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刘璐  欧明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界对柳宗元“文以明道”论的探讨较为突出，其他方面亦有讨论，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梳理、分析及系统性建构更进一步。学者追溯了孟子、司马迁、“古文运动”先驱者等为柳宗元散文理论的形成所做的理论准备，并论述了后世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接受及扬阐，注入新的内涵。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柳宗元与韩愈等的散文理论进行比较，对柳宗元散文美学观等问题也有探讨。今后研究应立足文学本位，以会通的视角广泛吸取海内外新成果，结合特定的时代语境，把握某一具体散文理论概念在不同时期内涵、外延的演变，加强对各时期、各地域重要文人、文学流派等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接受的探讨。

关键词：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文以明道；回顾与反思

柳宗元学力深厚，众体兼长，为有唐一代文章巨匠，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旗手。除了丰硕的散文创作实绩外，柳宗元在散文理论方面亦有建树。本文采用古代传统散文观念，即广义的“大散文”，包括古文、骈文等有别于韵文的文体。新时期特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便于统计，本文将时间限定为1979年至2019年。碍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就中国大陆地区研究成果展开讨论，港澳台及海外地区暂不作论述。四十年来，“柳学”研究持续走向繁荣稳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向前推进。学界重点讨论柳宗元散文理论的论文已逾二百篇，专论柳宗元的著作几乎必论其散文理论，不少份量较重的古代文学理论史、古代散文史、古代散文理论史等也多有提及。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散文理论研究是“柳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前此，已有不少学者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过回顾，不乏见解独到之作。[1]但综合看来，这些论著多从整体角度梳理柳宗元研究或柳宗元文学研究现状，未有专论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之作，这一问题还可进一步加强探讨。本文拟从柳宗元散文理论本体的研究、渊源与传播及接受研究、比较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四个角度梳理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以期进一步推动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一、柳宗元散文理论本体的研究

柳宗元的散文理论散见于他的议、论、书、序等文中，虽较为零散，但颇为深刻，涉及内容、形式、创作技巧等方面。新时期学界集中于柳宗元散文理论主张的归纳、分析，进行系统性建构，对“文以明道”论的探讨尤为突出。

（一）“文以明道”论

“文道论”一直是古代文论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郭绍虞对“文”“道”的含义进行辨析，并以“贯道”“载道”区分唐宋“文道论”，已对“文道论”作了深刻分析。[2]“文以明道”论始终居于柳宗元散文理论的中心地位，新时期论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或深入阐发，或从某一点切入，围绕这一论题各有斩获。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回应了郭绍虞的观点，强调韩、柳的“明道”是“文”与“道”并重的“二元论”，与宋人“载道”有着本质区别，还指出柳宗元“文以明道”论既突出了“道”的内容和目标，即反映现实，表现“圣人之道”，又表示“明道”的手段是“文”，有重视“文”的意味。他的其他著作如《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等对柳宗元散文理论也有深刻阐发。[3]

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虽不是专论柳宗元散文主张之作，但针对韩、柳“文道论”提出新见，也可谓别开生面。她认为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功在于儒道内涵的更新推动了古文自身的革新，正是这种“道”的转变促成“文”的转变，使“文以明道”论产生了实践意义，进而引起了文体形式的一系列革新。[4]

刘真伦《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对唐宋“文道论”的探讨也极为深刻。他在郭绍虞对“文道论”诠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辨析“明道”与“载道”的区别，从语言哲学、理论形态等方面论述韩、柳“文道论”与宋代三家的不同之处。[5]

康建强《柳宗元的文道观及其文学创作研究》对葛晓音的观点进行引申，认为柳宗元结合现实与先秦儒家以人为本的传统，融入自己的思考，使得表现在文学领域的“中道”思想有了鲜活的具体内容，才使得“文以明道”论有了生命力。作者还认为“文以明道”论不仅仅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理论，更作为一种“通儒人格”的生命价值实现的手段被贯彻。[6]

