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先生柳宗元研究述略

田恩铭

摘  要：尚永亮教授以贬谪文化视角下的群体性研究观照柳宗元，代表作便是《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两部著作。这部分研究成果载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中，作为教本由学术界进入大学课堂。主撰《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在全方位考察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背景下考量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史问题，点面结合，横贯古今。作为选本的《柳宗元诗文选评》《柳宗元集》集解题、注释、品鉴与一身，呈现出自家的审美维度。尚永亮以长期的学术积累形成了贬谪文学研究、接受传播研究、文学创作研究、作品评鉴等四个方面相互融合的柳宗元研究体系。

关键词：尚永亮 唐代文学 柳宗元研究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的一位文学家和思想家，更是唐宋文化转型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与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合称“元和五大诗人”。集中对这五位杰出的诗人进行群体性研究的是尚永亮教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元和五大诗人贬谪文学考论》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后更名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在国内修订出版。以此为高起点，尚永亮教授陆续出版《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2000）《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主撰,2004）《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2010）等著作。此外，还发表近二十篇关于柳宗元研究的高水平论文，选编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柳宗元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2017年新一版）、“名家精注精评本”《柳宗元集》（与洪迎华合作，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应该说，尚永亮教授在柳宗元研究方面形成了集群体性研究、接受传播研究、文学创作专题研究、作品评鉴等四个方面相互融合的研究体系。

一、贬谪文化视野中柳宗元的文学史意义考察

尚永亮教授关于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研究蜚声学界，自唐代上溯到上古，不断地深化主题，构成了贬谪文学研究的系列创新成果。《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是最新的成果，也是贬谪文学研究的总纲领。这部著作从神话学、伦理学、文献学、文化学、政治学视角对于弃子、弃逐主题进行综合性考察，认为形成了“弃逐—救助—回归”的发展主线，“弃逐与回归及其矛盾便成了上古弃逐文学乃至后世贬谪文学的恒定主题。”[1]尚永亮教授的柳宗元研究就是从贬谪文化视角开始而逐渐深入。尚永亮教授以贬谪文化视角下的群体性研究观照柳宗元，早期研究中突出两个关键词：贬谪文学、元和五大诗人。代表作便是《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两部有分量的著作。后来，这部分研究成果载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中，作为教本由学术界进入大学课堂，影响更加深远。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是尚永亮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更是贬谪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中最初以《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列入“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1993年出版后，虽然受到发行传播的限制，却已经引起注意，在国内再版后更是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如王兆鹏、程世和、王承丹、戴金波、谭雪纯等学者均有评论文章发表[2]。

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将中国古代的负向贬谪分为四个类型，柳宗元属于“革除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的一类，因一次挫败而沉湎其中不可自拔。这部著作关于柳宗元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柳宗元与元和文化精神。柳宗元代表元和文化精神中的一个层面，即“激切的参政热情和无畏的斗争精神。”在尚永亮看来，作为元和时代的思想者，主要体现在“倡言大中之道，通经以致用”、“以生人为主，以利安元元为务”、“去伪辨惑，高扬理性批判精神”等三个方面。[3]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常常把刘、柳放在一起加讨论。第二方面是柳宗元的心理苦闷、执著意识及其消解因素。尚永亮分析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文化环境、社会的歧视和舆论对于柳宗元的影响，进而以《囚山赋》、“永州八记”为文本细读的对象探寻那种挥之不去的被拘囚感。[4] 第二章第二节“柳宗元、刘禹锡执著意识的三大特征”分析了两人“建立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的信念执著”，体现在对志节表述中的纯正精一的精神境界；分析了“揭露现实，抨击群小，顽强抗争，慨然致愤”的执著意识；以《封建论》《非国语》为论证的文本范例分析了“自强不息、发愤著述，借以宣扬政治理想”的执著意识。有专门用一节的篇幅论述“刘柳执著意识的内在矛盾和消解因素”，哲学论辩、心态调节、亲近佛教是重点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三个方面是柳宗元文学创作中体现的悲剧精神和艺术特征。第四章“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演进轨迹”考察了弃逐文化与贬谪文学的关系，在宏观视野下分析“元和诗人对屈原模式的继承和突破”问题，柳宗元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作者以《吊屈原文》为例分析了柳宗元执著意识与继承屈原模式的关系。第五章则聚焦于悲剧精神与艺术特征，关于悲剧精神，尚永亮认为：“对个体生命的多层次咏叹、观照和把握，以及由此形成的深沉的悲伤意绪和强烈的孤愤情怀，乃是贯穿元和贬谪文学始终的一条基线，也是其悲剧精神的主要特征。”[5]柳宗元由此汇入“血泪汇聚的悲伤大潮”中，他的作品进而呈现出“基于强烈孤愤的激越悲壮”，柳宗元的《咏史》《咏三良》以及一些寓言便是有代表性的文字。如果说上述论述中，柳宗元仅仅是侧身其中，那么“寓意山水的个体幽怨和偏执性格”一节则是柳宗元的专属了。尚永亮首先阐述自然景物与贬谪诗人的主观情志是如何相契合的，而后分析山水游记的特点，孤峭成为一个关键词，体现在艺术造境上“幽静深邃境界的创造和清冷凄迷氛围的渲染”、意象使用上“峻急峭立”、遣词用语上则以“冷”“幽”为主。[6]由此可见，在贬谪文化背景下，尚永亮先生对于柳宗元的思想世界、心理活动、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考察，在士人心态研究、贬谪文学研究、文学创作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以与杨诲之“说车”诸书为中心》一文认为以柳宗元“说车”诸书为中心，围绕其对自我性格“圆其外而方其中”的主观设计，探讨柳氏被贬后的心性变化。柳宗元标举的“圆”是一种富于辩证哲理而又界划分明的人生观、处世观，它一方面饱含着由一己切肤之痛而萌生并日渐成熟了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种主客观相矛盾的形态。而从根本上说，柳宗元实在还是保持了文人士大夫那种看似愚拙实则可贵的品质，而距其圆外方中的理想性格设计始终一间有隔。[7]这篇文章进一步深化了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内容。

