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家洲亭记》“富且庶”异文辨析

——兼说柳宗元写作此文时间背景

（初稿）

莫道才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桂林

《訾家洲亭記》这篇山水记是柳宗元写桂林的唯一一篇山水

亭记，也是柳宗元文章的经典之作。这篇勒石的亭记到晚唐还被看到。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訾家洲条载：“元和中，裴大夫创造，种植花木，迄今繁盛，东风融和，众卉争妍。有大儒柳宗元员外撰碑千余言，犹在。”但是这里有一处重要的异文值得讨论。常见的文本是《全唐文》所载的《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如后：

大凡以观游名于代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至若不骛远，不陵危，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

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署之左曰漓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峤南之山川，达于海上，于是毕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诸军州事。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富且庶。当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诸侯，公既施庆于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观望悠长，悼前之遗。于是厚货居氓，移于闲壤，伐恶木，刜奥草，前指后画，心舒目行。忽然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岚含辉，旋视具宜，常所未睹，旋视其宜，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乃经工化材，考极相方。南为燕亭，延宇垂阿，步檐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轩，以临千里。左浮飞阁，右列闲馆。比舟为梁，与波升降。苞漓山，涵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云飞苍梧，海霞岛雾，来助游物。其隙则抗月槛于回溪，出风榭于篁中。昼极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颢气回合，邃然万变，若与安期、羡门接于物外。则凡名观游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者乎？

既成以燕，欢极而贺。咸曰：昔之遗胜概者，必于深山穷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后得以为己功，未有直治城，挟阛阓，车舆步骑，朝过夕视，讫千百年，莫或异顾，一旦得之，遂出于他邦，虽博物辩口，莫能举其上者。然则人之心目，其果有辽绝特殊而不可至者耶？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非是洲之旷，不足以极视；非公之鉴，不能以独得。噫！造物者之设是久矣，而尽之于今，余其可以无藉乎！

这是《全唐文》所载的通行本的文本。见于《全唐文》卷五百八十。这里有一处文字有版本异文：

   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诸军州事。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富且庶。

这里的“富且庶”从上文句意来看很自然，是“期年政成”的结果，很具体形象。但是没有这三个字也很通顺，只是感情色彩没有那么强烈。应该是收录进《全唐文》整理者没有注意之处。原文应是“而”接转下文“当天子……”。我们还是以版本为依据来讨论。

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新编》应该就是沿袭《全唐文》的，当然也沿袭了这一错误。如图：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3部第2册6620页）

其他各出版社出的柳宗元集，大多都是这样。如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

在“富且庶”下注释说明“三字原阙，据《英华》《全唐文》补”。

又如朱玉麒，杨义，倪培翔，谢秉洪今译《柳河东全集 上》也有“富且庶” 但是该本没有出注说明。

如右图：

即使是看到了这种差异了，也有认为有着三个字才是正确的。比如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 柳州文钞》注释云：“富且庶：原脱此三字，据本集补。”

（该书第1186页）

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 新版校评本》收录该文，也是有“富且庶”（该书第531页）。

只有易新鼎点校《柳宗元集》（中国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82页）采用世界书局1935年影印本点校，但其底本是世綵堂本，没有添加这三个字。如图：

吴文治先生著《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贡献巨大，发现指出了这个问题。（2004年，黄山书社 该书第441页）如图：

他指出“‘而’下原脱‘富且庶’三字，据英华本《全唐文》补。”那么，究竟这三个字原本是否有呢？

201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杜泽逊审定“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宋本河东先生集》，就没有这三个字。如图：

（该书第7册，第6页）

我们再查对一下所见的25种历代刻本（含2种日本刻本），基本上都没有这三个字。以下逐一展示，有图有真相。

01 《重校添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 宋嘉定姑蘇鄭氏刊本 卷二十七

02 《重校添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 宋嘉定姑蘇鄭氏刊，元至明初修補本 卷二十七

03 《河東先生集》 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配影宋刻本 卷二十七

04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善敬堂刊本 卷二十七

《増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 柳宗元撰;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善敬堂,明正统戊辰（13年,1448 ）5册_页面_285_b

05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明刊本 卷二十七

06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明刻本 卷二十七

《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1卷外集1卷.27.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刊本_页面_2_b

07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明刻本 卷十三

08 《柳文》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游居敬刻韓柳文本 卷二十七

09 《柳文》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王士翹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朱有孚續刻本 卷二十七

10 《柳文》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莫如士刻韓柳文本 卷二十七

11 《柳文》 明末朱墨套印本 卷四

12 《河東先生集》 明嘉靖郭氏濟美堂刻本 卷二十七

13 《河東先生集》 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呂圖南刻本 卷二十七

14 《河東先生集》 明刻鈔配本 卷二十七

15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 明刻本 卷二十七

16 《王荊石先生批評柳文》 明刻王荊石先生批評韓柳文本 卷七

17 《唐大家柳柳州文抄》 明萬曆歸安茅一桂校刊本 卷六

18 《唐柳先生集》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莫睿杭州刻本 卷二十七

19 《唐柳河東集》 明崇禎檇李蔣氏刊本 卷二十七

20 《柳子厚文抄》 明末刻八代文鈔本 卷一

21 《柳文惠公全集》 清同治七年（1868年）永州柳子祠補刊本 卷二十七

22 《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 清鈔本 卷二十七

23 《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1915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卷三

