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钴鉧潭遗址辨析

黄伯荣

（零陵师范，湖南 永州 425006 ）

西 山

柳宗元在《永州八记》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潇水之误）缘染溪，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这里的“西山”应为概指，可释为“西方之山”，即潇水（永州古城段）西岸之山，正与作者住处隔江相望。法华西亭在零陵地区东山。东西相峙，又为远眺，山影匿形，从未投足，不可实指，更无法为某山命名。除此之外，说“西山”概指“西方之山”还有如下理由：一、查有关史料。在柳候“始得西山”之前，尚未发现为潇水（永州古城段）西岸某具体之山命名。二、查《辞源》“西山”义项有二，一是泛指“西方之山”，如“日薄西山”。二是具体指某山，“全国以西山为名者甚多，”如北京太行山支脉，山西首阳山，河北房山，江西南昌山，福建西岩山等。三、宋稷辰《永州府志》载：“西山在（零陵）城西门外，渡潇水二里许，易三接山水纪云，山自朝阳岩起至黄茅岭而北，长亘数里皆西山也。山列如带，石如散花，以类相从，分结为队，矗为青壁，叠为苍蹬，窍为深洞，布为疏林，秀色郁蒸不已而云生焉。云或自西山而渡湘水，或自湘水而绕白蘋州，又或自白沙清江而苍流城廓，翠拂楼堂，皆西山之石为之也。”四、《永州之野》（ 1985 年 7 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载：“西山，指潇水西岸自朝阳岩起，北接黄茅岭，长亘数里之起伏的山丘，即今粮子岭一带。”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应诠释为：“指潇水（永州古城段）西岸二里处，今零陵学院背倚的南起朝阳乡古木塘村 107 国道北侧，北至柳子庙前愚溪河南岸的南北绵延数里的葱茏如带的山丘。”这里把多家诠释中提到的以“朝阳岩”、“黄茅岭”为起止排除在外，其理由是：一、今日“朝阳岩”为单独景点，位于朝阳公园内，东临潇水，与西山之间相距二三里，中间为广阔田畴，使西山潇水并列而北，绵延数里，终无交臂，用“朝阳岩”诠释西山起止，不切实际。前人其所以有此诠释，全由当时这片土地为林木覆盖，榛繁荆布，虎豹出入，蛇蝎爬行，杳无人烟，只能乘舟沿潇水而上至朝阳岩，其他去处均无法步入所致。二、黄茅岭与西山之间有愚溪相隔，二山南北分离，东西错位较为明显，特别是柳宗元在《小石城山记》中说：“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作者已明确将西山与黄茅岭分列，似再无必要将它们连在一起。柳宗元宴游所登之山，当为愚溪南侧旁，今永州七中后面的山头。由于当时潇水上无桥以过，柳子几人只能乘船过潇水至愚溪河口。因当时尚无愚溪桥，只有“愚溪渡”。柳宗元《丽晴至江渡》诗：“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愚溪渡当在今日愚溪口右侧群石丛立处，上岸后即向南“联袂度危桥”，摇摆跨溪，再顺今七中背后山头“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萦回曲折，斩棘披荆，历尽艰辛，表现了柳宗元追寻山光美景的决心和毅力。

值得注意的是，柳祠后珍珠岭与黄茅岭本是连在一起的，今日两山隔离全是由于 107 国道经过，人工开出一条通道，使黄茅岭一分为二，后人将国道南面的圆顶山头命名为珍珠岭，而在柳宗元时代直至清康熙《永州府志》上均无珍珠岭记载。

钴 鉧 潭

关于钴鉧潭遗址的争论，历来较为激烈，至今仍在继续。原因是：一、南宋后有些文人的描述和史料的记载均有分歧；二、个别人还不惜用张冠李戴的手法达其鱼目混珠的目的；三、脱离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十分确切的表述和对实地的考察。下面将有关分歧的文字摘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公元 1173 年，南宋诗人范成大来零陵时曾见钴鉧潭。他在《骖鸾录》中说：“路旁有钴鉧潭，钴鉧者，熨斗也，潭状似之。”这里并未指出具体方位。但在“路旁”是肯定的，且并未见有巨石上刻勒“钴鉧潭”三个大字。那么路旁是指哪一段呢？当时从城关大西门乘船过潇水至河西愚溪渡，上北岸沿愚溪步行，至忠孝亭后分西南两路。西路经黄田铺、黄沙河入广西桂林地区，南路经诸葛庙、泷泊铺（今双牌县城）沿潇水西岸入道州。钴鉧潭就在愚溪渡至忠孝亭一段的路旁。范成大所说与柳宗元所述相符，可信。