《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则从中唐扩展到全唐，出版后好评如潮，多位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8]著作的第四章“中唐元和逐臣研究”是具有概述性质的，柳宗元也是“中唐元和逐臣”群体中比较重要的讨论对象。这部分内容是建立在《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论述基础上的加强版，将论述内容浓缩成“中唐文学的政治背景与元和逐臣的政治悲剧”、“元和逐臣的生命沉沦和心态变化”、“元和逐臣的文学风格和艺术特征”等三个方面内容。与《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相比，论述中进一步拓展视野，在“唐五代贬谪制度与贬官类型”的分析中为“中唐”定调，从而柳宗元并不是独异个人或者与刘禹锡并置，而是成为中唐的一员，成为总体性论述的群体对象之一。

研究成果写入文学史是被认可的标志，也是令学者为之骄傲的事情。因为尚永亮教授关于贬谪文学的深入研究，“贬谪与唐代文学”进入文学史经典教本之中，意味着这个选题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共识。[9]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六章第四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诗歌风貌”由尚永亮执笔，贬谪与柳宗元诗歌风格成为一个论述主题。[10]学术研究成果得以突破学界的限制成为文学常识发挥文学教育的功能。

二、元和诗歌时段中柳宗元接受史维度考察

可以说，以元典阅读为中心使得尚永亮先生在贬谪文化与柳宗元的关联性研究上取得突破，而传播接受史研究会为我们打开通向现代的路径。尚永亮先生在柳宗元诗歌传播接受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诸多方面的突破。这方面的成果以主撰的《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为代表作。《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是在全方位考察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背景下考量柳宗元诗歌的接受问题，柳宗元和刘禹锡在部分议题中仍然被分为一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横贯古今，自成体系。