廖可斌《“文以明道”的两种语境》从历时性角度纵向考察“文以明道”论的两种语境，指出到柳宗元为止，“道”的含义还比较宽泛，柳宗元的“道”就是“辅时及物”之道，而至宋理学家，“明道”变成了“载道”，“道”的内涵和文学功用大大狭窄化了，“文以明道”论走向了极端。[7]

新时期学者对“文以明道”论为核心的柳宗元的散文理论进行系统性建构，分门别类，抽丝剥茧，有不少新颖的观点，清晰明确地展现了柳宗元散文理论的全貌。

殷惠中《论柳宗元“以神志为主”的创作观》以“以神志为主”统摄柳宗元的全部散文理论，认为“神志”是“文”与“道”之间的枢纽。周振甫《柳宗元的文章论》则从韩愈对柳宗元的评价入手，从“求道及物”“明道论文”两方面对柳宗元的散文理论进行梳理、述评，观点深刻。骆正军《柳宗元思想新探》认为“辅时及物”说为柳宗元文学之根，对“辅时及物”的内涵与外延做了界定，将“文以明道”等五个部分囊括其中。罗书华《中国分体文学学史·散文学卷》的观点别具新意，他认为韩、柳的“道”是儒家之道，既有儒道的内核，又经韩、柳的突出、发挥，是他们个人之道与时代之道的结合体。罗书华强调了韩、柳的“文道论”包含“文以明道”“文本于道”“道归于文”这三个层面，认为他们的散文理论整体上是“一主三宾”的结构，“文以明道”为“主”，“气盛言宜”“不平则鸣”“以文为戏”为“宾”。[8]

“文有二道”是柳宗元对“文”的不同形式的不同特点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文”的概念一直较为丰富、复杂，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相当广泛的外延。新时期论者对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提出的“著述”之“文”与“比兴”之“文”的解释有细微不同，但基本都强调了柳宗元对抒情文学与实用文学的不同体认。其中，罗宗强、孙昌武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认为“著述”是指带有学术性的文章，“比兴”出于诗，柳宗元没有详细说明是否从诗演变成为文学散文，两者都应有褒贬讽喻的功能，且不能忽视文采，这表明柳宗元已经认识到了“纯文学”与学术性文章的差别。[9]孙昌武《柳宗元评传》高度评价了柳宗元的古文体制理念，认为柳宗元承袭了刘勰、萧统时被系统化了的“文笔”论，从古文家的立场出发，将“文”区别于经、史之“语”，分为“简策”和“谣诵”。由此，孙昌武进一步提出，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主要是六朝以来的新型散文文体，不是先秦两汉时期尚与经、史分离的古代的著述文体，他的“文体论”反映了散文发展演进的趋势。[10]

（二）“文以明道”论以外的其他理论主张

新时期学界除了对柳宗元“文以明道”论进行探讨以外，对柳宗元的其他散文理论主张也有深入考察。

继韩愈提出“以文为戏”之后，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提出了“有益于世”的“奇味”说，坚定地表明自己“文不废俳”的态度，这是柳宗元散文理论的又一创见，新时期学界对此亦有相关讨论。

马积高《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兼论唐代古文运动》引申、补充了鲁迅的观点，认为柳宗元虽不废“俳”，但柳宗元的着眼点仍在“有益于世”，即“借俳谐之文明道”。吴新生《柳宗元对古代小说美学的理论贡献》分析了柳宗元“文不废俳”具体理论内涵，特别指出柳宗元此论对小说美学的贡献。蒋凡《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小说”观》首先回顾并评价了前人对唐代“古文运动”和传奇小说关系的看法，而后调和诸家观点，各取所长，指出柳宗元提出的“有益于世”的“奇味”说是韩愈“以文为戏”的补充和发挥，启发并促进了小说观念的进步。袁晓薇对“以文为戏”的文体创新意义有所探讨。以上观点均具胜解，具有一定启发性。[11]

