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舜源思想初探

胡忠岳

永州市柳宗元研究会

柳宗元亲身经历中唐永贞革新，其创新模板，主要取材于初唐社会进步的亮点：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朝遽亡，为延祚唐廷，在架构上实行抑权纳谏、王庶同律，三省分权，促成与后来西欧相类的君主立宪、三权分立、宪律平等的模式泛觞。在政治上实行夷汉融居、中外融商、中西融教，太宗被西域诸邦尊为“天可汗”。其创新目标，主要是将先秦老庄、孔孟、墨法等理想型崇舜思想，发展为理性型崇舜思想。其创新亮点，是柳氏对尧舜时代的历史内核，有超于前贤更深层的认知。先介说言舜诗文。

言舜诗文

中华书局79年版《柳宗元集》言舜诗文共81篇：

一册：1）29《贞符》论；2）53《惩咎赋》论；3）57《闵生赋》论；4）69《封建论》论；5）82《守道论》论；6）88《时令论下》拓；7）90《断刑论下》拓；8）110《论语辩》论；9）124《柳州文宣王庙碑》涉；10）132《湘源二妃庙碑》涉；11）一八0《开国伯柳公行状》阐述释义大中之道（拓；12）190《諡议》涉；13）208《陆文通墓表》论；14）216《衡州吕君诔》论；15）320《弘农令柳公墓表》涉；

二册：16）364《天对》论；17）415《晋问》论；18）432《问答》论；19）468《八骏图说》论；20）498《憎王孙文》涉；21）521《伊尹五就桀赞》论；22）537《汉源庙铭并序》论；23）545《涂山铭》论；24）548《安丰县孝门铭》涉；25）555《舜禹之事》论；26）594《送范明府诗序》拓；27）615《送薛存义序》拓；28）655《送娄图南序》论；

三册：29）743《毁鼻亭神记》论；30）746《龙兴寺息壤记》论；31）779《寄许孟容书》论；32）786《与杨凭书》涉；33）794《与裴埙书》涉；34）818《答元饶州书》论；35）839《答周君书》论；36）847《与杨诲之书》论；37）849《杨第二书》论；38）874《答元公瑾书》论；39）931《上尊号表》涉；40）977《克东平赦表》涉；41）979《破东平表》涉；42）995《谢迁镇表》涉；43）996《为刘同州谢上表》涉；44）1052《祭吕温文》论；45）1085《舜庙祈晴文》论；

四册：46）1121《弘农公五十韵》涉；47）1154《李西川荐琴石》涉；48）1167《得卢衡州诗寄》涉；49）1186《酬曹侍御》涉；50）1190《湘口馆》涉；51）1195《与崔策登西山》涉；52）1218《零陵春望》涉；53）1254《读书》涉；54）1263《观庆云图诗》涉；55）1265《非国语序》论；56）1335《迎长日赋》涉；57）1355《请复尊号表三》涉；58）1363《表五》涉；59）1368《班宏请改尊号》涉；60）1373《举裴冕表》论；61）1381《贺赦表》涉。

以上泛指性涉舜诗文27篇，作了解即可。特指性论舜诗文28篇，可重点探研。拓展性言舜诗文26篇，这里仅选6篇纳入本文论证。作如此分类仅供同仁参考。柳氏笔下的虞舜民生，有超前贤所论，更接近那个时代的民俗民情。

民生基础

柳子《封建论》：“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但老庄孔墨辈美舜，多有讹语化倾向。以致后来长伴有疑古非舜之诟病。幸有《山海经》作者，司马迁等人开创了实地考古舜史的先举，留下了辨别真伪的舜记和舜史。魏晋时出土的汲冢书，汉·应劭、晋·皇甫谧勘定了舜都和尧都遗址。汉唐人认定舜帝传记多属信史。

柳从不同角度，钩沉出了舜时的民生面貌。在《晋问》中：“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阳，尧之所理也。”蒲坂是舜帝便于交通而在黄河边新建的帝都。平阳是尧帝原治理的都城。柳还依韩非语：“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绘出了舜时的民生概况图。那时的人民，茅草盖的屋顶多不事修葺。柞木作椽子多不事刮斫。一应食具多是土陶粗器。尽管现代考古，发现5000年前，已有四川大溪防潮、隔热高级屋筑，山东日照有台基夯土屋。但普通百姓的住房，的确还处在原初的简坯粗屋，柳认同此说，也合符现代考古证实的舜帝史实。

