求进者 ” 都拒之门外，只靠他们极其有限的一班人，结果使这些 “ 射利求进者 ” 都加入反对派行列，使自己的革新集团更加孤立。三是 “ 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 ” 。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员多为年轻而有才华的朝官，《资治通鉴》卷二三六称他们是 “ 有名而求速进者 ” 。以柳宗元而论，当年他三十三岁，正是 “ 年少气锐 ” 之时，由监察御史里行超资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少年得志， “ 谓功业可立就 ”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因此， “ 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 ” 柳宗元的反思极有代表性。四是朝廷上下的反对派 “ 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 ” 这两股反对派的腐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革新派，以致改革失败了。柳宗元在《与许孟容书》的这些反省基本上总结了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的原因。政治革新虽然失败了，他也被贬到永州了，但他从来没有否定过政治革新。

其三，他对政治革新具体措施的态度没有改。

如措施之一：打击宦官和藩镇势力。柳宗元贬永以后，他在《桐叶封弟辩》中对刘辟谋反被诛，由衷高兴。特意写了《剑门铭》并上启严砺，赞扬他平叛的功绩。

如措施之二：打击贪官污吏，启用贤能人才。柳宗元贬永以后，他在《送薛存义序》和《六逆论》等文中，一再鞭挞腐朽的吏治，宣传任人唯贤，批判任人唯亲。

如措施之三：禁绝诸色榷税，免除所欠课赋。柳宗元贬永以后，看到人民群众深受赋税之苦，在《田家三首》和《捕蛇者说》中代表人民群众进行了血泪般地控诉，发出 “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 的悲叹。 “ 故为之说，以俟观风者得焉。 ” 表达了他希望减轻人民赋税的良好愿望。

如措施之四：禁宫市和五坊小儿，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柳宗元贬永以后，因手中无权不能继续这样做。但他在《送薛存义序》中强调官吏 “ 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己矣 ” 的思想；后来到柳州有权了，就明文规定释放奴婢的具体措施。

凡此种种，可以充分说明，他对政治革新中的这些善政，没有哪一项曾经持过否定态度。

（二）

柳宗元被贬永州以后，他悔罪没有？也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他本无可罪，更没悔罪；另一种认为他有通天之罪，衷心悔罪了。我想从以下几方面来研究并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柳宗元是否有罪？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柳学研究者己取得共识：柳宗元没有罪。我们从前面己经论及的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的善政来看，没有哪一条是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相反，那些善政是得到下层官吏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拥护的。《顺宗实录》上记载的 “ 人情大悦 ” ， “ 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 ，就是明证。正如历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所说：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 “ 黜聚敛之小人，褒忠贤于己往，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 ” ； “ 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 ” ； “ 若求其真实罪名，本无可罪。 ” 王叔文 “ 本无可罪 ” ，柳宗元当然也 “ 本无可罪 ” 了。那么，柳宗元的 “ 罪 ” 是怎么造成的呢？《寄许孟容书》云： “ 很忤贵近 ” ， “ 蹈不测之辜 ” ；《与萧俛书》云： “ 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 …… 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 ” 这说明：他的 “ 罪 ” 是宦官藩镇这些 “ 贵近 ” 们强加在头上的；是 “ 饰智求仕者 ” 落井下石造谣诽谤造成的。所以，他在《与杨诲之书》中称 “ 吾之昧昧之罪 ” ；在《与裴埙书》中称之为 “ 流言飞文之罪 ” 。

其次，柳宗元为什么在给故旧大臣的信中说自己有罪呢？柳宗元： “ 与罪人（指王叔文）交十年，官又以是进。 ” 时间不能说不长；关系不能说不好。面对深恨王叔文的唐宪宗来说，柳宗元是无法为自己开脱的。柳宗元又说： “ 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 ”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故旧大臣都知道他被贬的原因，面对这些故旧大臣，柳宗元也是无法为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的。要想这些故旧大臣在 “ 贼平庆赏之际 ” （《与萧俛书》）能在宪宗面前为他说几句好话；要想得到宪宗的宽恕而 “ 移数县之地 ” ，（即量移为刺史）他不能不违心地说自己有罪了。正因为是违心的，所以在这些书信中时而称 “ 得罪 ” ，时而称 “ 负罪 ” ；时而称 “ 大罪 ” ，时而称 “ 流言飞文之罪 ” ，时而称 “ 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 ” 等等。这些 “ 罪 ” 字的用语，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他在说自己有 “ 罪 ” 时，内心是极不平衡的，而且满腔的愤懑之气随之而出。如《与裴埙书》云： “ 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张排拫，仆可出而辩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己。 ” 又如《与萧俛书》云： “ 独喜思谦之徒，遭时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 ” 所以，陶篁村在评这些书信时说： “ 满腔愤懑之气，从惨淡经营而出。 ” （《泊鸥山房集》）这话是恰正柳怀的。