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丰富驳杂，对于具体创作技巧、写作经验等方面均有阐发。孙昌武《柳宗元评传》指出，柳宗元有关文章写作的见解大都表现于“论文八书”中，并从写作目的、写作的主观修养等方面对柳宗元的散文写作理论进行了梳理，全面且系统。陈松柏《柳宗元创作方法论》、邓梦园《柳宗元“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研究》、胡旋旋《柳宗元写作理论研究》等文涉及柳宗元写作理论，均有可圈可点之处。[12]从修辞学角度分析柳宗元散文理论的论著也已有之。[13]

新时期还有不少论著总论柳宗元散文理论，较为全面、系统。如高海夫《柳宗元论“文”》、曹辛华《柳宗元文章学说述评》、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周楚汉《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陈辉《柳宗元的古文理论研究》等。[14]

二、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渊源与传播及接受研究

柳宗元才学甚高，在吸取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理论，亦成为后世文人学者取法的对象。新时期学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时性角度上溯其源，下探其流，探讨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渊源与传播及接受。

（一）渊源研究

新时期以前，就有不少学者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渊源进行详述，已论及柳宗元的文艺渊源可上溯至先秦诸子、隋唐之际的“古文运动”先驱者在理论上的准备等关键性问题，论述角度、方向已见规模，为新时期该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隋唐之际的“古文运动”先驱者的理论主张是柳宗元散文理论的近源，中唐儒学复兴也直接影响了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提出。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从文学角度对唐代“古文运动”前期理论做了细致地爬梳与分析。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回顾了散文文体发展历程，强调了韩、柳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们吸收了骈文的优点加以创新，回应了现实，而不是空言明道、纯然复古。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也聚焦于隋唐五代，对此阶段的诗文理论批评概况进行梳理，详细说明了隋代文人及初唐政治家、史家、中唐“古文运动”先驱为韩、柳做出的理论准备，并单列小节，强调了刘知几《史通》中体现的文史观，如重视文章的文学性等，对韩、柳散文理论的形成有积极意义。董乃斌等《中国文学史学史》强调，柳宗元的散文理论受到了刘知几“崇真尚质”的通变思想的影响。以上论著逻辑清晰，论证完备，对于厘清柳宗元散文理论的近源以及韩、柳散文理论的创新之处有所助益。[15]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将“文道论”溯源至刘勰、王通。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对隋唐及两宋之际的散文大家的文学主张有系统梳理、阐发。[16]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从学术角度指出柳宗元的“大中之道”近承陆质，上继荀子，以儒家礼、义为指导思想，以辅时及物、改革现实为目的。这些学术主张与他的散文理论密切相关。吴相洲《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同样从学术角度强调“文以明道”是中唐“文章”新变的关键，其产生的重要条件是对儒术现实意义的认识和儒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论述更趋细致，他指出贞元时期的先进之士如吕温、凌准等，或从学陆质门下，或与其为同志，柳宗元继承了啖、赵学派“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的精神。[17]唐晓敏《中唐文学思想研究》、袁茹《柳宗元的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贾晓丽《柳宗元哲学及文学思想研究》等对此亦有讨论。[18]

柳宗元的散文理论可远溯至先秦诸子，曹丕、刘勰、苏绰、宇文泰等历代文人的主张对其亦有影响。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论及柳宗元继承了啖助“春秋学”的积极因素并进行拓展，并强调了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在自觉意识上，接受了孟子的影响。卢宁《韩柳文学综论》同样注意到“文气论”，就韩、柳“文气论”的渊源发展史做了详细论述，将其源头追溯至孟子，并辨析了孟子、曹丕、刘勰、柳冕、梁肃及韩、柳“文气论”的区别。[19]

佛教禅宗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形成也有影响。宋光明《柳宗元的佛教思想与其文学创作研究》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佛教“无情有性”说及譬喻故事对柳宗元山水游记及寓言小品的影响。孙昌武《柳宗元与佛教》重点探讨柳宗元散文理论与天台宗思想的关系，观点深刻，论证严密。[20]

