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新知”于“旧著”：三教融合视域下柳宗元思想研究的拓进

——评张勇新著《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

朱憬臻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张勇先生的《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中华书局2020年版，以下简称“新著”，引用时仅注明页码）一书是作者在其“旧著”——《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黄山书社2010年版）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新著。相较于“旧著”，新著虽然在整体上保留了“旧著”的基本观点与整体框架结构，但是补充进了大量新材料和新观点，这些新材料与新观点的补入，不仅使得新著在内容上更加充实饱满，而且论证出来的结果更能使人信服。在“旧著”出版后的十年间，张勇先生在《哲学与文化》《孔子研究》《文学遗产》等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期刊上陆续发表了多篇“柳学”研究论文。由于“旧著”出版时间较早，这些单篇论文未能收入“旧著”，此次收入到新著中来，既补充了“旧著”之内容，又展现了张勇先生在“柳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新著的出版，使得三教融合视域下的“柳学”研究又向前拓进了一步，不得不说是一次可喜的创获。

新著洋洋30余万字，由六章二十二节及导论、结论和两篇附录构成。正文部分首先以唐代三教融合思潮的时代背景入手，厘清柳宗元身处的文化思潮。第二章到第四章，结合柳宗元的交涉交友情况以及其文章中体现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柳宗元的儒教观、佛教观、道教观。在第五、六两章中，进一步论述了柳宗元的三教融合观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以及对后世特别是宋代儒学的影响。在总结部分，张勇先生明确地提出了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儒家的最高代表，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上“三教融合”的方向。著末两篇附录（《柳宗元的孔子观》《柳宗元的孟子观》）的收入，对“旧著”第二章《柳宗元的儒教观》的内容作了进一步地申引和补充。参照这两篇附录，读者能够更为全面地把握身处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下的思想家柳宗元与其儒学观的特质。

当然，一本出色的学术著作，尤其是这样一个涉及到中国哲学、文化、思想史、宗教等多个领域的课题，如果仅仅有一个好的框架结构和创新的视角是远远不够的，《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之所以骨体坚实、血肉丰满，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和借鉴：

一、实证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

新著立论严谨，材料详实。既注重史实和文献的考察和梳理，又能够结合三教融合的背景去探寻其成因；既能从局部对“柳集”中涉及的思想观点进行追踪和考证，又能从理论层面对柳宗元的三教观进行整体观照。新著始终凭据材料说话，不发空言，显示出著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如本书第三章，以柳宗元的佛教观为中心，具体考察了柳宗元的禅学观、天台观、净土观和律学观。这个命题的关键是柳宗元是否受到了佛教宗派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在柳宗元的思想中有哪些具体的展现？为了证实这些佛教宗派对柳宗元佛教观的形成确有影响，著者先是搜集整理了柳宗元同以上四家宗派中僧人的交涉、交友考，如禅宗僧人文畅、文约、浩初等，天台宗僧人重巽、觉照、怀远等，搜集列举了柳宗元与这些僧人往来的书信、诗作等材料，从这些详细繁复的考证中可以看出，作为文士的柳宗元同四家宗派中的部分僧人接触频繁、交涉甚密。同时，著者也在《柳集》中搜集出能够体现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文字材料，并加以整理，如“《柳集》净土材料考”“《柳集》律学材料考”等。通过以上文献材料的梳理，四家宗派对柳宗元佛学观的影响便一目了然，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再对柳宗元的佛教观进行理论层面的概括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又如第二章第三节对柳宗元儒“道”观的一个核心思想范畴——“中”的考察，张勇先生认为，“中”的概念作为柳宗元儒“道”的总纲，抓住“中”来理解柳宗元儒“道”的内涵才能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虽然章士钊先生在他的《柳文指要》（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中已对《柳集》之“中”做过搜集工作，但是并不完备，所以，张勇尽可能地将《柳集》之“中”完整详尽地梳理出来，按使用次数来计，“大中”16次、“中道”15次、“中庸”5次、“中正”8次、“时中”4次、“中”17次、“中和”1次。以上统计并不是简单的材料罗列，著者还对“中”所言的对象作了分辨，有的“中”是指涉儒家，有的“中”则指涉佛家，在文中均有交代。以上与“中”有关的诸多词中，著者又着重对中唐之前出现较少的“大中”一词做了详细的考证，举章士钊、孙昌武、陈弱水等多家学说作为参考，通过检索《四库全书》发现，“大中”一次多出现在宋代以后的“易学”与“尚书学”著作中，推知《周易·大有卦》和《尚书·洪范》应是“大中”的两个来源。在对“中”这一核心概念义涵的梳理和考证的基础上，再对柳宗元的儒“道”观进行理论层面上的概括就显得坚实不虚。