距今4100年前的尧舜时期，华夏地域尚处在湿雨季，两江下游的先民，曾饱受洪涝之苦。柳在《龙兴寺息壤记》及《天对》28-32等对答中，均说及鯀好功争揽治理洪水，用填坝堵水的办法治洪，帝震怒杀鲧，还将其弃于羽山让鸟兽啄食。柳在《天对》第33-38、42-44、70-71等对答中，鯀子禹经十三年治洪，手茧脚跛。虽与涂山氏结婚生子，但三过家门而不入、终用疏浚的办法治好了洪水。禹还定规治民、征开税收、使河湖低地的百姓，由屡建屡毁的棚屋，变成固定的屋舍。改善了两江的民居生活，创建了远古华夏的粮仓。得到舜赐奖的玄圭。又在《天对》第73节：“益革民艰，咸粲厥粒。唯禹授以土，爰稼万亿。”说舜臣益普及了农作物的种植，使粮食广收。禹治好洪水，将土地分给农民而安居乐业。还在《舜庙祈晴文》颂舜：“粢盛不害，余粮可棲。或簸或溲，为酒为醯”。舜督促禹治好洪水后，农有余粮存田头。用来酿酒和制醋。续接了远古尧舜禹时代的盛世。

还在《晋问》中描绘盛世：“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於变时雍之美…有昌言、儆戒之训…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百兽起舞，凤凰徕仪形容尧舜盛世。立规则，儆惩戒，叫天下畏刑使社会安定。同时引汉初与唐初：不推重政令训民，不干扰百姓谋生，用道家“无为而治”，才到达唐虞盛世的大气象。还提出“所谓民利，民自利是也”，变素来官对民的“利民”观，成为百姓自我主张的“民自利”谋生方式，才会出现尧舜物阜民稔时代。另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也从侧面展现出尧舜时代物丰民裕的盛况。

从夏残碟、商甲骨、及现代考古中，均指证了柳子所说的舜时民生是合乎那个时代史实的。

意识形态

尧舜时代已有较发达的民生基础，必伴有前沿的意识水准。我们已无法从夏谍及殷墟中，得知舜帝是怎样修养心衷的。先秦两汉先贤对此已多有追述。总结出仁、义、礼、智、信五大修为类别。也归类出思与行两大范畴：一是规范思想的“道”，一是具体行为的“德”。万幸的是到中唐柳子时，对五项修为均有论及：“仁必知经，智必知权，”尊循经典与临机用权要两相得宜，是维护社会道德的有力途径。还从道与德两方面，对尧舜社会的精神面貌，进行多角度探及。更接近舜帝意识形态的时代轨迹。

柳子在《晋问》对道德具体释义：“有温恭、克让之德（譬如禅让），有师锡、佥曰、畴谘之道”。在黄、渭、汾相汇的三河一带，有当年尧舜倡导的温良、恭敬、克制、谦让诸项德行。形成有好人好事能够推广，有好的建议能够采纳，有好的典型能够学习模仿，这就是公共的人道规范。

柳氏对道德还有多种释词：

尧舜道德的高格。《祭吕温文》“尧舜之道至大以简”。

老师道德的目标。《文通先生事墓表》“以尧舜为其的”。

益友道德志向远大。《吕温诔》“志存致君，以笑唐虞”。

诤友更具道德抱负。《送娄图南序》“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

柳氏自励早年道德高远。《寄许孟容书》“以兴尧舜孔子之道，立安元元为务”。

尤其是辅国要看君主道德。《伊尹五就桀赞》“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

配祀要看神主道德。《道州毁鼻亭神记》舜弟象无德，不配享祀庙宇。从《天对》97、98、103、117对答中，还反复补述象的无德。

特别强调道德个人修为。在《与杨诲之书》中，提到实现尧舜道德的具体方法，如舜当年具体制陶。但处世不能太刚直，象行车一样要内方外圆。在《与杨诲之第二书》，再说奉行尧舜道德的好处：“安有以尧舜孔子所传者，而往责焉者哉？”只要将尧舜道德结合实践，就能作为人们的道德修为准则。

具体佩饰也可帮助修为道德。《守道论》“是虞人之物也”。行文更须道德标准。《非国语序》认为原《国语》“不概圣论”，而特作《非国语》。

还将圣人理念，納于尧舜行为的道德范畴。《时令论·上》解释“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说及道德的最高榜样。

