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薛晨光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 要：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一生重视教育，倡导师道，延续了孔子、荀况等人的思想，在重视教育理论的同时，更关注教育实践，做出了卓著的教育业绩。他将“期以明道”作为教育目的，将“儒为根柢，兼采诸家”作为教育内容，施教过程中注重“顺天致性”的教育方法，影响了诸多具备“公之大者”和“生人之意”政治理想的人才。其师道观涵盖为师标准、师生关系、为师方法、为师境界、为师情怀等内容，为后人树立了为师典范，成为历代学习的榜样。

关键词： 柳宗元；教育思想；教育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包括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两个部分，二者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两种“动力”。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会产生各类的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对这些现象与问题进行深入地认识与思考，便形成了教育思想。教育思想是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变革与教育实践推动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发展性、创新性、独立性、个性化等特点，是教育理论的先导和灵魂。[[1]]中国文化传统十分重视“教育”，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蕴含着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名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理想，他们在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进行继承、批判、改革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长期的教育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同时期的韩愈赞扬柳宗元：“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寤寐想风采……”[[2]]由此可知，柳宗元具有非凡的文采与人品。同时，柳宗元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他一生热爱教育，爱惜人才，乐育英才，重视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强调德育的重要性。他的教育思想以“人的教育”和“人的培养”为中心，蕴含着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辉。探析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可以了解未来教育的趋势，有助于把握教育规律，继承历史教育思想，创新传统社会理想，推动现代教育的发展、开拓和提升。

一、教育目的

“中兴以人才为本”，面对唐朝中后期政治黑暗、经济腐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社会环境，柳宗元认为，教育有关国家一切的发展，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用仁政来治国兴邦才是革除弊政以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本，并融通佛教思想，将二者结合以弘扬圣人之教，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以“学以明道”的教育目的作为根基，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济世安民的“君子”，培养出的人才要符合“生人之意”的政治思想，要符合“公之大者”的政治要求，要符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标准，从这点来看，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和他的政治思想紧密相连。《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中提出：“有乎内”，“饰乎外”。“内”是指道德修养，“外”是指礼仪文采，内坚守其道，外笃行其道，简言之，柳宗元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就是要培养出既要“明道”又可“行道”以济世安民的封建治术人才，充分理解掌握“道”的观点，并且在生活中可以正确运用，为社会服务。柳宗元对于君子的道德、人伦、政治等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

（一）期以明道

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提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是书。道假辞而明，辞假道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3]]本句意思是说，圣人教人，旨在明道，“道”在这里指的是儒家的“圣人之道”。这句话不仅在说为文要重视文章的内涵，不要单纯追求辞藻的华丽，更是在强调为人要以“道”为标准，把握“道”的内在实质，将“道”去“极乎物”，着眼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正是因为“明道”，以“道”为旨来教书育人，才能培养出内外兼修的“君子”以行圣人之道，圣人之言才能够得以流传百世。何谓君子？柳宗元认为君子具有以下特征：“有柔儒温和之道，有雅厚直方之诚”、“质直而不犯，恪谨而不摄，交同道之群以诚信”、“饰以文墨，达于政事”。综上可知，柳宗元所说的君子是品德高尚、内外兼修、精通六艺、勤于政事、关注民生的人，需秉持儒家传统仁义，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理想，体现出了对完整人格的教育追求。

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的多家学派也曾有过类似思想，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儒家学者认为，君子的完整人格应该是仁、智、勇三者的结合，材全德备，将诸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墨家重视实用技术，强调掌握众技之长， 同时还提出“厚乎德行”，重视良好品德的养成，强调人的素质的综合全面发展；道家的代表人物中，老子与庄子都秉持着自然主义精神，超然物外，不计较得失、功名、利益，虽与学而优则仕，济世安民的思想有所出入，但仍是对“道”的坚守，也是一种崇高的教育追求。

（二）笃而行道

柳宗元在《断刑论》中说：“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4]]“权”是达“经”的，因而也就是实现“圣人之道”的必要途径，和“经”同样是“仁智之事”，这样就赋予权变以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意义。[[5]]“经”为原则，“权”为路径，二者相辅相成，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行道”的过程中要坚持“经权结合”的思想，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又要采取机动应变的灵活策略，反对因循旧章，主张通达时变，这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更是教书育人的方法。君子要知行统一，将“明道”与“行道”相结合，“即其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6]]，笃信力行，致力于国家的富强。

