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韩、刘、白、元交游考

杨中瑜

（永州日报社，湖南永州 425000）

【摘要】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五人是唐宪宗元和年间最活跃的诗人，《新唐书》卷二O一《文艺上》就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考察，当代著名学者尚永亮先生则把他们合称为“元和五大诗人”，来加以研究。本文立足于这五大诗人之间的交游，从柳宗元的角度出发，进行探寻分析，得出柳宗元与其他四人之间的交往有深有浅，有的甚至无交往，各种原由，耐人寻味。

【关键词】柳宗元  元和  五大诗人  交游

韩愈(768﹣824)、白居易(772﹣846)、刘禹锡(772﹣842)、柳宗元(773﹣819)和元稹(779﹣831)五人，均为德宗贞元末登上历史舞台，历经顺宗永贞革新、宪宗元和中兴的同辈士子，他们生前后世往往被人加以并称，如“韩柳”“元白”“刘柳”“刘白”“韩白”等，这些并称表明，人们很早就对他们进行共时性研究。《新唐书》，其卷二O一《文艺上》在谈及“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时”，认为贞元时期成长起来、主要活跃于元和时期的韩、白、刘、柳、元为代表的元和文学是唐节文的极变。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以柳宗元为出发点，对他与其他四人之间的交游作一个肤浅的探讨。

韩柳之交

表面上看，柳宗元跟韩愈关系很铁，其实，也很微妙，中间波折不少。简而言之，他们之间是一种“不虞之隙”“政见不同”“争辩不休”和“惺惺相惜”的关系。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官至正四品上的吏部侍郎，卒于长庆四年（824年）八月，追赠正三品的礼部尚书；柳宗元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长安，官终柳州刺史，柳州为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一文中提及父亲柳镇的朋友、韩愈的长兄韩会时,说他“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由此可见，韩柳两家堪称世交。

柳宗元与韩愈被后人尊为“韩柳”，他们相识最迟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这年，因御史中丞李汶推荐，韩愈由四门博士转为监察御史，刘禹锡由渭南主簿升为监察御史，柳宗元由蓝田尉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回忆道：“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固。时维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固非颜颜。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有极，服之无言。” ①。通过刘禹锡的文字，可以看出三人同在御史台时，经常聚在一起切磋诗文，讨论学术。

说他们“不虞之隙”。是因为贞元十九年（803年）冬末，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至于被贬原因，《旧唐书》本传云为“上章数千言极论”“宫市之弊”。另说是关中大旱，韩愈调查之后，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弹劾隐瞒灾情的京兆尹李实封锁消息，反遭李实等谗害。其实，对于贬谪的具体原因，韩愈本人也是一笔糊涂账。他一度怀疑是刘禹锡柳宗元搞的鬼，故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长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猜疑，认为“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因为上疏后，“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甚至在此诗中还留下“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②一段疑问，说明他们之间也曾猜忌。后人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柳、刘在王叔文、王伾面前挑唆，王叔文假德宗之手贬谪韩愈。一种认为刘、柳私下议论时不小心“泄密”给京兆尹李实的亲信，李实获悉之后先下手，从而导致韩愈贬谪。这一桩文学史上的公案，至今众议纷纭。

说他们“政见不同”。主要表现在柳宗元是改革派，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年轻的他，踔厉风发，锐意改革。尽管后来改革失败了，但他一生不悔，依然“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笼鹰词》）“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惩咎赋》）。而作为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好友，韩愈却并没有加入改革集团，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永贞革新进行时，韩愈还在南方，未必了解真相。革新失败后，韩愈作《永贞行》，一开头就充满火药味：“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意思就是在指责小人“二王”趁着为顺宗守丧的时候，窃取国家权力。加上后面“孤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妖媚。”等诗句，可以看出他对革新的敌视。尽管如此，韩愈还不敢罢休，为了进一步讨好宪宗，他在奉旨编纂《顺宗实录》时，还涉嫌丑化永贞革新。《新唐书·路隋传》说：“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官不喜，訾其非责，帝诏隋刊正。”③《旧唐书·韩愈传》说：“其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出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说他们“争辩不休”，是因为在柳宗元贬谪的岁月里，韩柳围绕某些话题进行了长久的学术争鸣，甚至还邀请到了共同的好友刘禹锡参与。一是“天说”。韩愈认为人类的生存和繁殖，对“元气阴阳”会起破坏作用，因此他提出减少人类的繁殖，“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相反如增加人类的生育，则成为“天地之仇”。柳宗元则在《天说》里说天是自然之天, 不会赏功罚祸，故社会生活中“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其仁者,愈大谬矣”。二是“史官说”。元和八年（813）三月，韩愈由国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不久，刘柯上书韩愈，勉其尽史官之职。六月，韩愈给刘柯回信《答刘秀才论史书》，在信中没有说太多史官面临的现实困难，而是说了一些“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之类的套话。第二年正月，身在永州的柳宗元读到韩愈的信之后，就写了一篇《与韩愈论史官书》，对韩愈的观点进行了批驳，甚至还提出了“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若回之,莫若亟去其位”④的观点。

