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柏

（零陵学院 科技处，湖南 永州 425006 ）

摘 要： 主题先行论是柳宗元惯用的创作方法，他用这种方法为我们创作了一批留传千古的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形象，反复体现着探索治国之道、关注民间疾苦、抨击丑恶现象、宣扬高尚情操的主题。

关键词： 柳宗元；创作方法；主题先行论

曾几何时，主题先行论因与文革期间的御用文人划上等号而声名狼藉。御用文人固然有罪，主题先行论仅仅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使用的创作方法，实在不该受到株连。我们经常批判因噎废食，也不赞成爱屋及乌，哪还因为某种方法被某些否定的人物使用过而轻易否认呢？ *

作为一种经历过历史考验的创作方法，主题先行论曾经为古今中外多少名人名家使用过，为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名著佳作，充实了人类的文明宝库，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说白了，创作方法是无辜的。正如指导战争并能导致胜利的兵法，正义的一方使用它，可消灭邪恶，捍卫人类和平；邪恶势力使用它，则欺善助恶，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而否认任何一种制敌致胜的兵法。创作方法也自然如此。诸如柳宗元，他是举世公认的唐代著名的进步文学家，主题先行论即是他惯用的创作方法，他用这种方法为我们创作了一批留传千古的文学作品，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形象，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柳宗元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而否认他一样，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他的创作，不能否认他经常使用的主题先行论。

一、从《捕蛇者说》说起

因为柳宗元的名作《捕蛇者说》被选入中学语文，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这篇文章当成纪实性散文，认定这是永州发生的实事，为柳宗元亲眼所见。所以，永州人出门在外，常常会碰到别人的提问：“永州还有异蛇吗？”永州人谁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异蛇。尽管有人强作解人，说“异蛇”就是银环蛇、眼镜蛇。全都属于主观臆想，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也自然经不起反诘。试问银环蛇、眼镜蛇“触草木皆死”吗？世界上哪有什么“触草木皆死”的蛇呢？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蛇毒不在表面，它是通过唾液、内分泌物传播毒性的，任何蛇也不可能“触草木皆死”。事实上，外表有毒的任何事物都是不能长久生存的，因为它除了人天共愤，必欲去之而后安，也必将毁灭自己的生存环境，最终毁灭了自己。然而，尽管这篇小说选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已经有了几十年历史，似乎还没有听说哪位老师指出过这一常识性错误。指出这点很重要，因为这就不仅说明柳宗元缺乏蛇类动物的基本知识，而且说明该文所记并非发生在永州的实事。

对柳宗元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柳宗元始终如一的关心民瘼，与永州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首春逢耕者》）是他同永州人民交往的开始。他把田间耕作的农民当成了倾诉的对象，想不到农民竟那样通情达理，说出了许多朴实的真理，让他的心胸为之一宽，以致久久地抚摸着犁把，舍不得离开田头。“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溪居》）为他深入接近和了解农民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他于元和五年居家愚溪，与农夫渔父为邻，历经五个寒暑。“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田家》）即是他与农夫渔父亲密交往的生动写照。他的积郁在永州的奇山异水中得到了释放，在永州人民的宽大胸怀中得到了慰藉，以致于把永州当成了第二故乡，作好了长期定居永州的打算：“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以他对永州、永州人民如此浓厚的感情，以他“利安元元为务”的不懈追求，倘真有《捕蛇者说》描述的事实，柳宗元能不对这种蛇的常识问题作详细的调查了解？按照该文所记，既知捕蛇者蒋氏，并且详细交谈，他能不向蒋氏请教蛇的名称和有关蛇的常识问题？哪怕他有个捕蛇的熟人，即使为了写好这篇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纪实性散文，他也会详加调查、仔细了解的。这一切尽在情理中的事都没有，捕蛇者蒋氏的故事显系杜撰。他要杜撰一个毒蛇与捕蛇者的故事来说明赋敛之毒的问题，为了突出赋敛之毒，给“赋敛之毒”提供一个尽人皆知的危害程度的参照，让人清醒地认识到赋税的繁重是多么触目惊心，只好把蛇写得越毒越好，真实与否已不在考虑之列了。因为蛇的描写不真实，也就不好给予真实的蛇名，只好借一“异”字冠之。一个“异”字，其实已明确地表明了它的虚构：笔下所写只是一种人世间不存在的蛇！如果我们只把这篇文章当成纪实性散文，认为这是柳宗元在永州见到的实事，柳宗元只是实话实说，实则脱离了柳宗元的创作实际，也贬低了柳宗元创作的社会认识价值。“赋敛之毒”岂是永州所独有？显然不是，这是一个全国各地历朝历代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普遍性问题。只因为柳宗元身在永州，为了不给人以攻击朝廷的口实，只好在笔下玩点花样，让人把它当成发生在永州的真事来写，从而借一斑而窥豹，促人思考，让人联想。它因此不仅是一篇纪实性小说，而且是主题先行论决定了这篇小说的诞生。