新著中类似的章节还有很多，囿于篇幅仅举以上两例，可见新著真正地做到了实证与理论分析的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学理深度，显示了著者扎实深厚的学识和较高的理论素养。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结构体例

新著的一大特点就是秉持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每一章的每一节都旨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沿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路，以问题为中心的意识，著者往往能万取一收，有的放矢，如第三章的第一节：“柳宗元的禅学观：以《大鉴碑》中的‘负问题’为中心”，禅宗作为东土的佛教宗派，在唐代可谓是盛极一时，柳宗元便生活在禅宗势力日盛的中唐时期，《柳集》中有关禅学思想的诗文材料也很多，但是著者选取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作为研究柳宗元禅学观的入口——即《大鉴碑》中存在的“负问题”现象。著者在注释中解释“负问题”为：文本中本该说而没有说的东西，即文本中的“空白”。

王维、柳宗元、刘禹锡三人均为惠能撰写过碑文，著者在对比《王碑》和《刘碑》后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与王、刘二《碑》把‘法衣’与‘顿悟’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不同，《柳碑》只字未提这两项惠能六祖地位与禅法特色的重要标志，这是《柳碑》中最大的负问题。”（107页）著者紧紧围绕《柳碑》为何不提“法衣”与“顿悟”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先是通过考证柳宗元与南宗禅的交涉情况，排除了柳氏因不了解南宗禅而产生“负问题”的可能，反而发现柳氏对惠能的南宗禅的“顿悟”思想有着深刻理解并十分欣赏的。既然柳宗元如此了解南宗禅，为何仍不提“法衣”与“顿悟”呢？著者紧扣问题，继续深入探究，将柳宗元置于中唐时期禅宗内部之间存在的矛盾中，在柳氏看来禅宗存在着诸多“禅病”：一、空有互斗，南北相残；二、“拘”与“诞”；三、言体不及用。正是由于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著者进而指出，柳氏《大鉴碑》中只字未提“法衣”与“顿悟”极有可能是柳宗元刻意而为之。

那么，柳氏为何刻意避开“法衣”与“顿悟”这两个重要的词语呢？著者通过层层分析后发现，柳宗元在《大鉴碑》中有意避开“法衣”与“顿悟”这两个敏感的字眼，自觉以“黜异蹈中”的原则来调和禅宗的南北之间、禅教之间乃至儒佛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原来这恰恰体现了柳氏“会通南北”“会通禅教”的禅学理想，进而会通儒释的目的。著者紧紧抓住一个中心，不断发问，条分缕析、层层推导，得出了“《大鉴碑》中的‘负问题’正是柳宗元融合佛教观的集中体现”（138页）这一深刻结论，论证的过程也是相当充分的，这一章节单独抽出也可成一篇完整独立的学术论文，问题导向性十分明显，体现出了新著强烈的问题中心意识。

纵观全书，以问题为中心的结构体例使得新著内容充实、辐辏，论述绝不拖泥带水，每一章读罢都令人颇有所获，这也正是新著的成功之处。

三、创新的观点与识断的勇气

在新著的《序》中，尚永亮先生就说到：“学问是需要积累的，一个课题，倘能在完成之后仍不断思考，不断深化，就可能打造成精品；学术观点是需要坚持的，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即使遭遇异议，也不轻易改变或放弃，才能于不断完成后成一家之言。”尚先生所言不虚，从张勇先生的新著中，便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治学态度和研究精神。

张勇先生在“旧著”中就曾明确地提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上‘三教融合’的方向。”这一创新的观点在当时的“柳学”研究界是极具突破性的，学界在肯定其创新性的同时也谨慎地认为：“这一观点是否公允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1]。将柳宗元置于三教融合思潮背景下，代表了儒家三教融合的方向，柳宗元究竟是否如张勇所说的，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还是有待商榷。在旧著出版后的十年中，张勇先生又刊发多篇“柳学”研究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勇愈发坚定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这无疑是需要坚持己见的创新精神和识断的勇气的。

正因如此，在新著的体例设置中，张勇先生将其在《孔子研究》（2010年第3期）上发表的《柳宗元：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一文作为导论置于全书之首，以示立论之基，为新著的基本观点。这篇长文集中阐释了柳宗元作为中唐“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这一观点，著者首先以柳集为依据提出“夷夏若均”“伸长黜奇”“佐世”的基本原则，指出柳氏主张以“孔子之道”作为“三角融合”的总方向，从理论上总结了柳宗元三教融合思想的原则和总方向。

紧接着著者将柳宗元的“元气论”置于三教关系的张力之中来看考察，在佛教对儒道两家的宇宙生成论的批评中，柳宗元开始批判吸收三教的思想，对儒家的宇宙论进行重新的判定与解释。三教关系的张力与佛教本体论思维模式，启发了柳宗元将儒家传统的宇宙论“本体化”，开始了向本体论的转换。虽然柳宗元的“元气论”仍是一种宇宙生成论，但在三教融合的思潮下又具有了鲜明本体论的倾向，具体而言体现在“惟元气存”和“一以统同”两个方面，柳氏由此建立起元气自本自根的宇宙本体论。