柳宗元曾说：“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申于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7]]在此，他认为君子在出处、屈申不同的境遇里，应当坚持利安元元的本心，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8]]这也是对孔子“知命”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何谓知命？那就是要不计成败地专注于我们应该做的事，无所谓其它外在因素的影响，矢志不渝地践行自己的义务以达到“至圣”的崇高境界，这也是儒家对于“君子”的一项重要要求。柳宗元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也始终践行着“君子”的标准，他虽然政治失意，但仍矢志不渝，坚持立身行道，深入人民群众，了解农村的现实情形，服务于当下社会，时刻践行“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中华优良传统。正是在这种充分了解当地真实情况的条件下，柳宗元“学以明道”的教育思想发展到了新高度，对于“君子”的标准有了更为现实深刻的认识，写出了《捕蛇者说》《送薛存义之任序》《封建论》等作品，由此可知，柳宗元自身就是其“学以明道，笃而行之”教育观念的忠实践行者，时刻不忘“辅时及物”的人生志愿。

二、教育内容

柳宗元自小接受的便是传统的儒学教育，希望自己能够“延孔子之光而烛于后来”，始终坚持“立功、立言、立德”人生理想。柳宗元培养的是以仁义为根本的儒家君子，因此柳宗元的教育内容最推崇儒家经典，其次是诸子之说。《报表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载：“其外者当先读六经。”这与韩愈的“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观念表达着相同的思想。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柳宗元有关教育内容的理念，六经中所蕴含“仁、义、礼、智、信”，包括了关于道德教育、知识文化教育在内的教育内容。

（一） 取道之原在六经

在学习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根本，钻研儒道知识，端正态度，尊重本原。

柳宗元的文化知识体系，是以“六书”为核心，“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谓取道之原也”[[9]]“取”意思是取法、遵循，“道”指儒道，“原”指本源。这是要求学习者从儒家经典中探寻灵感，让一些先验性的观念在文学创作中得以呈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柳宗元的观点与韩愈的“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观念相一致。《书》即《尚书》，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献汇编，《书》中蕴含“道”的本质；《诗》即《诗经》是孔子曾经最为重视的内容，学《诗》可以探求“道”的自然规律与运行法则，可以掌握人的恒常性情；《礼》即《士礼》，主要内容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和礼仪规范，《礼》是人们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做到举止得宜；《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步编年史，内容涵盖社会、自然、人事等多方面内容，正如《孟子·滕文公下》载：“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与当今时代背景何其相似，他认为学习《春秋》可以让人是非明确，褒贬分明，总结治国经验教训；《易》即《易经》，蕴含着对未来事态发展的预测，学习《易经》，可以让体会事物的发展变化，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规律加以运用。《六经》是儒家典籍的精华所在，柳宗元将其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正是其治学态度端正，尊重本原的精神所在。

（二）旁推交通于百家

在学习内容上不株守儒家学说，兼采诸家学说，广泛参阅，博采众长。 

他在《敌戒》中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10]]存在不同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才能彰显出真理的正确与伟大。柳宗元主张“博取诸子”，诸子百家中也有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的学说，要从诸子百家学说中提取思想营养，持辩证态度对待儒家传统思想，不应片面将儒家观念作为治学做人的唯一标准。永州时期，柳宗元博览诸子书作，考辨了诸如《列子》、《文子》、《鬼谷子》等文章，见解精到。“余观老子亦孔子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选相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11]]，虽然书中所记载的各学派的观点有不相统一的地方，但是仍有共同之处，其间蕴含的育人治世的道理是相通的，我们应做到“通而同之，搜泽融液，与道大适”。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已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12]]。学习《春秋谷梁传》用以磨砺文章气力，学习《孟子》、《荀子》用以使文章条理清楚，学习《庄子》、《老子》使得文章的叙事说理沉渊广博，学习《国语》用以增加文章的情趣，学习《离骚》用以增加文章的抒情使其委婉幽远，学习太史公用来使文章峻洁。柳宗元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吸收其他学派的进步因素，融会贯通，为传统儒学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与当时社会背景下柳宗元所主张的“儒佛调和”、“援佛入儒”、“三教调和”的观点是相通的，有利于重塑儒学的主体地位，是十分先进的教育理念。