说他们“惺惺相惜”，一是韩愈曾作《师说》批评“士大夫之族”以相师为耻的风习,力主“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无贵无贱,无少无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一说法引起天下人的非议,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给予呼应：“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⑤不仅及时圆场，还赞美了韩愈与流俗相抗的精神。二是韩愈作《毛颖传》,非之者众。柳宗元读后，写了一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题后》为韩愈辩,说韩愈此文“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并说“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进而叙说韩愈此文“亦将驰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连用三个设问排比句式，一气贯注，感情充沛，铿锵有力，令人难以置喙。最后，赞誉韩愈“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结”。柳宗元以这篇读后感挺身为韩文力辩，不仅观点鲜明，巧取比喻，而且理直气盛，令人折服。三是柳宗元去世后，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对柳宗元的为人、为政、为文、为师，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赞扬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居间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讯滥停蓄，为深博无涯矣。”“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⑥并代为其抚养遗孤次子周七。

其实，韩愈跟柳宗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比如：韩愈一味排佛，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韩愈排佛，主要是站在政治角度来考量的，所以在唐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时，长安顿时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最后被贬潮州。而柳宗元的母亲信佛，女儿和娘还在永州出家为尼，加上被长时间被贬谪到远离京城的蛮荒之地，所以对佛教持包容态度。韩愈曾批评柳宗元嗜佛,说他不应与佛徒交游。柳宗元反驳道:你韩愈喜欢儒学没有超过扬雄,扬雄好儒兼取庄、墨、申、韩之学,佛教并不及庄、墨、申、韩之学怪异。因佛之名而去佛,不太妥当。

刘柳之交

刘禹锡出生于大历七年（772年），柳宗元出生于大历八年（773年），刘长柳一岁。刘柳的关系，堪称“志同道合”“肝胆相照”“共同进退”“铁杆兄弟”，是为知交。

柳宗元与刘禹锡均于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两人因同榜而相识。其后，两人均经历了父丧。柳宗元的父亲柳镇贞元九年（793年）五月卒于长安亲仁里，柳宗元为其守丧到贞元十二年（796年）。而就在这年，刚刚博学宏词科制举及第、授太子校书的刘禹锡，父亲突然卒于扬州。他不得不离开长安，守丧居洛阳。两位好友因为分开而思念，柳宗元便为刘禹锡寄了一方叠石砚，刘禹锡收到后作诗《谢柳子厚寄叠石砚》。贞元十四年（798年），二十六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三年后的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转任京兆府蓝田尉。而此刻的刘禹锡已从淮南节度使杜佑府中掌书记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两人均没有下县履职，而被留在京兆府工作，为时任京兆尹韦夏卿幕僚。也就在这一时期，朝夕相处的刘禹锡与柳宗元，他们一起学习古文，一同向皇甫阅学习书法并得其书道真传。他们相互切磋，情谊渐深。王谠《唐语林·文学》云：“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匄听《毛诗》’”。^⑦“柳八”是柳宗元，“韩七”是韩泰。贞元十九年（803年）刘禹锡为监察御史，柳宗元为监察御史里行，二人同时调到了御史台，由此结识王叔文，后来共同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成为改革集团的核心骨干。

《旧唐书》本传云：“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⑧可见柳宗元的才华，引起了王叔文的重视。而他的同榜同学刘禹锡，《旧唐书》本传云：“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言下之意，刘禹锡似乎更风光。由此可见，“二王刘柳”是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刘柳不仅积极参与政治革新，还在文学创作上也同进退，“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

