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苏文之渊源与境界

许仕刚

（柳城县实验高级中学、柳州市柳宗元文化研究会）

摘要：柳宗元和苏轼同属唐宋文章大家，柳苏文都曾接受屈骚的影响，同时苏文又接受柳文的影响。柳苏文境界淩跨百代，各自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苏轼自“乌台诗案”以后逐渐从儒道的藩篱中游离出来，以儒为体，融通释道；柳文因崇儒入世的思想未能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苏文受柳文影响，二者具有师承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中国文脉的继承与发展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柳宗元 苏轼 散文 渊源 境界

柳宗元和苏轼同为唐宋散文大家，像两座高峰巍然屹立文坛之上。柳学苏学同为显学，研究的成果自然不少，然而柳苏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却鲜见有之。盖虽柳苏同属散文大家，尽管两人皆少年得志，在思想、政治、文学等领域都创造过辉煌业绩，留下显赫才名，然皆因卷入时代重大政治变革而在宦途上屡遭贬谪，最后客死异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个人分属唐宋两个不同时期，而且各自生活的年代相距200多年的时间，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

笔者不揣陋见，试从二人游记散文出发探寻柳苏文之渊源与境界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一 柳苏文之渊源

胡怀琛论韩柳欧苏文之渊源，认为“柳文一部分出于诸子，有一部分游山水小记，则出于《山海经》及《水经注》。如《三戒》、《蝜蝂传》等文，全是庄生之寓言。即著名之《郭橐驼传》一文，以种树喻治民，亦全是老子学说。且子厚又有考证诸子之文多篇，可见其研究诸子之功深矣。”[1]对柳宗元“参之榖梁以厉其气，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2]以及“《左传》《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榖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徒名书》）[3]之语，则抱“虽（子厚）自述之言，不足信也”[4]的态度，可是接着口风又转，说：“然吾所云云，乃就大部分而言，实则子厚所自述‘参之《榖梁》以厉其气，参之《离骚》以致其幽’，亦非虚言。其于《榖梁》文盖性情相近，于《离骚》则境遇相同也。”[5]而其论及苏文之渊源，态度要明朗得多，其谓“东坡之文出于国策，参以庄子佛书，而能变化者也。其文只长于议论，‘曰快，曰达，曰了’，皆为说理文之标准，而非所语于抒情矣。”[6]

胡怀琛肯定柳文学习庄老，对于柳文学习离骚，没有专论，只以“不足信也”，“亦非虚言”评之，寥寥数语，惜墨如金，似乎不肯再多置一词，语焉不详。笔者认为，胡怀琛评论柳文出于诸子，慧眼如注；而子厚深得《离骚》精髓却自言“稍采取之”乃其自谦之语。至于苏文“出于国策，参以庄子佛书”，胡怀琛一语中的，然而胡怀琛既没有看到苏文学习离骚，同时也没关注到苏文颇受柳文影响，实乃一种遗憾。

关于柳苏文章，倘若孤立来看，柳文是柳文，苏文是苏文，二者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何况总体上柳苏文风格迥异，渊源派别各有异同，相互自成一宗，但是析而论之，依然有道不尽的某种妙合关系。

说得再明白一点，柳苏文多少都主动接受过离骚的影响。柳宗元曾在《答韦中立说》自言“参之离骚以致其幽”。按说，胡怀琛一代学人，才智过人，饱读诗书，即使子厚不自言之，对于柳文深受骚学影响不可谓不知之也，然而不专门撰一文以论，实乃不刻意为之也。清人沈德潜有一句话评价柳诗，云：“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唐诗别裁》卷四）。笔者以为，沈德潜评价柳诗的话，移来评价柳文，亦无不妥之处。至于苏轼主动接受屈骚的影响，有他自己的话为证。他说：“吾生平所学而不能企及万一者，屈平一人而已。”（《楚辞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如此看来，柳苏文皆有宗于屈原并深得屈骚精神，然而倘若就此断言柳苏文没有师承关系，则未免太过武断。