三、教学原则与方法

柳宗元在长期的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中，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方法与学习方法。内容包括：顺天致性，尊重学生的自然发展规律；启发诱导，激发学生求知欲望；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提升教学的权威；博极群书，提升学生学术视野，端正学生治学态度；求真务实，促进独立思考。这些先进的教学原则与方法，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可以称之为难得的创举。

（一） 顺天致性

柳宗元从其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出发，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变化都有自己的规律，用合理的措施去适应规律就会促进事物的发展，反之，违背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提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柳宗元借用树木的生长的故事来表达自己“育人”的思想，运用至教育工作当中，便是要达到“适时观变，以成其变”的效果，个性教育必然要尊重学生的天性，个性教育要尊重自然规律，通达权变而不失时机。纵观中国教育史，柳宗元的“顺天致性”的教育思想，显然是受到了道家的影响，与道家教育思想颇具渊源。在道家看来，利用礼法来塑造人与改变人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破坏，教育活动应该做到顺其自然，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将自然与无为作为法则，在学习中抛弃任何的主观成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追求自然之道就会获得知识与成功。人类不断地进步与发展，是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但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又会不断地失去自然本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道家的观点非常具有教育价值，它注意到了社会性原则与自然法则的矛盾问题，个人价值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是当时情况下儒家、墨家的教育思想中表述较为片面的地方，它让我们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思考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道家的认识有其片面性，如庄周无条件地赞美自然，只要是天生的，手有六指、人仅一足都是完善的，反之则都是罪恶。[[13]]就道家思想表现出的共同趋向而言，他们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解读稍显过度，在理性历史的框架中试图超越历史，在社会生存的环境中试图摆脱社会[[14]]，带有追求虚幻的反理智倾向，个人中心的反社会的倾向。

柳宗元“顺天致性”的教育思想，在以儒家仁爱意识为根本的基础上，补充进道家“无为而治”，“复归于朴”思想，形成了多元思想的融合，弥补了儒家思想中关于社会原则、自然原则、人的天性保存方面的不足之处，并克服了道家思想中过度“放任自流”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到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他认为，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但不是放任自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动力是必要的。[[15]]遵循了学生的自然成长规律，有利于塑造学生的丰满个性。

（二） 启发诱导

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是柳宗元的一条重要教学方法。在《论语·述而》中，孔子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荀子·劝学》中，荀子强调：“不慠，不隐，不瞽，谨顺其身。”《学记》中载：“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些都是启发诱导教育原则的具体体现，重视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培养，促进学生主动发挥学习能动性，防止因知识盲目灌输而损害学生求知欲望。柳宗元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其教育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十分注重启发诱导教学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则速坏；工之为功也，不攻，则速败。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匪箱不居，匪轮不涂。吾子其务法焉者乎？”[[16]]他以车的“圆其外而方其中”来劝导杨诲之为人要外圆内方，行事要柔外刚中。柳宗元的妻弟前往广西途径永州，临别时柳宗元以车辆为喻，对他进行了劝勉。使用优良的材质才能确保优质的质量，工匠的技艺高超才能造出禁得住考验的物品，车箱与车轮都要做成相应的形状，才能够正常的使用。他劝勉诲之，要学习车箱那样具有恢弘的气度，学习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学习车轴“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17]]，希望他为人处世能够周而通达，恪守君子之道，保持内心安定，灵活处理外部事物，以达到“方其中，圆其外”[[18]]的境界。元和六年，杨诲之回信柳宗元，对其《说车》的劝导并不重视，杨诲之信中的内容的让柳宗元感到十分忧虑，于是他撰写《与杨诲之第二书》，信中对甘罗、终君的典故，柳宗元旁征博引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论辩。对杨诲之的教育，柳宗元的恳切之态溢于言表，既是作为长辈的谆谆教导，更是柳宗元启发诱导教学原则的运用，针对杨诲之思想中存在的问题，一步步引导其去找到正确的答案。