此外，也有学者就司马迁、元结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影响进行专题讨论。曾日升《论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是新时期较早也较为全面，对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章。他指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等观点直接影响柳宗元提出“感激愤悱”论，柳宗元“尚洁”“意尽言止”的散文主张也受到了司马迁影响。张婧《柳宗元比较研究述评（1978-2007）》、韩昊然《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研究》、俞樟华、虞芳芳《韩柳文法祖〈史记〉研究》等对此问题也有讨论。[21]黄炳辉《次山文开子厚先声说》认为柳宗元崇尚“简古、尚奇、理趣”是受元结的影响。徐爱华《元结、柳宗元比较研究》阐释得更为细致。[22]

（二）传播及接受研究

相较于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渊源研究，传播及接受研究起步更晚，但也成果斐然。吴在庆《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指出杜牧“文以意为主”等主张既继承了韩、柳的观点，又有所发展。杨振喜《孙犁与柳宗元──孙犁对中国古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则是探讨现当代作家孙犁对柳宗元的接受情况。该文主要从作品方面进行分析，较少涉及散文理论的接受，关于此问题还可进一步深化、细化。董乃斌等《中国文学史学史》注意到晚唐“文”“道”区分意识持续深入，以皮日休为代表的文人在韩、柳基础上进一步阐明“文”与“道”的差别，是中唐的“文”“道”之别到北宋文统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3]

宋代散文大家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接受是新时期学界探讨的重点。周楚汉《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论及“复古”“文以明道”“荣古贱今”等理论是韩、柳的继承、创新，并同时为欧、苏等人所承袭、发展，且给予了明清文章理论深刻影响。周著点面俱到，视角宏阔，但碍于篇幅有限，惜未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24]莫军苗《宋代批评视野中的柳宗元》、栗世娜《北宋古文家对柳宗元古文的接受研究：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为例》对宋人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接受进行专题研究，均有新解。张婧《柳宗元比较研究述评（1978-2007）》等文章也有论及。[25]

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对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轨迹进行动态的、历时性的考察，从传播与接受角度拓宽了柳宗元研究的路径。杨再喜指出宋初需要思想文化的重新建构，周敦颐、“二程”等道学家与柳开、王禹偁、欧阳修等古文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为柳宗元“文以明道”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杨著材料翔实，条分缕析，结合时代环境，对柳宗元散文理论接受的不同情况作了深入且理性的分析。[26]

柳宗元的影响不仅发生在中国大陆，更“辐射”至海外地区。曹春茹《朝鲜柳梦寅散文研究》以柳梦寅对唐宋古文家创作及理论的接受折射朝鲜文坛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与发展，述及柳梦寅吸收了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建构自己的散文理论体系。张雯《柳宗元文学理论在北美》从翻译者和评论者两个突破口描述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在北美的接受情况，角度新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车琳《唐宋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论及法国学者马古礼、班文干对柳宗元散文的评述，惜对其散文理论所论不多。[27]

从研究热点的横向比较看来，新时期对“文以明道”论的渊源及传播与接受的探讨最为丰富，其他散文理论相对较少；从历时性角度纵向梳理看来，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渊源研究早于传播及接受研究。柳宗元散文理论主张受其学术、政治观点影响，所以探讨他的散文理论的渊源和传播及接受应以会通的视角，贯通文史哲，打破学科壁垒。综合各家之见，笔者认为：上究其源，先秦诸子如孟子、荀子等的哲学、文学观是柳宗元散文理论的远源，司马迁、曹丕、刘勰、苏绰等对柳氏散文理论的形成有着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唐“春秋学派”啖助、陆质等对柳氏散文主张的形成影响巨大，佛教禅宗尤其是天台宗对其散文理论影响深刻；从文学层面来看，唐代“古文运动”先驱如萧颖士、李华等为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正式形成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韩愈的一些散文理论提出早于柳宗元，对他也有不小的影响。柳宗元散文理论并非完全独创，而是在历代文人学者基础上的“层累性”创造，与韩愈及其他中唐文人相互补充。下探其流，晚唐杜牧接受并发展了柳宗元的散文观，宋代“古文运动”继承唐代“古文运动”余绪，文学家如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道学家如“二程”、朱熹等均站在自身角度承袭并发展柳宗元散文理论，共同影响了明清散文理论。柳宗元的散文理论在海外同样影响深远。