宋以后，清光绪二年重修的《零陵县志》上载有永州知府许虬《钴鉧潭记》说：“府城西南行三里许，一水开镜，幽折而仄，有巨石，色如黧凿‘钴鉧潭'三字，斗大， 柳河东 先生所记也。钴鉧之名，其所创也。崖旁有诗，迹画剥落，隐存‘癸酉'二字，剔藓徘徊，遇见里老刘国梁前白，能记此诗：‘常闻南郭智，未识北山愚。试问溪中水，潺潺能自如？'系河东亲笔。审然，信手拈句，不拘韵脚耶？勒于唐时之‘癸酉'，无疑。”这里所记与柳文所述有二处有较大的差异，一是巨石上刻有“钴鉧潭”三个斗大的字，二是崖旁还刻有一首五言诗。由于许虬是知府，所写的客观性是可信的，至少不是他所为。估计应该是范成大来零陵后至许虬任永州知府之前这段时间，敬柳之游者或信从所为。

明永州知府钱邦芑《游愚溪记》对许虬所记持不同看法。他说：“……问钴鉧潭所在，僧指曰：‘溯溪上行二百步即是，溪北石上勒有字可据。'予窃疑焉。少顷，施缓直（人名）肩舆来，因携手过桥，从北岸西行访之。循岸皆大石，高下错置，不暇辨赏。土人引至溪边，蹑危坠深。近水有危石斜立，面俯溪流上，果勒‘钴鉧潭'三大字。读柳子厚记‘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山此去尚二里遥，况山水形势与柳文俱不合意，钴鉧潭当别有所在。或因陵谷迹失其故处，俗流不学，妄为傅会，遂指此当之夫岂是耶？”（清康熙《永州府志》卷二十）

清康熙《永州府志》卷八在对“钴鉧潭”的诠释中，引用蒋本厚山水纪云：“今之所纪在柳侯祠前者，非是。柳记云，钴鉧潭在西山西，又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今潭在柳祠前数步，岂柳记所云云耶？”进一步对许虬之说提出了异议。

王煦等所编《湖南省志》对钴鉧潭诗亦持异议。他说：“《柳河东集》不见此诗。”宋汪藻《 柳 先生祠堂记》云：考永贞元年乙酉，至元和九年甲午，其中并无‘癸酉'，则此诗后人所题也。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第 12 卷《钴鉧潭三字并诗条：考柳文惠年谱》载：“贞元九年癸酉，先生登进士第，无由至永……县志谓俗流附会，殆非无见。余以笔意审之，当是宋人所为，题字与诗亦非一人手笔，诗句颇疑是元祜癸酉邢恕所题，然无可证，姑系于宋末，以俟再考。”《潇湘听雨录》对“钴鉧潭”三字及诗也提出异议，它说：“存三字疑模刻，按诗果为河东作未可知，但五言绝句乃古体，不应绳以近体诗韵，竹隐（人名）岂未深究耶？”

从以上文字看，所谓“钴鉧潭”三字及五言诗，实有其事，但决非柳宗元笔留，纯系后人所为。且今已被水淹没，无从查考。因此，对钴鉧潭旧址，先人的表述尚无一人作过确切的认定。