《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关于柳宗元诗歌传播接受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唐宋时期、金元明清时期和近百年柳宗元传播接受。第一方面是唐宋时期，包括著作的第一编和第二编中的相关论述。第一编第三章“刘柳诗歌在中晚唐的传播与接受”先是归纳了文学传播与当代文学创作倾向的关系，接着论述唐人对于刘柳政治行为与文学才能毁誉参半的状况，而后集中分析柳宗元诗歌的当世传播效应。认为柳宗元诗歌存在两种类型：酬赠和独白。柳宗元诗歌在当世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有两个直接原因：生存状态对于柳宗元诗歌传播发生了直接影响，立名思想则对于柳宗元诗歌传播有限制作用。第二编第七章“刘柳诗歌在两宋的传播与接受”则首先聚焦送人关于刘柳的政治态度，主要是对于否定态度的继承和转变问题。其次则是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与刘柳诗歌的关系，认为欧梅是最早对刘柳诗歌关注和议论的诗人，“穷而后工”说与此相关，王安石则是最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刘柳的大家。[11]文章颇为用心地比对了继承关系。宋代柳宗元诗歌接受则聚焦于苏轼的身上。第七章第四节“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的诗学批评和创作接受”认为：作为柳宗元诗的“第一读者”，苏轼的意义与其说是对柳诗风格之审美阐释和历史地位的评判，不如说是关于陶柳同流、韦柳并提这一接受方向的开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历宋元明清数百年的柳诗接受主流，一方面突破了苏轼设定的框架，而呈纵深掘进的态势：以清淡许柳诗 ,突出其峭的个性风格；以本色论柳诗，突出其精工的语言特色；以创作论为核心，着力探寻柳诗风格的成因，从而使得柳诗通过代复一代的接受，不断丰富和完形。另一方面，苏轼开启的解读方向及其对柳诗“清淡”风格的总体定位，在被发展、补充的同时仍然得到了顽强的传承，从而形成并强化着柳诗接受史的主流。这种从后世阅读活动尤其是接受主流来反观“第一读者”、判断其突出贡献的做法，应是理解“第一读者”之地位和作用的另一途径。第七节“江西诗派与柳宗元诗歌”认为江西诗派步苏轼后尘，“将柳诗置于陶渊明诗歌影响的光环下予以赞赏。”[12]这一部分内容梳理了柳宗元集在唐宋时期的整理与传播，勾稽出柳宗元的文本遗存情况与产生影响的一面。

第二方面是金元明清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金元和明清。第三编第十一章“刘柳诗歌在金元时期的传播与接受”完全将刘柳放在一起加以分析，主要探讨了《唐诗鼓吹》采摭刘柳七律入选本的考量因素，切入角度极为新颖；以元好问论诗绝句分析谢灵运与柳宗元的异同，从而突破苏轼模式而有所拓展；探讨方回《瀛奎律髓》对刘柳诗歌的批评，推崇“格高、意到、笔工”的诗歌品格。第四编第十四章“刘柳诗歌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接受”则继续金元时期的格局先是探讨刘柳政治接受情况，认为从事件评价、人物接受两个方面都有了转机。关于柳宗元诗歌接受研究聚焦于第三节“明清诗学中的韦柳诗内涵及持续争论”之中。认为韦柳并提的内涵在于陶家风范和古诗地位。从正与变的关系分析明清时期对于韦柳五言古诗的接受情况，最后梳理明清时期如何接踵苏轼形成韦柳高下之争，以许学夷、胡应麟、王士祯、沈德潜、翁方纲等人的诗论构成韦柳比较史，导致“柳宗元长时间地在陶、韦之间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13]这一阶段当然也不能少了关于柳宗元集的编辑与传播情况的叙述。

第三方面则是柳宗元百年研究史述论。第六编“元和诗歌百年研究述论”第二十三章“柳宗元研究百年述论”从时间段将研究史分为四段：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是柳宗元研究的起始阶段；50年代至“文革” 前是柳宗元研究的发展时期；“文革” 十年是柳宗元研究的非正常阶段；八九十年代是柳宗元研究的繁荣稳定期‚经过70年代后期的学术反思‚迎来了80年代柳宗元研究的新局面。从成果的文类分布和选题变化来看，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重点是关乎柳氏诗、文、赋创作的文学研究以及思想研究；就研究选题而言，柳氏山水文学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与散文研究相比‚总数约50项的柳诗研究虽要冷清一些‚但在论述深度上，在艺术特色的探讨上，却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来看，近二十年呈现出新的气象，主要是：接受研究开始起步，以贬谪为主题的文学研究在老中医的身上开始得到突出体现，比较研究成为发展趋势。从身世考索和柳集整理来看，还存在不足。[14]这部分内容无论从勾稽资料，还是议题选定，都能够基于研究现状提出平实而有眼光的见解，对于柳宗元研究的向前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文本选编及品鉴中的文艺创作史考察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普及性吗？答案未必是否定的。古典文学领域尤其如此。尚永亮教授不仅研究柳宗元，而且参与编辑选本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方面以所选编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柳宗元诗文选评》 、“名家精注精评本”《柳宗元集》为代表。《柳宗元诗文选评》被列入国家推广读本。这部选本采取按照柳宗元的人生履历将作品编年的方式选择文本。在《柳宗元诗文选评》基础上，尚永亮与洪迎华合编有《柳宗元集》，采取按照诗歌主题分为六类，散文则按骚文小赋、论说杂文、寓言小品、山水游记等文体分类。因第二种是合作选本，本文主要以《柳宗元诗文选评》为考察之范围。