撇下柳苏关系不说，先来看看何谓“屈骚精神”？概而言之，屈骚精神就是虽在哀怨的境遇之中依然踔厉风发坚定执着的美政理想、遗世独立与爱国情怀，表现出强烈的孤独感和危机感。“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之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意远。其志洁，故称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浊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敫然泥而不滓者。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谊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简体字本）司马迁在《史记》对屈原和他的作品的这段精彩的评价，可以用来诠释屈骚精神的本质。

然后我们回到柳苏文的关系上来。通观柳苏，二人皆才气纵横，少年得志，他们皆怀抱报国图强的理想，尽管后来卷入政治变革，宦途失意，屡遭贬谪，无论崇儒尚佛统合儒释的柳宗元，或者是以儒为体融通释道的苏东坡，在宦途失意的境遇中抒写哀怨心绪的同时也强烈地表现出遗世独立的精神。

先来谈谈柳文，择其永州八记中《始得西山宴游记》为例，抄录如下备析。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7]

纵观这篇柳文，下笔即以“僇人”自称，足见子厚内心诚惶诚恐，多有怖惧之情。柳宗元以戴罪之身，惴惴不安如泣如诉地讲述出游的情状，仿佛惊魂未定，还未曾从永贞革新的政治失意的痛苦、危险与不安之中解脱出来，一种哀怨难禁的情绪油然而生。子厚登山揽胜，本欲排遣抑郁之情，然而西山之怪特，在数州之间衽席之下出类拔萃，却弃置蛮荒之地，无人赏识，不禁令之触目伤怀，心绪难平，真有些情郁于中，甚有激愤填膺之感了。在这哀怨的心绪下面，子厚感叹西南山水无人赏识，彷如士子怀才不遇，胸中攒簇许多难浇的块垒。子厚在谪居永州的境遇之中以西山自我比况，誓“不与培塿为类”，比之于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出来的遗世独立的风格无不高度一致。

柳文这种离骚精神的抒写，并非孤例，就是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之外的其他七记中，不乏有柳文表现屈骚精神的痕迹，在此从略。总归而言，柳文从屈骚中汲取精神营养，并自觉运用在自己的创作当中，以其贬谪蛮荒的悲凄、踔厉风发的精神和激愤难平的情感引发几多读者的共鸣。

而苏文学习屈原，除了有他自己“吾生平所学而不能企及万一者，屈平一人而已”的话为证之外，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有过对东坡《赤壁赋》精准的评价：“此赋学《庄》《骚》文法，无一句与《庄》《骚》相似。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回想苏轼初贬黄州，曾作《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诸文，表达出幽怨情绪和遗世独立之思想精神，不乏其有。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 解衣欲睡， 月色入户， 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 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 水中藻荇交横， 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8]

本文见于东坡志林卷一，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彼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刚至贬所不就得一个夜晚，他寄宿于承天寺中，其解衣欲睡，见月色入户竟然胸怀激荡，夜不成眠，于是寻张怀民相与步月中庭，发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则耳”的感叹，在“闲人”的自嘲、自解与自慰中，排遣被贬外放的哀怨心绪。苏轼从奋勉有为的政治家变成戴罪的犯官，是在被关押拷问一百多天以后于惊魂未定中捡了半条命谪居黄州，除张怀民，其痛苦遭遇，哀怨幽怀，怅然心绪，谁人来与会意！而苏东坡与张怀民步月的中庭，即是一个缩小了的与现实相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竹柏”的草木意象与屈原香草美人意象的选用相类，也与其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精神人格十分合拍。试想，月色就是再澄明，这样的光景，早已是人人闭户酣然榻上的时候，谁人还在闲游庭中，怕也只这苏张两个“闲人”了。

苏轼《赤壁赋》在抒写哀怨心绪之中表现出的遗世独立精神，更是堪称经典。抄录全文如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轼《赤壁赋》[9]

