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明德”思想与实践研究

徐家贵*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中国的“明德”传统源远流长，从周公首次提出“明德”，到儒家系统化发展与完善，“明德”经历了由贵族性政治道德转化为个体普遍性人伦品德的过程，“明德”成为安邦定国、安身立命之道，人人都要“明德”。受儒家“明德”思想、家世传统和唐朝由盛转衰社会现实的影响，柳宗元在入世之初，积极投身政治改革实践，怀“明德”之心以治世，他的“明德”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充分挖掘和弘扬以柳宗元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传承数千年的“明德”传统，并进行时代转换，将有利于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水平，坚定文化自信。

关键词：柳宗元；“明德”；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中国的“明德”传统历史悠久，蕴含着深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明德”是传统中国社会一道永恒的政治和伦理命题，从周公在《尚书》首次提出“明德”之概念，到儒家从行为主体和道德内涵维度建立起“明德”的普遍性，“明德”这一先哲先王的贵族性政治道德拓展到普通个体的人伦品德要求，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普遍追求。坚持以儒学修身治世的柳宗元，一生都在追求光明之德行，秉持“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2]]的理念，既“达则兼济天下”，又“穷则独善其身”，实现了“明德”的知行合一，他的“明德”思想及其实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一、我国“明德”传统的溯源与发展

中国历来有“明德”的传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矣，以彰明德。”[[3]]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明德”的是周公，他在《尚书》中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尚书》因之成为我国“明德”思想的源头。在《尚书·康诰》中，周公认为，“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4]]要承先哲先王尽心勤民之心，以怀明德之心；“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都耇成人，宅心知训。”[[5]]要求先哲先王的志业遗训，以言明德之理；“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宁。”[[6]]要扬先哲先王敬天保民之德政，以成明德之事。此外，《尚书·尧典》《尚书·梓材》《尚书·酒诰》等篇章也都从明德之心、明德之理和明德之事等层面，阐释论述“明德”思想。可见，早期“明德”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先哲先王，他们依据至高无上的天命“明德”，“明德”是一种贵族性的政治道德。

与早期面向先哲先王的贵族性政治道德相比，“明德”思想经过儒家系统化发展与完善，形成一系列“明德”理论，《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论语》的“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孟子》的“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刑者德之辅”理论。儒家的“明德”理论渐成体系，“天佑有德”“倡导民德”“明明德”“修齐治平”“德主刑辅”等思想，推动了贵族性的政治道德转化为个体普遍性的人伦品德，“明德”适用于整个社会，倡导人人都要追寻光明之德。

儒家将贵族性政治道德拓展为普遍性的人伦品德。从宏观角度看，“明德”事关国家政治的兴废治乱；从微观角度看，“明德”事关个体价值、个人的社会性发展。儒家在行为主体和道德内涵维度建立了“明德”的普遍性，“明德”兼具以君王为主体的政治性和以普通个体为对象的伦理性。概括起来，就是要人人“明德”，追求光明德行，其中主要是做到明德之心、明德之理和明德之事三个层面，倡导知行合一，实现怀明德之心、言明德之理、成明德之事。

柳宗元受儒家伦理、家世传统的影响和唐朝由盛而衰现实的刺激，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求举觅官之路。他怀“明德”之心，坚持“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行“道”以“济天下”，企图实现“明德”治世的目标。

二、“明德”入世——家世传统深厚

柳宗元称柳氏家族世德廉孝，“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高祖讳楷，隋刺济、房、兰、廓四州。曾伯祖讳奭，字子燕，唐中书令。曾祖讳子夏，徐州长史。祖讳从裕，沧州清池令。皇考讳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飏于河浒，士之称家风者归焉。”[[7]]六世祖柳庆，“幼聪敏，有器重。博涉群书，不治章句。”“按验积六十余日，吏或有死于狱者，终无所言，唯得剩锦数匹，时人服其廉慎。”[[8]]柳庆自幼聪颖而有器量，博览群书而不重章句，为官不畏权贵而廉洁正直。五世祖柳旦，“旦字匡德，工骑射，颇涉书籍……大业初，拜龙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击，旦为开设学校，大变其风，帝闻而善之下诏褒美，四年征为太常少郎摄判黄门侍郎。”[[9]]柳旦为龙川太守，开设学校、移风易俗，受皇帝褒奖。此后，柳宗元高祖柳楷及其后人，虽世代为官，但名不彰显，史上无专门之著述，然其“世德廉孝”之家风传承久远。