更将尧舜道德内涵拓展。《时令论·下》“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惩咎赋》“邀尧舜与之为师…求大中之所宜”。《开国伯柳公行状》“务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在柳集“大中”就说及14次以上。是治国方面的最佳解释。另有中庸、中道、中正、时中、协和、大和、大康等词，在柳集出现共87处以上。这些词语也有的曾在《春秋》《中庸》诸书出现过。但柳氏在百家言基础上，对尧舜圣人之道有拓展和创新。如《断刑论》以季节定赏罚，不如遵循生理减少痛苦，是刑罚在大中等理念的优化体现。另还有《为裴令公举裴冕表》“必能协和万邦，致君尧舜”。其道德力量何其伟大。

《八骏图说》说尧舜相貌同如常人，反对神化圣人。

尧舜既有超前的虞舜道德思想引领，还能构筑出千古盛传的倡明政治。

政治构筑

柳氏对舜时的政治构筑，比历代贤者有更深更具体的解读。

一是访贤。柳在《答元公瑾论进士书》“荐于天，尧舜是也”。尧访舜最高的方式要靠天下百姓荐举。历来认为舜已是巨贤，只要群贤推荐，尧只须招用即可。但在《舜禹之事》柳却说：“使以尧之圣，一日得舜而与之天下，能乎？”言下之意，舜必须要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才是访贤的全过程。

二是联盟。在《与杨诲之第二书》：言尧曰‘允恭克让’。言舜曰‘温恭允塞’。尧要做到的是，遇事要跟舜多商量。不倚老卖老，不依势揽权，要尽力克让。舜要做到的是，在尊长面前，不盛气揽权，要低调谨慎处事，若此尧舜联盟才顺利进行。在《贞符》引仲尼评舜：“於舜曰睿哲文明”。在《舜禹之事》尧不干扰具体事务，舜才放手平四凶、兴五教、立礼刑、合时月、正历数、集度衡，尽用天下人才和物器，联盟方才得以维持。

三是互监。在《送薛存义序》提到：凡是民众，多靠耕地糊口，还要凭耕地缴税，以维持政府财政。雇请官吏，应是受雇于百姓，却不为其办事，已成今天社会通病。有些不仅怠工，还凭权力中饱私囊。这好比民间雇工，既领了工钱，又不办事，还盗取财物，这必叫主人恼怒，追赃辞退。官员受雇与民间雇工相类似，“民可黜罚”即百姓对官吏应有监督、辞退、黜罚的等势权力。柳子划时代地提出，人类社会必进化到等势监政。在《论语辩·二》也提到监督必须要有同等势力，才有真正的民本政治。

四官为民役。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何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亏于色，苟获此焉，足矣”。大意是身为官吏，是受人民役使的。就要凭自己努力为人民做事，就不愁没报酬养活自己。只要致力于教老百姓慈爱礼让，消除社会的欺骗、作假、欺凌、暴力等不良行为，而后才可慰藉良心而不感到有愧，倘能如此也就满足了。在《送薛存义之任序》，正式提到“官为民役”理念。首将历代“官役民”理念，划时代地改成“官为民役”前瞻理念。先导人类肇造现代成功的社会政治模式。

五是尧舜禅让。论其缘起，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定是春秋末孔、墨最早提出来的。但在殷商汲冢书和甲骨文里，已有类似的记载。一是唐虞二人有至高无上的德行作为前提。一是尧子和舜子均有不肖才外引禅让。一说是尧舜两大超巨落联盟以渐时平衡为条件，一说是原始共主推选制的必然结果，是华夏超大地域政治融合的必然过程。柳氏在《封建论》中却前瞻性地提出“势”的历史发展观，即是华夏远古先民由神农伏羲氏族灭式的兼并，到黄帝对炎帝势力范围外的容置，再发展到尧舜两超巨势力内向融合，是原始部族兼并到部落容和的必然趋势。在《沛国汉源庙铭并序》;“圣德未衰而内禅”当尧舜圣德影响还没丧失殆尽时，舜禹禅让才得以勉强继续。

最后是南巡，柳在《舜庙祈晴文》“勤事南巡”是尊循历来褒舜的说法，在《闵生赋》“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柳认同汲冢书说法，舜帝晚年是受禹逼迫而南迁的。只是历代以来，没几人知道真相罢了。南迁事件的出现，标志着禅让制的最终结束。