三、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比较研究

正如洪迎华、尚永亮所言，“整个（柳宗元）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成绩最为突出，而又有助于把握柳宗元鲜明个性的是比较的研究方法”。[28]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比较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新的拓展。

韩愈、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往往被后世文人学者并称，比较异同、优劣。韩柳比较仍是新时期“柳学”研究的热点，学界的述评总体趋于冷静、理性，韩、柳散文理论的比较研究也基本呈现这种态势。

严寿澂《对韩柳的评价与韩柳的历史地位》对唐宋学人对韩、柳的评价进行梳理、分析，并指出韩愈“不平则鸣”将古文的传道作用和反映现实、时代相统一，又强调感情的作用，把“明道”“述情”结合；而柳宗元的创作论不出道家“虚静”说的窠臼，大体承袭六朝理论，对后世影响不及韩愈。严文带有一定的“崇韩抑柳”的倾向，柳宗元虽然兼采儒释道三家，但本质和核心还是为捍卫儒道而服务的。[29]

并推韩、柳，客观评价异同者占绝大多数。刘知渐《韩柳文艺思想比较》、郁沅《韩愈柳宗元美学思想比较》、黄保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吴小林《论韩柳散文的异同》、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卢宁《韩柳文学综论》、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等论著均有论及。概而言之，众学者基本肯定韩、柳对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贡献，认为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大同小异，在“文以明道”论、重视文采、兼前贤之成等方面基本一致，反映了“古文运动”的共同要求，但同时各有特点。韩愈严于儒、释之辨，“不平则鸣”说较柳宗元更为明确；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他的“道”更为广泛，文体论进韩愈一步。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在丰富性上逊于韩愈，但进步性更强。[30]

还有部分文章述评结合，从某一独特视角分析韩、柳散文理论异同。刘宁的三篇文章立论角度新颖别致，观点深刻，颇具启发性。《“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从韩愈、柳宗元“明道”的不同方式入手探讨韩柳散文理论的差异。《韩愈古文理论与儒家修养思想》提到韩、柳的古文思想均呈现出深刻的儒家修养论关怀与思考，但柳宗元的“文道论”较为理性化，且在将“文”与身心修养联系的深度上不及韩愈。《“师其人”与“明其理”：论韩柳取法前人的不同方式》认为韩愈善于“师其人”，入而能出，自成面目；柳宗元则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长期形成的艺术传统，究明文理，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创造。[31]赵冬梅、苗田《排佛崇佛与“韩柳优劣论”》、阮忠《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汤江浩《论韩柳之交及其文学、思想互动》等文均有新意。[32]

除了韩、柳散文理论的比较外，学界对柳宗元、刘禹锡散文理论也进行了比较。唐晓敏《刘禹锡与韩、柳文学思想的差异》指出刘禹锡认为文章“与时高下”，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居高位时所就，还对骈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些都与韩、柳的主张相异。汪政《刘禹锡柳宗元散文比较论》论及刘、柳都肯定“道”和“文”的重要地位，且对“道”的理解和认识均未囿于儒家道统，对散文审美风格和文学本身的价值也是肯定的。唐文侧重异，汪文侧重同，对全面认识刘禹锡、柳宗元散文理论有所助益。[33]

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也涉及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比较研究的部分，指出柳宗元、刘禹锡是“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论与韩愈的观点较为接近，刘禹锡的“文以见志”说与韩说稍有距离，但从整体精神及其“及乎物”“思有所寓”的创作目的看，三人的追求目标大体一致。[34]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

四十年来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成果丰富，非以上几个角度可以完全囊括，兹选取其他突出方面论之，力求还原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的真实面貌。