二、柳宗元作品中体现的主题先行论

打开一本《柳宗元全集》，主题先行论的使用随处可见。不消说那些论说、论辨的篇章，那是他对社会问题、自然现象深思熟虑的结果，是长期生活积累形成的主题。也不计那些奉贺、颂扬之类的奏章，那是封建社会长期留传下来皇恩浩荡、主尊臣卑的产物，早就主宰了柳宗元这个儒家的忠实信徒。还可不算他为人家所写的墓志铭、祭文等，那是受人所托，为传统习俗所规定的歌功颂德的程式所左右。我们单看他的创作，如诗歌、小说、寓言、游记，无不体现出柳宗元创作中奉行的主题先行论。

1 、体现在柳宗元诗歌中的主题先行论

柳宗元传世诗歌共 138 题， 164 首，就中有叙事、咏物、咏史、寓言、山水和抒情等内容，任何类的诗都可见到主题先行论影响下的经典之作。

倘依常理，叙事、咏物诗应该与主题先行论无缘。因为它是事件发生后才写的，受事件本来面目的限制，哪会有个事先确定的主题呢？然而，出于柳宗元不正常的人生遭际，其叙事咏物诗中仍可经常见到事先确定的主题下吟咏的篇什。如《种术》、《种白蘘荷》、《植灵寿木》、《新植海石榴》、《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红蕉》等。

我们探讨柳诗事先确定的主题下吟咏的篇什，就不能不明白他干这些事的目的心态。这是他遭贬赋闲后参与的活动，倘他在京城长安，在礼部员外郎任上，政务繁忙，是决不会与这些活动有缘的。只有遭贬被逐来到永州，担任司马员外郎这一闲职之后，既有一腔怨愤亟待发泄，又有无聊光阴需要打发，于是才参加这些活动。这其实也是他抒发积郁、排遣愤懑的手段之一，潜意识下便将早就形成的以生平遭际酝酿而成的亟待发泄的忧愤渗透在整个活动过程，哪怕是即兴而作，作纯客观的描述，也会以抒发积郁、排遣愤懑的主题为主导，更何况事后加工呢！活动结束，以诗叙事，在梳理事件全过程的同时，难免不以今日之困，比昔日之荣，更多了一份凄凉的心事。作者之所以记它、叙它，无非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所做与所感，这种无时或忘的身世之痛，自然会随着诗歌的韵律涌向笔端，主导着叙事过程。且看《种术》：

守闲事服饵，采术东山阿。东山幽且阻，疲苶烦经过。戒徒斸灵根，封植閟天和。违尔涧底石，彻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坠繁柯。南东自成亩，缭绕纷相罗。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气多。离忧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叶，宁虑瘵与瘥？留连树蕙辞，婉娩采薇歌。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单豹且理内，高门复如何？