能量和积垢

舜禹禅让不继的原因。多说是禹子启的贤能，最终切断了禅让制模式。也说是尧舜两大联盟外的禹部落势力的超强崛起，残酷地打破了原来尧舜联盟的平衡。肇起了家权代管国家的世袭制时代。

柳宗元追述得更具体。在《天对》第72-74三段对答中说，启能顺利使娰姓建立夏朝，是禹虽禅位给益，但禹启父子依恃强势根本没禅让的意思。益只有被迫让位于启，而远退居为一介闲民。有扈氏曾反对禹启这种行径，禹就扣上反叛的罪名，很快就将有扈氏镇压下去，谁还敢反对和谋害启呢。益曾解决农业种植难题，使先民多得粮食。禹排除洪涝，使农民多分好地，并使之安居下来。禹的声望本来比益高。“姑不失圣，夫无往不道”禹还能克制自己尽力少施错政，谁还敢说禹不道德呢。启还用音乐驯化娱民，维持社会安定，启就成了有善政的圣人。《舜禹之事》“凡异姓授位，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后者系，其事同”说是舜禹虽治国事同，但公道仁义与凭强势谋私，其政治道德相差很远。《涂山铭》“虞帝耄期，承顺天历…尧、舜至德而位不及嗣，（禹）汤、武大功而祚延于世”说舜德仁推荐选举治国，禹以强势私传天下，社会本已进入不公平的时代。而《问答》“尧舜之修兮，禹益之忧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将舜修性克让，禹益以势力强弱为忧虑，有明显讽时贬禹倾向。

舜禹禅让不继的深层原因，是人类进化，包括部落级兼并与容和，国家级兼并与容和，全球级兼并与容和共三时期六个阶段。尧舜禅让尚属华夏民族部落容和短暂平衡时期。舜禹禅让已到了部落融合阶段的晚期，还远远来不及用固定的制度，将禅让制维持下来，就被急剧环境变化而打破，过渡到国家初期的兼并阶段，步入夏启以家族世袭制的治国时代。其实，在部落前期、国家前期、全球前期的三级兼并阶段，均是以独个家派代理的治国时期。在中国远古炎黄以前，伏羲、神农及有巢氏等部落兼并时期，那时文字尚在初创，历史记载不全，我们不得详知。但到了中国国家级家派兼并统治时期，历经了长达四千余年百十个朝代，统治者都想无限地延长各自家派的统治。但没有一个时代，能将自己的统治永久性地传承下来。其实质是遭到，人类三级进化初期的兼并阶段，存在体制原阙的困扰。

人类三级初期的兼并阶段，都由公器私治体制结构性原阙而运行出一条铁律：不管在部落、国家、全球每段公器私治的统治时期，均孕育出各个时代的气运能量值。一般能足够推翻前一个朝代并清除其积垢。因为本体制本能地拒绝客体对自身的除垢，本体制又无法自身消解积垢。故而同时在新的政治建代之初，也已开始积聚本朝的污垢。一方面，统治期间对人民实现的公平、安定、幸福等指标越高，其气运能量值就越大，积垢速度越慢，消耗能量越慢，其统治的时间就越长。如我国的周、汉、唐时期。一方面，积垢的速度越快，统治能量值的消耗就越快，本代的寿数就相对越短促，如中国的秦、隋两代。当积垢足以淹没本朝统治时，就必然有外力如政变或者战争等强行参与换代和除垢。

人类三级公器私治初期的换代陵替，基本上是以这种原地闭式循环进行的。包括人类部落初期兼并、国家初期换代陵替、全球初期族种霸权。人类三级兼并期，不能除去本身积垢，常靠内部政变、外力战争来除垢。故而出现极不稳定的逐代陵替风险。人类三级进化到各自完善的容和期时，就自然就发展到本体愿意接受客体对自身的改革，使本统治积垢得以及时清除。如中国尧舜部落大联盟，就是人类部落统治的融合时期，其效果被后人传为“尧天舜日”。但到我华夏国家级兼并漫长时代，经历多次改革，一直没有冲出逐代陵替进化停滞的闭环中。纵是封建鼎盛期的唐朝，柳氏为挽救朝廷，心身承受着最大的困扰。

弱势改革和等势监政

到国家级兼并期的治理效果，反而不如部落级融合期的尧舜政绩。柳在《封建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在《送薛存义之任》等篇，反复提到这个问题。说的是统治集团，要为国家长远发展营造一种动势。也就是最高统治者，允许等势力量参与监政，营造尧舜联盟的平衡均势，朝廷体制才得以长久延续。

