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蒲清

（湖南师大 中文系，湖南 长沙 410082 ）

摘 要： 柳宗元寓言标志着社会讽刺寓言的成熟，标志着寓言本体的独立。其寓体牢笼百态，其本体隐显结合，境界幽邃。 *

关键词： 讽刺；独立；牢笼百态；幽邃

柳宗元作为一个文学家，其最有成就的作品是山水游记和寓言。柳宗元做为一个寓言家，在中国寓言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地位。本人曾提出其寓言具有两个方面的划时代意义 [1] 。第一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由政治哲理寓言转变为社会讽刺寓言。先秦寓言以阐述政治哲理为主，如：庄子寓言宣传“逍遥”、“齐物”，韩非子寓言宣传“因时变法”、“法术势”结合。他们的寓言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即使某些故事描摩现实、讽刺论敌，但其目的不在于塑造现实形象，而在于批判对立的理论。两汉、六朝寓言基本沿袭先秦寓言的传统。柳子寓言则不同，它深深植根于中唐的社会土壤，塑造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的寓言形象，揭露讽刺社会的病态及其代表人物；他的寓言虽包含着人生的哲理，却不是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宋、元、明、清寓言主要是社会讽刺寓言，受柳子寓言影响颇深。第二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在文体上完全独立。先秦寓言成就辉煌，出现在《列子》 （此书并非伪作） 、《庄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的寓言，至少有一两千则，而且故事生动、见解深刻。但是，这些寓言都没有独立成篇，而是作为一种论据或比喻被应用在文章之中。魏晋时代，独立成篇的寓言虽然已经出现（如：曹植《鹞雀赋》），但数量很少。柳宗元寓言都是独立成篇的，数量有 30 篇左右，而且体裁多样，有各类散文体寓言，还有诗体寓言、骚体寓言。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现实。

柳子寓言在文体上标志着寓言的完全独立，这是不需要再阐述的。柳子寓言标志着社会讽刺寓言的成熟，则需要进一步阐明。社会讽刺寓言的成熟，必须有对社会的深刻观察与分析，必须有对物态、人情的历练，并能把它们形诸笔端。柳子寓言正是达到了这个境界。

寓言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它是一种双重文体，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寓体，那就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一部分是本体，那就是这故事所影射的人物与事件，就是作者的本意所在，人们称之为寓意。柳子寓言对寓体的描绘，以及寓体所影射的人物事件，都称得上“牢笼百态”（《愚溪诗序》）。

柳子寓言，寓体丰富多彩，形象鲜明，可以称得上是牢笼百态。其形象可分两类，一类是各种人，一类是各种物。

前者如：没有武艺而靠口技打猎的猎人，爱钱甚过爱命的游泳者，只看外表不识真货而买鞭的富家子弟，狂妄执迷、好恶颠倒的假名士，骄纵横暴、不可一世的智伯，不幸被辱而放纵堕落的女人，还有精通种树术的园艺工人，指挥若定的建筑师，进献御龙术的刘叟，追赶太阳的夸父，被贬谪的龙女。后者如：窃时肆暴的老鼠，外强中干的驴，工于心计的虎，靠主人庇护而认狗为友的麋，贪物而好高的屎壳螂，窥人阴私而告密的尸虫，剧毒善啮人的蝮蛇，互助爱物的猿与倾轧残物的王孙，还有外貌光泽而内质腐朽的马鞭，与海神对话的葫芦，徒有空名的铁炉步，等等。柳子把这些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黔之驴》，正面写虎，既写虎的由害怕、谨慎到喜悦的内心世界，又写虎的由躲避到试探、再到进攻的实际行动；侧面写驴，即从老虎的眼光与感受着笔，写驴的形体、声音、武技。两相对比，一个机智、一个蠢笨；一个精悍凶猛，一个外强中干。作者的描绘非常精确，往往寥寥数笔就形神兼备。比如写老虎对驴的试探，只用了四个字：“荡、倚、冲、冒”，先是轻快地从驴身边擦过，再是重重地靠近驴身，然后是冲撞驴子，最后是正面冒犯。试探步步升级，写得淋漓尽致，不可移易一个字。又如：《鞭贾》，写漫天要价的奸商：