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遭受重罚，其中，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而且，“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

朗州即今湖南常德市，与永州相距七百余里。刘柳这对好友在这两个地方一呆就是十年。

在十年的谪居生活中，刘禹锡是柳宗元交谊最密、通信最多的人。他们一起讨论时事，探究古籍，交流书法，颇多收获。譬如，元和三年（808年），刘禹锡《答柳子厚书》写到柳宗元给他寄来新作，希望“将子为巨衡，以揣其钧石铢黍”。刘禹锡曾对这些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柳宗元也曾赞赏刘禹锡的文章“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元和六年（811年），吕温卒于衡州刺史任上，时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写下了《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柳宗元任永州司马，写了一首《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以酬。柳宗元还有一篇《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也是在永州司马时酬与刘禹锡切磋之作。

元和十年（815年），刘柳被等人被诏回。该年初春，刘禹锡、柳宗元相约洞庭，结伴同行还京。因刘禹锡写的《游玄都观》一诗触怒权贵，三月十四日，刘柳又同被出为远州刺史。诏令下来，柳宗元见刘禹锡贬谪播州（今贵州遵义），想到他有念过八旬的母亲，于是向朝廷提出跟刘禹锡对换。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⑨

改刺之后，有一大段路程可以结伴同行。两人至衡阳，依依不舍分手，柳宗元随即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刘禹锡答以《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柳宗元又写了《重别梦得》以赠之，刘禹锡以《答》诗酬和。柳又作《三赠刘员外》，刘临别时以《答》酬和。从这几首唱和诗中不难体察出两人伤感凄婉的心绪和深厚的友谊。

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任上，时值刘禹锡护送母亲灵柩北还，途经衡阳时，获悉柳宗元死讯，悲戚万分，他在《祭柳员外文》中写道：“途次衡阳，云有柳使。谓复前约，忽承讣书。惊号大叫，如得狂病。”并写下一首五言古诗《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伤悼。柳宗元临终之前，遗书委托刘禹锡为其编定文集，照顾其子嗣。刘禹锡不负重托，在夔州任上，刘禹锡花了两年多时间，将柳宗元的文稿编纂成《柳河东文集》。足以证明，二人是患难与共、休戚相依的好兄弟！

元柳之交

在元和五大诗人中，柳宗元跟元稹的交情很浅，可谓“萍水相逢”。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河南省洛阳人。在刘柳考取进士的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时年十五岁。贞元十七年（801年），元稹结识了京兆尹韦夏卿的两个儿子韦氏兄弟。通过韦氏兄弟，拜访韦夏卿，并结识其女韦丛。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与同时登第的白居易兴趣相投，成为终生好友。是年，元稹娶韦夏卿之女二十岁的韦丛为妻，可谓双喜临门。

元和元年（806年），元稹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受到宰相裴垍的器重，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其间，元稹耿直谏言，引人注目。《旧唐书》载：“四年，奉使东蜀，劾奏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⑩

元和五年（810年）三月，元稹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在那里待了四年。元和九年（814年）闰八月，转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从事。其间，二十七岁的妻子韦丛去世，令他悲伤不已。翌年正月，元稹奉旨返京城长安，三月命为通州司马。尔后历经虢州刺史、膳部员外郎。穆宗即位后，元稹转而依附宦官，擢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平章事（宰相）、同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尚书左丞、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卒于任所，年五十三岁。

元稹是中唐时期任期最短的宰相之一，也是元和五大诗人中官位最高的人。他于长庆二年（822年）二月由工部侍郎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因为跟资深宰相裴度不合，被李逢吉指使李赏，诬告他企图谋刺裴度，结果惹得唐穆宗恼火，将他与裴度双双罢免相位。 元稹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其墓志由白居易撰写。