苏子与客泛舟赤壁，选择的时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不太像平日里正常的出游时间。苏子扣舷而歌，快乐里藏着悲凉。从歌的文本来看，无论题材还是体裁，包括借用的典故和表达的思想情感，除了暗示自己的身世遭遇，也都与屈原的离骚的精神具有高度一致的吻合。而骚体本身就擅长有表达幽怨情绪的特点。“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的洞箫声音的描写，笔者认为，表面上是洞箫客的声音，实质上是苏东坡借以描摹自己贬居黄州当时的真实心境。至于篇中表现其遗世独立精神的句子，俯拾即是，如“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还有，其人“正襟危坐”，在主客问答之间浮想联翩，玄想历史、自然、宇宙与人生，从水的流逝与月的盈亏、物我的变与不变当中获得启示，终于“肴核既尽，杯盘狼藉”，与客“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处处表现出远离流俗，具有高风绝尘、遗世独立的精神人格。

尽管苏子习屈子，苏文脱胎于离骚，然则另一个方面，苏文学习柳文，形式上却未能化尽痕迹，择其文句显著之处举出两例。

其一，柳苏文表达出出游的相似的观感：

“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赤壁赋》》）

其二，柳苏文表达入定入静相类的境界：

“引殇满怀，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苏轼《赤壁赋》》

到此，读者不难理解，柳宗元模山范水，情牵辞发；苏东坡心摹手追，躬身实践，发明其妙，因之遣词造句，描摹意境，与柳文深有相同之处。若非如此，难有佳构。然则苏文学习柳文，绝非简单模仿，尽管仕宦贬谪的境遇和人生的命运遭际与柳宗元几多相似，甚至更多痛苦，但是苏东坡在柳宗元所提供的人生轨迹中得到许多经验和启示，终于在理想与现实的挣扎中，在理性的思考和议论中，褪去了满腹的骚怨，抒发出豁达的襟怀，实现了自我精神的超越，重塑了理想人格，较之于其他贬谪的文人表现出更多的人生的智慧。

二 柳苏文之境界

柳苏二人，非但是文章大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诗人，然二者皆以少负才名成国之重器，不幸卷入时代重大政治变革与党争之间，最后以贬官之身，去国离乡，万死投荒，人生何其辛酸坎坷，血泪难书。尽管这样，柳苏二人又都以踔厉风发，有为于当世，各自实现精神超越。柳苏文章，淩跨百代，直抵先秦，大率而言，或雄深雅健，或汪洋恣肆，各具特色，皆以其深邃哲学，渊博学识，道德境界和人格修养，为天下学人钟爱。

倘若论以胸怀襟抱，柳苏二人少年时期皆以致君尧舜、力图大有作为的儒家观念并以强硬态度和姿势进入政治舞台，结果却都以悲惨遭遇黯然退场。所不同的是，苏轼自“乌台诗案”以后，黄州、惠州、儋州，期间不断卷入党争，在宦海中屡遭打击起落浮沉，最后“流转海外，如逃空谷”，在心态上则由入世转向出世，主体精神逐渐游离出封建等级森严的儒道秩序而倾向于心灵自由的原野。[10]而柳宗元则虽贬永斥柳，却老而弥坚，忍辱负重，不坠青云之志，逆风飞扬，以踔厉奋发的姿态，在柳州播撒政绩蜚声，美名远播。

如就柳文思想而言，柳文坚持从唯物主义出发，主张“天人不相预”[11]，“崇儒尚佛，统合儒释”，“以释济儒”，苏文则“以儒为体，融通释道”，二者皆没有办法挣脱时代的镣铐，表现出一定的局限，诸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也多有论述识见，客观公允，无有异议。

然而有趣的是，柳苏皆礼佛参玄，在贬谪期间心灵投向山水，寻求生命理想的精神出口，如前所言，苏东坡在晚年逐渐冲破儒家道统的藩篱已成共识，可是柳宗元在徜徉山水之间是否到达“物我两忘”的境界却存在不同的声音。区克莎《试析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气功描写》，认为柳宗元“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尚未达到气功入静境界的最高层次——“恬憺虚无”、“物我两忘”的境界。[12]而张学松《始得西山宴游记：展现流寓者精神超越的经典》却认为：柳宗元在西山之游上已经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13]玆节录区张文议论如下：