新时期不少学者探讨柳宗元的美学思想，但由于柳宗元不少散文美学观与散文理论界限模糊，故而需在此特别指出。孙昌武《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指出“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是柳宗元对散文艺术的一大贡献，这一理论兼具文学色彩和美学观指向。黄贯群《试论柳宗元的美学思想》、郁沅《韩愈柳宗元美学思想比较》等文章较早对柳宗元的美学思想进行全面、深入地讨论，其中述及的“言畅意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有乎内”与“饰乎外”等美学观点同样可从散文理论角度进行考察。[35]叶朗《柳宗元的三个美学命题》、吴功正《唐代美学史》高度评价了柳宗元的散文美学观。而周卫群《浅谈柳宗元佛学思想对文学创作和美学追求的影响》则从佛教禅宗角度述及对柳宗元散文美学观的成因。[36]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柳宗元美学思想为主题的论文数量显著增加。徐翠先《论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中的美学问题》、王超《柳宗元山水诗文及创作的美学解读》、赵晶《柳宗元愚者文学意象的美学思考》、谢光钰《柳宗元审美创作及理论研究》、曹章庆《柳宗元山水审美思想探析》、马草《柳宗元美学思想研究》等文章的论述更趋深入、系统，其中不少涉及柳宗元美学观与散文理论的交集。[37]马茂军等《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专设章节讨论柳宗元的散文美学思想。[38]

柳宗元美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确有交叉之处，但并非所有散文理论都与美学思想有交集，如“文以明道”论、师法前人论等。不少学者完全混淆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若强行将所有散文理论纳入美学范畴进行讨论，未免过于牵强，有穿凿附会之嫌。

新时期从文体学角度透视柳宗元散文理论的研究日益丰富。叶娇《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集中讨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刘美玉《柳宗元书信研究》率先从柳宗元“论文八书”入手，全面、系统探讨他的散文理论。郭小转《从〈三戒〉等寓言看柳宗元的“文以明道”》从寓言角度对“文以明道”论进行考察，视角独特。宋瑞婷《韩愈柳宗元赠序文研究》开风气之先，对韩、柳赠序文进行专题研究，对柳宗元赠序文时间、赠序文中的古文理论实践都有系统梳理。田恩铭《从献启之作看柳宗元的以文用世之观念》则重点讨论柳宗元的献启之作与“以文用世”观念的关系。吴振华《论“古文运动”与中唐诗序的散文化》也论及柳宗元的赠序文。许明欣《柳宗元论说杂文中散文文体理论的创新实践》从柳宗元论说杂文入手，探索其中的散文文体理论的创新与实践。[39]文体学研究方兴未艾，从文体学视角探讨柳宗元散文理论还可进一步拓展、深化。

早在民国时期，王佐才《读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充分体现柳宗元散文主张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进行过专题研讨，但主要论述的是韩、柳为师之道态度迥异的原因，较少涉及散文理论。[40]新时期学界对柳宗元“论文”经典进行专题讨论的文章数量较多，但新意不多。何书置《柳宗元研究》对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等“论文”经典有详细论证。[41]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其他或方法创新，或视角独特的文章，丰富了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成果。如姚静《论柳宗元的“以诗为文”——以〈永州八记〉为中心》、龚玉兰《自我慰藉与文以明道：柳宗元文学的创作心态》、李丽《试论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与文学教育实践》、董陆《柳宗元知行观及其与文学创作关系之研究》、罗书华《科举仕途：理解韩柳古文运动的新角度》、孙萍《柳宗元的主体意识及其文学创作的主体性研究》、徐贺安《唐代“内相”与韩、柳“文以明道”观的提出》等。[42]

五、反思与展望

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持续推进，在数量及质量方面都取得不俗成就，呈现多角度、多方面发展的态势。但在看到丰硕成果的同时，问题与不足也同样存在，有必要对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进行学理性反思。

（一）反思

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但不少文章流于表象，缺乏开拓创新，部分学者缺乏应有的学术敏感性，论文存在模式化现象。