到柳宗元父亲柳镇时，已沦为“无为朝土者”的衰败境地，仕途不顺。柳镇明经及第，以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奔走仕途，颇具政能才文，是活跃的“文章之士”。柳宗元赞其父，“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10]]柳镇为蒙冤而死的叔祖父鸣不平，推翻冤案；在担任晋州当录事参军时，与残暴的刺史抗争，反对滥杀无辜；在担任殿中侍御史期间，因秉公断案，得罪权臣宰相窦参而遭贬，官复原职第二年即死。这既体现了柳镇学识深厚，更体现了他敢于针砭时弊、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

因姻亲融入柳家的柳宗元母亲卢氏，出身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卢氏乃贤德孝顺之人，相夫教子，周睦亲族，“太夫人范阳卢氏，某官某之女。实有全德，为九族宗诗。用柔明勤俭以行其志，用图史箴诫以施其教，故二女之归他姓，咸为表式。”[[11]]卢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柳宗元长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是其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和道德观念的引导者。

柳宗元的叔父与其父柳镇一样，长期屈职下层，但对柳宗元影响很大。柳宗元自称“少孤，移其孝于叔父”。他认为叔父，“居室孝悌，与人信让，当职强毅，游刃立断。自少耽学，颇工为文，既穷日力，又继以夜。”[[12]]在《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中，他写道，“孝如方舆公”“文如吴兴守”“正如卫太史”“清如鲁士师”“兼备四德，具体而微，公之谓矣。”[[13]]他首次提出“四德”概念，将“孝、文、正、清”称为“四德”。这“四德”不仅是对叔父的褒扬与赞赏，很大程度上也是柳氏族人对以其叔父为代表的先祖们所作所为达成的肯定性共识。

“四德”为柳氏族人树立了效仿先祖的标杆，柳宗元不重章句之学，颇有柳庆之遗风；柳宗元在柳州重修孔庙、兴学堂办书院、废巫术迷信等，亦有柳旦之功；柳宗元解放奴婢、廉政爱民，亦得柳镇之法；柳宗元自幼好佛，以儒为本，统合儒佛道，当受其母影响；柳宗元在治政中有所建树、文学上开一代文风，或受叔父之启发。柳氏家族世代为官，崇儒尚学，“世德廉孝”“兼备四德”。到柳宗元时，门庭虽已中落，但“明德”家世传统并未丧失。柳宗元就是生于“明德”世家，受浓厚的儒家“明德”传统熏陶和浸染，早年就立下了“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志向。

三、超取显美——以儒者自居心忧天下

柳宗元一生以儒者自居，“兼济天下”始终是他的政治理想。柳宗元生于大历八年（773），亲历唐朝衰落。唐朝经过“安史之乱”，政治、经济由盛转衰，积弊丛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矛盾急剧发展。建中二年（781），又发生持续数年的“建中之乱”，为避叛乱，9岁的柳宗元曾到父亲任职的夏口避祸，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社会。这些社会经历、人生体验使柳宗元步入仕途后，积极参与朝政，提出反对分裂、保持社会稳定等政治主张。

“安史之乱”“建中之乱”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严重破坏了唐朝的各项制度。朝廷无暇顾及学校教育，柳宗元无法像唐朝其他士大夫子弟那样接受国学、府学、州学、县学等系统教育。柳宗元虽生于官宦世家，但到父亲柳镇时，已是“无为朝土者”，这又不足以让其以“门荫”入世。因此，柳宗元是通过家世崇儒传统的熏陶、家庭良好的教育以及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等方式，学习儒家典籍、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好准备。

贞元九年（793），21岁的柳宗元凭真才实学，考中进士，“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14]]贞元十二年（796）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开始真正步入仕途。贞元十四年（798），登博学鸿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接触朝臣官僚，参与政治。在集贤殿书院正字任上，撰《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赞颂谏议大夫阳城为官正直、以儒治政、宣“明德”教，“德充而形，乃作谏臣。抗志励义，直道是陈。帝求师儒，贰我成均。开朗蒙滞，宣‘明德’教。”[[15]]¹²⁹撰《辩侵伐论》，主张打有准备之仗，讨伐藩镇之乱、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动必克矣。然犹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余。”[[16]]贞元十七年（801），一度调任蓝田尉，有机会深入了解地方社会危机与动荡的现实。贞元十九年（803），迁任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805），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17]]此时，“超取显美”的柳宗元与朝臣交游更广泛，对腐败政治的认识也更深刻，燃起了革新政治的愿望。