“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这是描写高层次的入境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其意出于《列子》：“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依，足之所履。犹木叶干壳，意不知风乘我耶？我乘风耶？此刻，柳宗元的意识活动几乎是静止了，连自己的身体都失去了所在，融合到无边无际的宇宙中去，分不出彼此，我即是天，天即是我，天地万物同为一体。那么，在这个“天人合一”的境界中，人与天地万物之气同一的不仅有“元气”的性状（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而且还有“元气”的品格（生化万物，广阔，包容）。“天人合一”的境界，使柳宗元体验到了人与宇宙的关系，领悟了人生的哲理，从而得到心境的悠然闲适，人格的升华超越。

“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是自我意识消失之初，这是入境的高层次，但还不是入境的最高层  次。自我意识的最终消失是“物我两忘”，这是入境的最高层次，这时，天人合一的感觉也要消失，无天无我，无我无天，自我意识已不复存在，一切体验几乎都不复存在，一切感觉都几乎为零。这种境界也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恬淡虚无”境界、《庄子·大宗》所说的“坐忘”境界。“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堕肢体”就是要“离形”、“无为”，“黜聪明”就是要“去知”。这是说如果坐到不知自己的肉体存在，不知自己的心智所在，不知一切的“忘我”、“无我”、“自然无为”的状态，就能同于“大通”，达到“怡适自得”、“至美至乐”（《庄子·田子方》）的最高审美境界。

从《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气功描写来看，柳宗元西山之游已经达到了气功入静境界的高层次，——“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境界，但是尚未达到气功入静的最高层次——“恬憺虚无”、“物我两忘”的境界。

——摘自 区克莎《试析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气功描写》[14]

《始得西山宴游记》最后写作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其精神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境界其实就是作者精神的自我解脱，也即佛教小乘的“自渡”，可比肩于苏轼海南归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天容海色本澄清”和进入江西“心与天游”的境界。苏轼海南归来走到常州作《次 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心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笔者认为这有类苏轼的绝笔诗，是苏轼流寓人生的终结。这首诗里，苏轼的思想与人生境界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儒释道兼容而各有超越，既有道家的物我两忘，又有儒家的胸怀天下，还有释家的普渡众生。单从佛教而言，他不仅“自渡”，而且“渡人”，诗人要像一轮明月，将其清辉洒向宇宙普照人间！这才进入了释迦牟尼的“普渡众生”的大乘境界。

——摘自 张学松《始得西山宴游记：展现流寓者精神超越的经典》[15]

区克莎的观点，从道家的角度出发，辨析了“天人合一”的出处并结合文本分析柳宗元进入这种境界的情形，同时具体阐释“物我两忘”的境界，最后得出柳宗元并没有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的结论。而张学松肯定柳宗元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并从佛教的角度比肩苏轼。

那么到底孰是孰非，柳宗元西山游有没有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呢？依笔者看是没有的，尽管他本人是优秀的哲学家，在对待“天人之际”的问题上，自觉地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地主张“天人不相预”的观念又坚决反对“天人合一”的观念，可是贬居永州的闲职司马柳宗元纵情山水之间，一方面，身体渴望地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而另一方面，崇儒入世的思想又要克制他不能任性放纵。

在区文论证的基础上，笔者关注到柳宗元自己在《始得西山宴游记》文末说：“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柳宗元大概的意思，就是身处永州山水之间，从前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西山的独特之处，期待今后还要更多登临游览。从这里亦可以推知柳宗元此次西山宴游，意犹未尽，并未有到达忘我的境界。