那么，钴鉧潭遗址究意在哪里呢？

柳宗元说：“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除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为更准确表述钴鉧潭的位置，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柳宗元又说：“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根据这二处表述，我们可以认定：一、钴鉧潭在西山的正西面，而不是现在某些文章和考究者在 1987 年所定的柳侯祠前的西山正北面或西北面的位置。二、钴鉧潭应在与自南来的冉水垂直或基本垂直的愚溪（冉水）北岸山石阻隔使冉水“屈折东流”的潭面宽平近十亩的冉水转折处，而不是现在所定的毫无“屈折东流”之状的纯自西而东的冉水河床上。三、由于公元 1958 年愚溪电站拦河坝的修建，现在的冉水河水位较原来的升高了近十米，致使柳文所述钴鉧潭面目全非，只有考虑河水下沉的因素，才能确切找到“有树环焉，有泉悬焉”的遗址。四、根据“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的表述， 1987 年所定遗址也不相符。这里的“山口”应指零陵学院背依的山头与七中背后的山头交接处，即两个山头之间的低谷，也即今芝山七小所在处。根据上述四点再考虑世易时移，桑田沧海，河床变化等因素，钴鉧潭遗址应在今朝阳乡古木塘村忠孝亭愚溪河北岸下行二十五步处一块较宽的稻田的所在地。

依据柳子墨迹，寻考“八愚”遗址

——与 陈雁谷 先生商榷

杨荧郁

（永州五中，湖南 芝山 425006 ）

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先后住了两个地方：“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和“潇水西岸的愚溪侧畔”。龙兴寺，名址具体，对今天人又无多大利用价值，故人们不感兴趣。愚溪侧畔的“溪居”“愚堂”，地址不明确，但有“八愚”群景可以用来开发为永州柳文化旅游资源，所以人们一直在寻考它的真实位置究竟在哪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八愚”遗址的寻考，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形成了分别以陈雁谷先生和张绪伯先生为代表的两种说法。但这两种说法由于主观性较强，客观依据不足，都难以使人信服，故至今尚无定论。笔者认为，解开永州“八愚”遗址的千古之谜，不但要有主观热情，更要树立科学态度，即要把“注重实地考察”和“依据柳子墨迹”相结合！既然柳子写有大量取材于永州山水的诗文，肯定会在相关的篇章中有所交代。只要认真读读相关的柳子诗文，再实地去作些认真的寻考，是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的。

先读读相关的柳子诗文吧。《与杨诲之书》中有一句“方筑愚溪东南为室”，它告诉我们，其“室”筑在愚溪东南（而非西南）河段。这里交代了方位。《愚溪诗序》中有“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的话告诉人们，其“家”是安在愚溪二、三里地的风景极佳处。这里交代距离和风景特色。但该句话中的“二、三里”不好理解：①是“二里”还是“三里”？②唐代之“里”是否与现代之“里”相等？③是指直线（视线）距离还是指曲线（路途）距离？④是从柳子原居龙兴寺算起还是从愚溪潇水口算起？等等，因此，“二、三里”是不能做为柳子溪居“愚堂”地理位置的考寻线索的；能做为其考寻线索和重要依据的则是其句中能表现其风景特色的“尤绝者”三个字，那么，“尤绝者”具体指什么地方？我们从柳宗元其他诗文中能否找到注脚？通过对柳子相关诗文的比较阅读，我们发现，其注脚就是《袁家渴记》的开头：“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柳子心中的“尤绝者”就是钴鉧潭，钴鉧潭才是“尤绝者”。“得其尤绝者家焉”就是“把家安在了风景极佳的钴鉧潭边”！其实，柳子把家安在钴鉧潭的事，在其《钴鉧潭记》中已经写得很清楚：“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看，多么明白的交代！柳子常去游玩的地方就是钴鉧潭，后来又买下了钴鉧潭这一片土地（注 2 ），并崇其台，延其槛，在这里筑室乐居了。“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文章最后的反问深刻而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钴鉧潭这片山水倍加热爱的款款情怀。