再次，柳宗元既然本无可罪为何在《寄许孟容书》中反而说自己 “ 于党人中罪状最甚 ” 呢？我们从他的大量的书信中看出的原因是：（ 1 ）《与萧俛书》云： “ 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 ” 时人称王叔文革新集团为 “ 二王刘柳 ” ，这说明柳宗元与王叔文的关系和在革新集团中的地位非同一般。革新失败后，柳自然成为攻击的重要对象，罗列其罪名当然更多。（ 2 ）《与萧俛书》又云： “ 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媢疾，其可得乎？ ” 由此可见，这与世之求进者妒嫉诽谤有关。（ 3 ）《与裴埙书》云： “ 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张排拫。 ” 《寄许孟容书》云： “ 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 这些在他们执政期间没有捞到官做的射利求进者，乘其失败落井下石， “ 造 ” 出了许多罪名。（ 4 ）《与裴埙书》云： “ 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 ” 这是从自己性格上所找的一条原因。性格傲慢不能平易近人，自然会招来更多诽谤；不能摧折，大概是指革新失败后不服气、不认罪，当然更添罪名。不过，从他被贬永州后的诗文来看，他 “ 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 ” ，（《同刘二十八院长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八十韵》）其信中的这一反省似乎言过其实。从柳宗元这些反省的背后，我们看出，他所说的 “ 罪状最甚 ” ，恰恰说明：他在王叔文革新集团中是一员名副其实的干将。革新失败后，由于 “ 众人之怒 ” ， “ 谤语转侈，嚣嚣嗷嗷 ” ，干将 “ 渐成怪民 ” （《与萧俛书》），这不是柳宗元的可悲，而是历史的颠倒和世态的炎凉。

最后，柳宗元悔罪没有？前面说过，柳宗元本无可罪，他在给故旧大臣信中说自己有罪是违心的，自然不可能悔罪。历史上的某些人，或出于攻击 “ 二王刘柳 ” 等革新派，或孤立地抓住只言片语，说柳宗元被贬永州以后 “ 悔志 ” 了， “ 悔罪 ” 了。有的还因此而赞扬柳宗元是 “ 改过之君子 ”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实际上是歪曲了柳宗元。今也有人认为柳宗元贬永以后衷心悔罪了，这是受前人的影响和对柳宗元某些文章的理解偏听偏颇所致。例如《惩咎赋》，宋祁在《新唐书 · 柳宗元传》中说： “ 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念往咎，作赋自儆，曰《惩咎》。 ” 后来晁补之、朱熹、洪迈、葛立方等皆沿袭其说。《惩咎赋》是否柳宗元 “ 悔志 ” 、 “ 悔罪 ” 之作？我认为不是。柳宗元的《惩咎赋》，是他贬永以后比较全面地回顾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和他在革新中的表现以及自己被贬的经过贬后态度的重要作品。这篇作品大致可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他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的原因和表现；后一部分写他被贬以后的遭遇和态度。他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是因为 “ 洁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蔼而萃之，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 ” 。在整个革新过程中，他 “ 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 ” 为了革新事业，他 “ 奉訏谟以槙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征信乎策书兮，谓炯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 ” 这说明他为革新事业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赋文紧接下面的四句是： “ 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 ” 有人训 “ 不淑 ” 为 “ 不好 ” ，进而指责柳宗元对王叔文及其同党大加诋毁。其实这是对原文的误解， “ 不淑 ” ，是 “ 不幸 ” 的意思。这几句意为：可哀的是吾党之不幸啊，在诡诈多变、上下不通的情况下，大家聚集在一起忽然急迫地进行政治革新，结果形势陷于危疑之中。在这种形势面前，他曾 “ 欲图退而保己 ” ，又恐怕有乖自己和志同道合者过去的期望； “ 欲操术以致忠 ” ，又受到 “ 众呀然而互吓 ” 。在这种 “ 进与退吾无归 ” 的情况下，只好 “ 甘脂润乎鼎镬 ” 了。这后一句是说：甘愿以自己血肉之躯去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了。他的这番反省，不是言不由衷，而是真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但并不是否定革新不是悔罪，应该是很明白的。赋的后一部分，先写自己一贬再贬的经历： “ 累郡印而南适 ” 。指初贬为邵州刺史。 “ 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 ” 指再贬为永州司马。他于是年 “ 际穷冬而止居 ” 即到达永州。 “ 哀吾生之孔艰兮 ” 以下十四句，是写被贬至元和三年的遭遇。 “ 罪通天而降酷 ” ，是写母卢氏因病在零陵龙兴寺逝世。后几句是写他曾一度想自杀以及没有自杀的原因。 “ 曩余志之修蹇兮 ” 至赋末，是写他被贬的原因以及自己的态度和决心。通篇用罪愆共三处，其性质与给故旧大臣书中之用语相近。综上所述，正如 孙昌武 先生所说： “ 名为 ‘ 惩咎 ' ，实则毫无悔祸之意。…… ‘ 惩咎 ' 完全是反语，实际上抒写的是自己立志的坚贞和对所受迫害的抗议。 ” （《柳宗元传论》）