（三） 言传身教

柳宗元指出：“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19]]他认为从师取友要有严格的标准，诚信忠信之人才可为人师，老师的言行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影响，作为师长务使己身堪有作则之价值，做好学生的榜样。为此，柳宗元以身作则，在文化知识教育中达到“博学多识”，在思想道德教育中达到“示人标程”。“故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20]]，他非常弄虚作假与矫枉做作的行为，教导人们要坚守中正之道，做到诚实可信。“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是形纵而理逆”[[21]]，柳宗元在《李睦州论服气书》中，以现身说法自述学习操琴与书法失败的经历，指出其原因在于“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22]]。由此可见，柳宗元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通过个人不懈的治学实现了自身的完善，进而由己而及人，推及更大的范围。柳宗元言传身教的教育原则提升了他的教学权威，促使他成为青年学业上的良师益友。

（四） 博极群书

柳宗元身处永州、柳州这样的蛮荒之地数十年，依然勤奋学习，提出“博极群书”的教育主张，在读书与写作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广博群书，同时也强调专一持久，不可一味冒进：“成而久者，其术可见。”[[23]]以下三点是他对于“博极群书”的具体要求。

第一：邃于经书，博取诸子。“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24]]。读书要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博取各家观点，切勿单一偏执，孤陋寡闻。

第二：辅时及物，益于世用。“辅时及物”是在“文以明道”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延伸，读书明理的目的是为了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要以利于“人事”为目标，使圣人的言论“益于世用”，他在《时令论》中提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25]]他认为不可将天道等同于圣人之道，圣人的活动要有利于人事与世用，关注现实积弊与解决策略。他将利于人和事作为治学要旨，并且主张读书时不可一味遵循古书，要进行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苟闻传必得位，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26]]

第三：羽翼夫道，谦明和晰。基于对于艺术精益求精的要求，柳宗元十分强调端正写作态度，在创作上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27]]他说：“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28]]柳宗元认为读书写作应该保有一个严肃端正的心态，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不可投机取巧，滥竽充数，走旁门歪道。其次，作文以护道，读书写文章是为“道”服务的，要掌握“护道”的方法，“抑制、发挥、疏导、精简、剔除、凝聚”，使用不同的表现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效果。这些对待文章严谨的态度和灵活多变的方法，对于后人的阅读与写作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五） 求真务实

柳宗元主张博极群书的教育理念的同时，也要求在广泛博览诸子群书过程中力求精准，实事求是，不可人云亦云。因此，在柳宗元“辅时及物”观点的要求下，求真务实也就成为柳宗元教学原则的重要部分，他认为，尊重“事实”与宣扬“理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达到高度的融合。

求真务实的基础是博极群书，掌握大量知识，在其基础之上，进行深入地分析考证，面对疑点，要敢于质疑权威，同时做到“悬断”、“究穷”。“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分析就没有科学性，学习过程中出现了疑惑问题，不要随便得出结论，要进行深入地思考，广泛地进行考证，在情理、是非、逻辑等方面反复推敲。“君子文学，讲有以异也，必先穷究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29]]，在做学问的时候，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充分认识理解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行补充。关于求真务实的教学原则，柳宗元做到知行合一，将此理论广泛运用于实际，在《论语辩二篇》《桐叶封弟辩》等诸多作品中都得以呈现。

四、师道观

“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标准”是从事教育工作，检验教学成果的根本标准。在当代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教育背景下，柳宗元的师道观历久弥新。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创造出高质量的教育，柳宗元的为师标准、精神、境界、情怀、关系，千秋垂范。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全集》（1979年版），收录有关“为文”、“为学”、“为师”的文章共计三十余篇，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复杜温夫书》《答严复与秀才论师道书》《送元秀才下第》《师友箴》等文章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他的为师之道。

（一）为师标准

以道为核心，矢志于道，是柳宗元的为师标准。首先，柳宗元的自然哲学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根基，由此引申出的“学以明道”的教育目的：为了培养出辅时及物、济世志民的治学人才，而由谁培养、以谁为师来塑造封建治世人才便成为重要的问题，由此，柳宗元对教育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提出了为师标准要以道为核心。荀子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万物的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世俗和自然法则是相互分离的。柳宗元高度认同“天人相分”思想，他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论，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3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坚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社会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于人而非天，国家治理要重视“人事”，一系列的社会制度都要符合“生人之意”，这个观念与“学以明道”的教育目是一致的。