“愚堂”筑在钴鉧潭边，毋庸置疑。接下来便要考寻钴鉧潭的所在位置了。

钴鉧潭何在？《钴鉧潭记》开头半截对其方位和特点作了细致描绘：“钴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根据这些描写，我们发现：钴鉧潭就是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河段（参见 1987 年 9 月 1 日 《长江日报》第四版彭争鸣的《钴鉧潭水今何在》，千百年来，柳子永州溪居一带并没有发生地震、地陷、山崩之类的地质变化，也未遭到较大人力破坏。基本上保持了自然的原始特征。今天来到该地段，呈现在游人面前的真是好一派“尤绝者”山水！满目“清莹秀澈”，水流“锵呜金石”，给人以无比清新的感觉。“八愚群景”就聚落在愚溪北畔，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符合中华民族筑室定居选择宅址的传统原则。循着《愚溪诗序》对“八愚”方位的描述看去，只见“溪”“池”“沟”“岛”依依在（但“池”的北边被土石填塞了，连“岛”也差不多被埋没了），唯一空缺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它难道真是什么码头吗？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不能进的愚溪，当地百姓主观上愿意客观上有财力花如此代价去砌一座这样宽大而精美的码头闲置于那里或专作浣衣用吗？回答是否定的。它是“愚亭”基址无疑，只是筑在这里的“愚亭”被大水冲走罢了！

至于“亭”是哪年被洪水冲走的，柳子当初为何要把“亭”建在愚溪北滨，其结构用料如何等等，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本文只想通过“柳子诗文本身”和“实地考察所见”来论证：钴鉧潭就是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河段，柳宗元永州溪居“八愚”遗址就在钴鉧潭边（注 3 ）。

附注：

1 、我们对“二、三里”的理解，不能胶柱鼓瑟，只能灵活变通。笔者认为，把它理解为“不远”、“很近”较为合适。因为这是个大概说法，并不确指。如是确指，柳宗元在其诗文中必有确称，如“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潭西二十五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等。所以，单凭‘二、三里“去寻考柳子溪居遗址，难免显得幼稚可笑。

2 、柳宗元曾买下永州愚溪侧畔的钴鉧潭，潭西小丘和丘东北六十步之远的“泉”这三处紧密相连的土地，分别在《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和《愚溪诗序》中作了明确交代。要砌屋建宅，得先买地土，这是古今相通的道理。所以，柳子购置了哪些土地，便成为我们今天寻考其溪居遗址的最可靠依据。

柳子庙的沿革史考辨

何 皛

（零陵电大，湖南 永州 425000 ）

柳子庙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永州的名胜古迹之一。今天，党政要人、名流学者莅临永州，无不以景仰的心情前来观赏，永州文化人士前来参观的更是络绎不绝。然而，有关柳子庙的沿革史，国内许多学者也许都不甚了解。为了弘扬华夏文化，宣扬永州地方名胜，让国人了解永州，让世人了解永州，让永州走向世界，让柳子庙在柳学史上占居一席之重地，今特将柳子庙的沿革史考辨如下。

（一）

柳子庙是为纪念中唐时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而修建的。它始建的时间、地点和名称，今人多有误说。如《永州之野》（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说：“永州人民为了纪念柳宗元，早在唐朝元和九年十二月，柳子将要离开永州时，就开始筹建柳子祠。”又如《千里湘江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则说：“永州人民为了怀念这位同情民间疾苦、蔑视权贵的柳司马，就在他离开永州的第二年，在他的故居附近修一所祠堂，原称柳候祠，后改为柳子庙。”以上两书的说法，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辨明确：

其一，柳祠始建的时间。《永州之野》作者的说法，其根据可能是明嘉靖三十七年永州知府刘养仁的《重修柳司马祠记》。该《记》说：“是祠也，唐元和九年至绍兴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汪藻作记为始。”他所说的柳祠“为始”的时间有两个：一是“唐元和九年”，二是“绍兴十四年”。乍一看，明显不对，细揣其文意，也许指的是最早在潇水之东的柳祠始建于元和九年，迁建到愚溪是绍兴十四年。若能如此理解，也不对。因为绍兴十四年，是汪藻来零陵的时间，并非柳祠迁建的时间，也非汪藻作《记》的时间，而《永州之野》的作者以讹传讹，又加上“十二月”、“柳子将要离开永州”、“开始筹建”云云，说得如此有眼睛有鼻子，不知根据何在？据我所知，元和九年十二月，柳子并不知道“诏追赴都”的事，他在永州写的《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落款的时间是“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这说明元和十年正月五日，柳子尚在永州。若元和九年十二月开始筹建柳祠，柳子应该知道；若“就在他离开永州的第二年”修建了柳祠，柳子也应该知道。不仅柳子知道，他的好友至交也应该知道。为何他的著作和朝愈、刘禹锡的著作中均不见端倪呢？因此，我认为，上述两种所谓“元和九年开始筹建柳祠”和柳子“离开永州的第二年修建柳祠”云云，都是无根据的。