24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  日本臨川寺俞良甫活字刊本 卷二十七

25 《唐柳河東集》 日本寬文四年（ 1664年）刻本 卷二十七

 从以上历代版本来看，基本没有“富且庶”，形成了基本的连续的继承体系。“富且庶”最早出现在《文苑英华》，后来编撰《全唐文》采用这个版本。之所以出现两种不同的异文，有没有可能是柳宗元给裴行立的是有“富且庶”的版本，而自己留存的是没有“富且庶”的版本。或者后人编辑时删除了。这样收录在《文苑英华》中的是一个版本，另一个系统的是又一个版本。

 中华书局1966年版《文苑英华》，第4357页。

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清乾隆刻本）第二卷云：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柳州诸记是真美，故皆如画出，此是妆点虚景，苦乏生气。

对该文评价甚低。他认为该文“妆点虚景，苦乏生气”这个评价未必允当。是否当初的别集整理者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而删除了“富且庶”三个字的呢？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途经桂林时在桂林所写还是在柳州时所写送来？宋刻本《河东先生集》卷二十七题目下注释说“公刺柳时，为桂州裴中丞行立作”。那就可以理解是在柳州任上作，也可以理解赴任途中经过桂林时作。但宋本《河东先生集》“《裴行立本传》尝为桂管观察使，故以桂州，此记属公作。公自元和十年召至京师，复谪为柳州，其亭记云：‘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又云：‘当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诸侯’。据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公至岭表，皆在十二年，则贻书以献记，当在十三年柳州作明矣。”[1]他认为是作于元和十三年，作于柳州。那就是说柳宗元迁谪柳州刺史时裴行立尚未来桂林任职。因此不可能是写于元和十年。只能是元和十三年了。

柳宗元另有《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记录《訾家洲亭记》的缘由：

   右，伏奉处分，令撰《訾家洲亭记》。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而猥顾鄙陋，使之为记。伏受严命，不敢固让，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窃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窃伏详忖，进退若坠。久稽篆刻，则有违慢之辜；速课空薄，又见疏芜之累。愆期废事，尤所战栗。谨修撰讫，上献。退自局蹐，不知所裁。无任陨越惶恐之至。

这里明确说明这篇《訾家洲亭记》是奉命之作，而且是不得不做。而且已经推辞过，认为这样的亭记应该是“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来作，而自己才华“猥顾鄙陋”，不能担当。当然这是客气话。但是“伏受严命，不敢固让，退自揣度，惕然汗流”似乎是不得已而作。这样就可以理解与柳宗元的其他记不同，不可能写得随心所欲，抒发性情。毕竟裴行立是他的上司。当时裴行立是桂管观察使。宋人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云：“《裴行立》本传：尝为桂管观察使。故以桂州，此记属公作。公自元和十年召至京师，复谪为柳州，其亭记云：‘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又云：‘当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诸侯。’据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公至岭表，皆在十二年，则贻书以献记，当在十三年柳州作明矣。”[2]他认为，《訾家洲亭记》作于柳州，时间是元和十三年。就是说不是元和十年在途径桂林时所写，而是到了柳州后写，再献上。文中说“当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诸侯，公既施庆于下”注云：“元和十二年冬十月，克淮蔡，十三年春正月赦天下。”

而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是在元和十年三月。三月十四日，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三月底，柳宗元从长安出发，赴柳州，六月二十七日抵达。元和十三年已经在柳州。这样这篇亭记作于柳州无疑。那是柳宗元经过桂林时这个亭已经建好，还是后来才建的？前述“元和十二年冬十月，克淮蔡，十三年春正月赦天下。”是在元和十二年冬。所以，这个亭在柳宗元到柳州赴任的元和十年还没有的。不可能是在元和十年柳宗元到柳州赴任经过桂林时所写，明矣。

据“《新唐书·西原蛮传》载元和十一年（８１６）“（裴）行立兵出击（黄洞蛮），弥更二岁”，“及安南兵乱，杀都护李象古”。据此，裴行立元和十一年奏请出兵征伐叛蛮，历经两年，直至安南兵乱爆发（元和十四年）。”[3]《新唐书·西原蛮传》载：“是岁（元和十一年，８１６），（黄洞蛮）复屠岩州，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轻其军弱，首请发兵尽诛叛者，徼幸有功，宪宗许之。”而《旧唐书·柳宗元传》称其“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柳宗元去世是在元和十四年（819年）。这样这篇亭记最有可能写在元和十三年。