四、有德而有位——激进的改革实践者

“有德”是君子概念的必要条件，而“有学”“有才”则是君子由有德到有位的充分条件。[[18]]⁶⁷君子必“有德”，柳宗元求举觅官，主张“兼济天下”，“有德”；君子亦或有“有学”“有才”，柳宗元自幼养成的儒家思想意识、进士及第、“超取显美”，“有学”“有才”而有位。柳宗元德、学、才兼有而有位，使其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柳宗元出仕后，“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19]]⁴仕途一路升迁，贞元二十一年（805）被拔为礼部员外郎，职位不高，但获得了复兴柳氏家族“德风”的机会和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

柳宗元主张革新，绝非仅仅是喊口号。在革新前，他积极宣扬革新思想，在《时令论上》提出“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物。”[[20]]明确批判“天人感应”说，表达“利于人”“备于物”的政治主张。在《断刑论下》提出“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或者之未达，不思之甚也。”[[21]]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在《守道论》驳斥“守道不如守官”之说，强调遵守儒家之道，“或问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对曰：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圣人之言，乃传之者误也。”[[22]]在《六逆论》指出以贤代不贤非乱之本，为革新派正名，“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者，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23]]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赞赏范传真以实绩惠百姓，“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24]]也体现了自己为政以民的愿望。清人林纾说，“柳州聪明，读古书，能以理析之。如《六逆论》《问守原议》《翦桐封弟辩》，皆明澈醒人眼，造语极古，而析理又极明达，不著一闲话，于此见用意之精。”[[25]]这些文章结合朝廷政事阐发革新主张，为革新政治做了舆论准备。

永贞元年（805），唐顺宗即位后，起用王叔文和王伾主持政务，王叔文联合柳宗元等人革除弊政。柳宗元以礼部员外郎的身份和出众的文才声望，在革新中主要负责文书工作，“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26]]此时，他负责起草的文书必然是事关政治改革、法令变革等的诏命制诰。比如唐德宗崩，唐顺宗即位，他草拟了《礼部为文武百僚请听政表》之类的文诰，触犯了王公贵族和天子近臣，招致怨恨，“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27]]他还用文辞与宦官斗争，“会顺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然后下中书。”[[28]]即使革新失败后，他仍为革新辩护，《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载，“用是为天子诤臣，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皆得其道”“呜呼！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门人世儒，是以增恸。”[[29]]他以纪念革新派精神导师陆质之名，行为革新辩护之实，肯定革新思想和行动。柳宗元为政，不是为举科第、登朝庭、慕权贵，而是乐行德政、理天下，“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30]]

在王叔文集团主政的短暂时间内，先后采取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与柳宗元所倡导的“明德”治世主张相一致。比如，在政治经济方面，强化朝政、打击宦官、抑制藩镇、免苛征、恤百姓、减免赋税等，体现了柳宗元“利于人”“备于物”的政治主张。在选人用人方面，惩贪官、用贤能，体现了柳宗元用人不以亲疏贵贱和“圣且贤”的标准。由于推行革新政治，俱文珍等宦官集团看到政治舆论、改革举措于己不利，便展开了反对活动。由于唐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

五、结语

“明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明德”思想源远流长，从周公第一个提出“明德”，到经过儒家系统化的发展与完善，产生了一系列“明德”理论。儒家的“明德”理论渐成体系，使“明德”经历了由贵族性政治道德转化为个体普遍性的人伦品德的过程，“明德”适用于整个社会，成为安邦定国、安身立命之道，人人都要追寻“光明之德”。

生于官宦世家的柳宗元，一生尊孔、宗经、崇儒，受儒家伦理、家世传统的影响和唐朝由盛而衰现实的刺激，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求举觅官之路。他“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因家世传统深厚而“明德”入世、因以儒者自居心忧天下而超取显美、因做激进的改革实践者而有德而有位。

柳宗元怀“明德”之心，站在人民立场上，明辨是非，投身政治改革，力图实现“明德”入世、“超取显美”、有德而有位。柳宗元的“明德”实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为时代明德”[[31]]，就是要大力挖掘和弘扬以柳宗元等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传承数千年的“明德”传统，立足新时代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时代转换，赋予当代文化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注入更多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坚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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