回望华夏进入国家级世袭制的公器私治时代，有多次著名的除垢改革。如先秦商鞅变法、西汉晁错削藩、中唐柳亲身经历的永贞革新、北宋王安石变法、晚清戊戌维新等等。虽大多对当朝延寿起一定作用，但对从事改革的主要人员，均被家派体制原阙性限制，无一例外地遭受不同程度的大伤害，改革事宜往往不能继续，延朝的祁望最终泡汤。

究其原因，是国家公器私治有两个闭环：一方面如前所述，家派执国时代，是无法革除本身积垢的。起用家派以外的能人改革来除去积垢，因改革者不具备与王廷系统有等势权力，当能人要革除家派内部的积垢时，譬如要革除家派内特权者本身的不法利益，家族利益、集团利益时。必须遭受到维持家派已得利益集团的强势阻止，而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另一方面，一家一派的最高统治者，绝对不会给家派之外的改革者分给等势之权，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能人们无一列外地都成为家派体制改革的牺牲品。当中唐永贞改新的王、柳、刘辈，要限制宪宗权力时，当清戊戌维新的康、梁、谭辈，要削弱慈禧权力时，执王权者宁肯亡代，都会先保自身权益，而对改革主事者俨然冷酷的处置。

故而中国三千年来，家派世袭制所有的能人弱势改革，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家派内的强势打击，最后能臣不成为晁错一样的冤鬼，就成为王安石一样的逐臣。故而中国国家级兼并家派治国时代，一直没有走出既要革除积垢，又能延续王朝这道先天死坎。而形成家派世袭制下的先天原阙，最后都无法避免，一朝被一朝循环地推翻，时至近世的新制一直还在遭受着这种戕害和阵痛。

但华夏进化到国家级时期，上自夏殷近至明清，曾出现过上百回的继位者年幼，由等势力的王室、或已取得等势的外戚、或授权等势的大臣来辅幼监政。这与家派外的能人弱势改革，统统都成王朝牺牲品相比，这种与最高王权等势的辅助监政，一旦碰上监政者有贤明而超强的监政能力，年幼的继位者有坚韧而超强的执政魄力，均会演绎出接近尧舜平衡等势而英明奇特的治理效果。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仅有几次强盛而显赫的善政时期，几乎都存有等势平衡的监政因素作为先决条件的。

周公旦受周武王托孤，得到召公奭和吕公望的拼力支持，形成与王廷等势之权，得以辅助周成王姬诵、成就上古有名的“成康之治”。吕不韦跟秦王嬴政应是父子关系，并先后得华阳夫人和夏太后两重后宫的支持，才获得与王权等势，手把手监政嬴政，为后来逐渐并六国建大一统秦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窦太后先有侍奉吕后、辅佐文帝、扶助景帝三朝的累代之权，才挟外戚获得与汉廷等势，严苛监政刘彻，使之成就强盛的汉武大业。太后刘娥先曾辅佐宋真宗大振朝纲，后贤明辅助年幼的赵祯，使之成为北宋仁宗盛世。孝庄先委身于多尔衮，才保住儿子顺治的帝位。待孙子玄烨继位时，也是秉三代后宫权威与王朝等势，辅教康熙朝政事务，亲身培养出清朝康乾盛世。尤其是李世民主动让权，引魏征及时谏监自己的执政错误，成就了中国封建时期治绩最好的“贞观之治”。华夏这几重显赫成功的政绩，说明在家派世袭制时期，若碰上有平衡等势的监政，也会营造出接近尧舜联盟的倡明政治，成就巨大的盛世时期。但由于国家级兼并时期的原阙，最终都没有办法自身除垢，没能使任何一个朝代能长久地延续下来。

身居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中唐柳氏，比西域西欧等国，先进入封建成熟制度将近一千年。柳吸取唐贞观新政以来的治国经验，同时深悟远古尧舜良政的史实，设构出人类先进的社会思想意识和制度构架，哪怕属原始的泛觞和朦胧的肇创，确属地球人类国家级制度制度史诗般的大展示。当时西域及西欧诸国的留学生、学者、文人、政客都来大唐学经验，那时或将柳学传之域外，或是人类各国的政治有同原理性，均将这类舜源政治的优良设构，发展为现代多派等势互监平衡政治体系。如今我国已结束封建帝制，已具备现代体制改革的诸多条件，我们有责任对我国现代体制，进行进一步的应时改革。