实际上，柳祠始建的时间，不是唐代，而是宋代，它始建于北宋至和年间三年。

北宋至和二年（ 1055 ）柳拱辰由尚书职方员外郎知永州，他在次年写的《柳子厚祠堂记》中说：“今建州学成，立子厚祠堂于堂舍东偏，录在永所著词章，漆于堂壁，俾学者朝夕见之，其无思乎？”这说明最早的柳祠是柳拱辰北宋至和三年（ 1056 ）修建的。

其二，柳祠始建的地点。上引柳拱辰的碑记告诉我们，当时的柳祠建在州学偏东的地方。当时的州学何在？据宗绩辰的《永州府志》载：州学在华严岩侧，“宋时祀子厚盖在此。”这告诉我们，柳拱辰创建的柳祠最早在潇水东的华严岩侧边。因此，所谓“在他的故居附近修一所祠堂”，是不对的。因为，柳宗元初住之龙兴寺，并不在华严岩附近。细揣《千里湘江行》作者之意，似乎认为柳宗元“离开永州的第二年”所修的祠堂就在今柳子庙这个地方，这就更加错了。同时，今柳子庙这个地方，也不在柳子故居附近。柳子的愚溪故居在哪里？据柳子自己说：“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愚溪诗序》）。这是说他故居离溪口的距离有“二三里”。又说：“方筑愚溪东南为室。”（《与杨海之书》）。这是说他故居在愚溪的方位是“东南”边。今柳子庙所在地，距溪口“里许”，且在愚溪“北岸”，怎么是在他的故居附近呢？

那么始建在华严岩侧、州学偏东的柳祠，何时迁建到愚溪来的呢？据汪藻的《永州 柳 先生祠堂记》说“零陵人祠先生于学于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几，而莫之敢废。”所谓“祠先生于学”，是指始建在州学偏东的柳祠；所谓祠先生“于愚溪之上”，是指后来迁建到愚溪的柳祠。从柳拱辰始建柳祠的至和三年（ 1056 ），到汪藻绍兴十四年（ 1144 ）来零陵，其间将近九十年。由此大致推算，柳祠迁建到愚溪来的时间，或许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

其三，柳祠始建的名称。《千里湘江行》认为“原称柳候祠，后改为柳子庙”，这是不对的。从柳拱辰的碑记来看，始建的柳祠称“柳子厚祠堂”。从它沿革史来看，永州的柳祠，始终没有称过“柳候祠”。下面详述。

二

柳祠迁建到愚溪以后，从汪藻的《永州 柳 先生祠堂记》来看，仍名“柳子厚祠堂”；今天我们看到的柳祠名“柳子庙”。从“柳子厚祠堂”到“柳子庙”，其沿革情况，说来话就长了。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资料是南宋汪藻的《永州 柳 先生祠堂记》。他在《记》中说：“绍兴十四年（ 1144 ）予来零陵，距先生三百余年。”自柳拱辰至和三年修建柳祠至绍兴十四年汪藻写《记》，其间八十余年。汪藻的《记》是为重修柳祠所写，这应当是柳祠迁建愚溪以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自汪藻绍兴十四年越元至明武宗正德年间，其间三百六十多年，柳祠到底重修过多少次，因无碑文可考，不得而知。但据曹来旬所见碑文“谓先生庙久废，一旦假巫显灵，祈祷辄应，居人感之而重修焉。”由此可见，自绍兴十四年汪藻撰《记》以后，柳祠至少重修过两次，而且已将柳祠改为柳子庙了。又据东安邑令曾镛《过柳子祠》诗，柳庙曾一度“额称柳圣庙”。因曾镛生平不详， 柳 先生庙何时改称“柳圣庙”的，待考。