此外，柳宗元还有一些文章也谈到贬后的政治态度，如《起废答》、《谪龙说》、《愚溪对》、《乞巧文》、《答 周 君巢饵药久寿书》等。这些文章有的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有的寓情于物，有的故用反语，均无悔志悔罪之意，而耿介之气却跃然纸上。特别是他的《答 周 君巢书》中赫然写着： “ 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 ” 其志何等执着坚定，何 “ 悔 ” 之有？其政治态度不是与长安时期一样，何 “ 改 ” 之有？

（三）

与柳宗元政治态度有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待诽谤的态度问题，二是所谓 “ 自我污辱 ” 的问题。

1 ．对待诽谤的态度

柳宗元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失败以后，除朝廷和宦官藩镇强加在柳宗元头上的罪名外，射利求仕而不得者乘机下石诽谤柳宗元，又给他添了许多罪名。柳宗元贬永以后，因 “ 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 ” （《与萧俛书》）有人在论到刘柳对待诽谤的态度不同时，说柳不饰非解谤，这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错的，默认别人的谤语是对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对待别人的诽谤，一般有两种态度：一是据事理解谤，二是置之不理。柳宗元的态度基本上是第二种。

我所说的 “ 基本上 ” ，是说柳宗元曾在根本罪过上进行过解谤，如《寄许孟容书》云： “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 ” 这就是对诽谤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的解谤。诚然，他对其他的诽谤没有解谤，而是 “ 喑抑含冤，擘訾流血，一辞莫宣。 ” （《乞巧文》），《与裴埙书》云： “ 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诪张排拫，仆可出而辩之哉？ ” 《与萧俛书》云： “ 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刘，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 ” 这除了逊词外，可见他的难言之隐。

但是，在 “ 谤语转侈，嚣嚣嗷嗷 ” 的恶劣环境里，他的内心是很不平静的。他的《解祟赋》反映了他的这种心境： “ 柳子既谪，犹惧不胜其口。 ” 柳宗元为什么不解谤？从他的文章中来看，原因如下：

其一，学古代贤人才士自我解脱。他在《寄许孟容书》中说： “ 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 …… 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别，卒光史籍。 ” 又举 “ 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刘宽下车，归牛乡人 ” 的事例说明： “ 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 ” 进而举 “ 郑詹束缚于晋，终以无死 ” 等十二人的典实说明： “ 此皆瓌伟博辩奇壮之，能自解脱。 ” 他不解谤就是出于这种心绪： “ 以为久当自明。 ” （《与裴埙书》）

其二，不知我的谤誉皆不取。他在《谤誉》中云： “ 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取荣焉？ ”