综观柳宗元的性格抱负，以其“利安元元”的大中之道和戴罪之身以及贬谪永州当下心态来说，他是永不可能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的。他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16]，终究也未能真正完全融入出游的环境，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柳宗元永州八记，除此二篇，其余的篇章我们可以历历数来，等到其神游渐入佳境，最后却又都无一例外地突然猛醒，似乎柳宗元始终放不下“僇人”的儒者身份，出游的欢乐总是短暂的，充塞于他胸口刻骨铭心的，始终是政治失意、去国离乡、壮志难酬的悲痛心绪。《钴鉧潭记》，结尾就说得很干脆：“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17]钴鉧潭的美景虽好，却无论如何也冲谈不了作者“居夷”的悲怆和对故土的怀念。对此，徐幼铮有很好的评价：“结语哀怨之音，反用一“乐”字托出，在诸记中，尤令人泪随声下。（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引）”柳宗元《袁家渴记》结尾处：“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18]这就说得更直截了当，直接把自己从这块游览的胜境中切割分离出来，冷静得超乎寻常，也是寻常。就是说这块地不是我的，是袁家的，我不敢独专。故说，柳文如此保持着意识上的极度的清醒，完全没有“物我两忘”的境界。

由永州诸记观之，柳宗元出游并未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究其原因，是因为柳宗元本身就是一个从不麻木甚而极为清醒的儒者，攒簇郁积于胸中的各种坎坷、块垒与悲痛，是难以消解的，不能消解的。从不忘记担负家道中兴使命，“勤勤勉勉，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19]的柳宗元，在不但没有实现人生理想反而还以戴罪之身贬谪永州，出游只是为了暂时排遣内心的抑郁，他又怎能真正融入道家达到物我两忘的逍遥状态呢！

同时，笔者还认为，柳宗元的这种悲惨境遇多半给后来有相似贬谪经历的苏轼一种借鉴参考，聪明但是无力扼住自己政治命运咽喉的苏轼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与多难复杂的人生境遇当中不得不从柳宗元的身上进行反思和自省，为避免重蹈柳宗元“援儒入释，以儒统释”[20]而饱经磨难的命途，并希望实现人生的突围，在经过无数次的比较与挣扎之后，终于开辟出一条“以儒为体，融通释道”的道路来。

话说回来，要论柳苏文的境界，而如果从形式而言，笔者以为，柳文长于叙事，以抒情取胜；苏文善于玄想，以议理见长。诚如胡怀琛所言：“盖东坡擅长辩论，有苏张纵横之习，其文出于国策，千古无容有异议。”

但是无论如何，柳苏文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其师承关系的事实。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木斋先生评价苏东坡并视其为“文学中国”[21]伟大丰碑的一段话：

如果将文学中国从先秦到唐宋再到元明清选择一位代表性人物，笔者认为非苏东坡莫属。从屈原、陶渊明到李、杜，为何要以苏轼作为代表人物？其中除了苏轼的成就更为全面，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之外，更为主要的，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前面的伟大诗人，都还仅仅是某一种哲学思想的阐述者，而苏东坡的审美人生方式，则是自身的思想熔炉融汇儒释道朱家学说，从而为后来者提供了战胜人生苦难的哲学思想。

——木斋 彭文良《读懂苏东坡——文学中国的伟大里程碑》[22]

拙文尽管是谈论柳苏文渊源与境界，但是请允许笔者诗意一点来说，苏轼曾经自觉地接受过柳宗元的影响，曾经大声地赞美柳宗元淩跨了李杜以来不幸衰落的高风绝尘的魏晋风度，而他自己也在柳宗元两百年后的有宋一代，不断吸取前人有益的精神养分，从而获得境界的突破与提升，终以高风绝尘的姿态和人生的智慧屹立于文化中国的巍巍高峰，成为后世许多文人的典范，深刻地影响并极其成功地培育出像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等“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等文化精英，直到今天，他的文字依然还在源源不断滋养和温润着一代又一代士子的心灵。最后，笔者想说，在全国上下大力提倡文化自信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讨论柳苏文的渊源，品味境界，目的就是想提醒大家务必要永远铭记——文学中国之所以表现出波澜壮阔、星河璀璨的美丽画面，乃是有像柳苏文脉一样，薪火相传，代代相续。

【作者简介】许仕刚，1975年出生，男，广西靖西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柳州市柳宗元文化研究会会员，柳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柳州市诗词学会理事，广东省茂名市唐诗宋词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