起句即怨：一切皆源于“守闲”，“闲”字的内涵可太丰富了！身世之叹，命运之忧，眼前景况，昔日身份，全都出现在心头、笔端，主导全诗。于是，东山变得深幽险阻了，人也显得疲惫不堪了！“违尔涧底石，彻我庭中莎。”整个移植活动都隐隐地罩上一层有违植物自然生长环境的苦涩之感。所以，尽管也有“土膏滋玄液，松露坠繁柯。南东自成亩，缭绕纷相罗”的成功，有“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气多”的享受，却始终不能引发作者的高度热情，而仅仅产生“离忧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的短暂安慰。“爨竹茹芳叶，宁虑瘵与瘥”介绍了所种“术”的药用价值，马上转入全面的借物言志：表达了自己对屈原的缅怀，对“离骚精神”的继承，对故乡、故友的思念。对照目前，审视过去，他认可了自己的“愚”。让我们想到他居家周围的一系列以“愚”命名的景物：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陪伴着他这个来自北方的愚汉，该是九愚。九愚相衬，终于产生了对眼前的养身环境甘心情愿十分知足的心态。却愧对曾经一起激浊扬清、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最后一联借《庄子·达生》中的典故发表声明：暂且像单豹那样调养好身体，不屑于学张毅出入高门。全诗不过以“种术”为由，发泄久蓄于心的积郁、愤懑才是主题。

《种白蘘荷》、《植灵寿木》、《新植海石榴》、《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红蕉》等，莫不如是。《种白蘘荷》与其说吟咏“种白蘘荷”这件事，不如说这只是一个引发感情的由头，或者干脆说成表露当时心迹的手段。“钱刀恐贾害，饥至益逡巡。窜伏常颤栗，怀故逾悲辛。”高度概括了作者政治上遭受迫害，贬来永州，很长一段时间内战战兢兢、草木皆兵的惶恐之感。《植灵寿木》始则以灵寿木拐杖为种植的目的，终则违反初衷，不要这根已长大的木条做拐杖了，“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安能事翦伐，持用资徒行？”只要摸一摸这根木条，就有一种脚步轻松的感觉，哪还需要这根木条制作拐杖帮助行走呢？作者无非要借这根灵寿木，表达自己那一时期的内心世界，即已经适应了长期流贬永州的生活，业已从自伤自悼中解脱出来。《新植海石榴》、《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红蕉》，也都是借海石榴、木芙蓉、红蕉自喻，一如 高文 先生在评析《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时所言：“此诗写木芙蓉美丽而孤独，深受风霜欺凌，诗人同情它的遭遇而移花接木栽于住所檐前。乃以木芙蓉自比，怜花亦即自怜。”无非是借叙事咏物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吧。

咏史诗如《咏史》、《咏三良》等也是主题先行论创作方法指导下产生的。作者借用或一时期、或一历史人物，表达自己长期以来早已形成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与认识。

《咏史》通过燕 国两代 君王对乐毅的不同态度及其为国家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肯定与否定。有人说“此诗以燕惠王比宪宗” [1] 。通过乐毅在不同君王截然相反的待遇下获得的截然相反的结局，渲染了乐毅的赫赫战功和心地的磊落、不顾世情险恶的精神境界，表达了对乐毅的敬慕和痛惋。有人说：“诗全为吊王叔文而作。望 诸 君，乐毅也，诗即以影射王叔文。” [2] 显然，这是自永贞革新失败以来一直横亘于柳宗元心底的不能释怀的情结，一旦有了可以借此喻彼的机会，这个主题就自然而然地主宰全诗了，甚至顾不得诗歌写作不能有太多议论之大忌，出现了如孙月峰所说“炼意尽深妙，但太涉议论，颇乏圆活之致” [3] 的弊端。