相较于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渊源研究，传播与接受研究还存在更深的开拓空间。目前学界探讨柳宗元散文理论的传播与接受多集中于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散文大家，如欧阳修、苏轼等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接受这类个案性质的研究，缺乏整体观照，对其他时期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文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柳宗元散文众体兼备，几乎无体不工，但结合具体文体，分析其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研究成果较少。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散文理论的辐射范围广大，远远超出了中国本土，在汉文化圈国家、英语世界有不小影响。但大陆学界与国际汉学界交流互动较少，视野不够广阔。

受时代环境等因素影响，历来对柳宗元“文以明道”为核心的散文理论的评价多为正面肯定，但也有否定性观点。已有论文从评点角度入手，考察柳宗元散文的正面及负面接受情况，但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负面评价的关注还不够。

现代学科体系划分更为明确、细致，但同时也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传统的“大文学”观念下，柳宗元散文理论与其学术宗向、政治主张等密切相关，不应孤立看待，但同时也宜条分缕析，不能简单混为一谈。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美学主张存在交集，但并非所有散文理论均可嵌入美学思想体系中，不少学者忽视了这个问题。

（二）展望

学界可以尝试选取概念史的视角，贯穿古今，结合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考察某个特定的散文理论概念在不同时期内涵、外延的演变，才能更好地把握柳宗元散文理论的学术意义与价值，更为清晰地勾勒古代散文、古代散文理论的发展脉络。

进一步搜集、发掘新材料，加强对柳宗元散文理论传播与接受中被“遮蔽”的负面评价的探讨，并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成因，全面还原柳宗元散文理论传播与接受的真实情况。

注重回归文本语境，深入文本内部，结合柳宗元生平及不同时期的具体作品，对各类文体进行专题或综合讨论，将柳宗元散文理论与其创作实践相结合，进行系统研究。从文体学角度考察柳宗元散文理论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拓展、深化。宜打破惯性思维，改变单向度的研究模式，加强互动研究。

韩愈、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比较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柳宗元与“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大家”散文理论的比较研究虽也有一些成果，但尚有开拓空间。结合具体作品，从不同视角集中考察欧阳修、苏轼等宋代散文大家散文理论与柳宗元散文理论的异同，对全面认识“唐宋八大家”构筑的散文理论体系有深刻意义。除了宋代以外，对明清时期乃至现当代重要文人、作家、文学流派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接受的探讨仍较为稀缺，学界应更加重视。

受政治格局、地理位置、文化交流等方面因素的作用，柳宗元散文理论在日本、朝鲜、韩国等汉文化圈国家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国家的柳宗元散文理论的传播与接受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此外，西方英语国家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翻译与研究也应加强探讨。学界宜加强与海外学者的交流，共同推进柳宗元散文研究繁荣与发展。在广泛吸收国际汉学界的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成果，借鉴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之时，要注意兼容处理，坚持异质互补的原则，避免生搬硬套。立足文学本位，贯通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以跨学科的视角对柳宗元散文理论进行学理性探讨，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完善，避免雷同。

结语

新时期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界对“文以明道”论的探讨尤为突出，对其他方面亦有扬阐，对柳宗元散文理论本体的梳理、分析及系统性建构更进一步。柳宗元散文理论非其完全独创，综合各家之见，有近源，有远源，有直接渊源，有间接渊源，接受了先秦诸子、司马迁、刘勰、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中唐“春秋学派”等哲学、文学、史学等众多领域观念的影响，并被杜牧、欧阳修、苏轼等继承、发展，体现了古代散文理论的一脉相承性。学界还从不同角度对柳宗元与韩愈、刘禹锡等的散文理论进行比较，客观指出异同。对柳宗元的散文美学观等问题也有讨论，从文体学视角透视柳宗元散文理论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今后研究应打破惯性思维，立足文学本位，以会通的视角广泛吸取海内外新成果，并从概念史角度结合特定的时代语境，把握某一具体散文理论概念在不同时期内涵、外延的演变，加强对各时段、各地域重要文人、文学流派对柳宗元散文理论的接受的学理性探讨，宏观勾勒与微观分析并重，进一步推动柳宗元散文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