市之鬻鞭者，人问之，其价宜五十，必曰“五万”。复之以五十，则伏而笑；以五百，则小怒；五千，则大怒；必以五万，而后可 。

“伏而笑”，是故意讥笑顾客外行，表示不屑与谈，欲擒故纵；“小怒”，是以怒掩盖货物低劣，进一步引人上钩；“大怒”，则是看到买主糊涂可欺，反激一下，以大敲竹杠。简峻有力地刻画出了奸商的神态，这是长期观察分析的结果。总之，柳子寓言，无论是描绘物还是描写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从广度与精确度两个方面都称得起“牢笼百态”。

柳子寓言的“牢笼百态”，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了各种社会人物的形象，成为反映中唐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如《鞭贾》中的富家子弟，实际上是影射以貌取人、用人不当而招致社会灾害的朝廷；其中的借吹牛诈骗以牟利的市侩，实际上是影射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的掌握官吏推荐与任免权的大官僚；而其中闪耀黄色蜡光而质地腐朽的鞭子，实际上是影射那些徒有其表而腐败无能的官员。《骂尸虫文》中的躲藏在人体中的“阴秽小虫”，影射的是隐藏在皇帝身边的为非作歹、残害忠良的宦官，以及一切隐藏在阴暗角落的伎俩卑劣的小人。《设渔者对智伯》中的大鱼影射智伯，智伯又影射唐朝的藩镇军阀，他们与朝庭分庭抗礼，骄纵横暴，使国家动荡，人民遭殃，而他们自己的下场也是十分可悲的。《蝜蝂传》中的屎壳郎，则是影射官场中那些追逐权位、利欲薰心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又如：《三戒》中的麋、驴、鼠三物，具体影射什么，历来看法不一。但是，它们确实又可以使人联想起当时的某些社会事件。个人以为，临江之麋那幼稚可怜的形象，很可能是比喻掀起“贞元革新”的人物，包括作者自己。这些人物依靠顺宗的庇护，对宦官与军阀的阴谋缺乏警觉性，终于造成了悲剧。《罴说》中的没有武艺的猎人，用虎的叫声吓貀，又用罴的叫声吓虎，最后技穷而为罴所撕裂。个人以为，“结合当时背景看，则可能是对唐王朝‘以藩制藩'的错误政策发出警告、劝戒”（《中国古代寓言史》）。“贞元革新”、“以藩制藩”都是当时的大事。

柳子寓言的寓意十分深厚，表现出“幽邃”的风格。它就像曲径通幽的山水，峰回路转，蕴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柳子寓言，故事历历如画，牢笼百态；寓意的各个层次却隐显结合，十分幽邃。

优秀的寓言往往有多层次的寓意。其表层寓意是作者所影射的具体事件，可能是触发作者创作某篇寓言的契机；中层寓意是表层寓意的升华，往往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现象；深层寓意则是进一步的升华，即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意蕴。

柳子寓言的浅层寓意大多是深藏不露的。往往引起研究者的众说纷纭的猜测。《谪龙说》就是一个突出例子。陈景云《柳集点勘》云：“此文子厚谪官后作，盖时有遇之不善者，故寓言见意。”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云：“《谪龙说》，重要在‘非其类而狎其谪'句，想公在永州，必有为人所侵辱者。”这一说法，能紧扣《谪龙说》原文词句与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进行推测，还是有某些说服力的。如柳贬永州，当时有“深致诮责”“从而挤之”者（《答问》），与“非其类而狎其谪”可以对照；柳从中央朝廷贬居永州“龙兴寺”，与《谪龙说》“吾故居钧天帝宫”、“遂入居佛寺讲堂焉”，也可以互相对照。但是，人们对《谪龙说》的影射对象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龙女不是指柳宗元自己，而是指崔简的子女。崔简在元和五年被任命为永州刺史，未赴任就入狱，半年后流放驩州，其家口流落楚地，柳宗元曾关照崔氏子女的生活，并写有《谢李中丞安抚崔简戚属启》等文。又有人认为，龙女是影射王叔文的，作于王叔文被贬之后而柳宗元自己被贬之前。持后面两说者指出柳宗元以龙女自喻说不少疑点，但是这两说本身的疑点似乎更多。崔氏子女很难和龙女挂上钩，他们不是因自身被贬，更不是单个人。王叔文也难和龙女挂钩，王叔文被贬，柳宗元等已处境可危，不久也遭贬谪，又不知王叔文在贬所的情况，如何能写此文？三说有一个共同的疑点：“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随便比喻的。那么，本文的创作契机，可能是先听到了关于“龙女”的民间故事，后来因具体事件触发而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以寄托自己的感慨。至于是哪一个具体事件起了触发作用，作者没有明言，也不敢明言，所以后人只能推测。推测不一定准确，就会见仁见智了。这就是柳子寓言幽邃境界形成的原因之一。