《咏三良》借秦穆公之死“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4] 的历史事实，置于自己曾经参政议政的切身经验里，发表了自己的独特感受。王国安说：“此诗刺康公而美三良，抑意在刺宪宗之信谗贬贤耶？” [5] 与《咏史》诗一样，《咏三良》借古而喻今，它的上半高度概括了三良对秦国的杰出贡献，以“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汤”作结，让不朽的功劳与惨无人道的结局形成强烈的对比，不言是非而是非分明，不作评论而褒贬自现。由此，我们不能不切合柳宗元的生平遭际，想到“二王八司马”短暂却轰轰烈烈的执政，想到王叔文的被赐死，王伾、凌准的相继死于贬所。后半部分是对这件事的评论，作者对此持彻底否认态度，“从邪陷厥父，吾欲讨汝狂”，让我们看到了柳宗元鲜明的是非观和疾恶如仇的高尚品质。联系到唐顺宗李诵、王叔文、王伾、凌准当政时相互信赖，互相支持，天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历史和永贞革新失败后这一主三辅的非正常死亡，无论是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治理天下的才识，甚至一主加三辅的数目，不也恰似秦穆公与“三良”吗！作者借咏“三良”而悼永贞革新 时执政 君臣的主题自见。这主题也显然早已积蓄于心，借“三良”才寓于题咏罢了。

要说创作中奉行主题先行论，最直接的例子莫过于寓言：寓言诗与寓言文。因为他是专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情绪创作的。柳宗元的寓言诗不是很多，脍炙人口的有《跂乌词》、《笼鹰词》等。这些诗全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社会、人生的认识理解寻找喻体的结果，不消说是主题先行论的产物。

《跂乌词》完全是作者为自己而绘的一幅逼真的肖像，高度概括了他的生平。一只置身于群乌之外因伤残独足而行的乌鸦，让我们想到了身心俱疲，远离朝臣，贬到永州的柳宗元。跂乌为什么落魄呢？“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妒尔令尔残。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慕高近白日”，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这比喻也再贴切不过。中国历代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追求的忠实信徒们，谁不慕高？“十载寒窗无人问，金榜题名天下知。”谁不希望得到皇帝的钦点，一步步接近权力的顶峰呢？是自喻，也是对古代读书人人生追求的高度概括。以太阳喻帝王，也贴切之至。于是以太阳里的“三足乌”喻帝王身边的谗臣也就顺理成章了。接下去揭示了那些被侵犯了根本利益的人，他们早就把“跂乌”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当年的永贞革新，不正是在谗臣和一批失去既得利益者的联合反扑下失败的吗？这之后描写了跂乌的惨景，但求自保而不可得，一如贬为永州司马员外的柳宗元，“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可为之作注，可说是完全结合柳宗元身世而写的。

《笼鹰词》与《跂乌词》的写法相近，不过把喻体换成了笼鹰而已，以笼鹰的遭际概括生平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四联让我们想到其意气风发、雷厉风行的人生得意时：“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列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涵盖了柳宗元进士及第到参与永贞革新的一段岁月，即二十一岁到三十三岁。五、六联概括其人生受挫失意、仓皇奔窜到荒僻之地的狼狈状况：“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两句话道尽了英雄末路的悲凉。狸鼠本来只是雄鹰的口中食，然而，遭受打击后的雄鹰，业已羽翼脱落，落到平地，不能振飞，就连藏在草中的狸鼠也已构成生命的威胁，还得担惊受怕，宿不安席，一晚上多次张望。这是永贞革新失败后的柳宗元，离开最高权力中心、逐出京城长安、贬任邵州刺史、加贬永州司马，如天仙女谪下凡间，那份失落，那种沮丧，不难想象。还得时时提防那些得意时百般逢迎、失意时落井下石的小人暗算。在这样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倍加渴望身心的自由和重新得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柳宗元贬谪永州，从来没有放弃过重新启用的希望，这是他在永州向长安亲友和朝中权要写的一系列书信中的主要内容。这首诗不过是柳宗元概括身世、吐露心迹的载体。

这里顺便对寓言文略作讨论，闻名遐迩的是《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我曾把此文放入小说类）。在《三戒序》中，柳宗元毫不隐讳地说明了创作目的：“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这是柳宗元自己对创作中的主题先行供认不讳吧！