裴行立与柳宗元同为河东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旧唐书·柳宗元传》：“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柳宗元归葬长安万年，是裴行立帮助资助的。可见两人的情谊很深。裴行立（774～820）比柳宗元小一岁，也是卒年四十七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裴守真传附裴行立传：“行立，重然诺……锐于立功，为时所訾。”裴行立做桂管期间，柳宗元为他代写过很多文书，有《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为裴中丞贺克东平赦表》等11篇。说明两人不仅个人关系密切，公务来往也多。所以，柳宗元去世后，裴行立为其归葬万年提供资助，以及裴行立请柳宗元传《訾家洲亭记》就可以理解了。

前述柳宗元《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云：“累奉游宴，窃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说明柳宗元是来过訾家洲参加游宴，而且不止一次。这篇不写于当初经过桂林到柳州赴任的元和十年而写于元和十三年，有两种可能：一是有否可能是当初经过已经来訾家洲看过了，所写内容全凭想象；一是后来又被裴行立从柳州邀请来了。“累奉游宴”可以理解被邀请多次，也可以理解去訾家洲多次。“涉旬模拟”说经过十多天的写作，想象模拟。这两种情况皆有可能。应该是柳宗元到柳州后再元和十三年又来过至少一次桂林。重《訾家洲亭记》内容看既有“观望悠长，悼前之遗。于是厚货居氓，移于闲壤，伐恶木，刜奥草，前指后画，心舒目行。忽然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岚含辉，旋视具宜，常所未睹，旋视其宜，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乃经工化材，考极相方。”这样不需实地观察的想象，但是“南为燕亭，延宇垂阿，步檐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轩，以临千里。左浮飞阁，右列闲馆。比舟为梁，与波升降。苞漓山，涵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云飞苍梧，海霞岛雾，来助游物。其隙则抗月槛于回溪，出风榭于篁中。”这样的方位描写和视角观察，一定是亲临现场才会写得出来的。更何况裴行立见此亭是在平息叛乱后，也有纪功之意。所以文中才有“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诸军州事。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富且庶。当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诸侯，公既施庆于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这样明显是具有纪功庆功的文字内容。因为与柳宗元私交关系不一般，才会请柳宗元撰文勒石。《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伏奉处分，令撰《訾家洲亭记》。”柳宗元不能拒绝，也不能不来。

当初经过桂林时还与朋友来到了漓江上伏龙洲垂钓，写了《桂州城北望秦驿手开竹径至钓矶留待徐容州》：“幽径为谁开，美人城北来。王程傥余暇，一上子陵台。”说明当时柳宗元对桂林周边的景观环境是熟悉的。

明人张鸣凤《桂故》卷三云：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东人。文名、爵位详具唐书中。其自永州司马为柳州刺史，曾一至桂，有《桂州城北望秦驿手开竹径至钓矶留待徐容州》诗曰：“幽径为谁开，美人城北来。王程傥余暇，一上子陵台。”又为裴行立记訾家洲，其文于时与韩齐名，若登高而赋，义深语丽，有魏晋间风藻，则韩无以过也，远谪蚤死，宦学未竟，匪人是抑，天亦忌之，悲夫！

裴行立自安南经略使徙桂管观察，曾讨平黄峒贼，即城东漓江中訾家洲，造梁构亭，跨洲抗水，为一时馆宇之最，属柳子厚记之，然行立议讨西源，初妄谓蛮弱，首请发兵，尽诛叛者，欲徼幸有功，宪宗许之，行立兵出击。更二岁，妄奏斩获二万，罔天子为解，自是邕容士民以战戍疾疫死者甚众，而调费至无所给，其祸由行立、阳旻二人，当时莫不咎之。韩愈亦谓自行立、旻建征讨，生事诡赏。邕容两管日以雕凋敝，人神共嫉之，不知后来何以行立祀名宦，盖不考史而徒读柳文者故尔。[4]

张鸣凤这里认为就事而言，对裴行立颇有微词。他认为裴行立好大喜功，“行立议讨西源，初妄谓蛮弱，首请发兵，尽诛叛者，欲徼幸有功，宪宗许之，行立兵出击。更二岁，妄奏斩获二万，罔天子为解，自是邕容士民以战戍疾疫死者甚众，而调费至无所给，其祸由行立、阳旻二人，当时莫不咎之。韩愈亦谓自行立、旻建征讨，生事诡赏。邕容两管日以雕凋敝，人神共嫉之，”欺骗圣上，弄得民生凋敝，但裴行立反而被后人立祀。他认为这篇都是受柳宗元这篇《訾家洲亭记》的影响。认为这篇柳文有溢美虚夸之过。以此看来，他可能看到文中原有“富且庶”也有可能的。张鸣凤前面又说该文“若登高而赋，义深语丽，有魏晋间风藻”。对柳文本身是评价很高的。也正因此，也许被人删去了“富且庶”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