明正德六年（ 1511 ）曹来旬来任永州知府重修柳庙。正德八年（ 1513 ）曹来旬写的《重修 柳司马 先生庙》说：“潇水之西，愚溪之北， 柳 先生之庙在焉。”当时庙内的情况如何？曹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予莅永州，始进谒庙，下见一神与为伍。问何神？方人曰：为某神。问：何所取？曰：有威灵，能福祸于人。问：何以据？曰：有巫妇主之，能降神。”他还看到前人的碑文“谓先生庙久废，一旦，假巫显灵，祈祷辄应，居人感之而重修焉。”后传说中的“柳子菩萨显圣”，也许就始于明代。这当然是巫婆捏造出来骗人的鬼话。所以，曹来旬命人“迁其神，逐其妇”，“伏其碑”，重修柳庙，恢复柳庙祭祀的本来面目。

曹来旬重修的柳庙规模远胜于前。记中说：“特改修柳庙。三间外夏称之前大门，三间临路，去溪水数步；后寝室三间，近庙约三丈；两旁庖库，各二间；前门左客舍三间，其二给司庙者居，其一取赁值，以供祭事。周围绕以崇垣，延百步，袤五十余步；环庙内外，平土壤，剔竹林，崭然一新也。又以先生居永时官为司马，直膀之曰柳司马庙。“

曹重修柳庙之后五年，即正德十三年（ 1518 ）仲冬，当时身为翰林国史编修的严嵩路过零陵，写下了《寻愚溪谒柳子庙》诗。曹重修柳庙后二十八年，即明嘉靖二十年（ 1541 ）唐瑶出任永州知府，他在《祭柳候祠文》中说：“今来吏斯土，周览四顾……眷风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来于斯地，聊奠觞而陈词，仿佛其来至。”由此可见，这时的柳庙尚好。

明嘉靖三十六年（ 1557 ）川西蜀山的刘养仕出任永州知府。他到柳庙一看，“礼奠弗秩”，“堂庑颓圮，榛莽芜蘙，如此，何以肃瞻向而明报劝耶？”于是他在次年（ 1558 ）“鸠才庇工，率修葺之。”《重修柳司马祠记》记载的就是在原规模上的“重修”，只是“增招墙垣，聿新堂宇”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刘养仕重修柳庙后又复称为“柳司马祠”了。

刘养仕重修柳庙后三十九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 ），刘克勤任永州推官时，摹罗池碑刻于愚溪庙中。

距刘克勤六十年后，即清顺治十三年（ 1656 ），即刘养仕重修柳庙以后九十八年，魏绍芳来任永州知府，次年（ 1657 ）他与守道黄中通捐俸鸠工，重修柳祠。黄中通在《柳司马祠堂记》中说：“登堂凭吊，栋折榱崩，不禁抚膺而太息也。永邦父老群向予谋再建是堂，以不朽先生。……丁酉（按：顺治十四年），因与北燕郡守 魏 君捐俸鸠工，共襄厥举，丹堊焕然，梁栋一新。”魏绍芳在《书柳司马祠堂碑阴》中云：“无何兵燹之后，竟成瓦砾之区，士女兴悲，父老威叹，芳职在专城，恭行谒奠，邦遗象于溪流之下，委牺牲于草莽之间。于是捐资鸠工，爰兴堂构，黄金范象，尚余元和芳姿，丹堊涂椒，宁让罗池。风景自兹，山青水绿依然。愚岛烟云，蕉黄荔丹，复起故祠香火。用镌贞石，以志私志。”他还将刘克勤摹刻苏轼的《柳候祠碑》予以重刻。该刻今完好地保存在柳子庙中。

自清顺治至嘉庆十五年（ 1810 ）武占熊重修《零陵县志》，时隔一百五十四年，柳司马祠改称“柳子祠”了。武占熊在《志》中说：“柳子祠，在河西愚溪上，春秋官祭，街民置有香田公费，七月庆祝神诞，亦如潇湘庙之盛。”

清咸丰八年（ 1858 ）杨翰以名翰林出任永州知府。他知永八年，永州名胜无不一一修葺，今柳庙大门两旁的楹联为杨翰所书，从楹联和上方“柳子庙”的竖匾所用石料来看，完全同质，“柳子庙”三字亦当杨翰所书，由此可知，将“柳子祠”改名“柳子庙”的，应该是杨翰。