柳宗元的山水诗也有体现主题先行论的，著名的如《江雪》、《南涧中题》等。

五言绝句《江雪》仅仅二十字，却绘出一副寒江独钓图。前人对这首诗的肯定太多，刘文蔚却问得最好：“置孤舟于千山万径之间，而一老翁披蓑戴笠独钓其间，虽江寒而鱼伏，非钓之可得，彼老翁独何为而稳坐于孤舟风雪中乎？此子厚贬时取以自寓也。” [6] 自寓而已，并非实有其事。无非是为了渲染一种萧索荒寂的气氛，体现作者孤独不屈的情绪。作者以渔翁自喻，渔翁的清高孤傲、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斗争精神、“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认识，全都显示在短短的二十字中。同时还隐含着当年汉朝严子陵垂钓之意，希望当朝君主能象汉光武起用严子陵一样起用自己。把这么多深刻的寓意，寄托在并未发生的“寒江独钓”的素描里，其主题显然是久蓄于心的。

《南涧中题》像柳宗元大多数游记散文一样，是“闷即出游”的结果。即是说他的目的并不是消闲和娱乐，而是借此稍解心中的忧愁、苦闷。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游山玩水，或者是记叙自己的游踪，都离不开排忧解闷这一主题。唐汝询说：“因游南涧而写迁谪之意。” [7] 蒋之翘说：“柳州《南涧》诗意致已似恬雅，而中实孤愤沈郁，此是境与情会，非一时凑泊可成。” [8] “非一时凑泊”，实久蓄于心，触景生情。何焯说：“‘秋气集南涧'，万感俱集，忽不自禁，发端有力。” [9] 都强调了这种早已存在的主观愿望决定创作的实际，是对柳宗元山水诗文创作主题先行的直接概括。

2 、体现在柳宗元小说中的主题先行论

关于柳宗元的小说创作，我曾写有一篇《论柳宗元的小说创作》，参加本年度在重庆召开的唐代文学研讨会，拙文认为，在柳宗元传世的作品中，其中九篇可定为小说。可以这样说，这九篇小说都是在主题先行论的创作原则下泡制出来的。

《种树郭橐驼传》描写了一个被称作郭橐驼的残疾人种树的故事。通过郭橐驼的口，指摘了那些政烦令乱、骚扰百姓的执政者，提出了顺人之情，遂人之欲的希望，并要求以此为官诫。这种感慨，应该不是写作《种树郭橐驼传》时临时产生的，而是作者在官场长期历练的深刻体会，为了阐述这种体会，他编出了种树人郭橐驼的故事。

同样的道理，《梓人传》描写了一个颇有大将风度“不亲小劳”的“都料匠”指挥属下修建房子的故事。一个自己睡的床缺了腿都要依赖其他木匠修理的人，却善于指使“群工”，使其“斤者斫、刀者削”，“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群工”、观众莫不宾服。由此，作者引申到“佐天子，相天下法”，提出了对宰相治国的美好设想：不要事事亲自去做，而要把握方针大计，善于用人，“相道得而万国理矣”。而且还要制定并坚决执行既定的法规，像梓人依绳墨规矩指挥匠人、建好房屋一样。该文的叙事比较简短，议论却出奇的长，竟超出了故事本身，即使从篇幅上也可以看出，这是为了说明“相道”而撰写的。

还有《宋清传》，描写了药商宋清乐善好施的故事。宋清是长安西部药材市场开药店的药商，他收集好药，用了他的药，医生的药方见效快，名声好，医生乐意。病人的病好得快，病人高兴。他乐于助人，不贪钱财，好多人买药没有钱，留下一张欠条，拿走的同样是好药。甚至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写欠条取药。他开药铺 40 年，有一百几十个人的欠条被他烧了。受过“焚券”恩惠的有些已经做了大官，甚至几个州的官员中都有，当他们有了丰厚的俸禄，就返回来馈赠宋清了。所以无论多少人赊欠了宋清的不还，仍然不影响他成为当地一富。他编这则故事的目的是用以反衬那些攀附势要、厌弃贫寒、急功近利的“以士大夫自名者”。