柳宗元的寓言大多作于贬谪永州之后。他以待罪之身远窜蛮荒，而且时刻担心小人告密，朝廷加罪。 805 年，他贬为邵州刺史，刚走到荆南，又再贬为永州司马。 806 年，王叔文被赐死。所以，柳宗元说：“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始得西山宴游记》）即使唐朝的文化政策比较开明，文网甚宽，柳宗元写寓言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一些。所以，他不仅不敢写明具体影射的对象，而且还要故意加以掩饰。掩饰的办法之一就是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来源，以表明自己仅仅是说一个有根有据的故事。《谪龙说》声明这个故事是“扶风马孺子”告诉自己的，而且点明故事发生在泽州，既是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更是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别的什么动机。《三戒》声明故事是某个客人讲的，而且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分别是临江、黔中、永州，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且，我们认为柳宗元寓言的故事来源，主要是亲见或亲闻，前者如《哀溺文》，后者如《三戒》，很少凭空虚构。比如《黔之驴》一开头就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贵州多山少平地，驴没有用，所以直到现代还没有驴。贵州省教育学院 周复纲 教授对我说，他初到北京求学，忽然听到驴叫，被吓了一大跳。由此可见，《黔之驴》的故事有真实的地方背景，大概是产生于贵州，柳宗元从到过贵州的客人处听到了这个故事，然后进行艺术加工，写成寓言。

柳宗元寓言的中层寓意却有迹可寻。只要我们不拘泥于具体的个别人物或个别事件，我们就可以明白寓言所反映的现实，就可以推测出寓言故事所折射出的各种社会人物的形象。这一层我们已经在上文谈到了。即使有些是出于推测，不一定准确无误，但是决不至于完全是牵强附会。因为寓言故事的中层或深层寓意，本来就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解，甚至可以超出作者所设想的范畴，形象的含义往往可以大于创作意图。

柳宗元寓言的深层寓意则非常显豁，它往往由作者直接点明。如《三戒》说：“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蝜蝂传》说：“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甚，观前之死亡不知戒。……智则小虫也。”《永州铁炉步志》说：“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号，以至于滋败，为世笑。”《罴说》：“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食之也。”《谪龙说》说：“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李赤传》说：“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柳宗元自己点明深层寓意，这就是画龙点睛之法。正如林纾所说的那样：“柳州每一篇寓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 [2] 这种点明是作者人生体验的总结，告诉阅读者不可拘泥于故事本身；同时，也有掩饰具体影射对象的作用，以避免小人罗织罪名。

阅读或教学柳子寓言时，应把握其寓意特点，着重分析其反映中唐现实的中层寓意与表达人生哲理的深层寓意，不必深究其浅层寓意。我们纵观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寓言，其浅层寓意后世都不可得而知，使它们流传不朽的是其中层与深层寓意。至于专门研究柳学的人，当然可以考证每篇寓言的写作契机（浅层寓意）。但是，这种考证往往只可参考。我们前文已举了《谪龙说》的例子。又如《蝜蝂传》，有人以为影射王叔文，有人以为影射朋友王涯，有人以为是自悔；《李赤传》，有人认为厕鬼影射王叔文，李赤是自喻；《河间传》，有人认为河间妇是影射宪宗，有人认为是影射顺宗。这些考证推测，在没有铁证之前，都只能聊备一说。这样的考证不应该是研究柳子寓言的主攻方向。 何书置 先生说：“我认为说影射某人，反而会缩小它广泛的认识意义和批判价值，还是不要坐实为妙。” [3] 何 先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总之，柳子寓言标志着社会讽刺寓言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文体的完全独立，在寓言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在柳子的整个创作中具有独特地位。柳子寓言特色鲜明，其寓体牢笼百态，其本体境界幽邃，各个层次隐显结合，曲径通幽，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蕴含着人生的哲理。

参考文献 ：

[1] 中国古代寓言史 [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增订版 .

[2] 林纾 . 韩柳文研究法 [M].

[3] 何书置 . 柳宗元研究 [M]. 长沙 : 岳麓书社， 1994 年版 .

•  收稿日期： 2002-09-24

•  作者简介：陈蒲清（ 1936- ），教授，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有著作 40 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