自杨翰以后十九年，即光绪三年（ 1877 ），柳庙又一次重修。正梁上有“是清光绪三年丁丑岁仲秋月谷旦，祠下六场为祭绅考商民捐资公建。”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六年七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柳子庙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四年相继重修。一九八三年十月湖南省人民政府重新将柳子庙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予以公布。一九八五年进行大规模重修后，辟为“柳宗元纪念馆”，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举行了隆重开馆典礼并随之对外开放。二 OO 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柳子庙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同年九月正式挂牌。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在省市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纪念馆。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在市委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纪念馆。

三

今柳子庙坐北朝南，面向愚溪，大门上方为“柳子庙”竖匾，竖匾上、左、右三方雕龙毕肖，情态欲飞。大门两边的楹联“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集东坡书柳州罗池庙碑文）为杨翰所撰书。左侧假门上方题行书“清莹”二字，右侧假门上方题行书“秀澈”二字。这四字来自柳宗元的《愚溪诗序》。

柳子庙大致分前、中、后殿三部分，为三进三开间，呈层级排列，傍山而建。

一进大门便可见 郭仲选 先生的碑刻“纪念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即为前殿。前殿主要是戏台，台前为看坪。戏台坐南朝北，木质结构，两重飞檐。第一重飞檐正壁中央是一幅山水画，两边为清代永州知府杨季鸾撰句、清代杰出书法家何绍基书写的楹联：“胜地喜临江万叠云山来缥缈，高情还爱石一圆花竹尽玲珑”，均为一九八五年重修时摹画上壁；第二重飞檐正上方有一横匾，题行书三字“山水绿”（亦为何绍基书写）。这三字来自柳宗元的《渔翁》诗。

从看坪拾级而上就到了中殿，中殿横梁上是 郭仲选 先生一九九一年七月题的“八愚千古”四个大字，两侧是吴叔羽撰的楹联：“文传柳州集千秋风范壮愚溪，政纪荔子碑两地湖山留胜迹”。右前侧竖梁上悬挂 赵朴初 先生题写的“柳宗元纪念馆”。左右各两大间，由左至右为柳宗元陈列馆的四个陈列室。陈列室主要介绍柳宗元一生的经历和他在哲学上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分四部分。第一、二陈列室陈列了“柳宗元生平大事记要表”、“柳宗元世系表”、“永州八景”、“第一部分‘生长长安，踔厉风发'和第二部分‘待罪永州，贬居十年'”；第三陈列室陈列了柳宗元在永州的主要成就；（ 1 ）柳宗元居永州十年主要活动分年纪略表，（ 2 ）阐述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3 ）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 4 ）光辉的文学业绩；山水游记、诗歌、杂文、寓言、辞赋、小说；第四陈列室陈列了第三部分‘再贬柳州，政绩卓著'和第四部分‘后世敬仰，评价甚高'，陈列了“柳宗元永州十年行踪示意模型”、柳宗元白石膏像及《柳河东集》、《 唐柳 先生外集》（模本）以及永州人民柳学研究成果；《柳宗元在永州》、《柳宗元研究》、《柳宗元新传》、《柳宗元社会心理思想研究》、《永州之野》、《唐历代墨迹选》、《中国永州》。中间为通后殿的过堂，其间梁上刻满古代文人骚客的楹联，如“才与福难兼贾傅以来文学潮儋同万里，地因人始重河东而外江山永柳各千秋”、“千里谪楚南，一代文豪文光永照，一心匡社稷，千秋史事史论从公”等等。

由过堂再拾级而上就到了后殿，中堂端坐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李葆年设计的柳宗元汉白玉塑像，两侧是版画家周令钊设计的脱胎膝器永州八记书画作品和书法作品。塑像后面则陈列着至今保存完好的珍贵碑刻，有《遊愚溪》《捕蛇歌》《愚溪怀古》《寻愚溪谒柳子庙》《苏轼荔子碑》；殿左为接待室、会议室；殿右为宿舍。