他如《李赤传》，是为了借这个故事讽刺自己身处的香臭不分、是非颠倒的现实社会，和这种社会所培养出来的部分读书人。《童区寄传》的创作企图亦极为明朗：一是揭露官府容许掠卖人口的罪恶；二是歌颂少年区寄智除二贼的英勇行为。《河间传》卒章显志，作者明确宣布了创作主题：“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谪龙记》小说短，主题更短：“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也。”仿佛在告诫晚辈，不能轻薄受到贬谪的人。

三、主题先行论是柳宗元文学思想的必然产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主题先行论是柳宗元惯用的创作方法。顾名思义，所谓主题先行，就是事先确定了一个创作主题，然后根据主题的需要去寻找题材、安排故事的创作方法。这是所有有强烈责任感，有明确服务对象的作家惯常使用的创作方法，也是柳宗元文学思想指导下必然出现的创作现象。

柳宗元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文以明道”。他对此有过反复强调：“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始吾幼且小，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以为能也。”（《与韦中立论师道书》）“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为此，他不追求形式的华丽，不投时尚之所好，而追求“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反对一切诬妄背理、不合于道的创作；反对一切于世道人心有所误导和危害的作品。他因此对《国语》持否定态度：“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这就是他在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创作态度，务必消除一切对世道人心有害的影响。也因此确立了不懈的人生追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这就是柳宗元所莘莘以求务必在创作中明确的“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务必在创作前考虑好自己所写的内容，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确立一个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主题。

通观他的全部作品，我们便不难看到，柳宗元一生致力于实践的四个方面的主题无不在创作中反复体现，或者可以说，他作品中的各种主题都可归纳为这四个主要方面：即探索治国之道、关注民间疾苦、抨击丑恶现象、宣扬高尚情操。既是一生追求，显属主题先行。挥毫写作，便自然而然遵循这些主题去叙述发挥了。但是，一部《柳宗元全集》，贯穿始终的就是这四个主题，哪能面面俱到呢？这里仅就通常当作文学创作来读的为人津津乐道的篇章略作论述。

围绕探索治国之道的主题，柳宗元创作了系列作品，夹杂在各个不同类型。就中通过艺术形式导出治国之道又为人特别称道的应是他的两篇小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

《种树郭橐驼传》采用了借题发挥的办法，抒发了作者对各级官员的希望。作者首先推出郭橐驼“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方法介绍，继而引出一篇“官理”：“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巢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餮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直接表示了他对当时的官吏流行做法的不满，间接宣传了他的为官理民之道，显然是作者几十年官场历练的认识与总结。

《梓人传》在成功地塑造了高级技工梓人形象的基础上，直接引申到宰相治国，以梓人喻国之良相，以群工喻群臣百僚，发表了一段比故事情节多出 2 倍的宏论：“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积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材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

这种认识的产生，更不是一时半刻，而是他从读书明理，期望建功立业、出将入相时就开始思索、期待实践了。之后，他进士及第，又欣逢唐顺宗即位，授予礼部员外郎，参与永贞革新，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人以“二王刘柳”作为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应该可以说直接参与了国家大事的决策，也算在摸索中实践过几个月，有了一些切身体会吧。永贞革新失败，他被贬永州，“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又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加之旁观者清，终于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与思考，这才借用小说的形式，塑造了梓人形象，借以抒发自己的为相之道、为臣之责。身为宰相，必须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心中有数，精确地规划全局，清楚地了解群臣百僚的才干治绩，根据他们的人品、特长合理地安排使用。群臣百僚又都要像群工那样“斤者斫、刀者削”，各伺其职，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国家还有治理不好的？