完善国家级容和制

国人探索柳学，多是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完善。解放初毛泽东为共和国寻找中式治国新路，特着章士钊著100多万字的《柳文指要》，就是最典型的案例。笔者对柳子舜源思想的初步探索，也是借柳学研究，探索中外政治规律，寻找完善中国现代政制途径。

首先，自夏商以后，先民一直在崇敬尧舜政治，柳氏比他们有更深层的看法。在《舜禹之事》“尧知之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尧之忘己，而系舜于人也。”讲的是尧当年为提高舜执政威信，特将总政系统退到后台，作为舜执政系统的影子，以作等势监督、指导和规范，使尧舜联盟能够稳定平衡的前进。这种理念向外传播，发展为现代公选制度，在选举产生新元首后，使选举主持人“休眠”，一便新政顺利铺开。由此可见当年尧舜联盟制的前瞻性，也足见柳氏拓掘尧舜政治内核的远见卓识。

为方便尧舜联盟顺利运行，还设立了两大部落之间的互监机构。既有尧总政系统的监督执政，还有舜执政系统对尧总政的逆向监督。没有这种双向互监平衡，虞舜行政机构就会弱化，尧舜联盟就会失衡而终止运行。柳在《送薛存义之任序》：“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何哉？势不同也！”说的是监督的一方，须有尧舜联盟政治时期的同等势力和权力，才能达到监督及黜罚官员的效果。现代民主政制顶层的互监机制，恰与我国尧舜联盟互监机能有渊源相承的关系。

当年尧舜为保障两超大部落联盟的相对稳定，特将双方部队在地域、装备、数量等，都保持相对等量的平衡。这是当年尧舜联盟能够较长时间平稳运行最关键的条件。柳在《涂山铭》：“厥后启征有扈，而夏德始丧”启凭强势征伐有扈氏，强行家传世袭制，从此丧失了尧舜公共推举制的政德。深层原因是，当年华夏最主要产粮区，两江中下游洪水得到禹的治理，农产增收经济增长，禹的综合势力增强，舜原有势力已不能遏制禹的势力，导致舜禹势力失衡，导致联盟政治被迫终止运行。现代民主政府对国家军队掌控，已先进到制度化，是通过董、政、监三巨头等权互控的。国家拥有军队所有权，只授予元首对部队的指挥权。但要董、政（元首）、监三人等势签许，元首才有权指挥国家军队。这样有效遏制旧时元首以军挟政，从而杜绝顶层的个人独裁。可见中华远古尧舜军队等势框架，对人类现代制度的渊源借鉴作用。足见柳氏对古今军队制衡设计的发展走向有卓越的考量。

尤其是，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几千年难以改进的古制革新呢？柳在《舜禹之事》“尧之的于舜也以圣，舜之得于尧也以圣，两圣独得于天下之上”。当年尧舜双方为联盟成行，做出创史性的权力高格让渡。在《沛国汉源庙铭序》更有拓展：“时唯放勋，揖让而退，祚于后昆”。也是说尧对舜超前高风格的权力让渡，方可延续原部落的政治生命。这里面临着人类体制改革的二难问题：历代统治者都会从私欲角度尽力多揽权才感觉安全，但人类制度进化都会要求元首逐渐放权，而形成二难死结。进入现代国家级容和期，多是用国家宪法逐渐使元首对自身那部分权力的逐渐让渡。其实质是通过国家权力，在元首职位之上设置等势力量，譬如用两派以上的社团轮流选举执政，一使最高统治者逐渐放权，虽有现代选举小动荡，但能国家等势监督及时革除对方执政时期的错误和积垢，避免了历代改朝换代大灾难的冲击。这才是现代体制改革成功和巨大进步的关键。

现代人类已开始步入地球级容和进程，我们必须首先从国家级兼并期，尽快地进化到国家级内部大容和制度，这样既可继承我国远古尧舜政治的融合传统，借助现代平衡政制及时清除自体积垢。还可杜绝政变动乱或国内战乱的灾难，更可切断旧制逐代循环陵替的千年原阙。才能在世界级容和进化进程中，在全球范围内反对世界霸权，建立中国特色的全人类大同世界。在习主席当前推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会如柳氏期盼的，现代的尧天舜日必将照耀着全世界。

文稿一审：玉华

二审：一石

三审：满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