品鉴要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除上述著作以外，尚永亮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论文，其中多篇涉及论述柳宗元的文艺美学思想以及创作史之考察。如《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和美学追求——论柳宗元游记诗文的直接象征性与间接表现性》 一文中，尚永亮认为直接象征性和间接表现性是柳宗元游记诗文的两大突出特征。前者缘于贬滴诗人与自然山水某一层面存在的同感共应关系，后者则与其美学追求相关，并导致诗人有目的地选择与其心境情怀相一致的客观对应物，将主观情感不着痕迹地寄寓其中。而作者个体忧怨的持久凝聚和暂时发散，既造成其忧乐交替的心理流程，亦构成其诗文中两种方法的交相为用，甚或摆脱一切羁绊，长歌当哭，直抒胸臆。[15]考察文艺思想自然离不开创作者，《论柳宗元的生命悲感和性格变异》一文认为柳宗元永贞元年的永州之贬和十年后的柳州之迁，标志着他人生的巨大转折和灵魂的永久磨难。在艰苦、漫长的谪居生涯中，他体会最深切的，莫过于自我生命被抛弃、被拘囚乃至渐趋荒废的感受。这三大生命悲感，直接导致柳宗元性格由初始的外向型激切发露向内敛型的忧郁冷漠发生变异，使他在旷日持久的社会压抑和自我压抑中遭受到严重的“时间的损伤”，从而既表现出一种集苦闷、悲伤、忧愤于一体而难以言状的精神空落感，又滋生出一种受屈辱、苦难境遇激发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著意识，并由此直接影响着其诗文以冷峭著称的偏执风格之形成。[16] 《柳宗元古近体诗与表述类型之关联及其创作动因》一文侧重文体学考察，文章认为：在长达十四年的贬谪生涯中,柳子厚的诗歌创作发生了从古体到近体、由长篇到短篇的显著变化;与此相关,永州时期以五、七古为主要载体的独白诗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而到了诏返、再迁和柳州期,独白诗急剧减少,酬赠诗大量增加,其载体也几乎成为清一色的近体诗,就中尤以七绝、七律为多。考其原因,前期之所以多古体、多独白,盖与子厚贬后不敢、不能与人交往的主客观条件有关,与他内心极度的情感纠葛必欲发泄、而古体诗则是这种发泄和独白方式的最佳载体相关,也与他谪居期内一度希慕陶、谢,自觉地追求古淡诗风有关;而后期之所以多近体、多酬赠,既缘于子厚生存处境和心理态势的变化,缘于其官职提升后交往面的扩大,也缘于诗人近体诗艺的日趋成熟及其诗体喜好的转向。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一位曾在被贬期的前十年全力创作古体诗,并被后人视为可与陶、韦并论的诗人,能在他人生的最后四年中,倾全力创作近体诗,并将七言律、绝提升到如此精纯的高度。[17]

文学创作与艺术水平息息相关，《柳宗元书法造诣与承传述略》则独辟蹊径探究柳宗元书法造诣与承传。文章认为：柳宗元（子厚）之书法造诣及承传脉络少有详论者。文章择其学书经历、书友交往、论书诗作、书法渊源与承传诸端稍予梳理考订，认为他早年即嗜书、工书、识书，曾与刘禹锡、橘逸势等有过书法交往；而至被贬南荒后，则坚持书法习练，既教习子女，又以诗论书，在书体上多所取尚，尤于章草一体大有精进。所谓“柳家新样元和脚”即指其在字体上之创新，而与柳公权无涉。文章认为柳宗元书法渊源，则远承智永禅师、虞世南、褚遂良，近承张旭、徐浩、皇甫阅，并沿袭、改易张旭《永字八法》而作《笔精赋》，以求一脉延续，光大师门。其书法理论重笔法、墨法,更重师法，实已接触到书法之形、神以及由技进道等核心问题。其所赏爱、用功的章草一体最具成就，但因各种原因加之遗墨消散而未能发生大的影响；相比之下，那些以楷体等“正书”书写的碑铭，因刻于坚石、立于名所而得到稍长久些的保存，这些却未必能代表他的真正水平。[18]按照作者的观点，柳宗元不仅是文学家、思想家，而且是唐代的书法家，这为我们深入了解柳宗元的文艺创作风貌提供了一把钥匙。