作为一个终生倡导民本主义的作家，关注民间疾苦既是柳宗元长期为官的优良作风，也是他创作的一大主题。这类作品在《柳宗元全集》中固然不少，脍炙人口的还是小说《捕蛇者说》和诗歌《田家》三首。《捕蛇者说》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较详分析，这里有必要指出一点，作者从来就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从小就领会了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教导，因此，对于黎民百姓所承受的赋敛之重，过早地有了理性认识。及长，尤其是为官在朝之后，自然耳闻目睹了赋敛之重对于穷苦百姓的危害，应该说这个主题的形成，更不是一朝一夕。然而，一直没有付诸笔墨，这是因为一则缺乏强烈的刺激，二则没有从感情上真正与穷苦百姓融为一体，没有受到直接触动。直到贬来永州，不仅有了足够的闲暇，而且直接看到了老百姓因交不上赋税而外出逃荒，以至妻离子散的故事，他已觉得忍无可忍。出于人们把最毒的东西用“蛇蝎”来形容的启发，编出了一个“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故事。

《田家》三首创作于元和七年，作者采用白描手法，绘出一幅农民日常生活图。周珽说：“朝作暮归，终岁勤勤，只足供上官之征，子孙还相服业，田家能事止于如此。有悯农之思者，读是诗能无恻然？” [10] 汪森说：“怨而不怒，不失为温厚和平之道，当与《捕蛇者》、郭橐驼诸文相参看。” [11] 章士钊总结了前人诸说后对三首诗作了一个总的评价：“《田家》三首，乃子厚代表农民之控诉书。诸注家谓是点染田园本色之清真语，饶有渊明风味，何啻痴人说梦！” [12] 柳宗元这里写的是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现实生活，是他长期与永州农民亲密交往的结果，是亲眼所见与民本主义高度结合产生的佳作，类似于“我为农民鼓与呼”吧。

第一首描写了农民的艰难生活状况和这种状况世世代代得不到解决的历史真实。虽是白描手法，没有半句议论，却愈让我们怵目惊心：“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子孙日以长，世世还复然。”第二首描绘了地方官吏的凶残嘴脸。尽管老百姓已经到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依壁”的地步，“里胥夜经过”时还得要“鸡粟事筵席”。尽管倾其所有盛情款待。还得接受这些人面兽心的狗腿子的恐吓：“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阴影便立刻笼罩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辛苦操劳，一年到头，于是便什么都没有了。第三首则赞颂了农民的淳朴可爱与热情好客，一方面刻划了农民可亲可爱的思想品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柳宗元同农民之间业已形成的水乳交融的关系。同时也是对前两首诗所写农民苦难与悍吏凶残的反衬，正是这样可亲可爱的农民，却横遭官府、悍吏的盘剥与敲榨，世世代代苦不堪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三首诗构成一个整体，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农民的苦难生活情景。

抨击丑恶现象。柳宗元是一个刚直的儒家信徒，嫉恶如仇、抨击丑恶现象永远是他创作的一大主题。为此，他在《骂尸虫文》中绘出了一幅专门窥探别人“隐微”的宦官、阴险小人的画像；《斩曲几文》为“人道甚恶，惟曲为先”的世道予以巧妙的讽刺；《哀溺文》、《招海贾文》则生动地勾勒出贪财嗜货不顾性命的亡命之徒的嘴脸；《起废答》把某些新贵比之为“躄浮图”、“病颡狗”之“犹有遭也”。他的文章，或讽无能之辈，弄巧成拙，死于罴口，如《罴说》；或讽不辨贤愚，以高出百倍的价格买条假鞭，终究不能实用，竟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隐喻那些不辨好恶而唯假象作为奖掖人才标准的执政大臣，吃亏的仍是自己，如《鞭贾》；他如《蝜蝂传》、《憎王孙文》、《设渔者对智伯》、《谪龙说》等，莫不寄予着对人生世象、社会现实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抨击与鞭挞。