著者又从儒家哲学中重要的“心性论”出发来看柳宗元在三教融合视域下对儒家“心性”学说新的理解。在与韩愈、李翱等人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柳宗元的“性静”观实则是以儒来汇通佛、道的心性津梁；此外，著者总结出柳宗元心性论最大的特色乃是以“志”与“明”来论性，分别从三教之源、道德理性、人格理想三个方面来加以详细分析，认为：“如果说‘志’的内涵更近于儒家的刚健、向善的心性特征的话，那么‘明’的内涵绝不仅仅是《中庸》所谓的‘明善’，它更吸收了佛家的‘明心见性’、道家的‘归根复明’的思想，指圣贤心性之中所涵摄的洞彻宇宙、人生真相的无上智慧。”（14页）“‘志’与‘明’，一刚一柔。一动一静，一个向外追索一向内收敛，前者更近于儒家而后者更近于佛道，刚柔、动静、内外‘应变若化’，从而成就其‘圆外方中’的人格理想。（15页）

最后，著者由此进一步提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儒家的最高代表，柳氏不但大力提倡三教之间的融合，指明了‘三教融合’的原则与方向，而且建构起三教关系张力下的宇宙本体论及‘三教融合’视域中的心性论。”（17页）这一观点的得出，是著者将柳宗元的三教思想还原到中唐“三教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并深入思考而得来的。

本书另外独有创见的一点是：将柳宗元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之一，与韩愈、李翱相提并论。这样的表述在之前的学术研究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思想史研究领域著名的《宋明理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又如《宋明理学》（陈来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二书主要把韩愈、李翱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人物，而均未提及过柳宗元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可见宋代儒学研究界对柳宗元影响的低估与忽略，不得不说是一个缺漏。

张勇先生孤明先发，得出“柳宗元不但是宋代儒学薪火的点燃者，而且是宋明理学理性之种的播撒者。”（302页）的深刻结论，在以往学界的研究中，柳宗元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往往被低估甚至忽略，张勇先生不但通过详细的论证和考辨，还分析了历来柳宗元对儒学复兴之功绩常常被忽视的原因，一是柳氏参与“永贞革新”，“名分”不正，二是柳氏崇尚佛教，在以韩愈为领袖，主张力排佛老来复兴儒学的阵营中更是显得格格不入。从整个文化大环境来看，排斥佛道的思潮贯穿于复兴儒学的整个过程中，而且始终占据着思想的主流，这样的情况下，以佞佛著称的柳宗元的地位自然不会高到哪里去。但是事实上，柳宗元基于“辅时及物”立场上的三教融合观对宋代的事功儒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著者先后举出范仲淹、王安石、陈善、叶适等一批重视事功的儒家学者，指出了他们思想中吸收柳宗元思想的地方，并征引具体的文献作为例证。接着，著者把握住宋明理学“治儒、释、道三教于一炉”的根本特点，证实柳宗元“反天命”的思想，以及以儒家立场来会通佛道的学术思路对宋明理学确有着重要的影响。将柳宗元儒学思想的影响单独发掘出来，并给以准确的历史评价，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

总体来看，张勇先生的新著《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是在旧著《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的基础上修订增补的一本新著，著者在占有丰富详实的一手文献资料的前提下，能够将实证同理论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全书材料丰富充实、论证严谨有序。结构上采用总分式阐述，各章节以问题为中心，这样架构的好处在于：各章节内容分读之则皆可独立成篇，合读之则环环相扣、浑然一体。这既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优长之处。

不得不说，《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一书是在中唐三教融合思潮视域下对柳宗元三教思想研究的一次重要拓进。新著的成功之处更是在于对旧著的观点进行深化和补充，并在旧著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具有开创性的结论与观点，可谓“融‘新知’于‘旧著’”是也，如全书开头的导论——“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以及附录——“柳宗元的孔子观”“柳宗元的孟子观”。这些新增补进来的章节，不仅彰显出了著者在该研究领域更深层次的研究思考，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旧著中没有详细展开论述的问题，使得新著无论在内容还是学术水平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可以说，在今后的十年之内，乃至更久的将来，以柳宗元视域下三教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课题中，张勇先生的新著——《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可能是该研究领域中一部难以绕开的学术著作。

参考文献

[1]唐长华、陈红兵：《三教关系视域下柳宗元思想研究的创新——<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述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李玉用,窦道阳：《虽处三教融摄之境,未易儒士本然情怀——读张勇博士新著<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

 文稿一审：玉华

       二审：一石

      三审：满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