柳宗元将明道作为为师的标准。他说：“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衅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31]]为师必定要以“生人”为治学之本，之要。“圣人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32]]，“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33]]。我们了解到，柳宗元认为为师的宗旨是使学生明道，通晓圣人之意，作为学生要“植其志”“笃其道”，以儒家思想为本，兼采各家观点以改造现实社会。另外，柳宗元认为为师不仅在于通晓圣人之道，而是要在知识文化水平，道德素质修养，生活技艺实践等方面都能够成为标榜。“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宜求专而通，新而一也，以为胄子师”[[34]]为人师，要博学通才，主动肩负教师的职责，成为明道、行道的“世之高者”。 

综上，在坚持“以道为核心”的为师标准的同时，我们可以将老师的作用概括为三点：第一，言道，即传授尧舜之道，延续儒家思想之光芒；第二，讲古，指导学生出入古史经书，以史为镜给予当世以借鉴；第三，穷文辞，指导学生畅通文辞，传授学生“道”的方法，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以“载道”。

（二） 师生关系

柳宗元奉行“交以为师”的师生理念，这在当时社会可谓是极具创新精神，“交以为师”理念将过程与结果相统一，在具体行动当中实现并直接作用于师生两个教育主体，体现出丰富的哲学意蕴，具有辩证性、发展性、自知性、人本性特点。“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嗔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35]]，此处明确表现了柳宗元“交以为师”观念的内涵：愿尽为师之实，不愿居为师之名，愿以师为友，相互为师。柳宗元谢绝的是师生关系的表面名分，免去的是为师为弟子的虚名，免去的是世俗的烦扰，对待不远万里前来求教的学子，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耐心诚恳地进行解答，韦立中、严厚舆、崔黯、吴秀才等人的求教经历，都有相应文章记载流传，他认为健康的师生关系应该相互为师，亦师亦友。

柳宗元“交以为师”理念的提出，与魏晋以来“耻学于师”的社会风气，永贞革新后“戴罪之身”的政治处境密切相关。这一观念形成的背景固然曲折，但“交以为师”主张的现代性、先进性更值得我们关注。柳宗元发展了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学相长，互为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主张，将老师与学生置于同等地位，充分体现了民主平等的作风。“交以为师”是一种进步的师生关系，它回避了传统师道观，使教师走出师道尊严误区；形成师生之间浓厚亲情，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不畏权威，发展学生个性；追求真善，实现心灵解放。

（三）为师方法

柳宗元“顺天致性”的为师方法在传记《种树郭橐驼传》中得以充分展示，《种树郭郭橐传》本是通过以完整的人物故事来表达柳宗元“养人”的政治理念，却在以郭橐驼善于种树这一范例中得出了“育人”之道，其中蕴含了丰富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36]]。在这里，“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便是统辖全局的总原则，种树必须要尊重树木生长规律，保护它的生长习性。由“树木”可联系到“树人”，“树人”与“育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教学过程要遵循学生成长的自然规律，施教中要以人为本，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展学生个性。简言之，顺天致性的为师方法，可总结为六部分内容：一、顺木之天，无为而治；二、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起辅助作用；三、教师传授知识以夯实基础，学生自主学习并独立思考；四、严慈相济，热爱学生；五、因势利导，不害其长；六、保全学生天性，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柳宗元“顺天致性”的为师方法是一个全面有机的整体，从原则引领、主体定位、师生分工、教师态度、教学方法、总体目标共六方面做出具体要求，蕴含哲理，引人深思。

（四） 为师境界

柳宗元虽几经贬谪，身居荒夷之地，却仍心系庙堂，竭心尽力为国家培养有益于世的济世人才，充分体现了他立足高远、经世致用、爱国忧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与爱国情怀。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明确反对“决科求仕”的求学目标，这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儒家观念有所出入，柳宗元认为读书求学的目的是使自己德才兼备，成为济世安民的“君子”，致力于指导现实，兴邦治国，以实现“厉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37]]的兴盛局面。综上可知，柳宗元将自己的教育目标，育人思想与国家政治，百姓民生紧密结合，时刻贯彻“辅时及物”的思想理念，具有极高的政治格局，其为师境界可谓是高屋建瓴，立足高远。