其三，愈解谤愈会增多罪名。柳宗元自知，他是抱 “ 非常之罪 ” 被贬的，又在众党人中 “ 罪状最甚 ” 。在谤语转侈的恶劣政治环境里，自己的身体己被折磨得百病所集， “ 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己，只益为罪。 ” （《与萧俛书》）

其四，死都不怕还怕诽谤？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云： “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 ” 贬永初期这种精神状态，主要是怕朝廷象对待王叔文那样对待他造成的。元和三年以后， “ 幸余死之己缓兮，完形躯之既多。 ” （《惩咎赋》）他复操为文之业。 “ 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 ” ，进行大量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创作。特别是元和五年以后，他接触群众，了解社会，看到人民的疾苦远胜于自己，他的人生观起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恒惴栗升华为不怕死了。他在给韩愈的信中写道： “ 苟道直，虽死不可回也 ” ； “ 无以他事自恐 ” 。既然死都不怕，还怕诽谤吗？所以，他在《闵生赋》中说： “ 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惧乎今之人。 ”

其五：对宪宗存有幻想，对前途尚存希望。宪宗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还是有所作为的。因此，他贬永以后，曾两度向宪宗呈献雅诗歌曲。《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云： “…… 为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沦弃即死，言与不言，其罪等耳。犹冀能言，有益国事。不敢效怨怼默己，谨冒死上。 ” 《贞符》序云： “ ……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年无极之义，本末闳阔。会贬逐中辍，不克备究。武陵即叩头邀臣： ‘ 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 ' 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独不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而无憾，用是自决。 ” 此二雅诗之序，实为上宪宗表。其意为吾身在贬所，心向朝廷，愿为国事效力。柳宗元这样做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取悦宪宗。 “ 差轻罪累 ” ， “ 移数县之地 ” 。正由于他将未来的前途寄希望于宪宗，所以，他不能饰非解谤。

柳宗元不饰非解谤，并不意味着承认自己是错的，默认别人的谤语是对的。他在《答廖有方书》中云： “ 自遭斥逐禁锢，益为轻薄小儿哗嚣，群朋增饰无状 ” 。在《答 周 君巢书》亦云： “ 凡所设施，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 ” 将哗嚣诽谤者视为 “ 轻薄小儿 ” 、 “ 吠者 ” ，这该是明明白白的了。

2 ． 自我污辱

柳宗元被贬永州以后，是否有 “ 自我污辱 ” 之处？我们来看看他在文章书信里是怎么说的。

《寄许孟容书》云： “ 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魄，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复一日。……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覼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成文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觝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己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 ” 此外，《与裴埙书》、《与萧俛书》等均有类似的用语。这些话多数因病而发，少数因生活而发。一言以蔽之，诉说自己的处境狼狈得很。特别是 “ 迷不知恥，日复一日 ” ，给人以口实。然而，仔细品味他的这些言语就不难发现，他为了取得这些故旧大臣的同情和援救，写到自己的处境和情怀时，往往言过其实，或故用曲笔。言过其实，说明愤懑之情，溢于言外；故用曲笔，说明满腔冤屈，难以尽诉。我们应该注意掌握其精神实质，不能抓住只言片语去责备他歪曲他。

《东海若》： “ 粪水泊然不悦曰： ‘ 我固同矣，吾又何求于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己矣。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秽亦海也，狭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来孰非海者？子去矣，无乱我 ' 。 ” 粪水的形象寓有柳子的身影。柳子久处贬所，郁闷不堪，致书大臣，石沉大海，再也无意求援于人，甘终为永州民了。文中诉说自己愿处粪秽之境，而且要别人 “ 无乱我 ” 。表面上是 “ 自我污辱 ” ，实际上都是反语。再看他的《愚溪对》： “ 柳子曰： ‘ 汝欲穷我之愚说耶？ …… 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盪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 ' 。 ”“ 自我污辱 ”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这也都是反语。我们是不能据此而认为柳宗元会 “ 愚 ” 到如此地步的。

综上所述，柳宗元贬永以后的政治态度没有改。他在永州的十年，是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只不过是斗争的方式不同而己。

•  收稿日期： 2003-03-20

•  作者简介：何皛，湖南永州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