《柳宗元诗文选评》乃是选、注、评结合，呈现选家精细有法之眼光，注释之扼要简明，品评鉴赏之精到入微。尤其在品鉴方面既有审美眼光，又要融入学术界及自家之成果，还要开启学术史考察之先声。

首先，品鉴文字能够呈现出撰者的审美眼光。如品鉴《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结合再度远迁的事实分析审美的悲壮感，作者既能联系相关文本即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柳宗元《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进行赏析，还能结合人生体验分析诗作体现出的审美情感。品鉴《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则抓住屈复《唐诗成法》所评“属对工稳典切，情景悲凉，声调亦高。刻苦之作，法最森严。”进行文本细读式的品鉴，包括每一联的用字炼意到意象的使用、意境的营构，再到睹物感怀的悲思。品鉴《渔翁》则首先梳理历代评点由末两句的争议说起，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后分析前四句带来的的审美奇趣，“试想，清晨的湘水深碧而平静，船桨插入水中用力一摇，马上就打破了这种平静，使深碧的水面荡起层层涟漪，而日光的照射，则使这涟漪变得深浅不一，倒映在水中的山林也随之变换着色泽，轻微地晃动起来。”[19]如此富有美感的散绎本身就能产生阅读的愉悦。作者认为柳宗元并不是刻意炼字设色而成，而是凭借生活体验和艺术才情放笔写来的自然生成。最后，针对前人韦柳异同的比较以《渔翁》为例突出柳诗淡泊中的峭厉风格。这篇品鉴文字既有学术界的评点成果，又有自己关于韦柳异同的研究成果，还能呈现审美眼光，真是一举三得的好文章。

其次，品鉴中既能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能融入自己的研究体味。品鉴《小石潭记》因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品鉴《愚溪诗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捕蛇者说》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品鉴《桐叶封弟辨》引用吕祖谦《古文关键》，品鉴《长沙驿前南楼感旧》因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等等。而品鉴诗作更多的是融入自家见解，如《溪居》品鉴的第一段话：“人世的忧患，生命的沉沦，往往导致文学向两个方向发展：或致力于对内心痛苦的表现，或走向对自然山水的歌咏。这首题名《溪居》的诗作，便表现了柳宗元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超越忧患以寻求解脱的努力。”[20]这段优美而富有深刻意味的文字秉持的明显是作者《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中的学术观点，而点铁成金为普及性文字，化作解读文本的密钥。

品鉴文字要与与学术史研究具有关联性。我们来看尚永亮教授关于《种柳戏题》的品鉴和研究。《柳宗元诗文选评》品鉴侧重于从四个“柳”字入手分析调侃、邪谑背后的伤感，认为“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乃是“简当之至，余味曲包。”待到垂荫覆地，耸干参天，自己身在何处？而后笔锋一转，“联想到与树有关的周代的召公。”[21]希望自己能像召公一样以德政惠化于民，种柳与治国理政联系在一起。《柳宗元集》则将此诗置于“咏物怀古”一类中。正是这篇品鉴文字引出接受史问题的考察。尚永亮教授最新发表的《<种柳戏题>本事之传播讹变与原初推探》一文可以看做是诗歌文本高水平品鉴的深化。文章围绕《种柳戏题》之本事钩稽史料，认为始于范摅《云溪友议》的错误记载曾对后人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其间虽有刘斧《青琐高议》未循范说，所述亦略得情实，但因其时代靠后，且未突出“柳州柳刺史”与“黔南南太守”的叠字特征，故多为人所忽略，以致范说一枝独秀，后人以讹传讹，终为《全唐诗》编者纳入官修典册，形成更强的固化效应。这种情形，一方面固然造成了诗歌解读的困扰，另一方面也须看到，范著将两首叠字诗的创作权归诸吕温，虽属无稽，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此二诗的真实性。[22]从文学鉴赏上升到追溯本事从而正本清源提出并解决了新的学术命题。

总而言之，我们从三个方面叙述了尚永亮研究柳宗元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一方面，这为我们从事柳宗元研究提供了步入领地的法门；另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学术研究重视元典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长期的学术积累，才能从贬谪文化、文艺思想、文学接受、文学品鉴等多个方面循序渐进成为一代研柳的大家，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

作者简介：田恩铭（1973— ），男，黑龙江德都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