《李赤传》讽刺的是那些经不起世态炎凉考验的士人，他们从业之前，都还头脑清醒，是非分明，一旦从业，便鬼迷心窍，香臭不分，是非颠倒了：“其始为士，无以异于人也。一惑于怪，而所为若是，……今世皆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也？”借李赤而状那些堕落的士人，并借以警戒世人，加强自身修养，“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这才是他写作的主要目的。即使在表彰药商的《宋清传》中，他也没有忘记对自己的官场同类进行一次入木三分的针砭：“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联想到柳宗元的身世，我们已不难想到，这正是他深切体会的自然流露。当他深受恩宠，参与永贞革新，握有相当大的权力时，多少人对他百般讨好尽力巴结。不承想革新失败，一贬再贬，这些人不仅避而远之，有的还落井下石。正是出于这种感触，柳宗元才对没有市侩习气的药商宋清大加赞赏，并以他作为一面镜子，照出那些官场小人的丑恶嘴脸。

《梓人传》从梓人建房推及宰相治国，实则也是皮里阳秋，包含着对现实中的官吏治民、宰相治国行为的不满。《童区寄传》在赞扬少年区寄英勇自救行为的同时，不也揭露了掠卖人口的罪恶，对那些听任这种丑恶现象存在的官吏予以无声的鞭挞吗？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发出了沉痛的呐喊：“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点明了他的创作目的，是要揭露赋敛对农民的危害比毒蛇还要严重的现实。

影响较大的还是《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分别借麋、驴、鼠比拟现世之“依势以干其非类”者、“出技以怒强”者、“窃时以施暴”者，不仅故事新颖生动，讽刺意味尤其强烈。

宣扬高尚情操。柳宗元是一个正直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从不放弃任何一个从正面宣传、教育、引导人的机会，宣扬高尚情操也必然是其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有关作品可谓多矣！可以说任何一种形式的作品，都有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里权以《吊屈原文》、《冉溪》、《宋清传》为例。

《吊屈原文》用变骚体赞美了前贤屈原的崇高品德，其实也是对柳氏自己生平志向的抒发和个人品质的肯定：

“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是对其坚持真理、坚贞不屈的精神礼赞。

“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故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贰。”即是对屈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肯定。

作者赞颂屈原，其实也是自赞，他的人格、精神、创作态度与方法，与屈原是息息相通的。包括他对新皇帝唐宪宗及其执政诸公的认识、态度，与屈原也有着惊人的相似。

《冉溪》其实并不是描写后来被柳宗元命名为愚溪的那条潇水的支流，不过是借其地而言其志，主题之先行已暴露无遗。“少年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难道仅仅是一个立志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而不考虑得失的青年柳宗元？应该是一大批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仰中成长起来的志士仁人。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些人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精神的赞颂。这些人不仅顺境中拥有崇高的志向、远大的抱负，即使处于“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的逆境，也还是安之若素，“愿卜湘西冉溪地”，学习东汉的寿张侯樊重，“种漆南园待遇成器”，让我们看到其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

《宋清传》塑造了一个优秀商人的形象，宋清其人恰是社会上为数颇多的见利忘义、巧取豪夺者的反面。身为生意人，他以诚信服人，“居善药”；身为持有治病良药的药商，他以德服人，“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值。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或斥弃沉废，亲与交；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我们看多了生意人的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看到柳宗元为我们树立的有良知、有良心的生意人形象，确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这样一个好商人形象，在唐代小说中可是仅见的。

鉴于以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主题先行论是柳宗元手中的一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利用这件工具，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充实了中国古代文学馆藏，丰富了古代文学形象，我们没有理由不细加研究、学习借鉴，本文旨在揭示柳宗元这一创作现象，同时为主题先行论正名。

注 释：

[1] 何焯：《义门读书记》。

[2][12] 章士钊：《柳文旨要·通要之部》卷二、卷一。

[3] 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三。

[4] 《左传·文公六年》。

[5] 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6] 刘文蔚：《唐诗合选详解》卷三。

[7] 唐汝询：《唐诗解》卷十。

[8] 蒋之翘《柳集辑注》卷四。

[9] 何焯：《义门读书记》。

[10] 周珽：《唐诗选脉会通·引》。

[11] 汪森：《韩柳诗选》。

•  收稿日期： 2003-07-20

•  作者简介：陈松柏（ 1954- ），湖南东安人，处长，博士，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