（五） 为师情怀

柳宗元强调“学必有师”，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必须要有教师的栽培与教导，在《师友箴》《与李睦州论服气书》等文章中，字里行间均显示出“师”的重要性。“举世不师，故道益离”[[38]]，如果人们都不尊重老师，那么大家都会背离道统。因此柳宗元十分推崇师道，他认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39]]学必有师，只有结识名师，广交朋友，才能提升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见闻。只有向老师学习，才能学有所成，事半功倍。他在《李睦州论服气书》中以自己年幼时学习书法和弹琴失败的例子，引出失败的原因：“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40]]正是因为缺乏“硕师”的指导，以至于自己盲目努力，最终不能成功，因此，尊师重道，善于从师是非常重要的。

柳宗元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系统全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教育原则指引，有教育技术支撑，有教育管理辅助，有教育评价校准，且蕴含哲理、富于启迪，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师范教育、新课程教学有很强的借鉴作用[[41]]：

其一：从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变革的角度来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综合改革，必须要做到“内外结合”。“内”是指有关教育自身的内部问题，比如师资队伍建设问题、人才培养模式问题、教育教学目标设置问题等；“外”是指有关教育发展的外部关系，比如学校课程目标与内容的设置、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科技创新进步对人才的需要、国内外深入交流对文化的影响等。任何教育思想、主张的产生，都是对当时时代背景下综合领域的考量，做到“内外结合”以更新教育评价，可以促进教育方式更符合育人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使公民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教育思想中的“教育目的”、“教育原则与方法”相关内容，与现代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实际，做到了与社会各实践领域的系统整合，为实践教学，素质教育提供指导。

其二：从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应对新时代教育课题，培养综合人才，必须要做到“知行相促”。“知”是指教育知识的理论层面，作为教育观念而存在；“行”是指教育知识的实践层面，作为实际互动而存在。柳宗元的“师道观”形成了教与学互动教学的理想模式，在教育实践的师生互动关系中，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判断、行动的能力。面对当今社会“家长越位，老师让位，学生错位”的问题，柳宗元以“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核心的师道观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持续推进师范教育的进步，教师对传统“师道尊严”进行转化，成为学生的指导者，坚持“交以为师”理念，与学生做朋友，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学生知识能力与道德水平的综合提升，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回顾柳宗元教育思想的形成历程，他是在循环往复的教育实践中验证与完善自己的教育思想，正是以“交以为师”理念为指引，与无数好学之士的互动交流，才使得其师道观丰富而持久。

其三：从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的角度来看，继承古历史教育之道，建设教育品牌，必须要做到“古今相通”。“古”是指古人思想观念的的真传与精髓；“今”是指当今时代教育理念的整合与凝结。回顾中国历史长河，中国教育思想在继承古代礼乐文明，历经现实社会变革后，形成了儒家道德主义，墨家功利主义，道家自然主义、法家法治主义为主的教育格局，历经朝代变化，不断形成新的教育思想形态，不断实现自我更新与完善。在中外文化活跃的唐时期，佛、儒、道三教为扩大社会影响、提高政治地位开展激烈的竞争，教育思想的发展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交互影响与吸收，又形成新的融合儒、佛、道德教育思想。[[42]]柳宗元教育思想的根源便是“儒佛调和”，主张“统合儒释”，他在将儒学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补充进佛教中有益的内容，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建设。柳宗元教育思想中将“取道之原”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就是对前人智慧的继承，其中包含了强大的民族观念与群体心理，反映了教育思想的延续。如今现代教育的发展，便是要做到“古今相通”，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高明而又先进的教育理念，不断进行中国化探索。古为今用有着极好的亲和力，经过诠释，还能成为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优秀教育品牌，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优秀的，古为今用不失一条教育现代化的捷径。[[43]]

综上，柳宗元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总结教育经验、反复检验论证，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具有极高的民族教育价值与可贵的教育研究价值，极具教育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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