今天的柳子庙不仅是党政要人、名流学者的观光地，而且还举办各种文化教育展览，它已成为永州的文化中心之一。

碑文化随笔

谢心音

（永州市博物馆，湖南 永州 425006 ）

　　碑者，取之于石。它没有改变石的化学结构和顽固不化的禀赋，却把文化依附在其坚硬的基础上，千秋万代，传之久远。
　　 古时候，立于宫、庙门前用于识日影及栓牲口的竖石始称 “ 碑 ” ，这里， “ 识日影 ” 和 “ 栓牲口 ” 已有明确的文化意蕴。在民间，有路碑、界碑、墓碑等永久性标识，亦有刻石记功、树碑立传等扬善壮举，说明 “ 碑 ” 是区别于其它任何书写材料又廉价耐用的文明载体。唐以后，碑风大盛，文人士大夫的丹青遗墨或镌于碑石，或勒之摩崖，林林总总，遍及华夏，文化的涵盖面及渗透力已大大延伸。这时的碑完全可以作为历史或者是用以证实历史，因此，碑文化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补充和见证。
　　 永州的碑文化源远流长，单是古代名人的诗文碑刻之多，价值之高就可称得上湖南之冠。如浯溪三绝堂内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的《大唐中兴颂》；柳子庙享堂后壁上唐代韩愈作文、苏轼书丹、颂扬柳子德政的《荔子碑》，历史上二者皆称 “ 三绝 ” ，可以说是碑林中的旷世杰作，文物中的稀世瑰宝。浯溪唐元结的 “ 三浯铭 ” 、宋黄庭坚的浯溪诗碑、江华元结的《阳华岩铭》、玉琯岩汉蔡邕的《九嶷山铭》、绿天庵唐怀素的《千字文》碑、朝阳岩唐代柳宗元的《渔翁》诗碑、宋代陈瞻的《宣抚记》碑、柳子庙明代严嵩的揭柳子庙碑、舜帝陵的明代《抚瑶碑》等等，都是在文物界、书法界有一定影响和份量的作品。它们的文化年代，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古建筑，因为永州现存的古建筑除了明代有两座塔坊外，其余均系清代重建。而这些建筑中弥足珍贵的文物仍然是以石为材料的龙凤石刻，虽然不同于一般的文字碑刻，却是国宝级的艺术珍品。如宁远文庙、永州文庙、永州武庙的整体高浮雕龙凤石柱，就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是古代艺术家匠心独具，万代留芳的丰碑。
　　 永州的碑文化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两处古代名人的墓庐。一处是清末湘军将领、贵州布政使 王德榜 先生墓，它的珍贵不仅在于王德榜是抗法名将，而且其墓碑上有翁同龢、张之洞等清廷元老、书法名流题刻的挽联悼词，书艺堪称精品。另一处是清代兵部尚书 唐元甫 先生墓，此墓型制规模之大，石刻人物故事、龙凤异兽、挽联墓志之多，工艺之精美，全省亦属罕见。以其说是碑，勿如说是部书。今年清明前夕，市县文物部门及当地唐氏后裔三十余人，光是清理墓四周的杂树野草，修复坟堆，端正在文革中被破坏的碑栏、石狮、石佣等，就足足花了四天。省文物部门的领导专程来此考察，看后亦大为惊叹。这里的文化遗存，可以作为史料研究的实际上只有碑文化，其石雕碑栏当属全省一流，无以伦比。
　　 碑文化是永州的特色，也是永州的骄傲。全省十四个地州市列入湖南省文物志的历代碑刻 56 块，永州就独占 16 块。在永州二十一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单是摩崖石刻就有浯溪、朝阳岩、淡岩、月岩、阳华岩五处，其它间接相关的还有多处。尤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浯溪摩崖碑林中，唐以来的摩崖石刻就有五百零五方，涉及书家三百余人，览括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可以说进入浯溪，就如进入了一座古代书法艺术的殿堂，让你一饱眼福，流连忘返。
　　 永州是湖南的历史文化古城，正在为发展旅游文化探索可行性途径，重视 “ 碑文化 ” 这个永不熄灭的亮点，无疑将给永州带来繁荣和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