元稹的诗歌成就颇高，一生写了不少情诗，居元和五大诗人之首。但是，元稹在感情上表里不如一。他的诗歌写得好，却没有做到海誓山盟。在认识发妻韦丛之前，元稹还与一个名叫崔莺莺的女孩你来我往，缠绵缱绻。好友杨巨源为之赋《崔娘诗》，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据此改成戏剧《西厢记》。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到剑南东川巡察，认识了女诗人薛涛，两人你来我往，情歌互答，被后人疑为关系暧昧。韦丛去世后，好友李景俭见他孤单，便引荐自家表妹安仙嫔与元稹相识，两人走到了一起。无奈缘分有限，仅仅三年，安仙嫔在育下孩子元荆后便撒手人寰。在任通州司马时，元稹经上司山南西道节度使权德舆介绍，认识刺史裴郧的女儿裴淑，两人一见钟情，在权德舆的撮合下，丧妻仅有一年的元稹便续娶了大家闺秀裴淑。

基于这样的事实，元稹最为后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与妻、妾及情人的关系。与莺莺分手,使人视之为轻薄无赖；与韦丛结合，使人视之为投机巧宦；卜姓安氏，使人视之为言形不一。也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导致柳宗元跟他的交往很少。

检新旧《唐书》和双方年谱，两人交织的时间较少，但最迟相识应该在贞元十八年（802年）。柳宗元时任蓝田尉，因为京兆尹韦夏卿赏析，他实际上并没有去蓝田县上任，而是被留在京兆府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借用借调。其间，元稹追求韦丛，经常出入韦府，彼此应该见面。

奇怪的是，双方当时没有什么交往。或是柳宗元自恃出身名门望族，而元稹出身寒门且有投机之举，故而看他不起，没有理睬他。

贞元十九年（803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因王叔文赏析，得以擢升到御史台，刘禹锡为监察御史，柳宗元为监察御史里行，进入改革集团的核心层，自然更不屑与元稹交往（这也是柳宗元在元和五大诗人中，与其他同时期著名诗人交往最少的原因）。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其间，元和六年(811)八月，柳宗元的表哥、衡州刺史吕温去世，朋友为其作挽诗，刘禹锡写了《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时》来悼念吕温；元稹也写有《哭吕衡州六首》。柳宗元读后，写有《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

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

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⑿

柳宗元因诗兼寄元稹，检二人文集，这首诗是元柳之交的第一首，也是柳宗元写给元稹（其实是兼寄）的唯一一首。

元和十年（815）正月，诏令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等人回京。元稹因为距离较近，先行先到。二月初，刘禹锡、柳宗元、李景俭等也相继归来。新朋旧交齐集京城，话旧叙往，饮宴赋诗，切磋诗艺，争奇斗胜。

原以为大家可以就此解放，留在京城。哪知道好景不长，只因刘禹锡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惹怒宦官，结果众人又被贬谪远州。柳宗元外放柳州刺史，元稹则调任通州司马。离开京城，途经蓝桥驿，元稹亦有《题蓝桥驿留呈梦得、子厚、致用》一诗：

泉溜才通疑夜磬，烧烟馀暖有春泥。

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

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

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⒀

这是元稹给诸位好友的，也是给柳宗元唯一的一首诗歌。由此来评判两人的交情，大约用“萍水相逢”来形容比较合适。

白柳无交

 有一个成语叫缘锵一面，意味想见上一面，但总差那么一点缘分。如果把它改成缘锵一诗，或者缘锵一文，用在白居易和柳宗元的交往上，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同样忝列“元和五大诗人”之中，年龄仅相差一岁（白居易出生于大历七年暨772年，柳宗元出生于大历八年暨773年，白长柳一岁），同样生活在那个连续的重大历史转折期，然而检两人文集，居然找不到彼此往来的诗文，这令我吃惊不已。

白居易与柳宗元为何没有建立交情，令人颇多猜疑。以才华而言，两人似在伯仲之间。

《旧唐书》本传云：“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称“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刘禹锡在柳宗元去世之后，将柳宗元诗文编成《柳河东集》，在序言里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传说柳宗元十三岁时就代崔中丞作《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可以说两人都是年少出名。总体来说，白居易的诗歌成就远高于柳宗元，与李白、杜甫被后人称作“唐代三大诗人”。而柳宗元的散文成就高于白居易，深深地影响着千百年来山水文学的的审美趣向。而且，柳宗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很高。

从两人的生活轨迹来看，曾有两段时间交集，至少见过面。一是贞元十八年和十九年（802-803年）之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元稹五人的活动均以京都长安为中心。这期间，韩愈由国子四门博士拜监察御史，刘禹锡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柳宗元在蓝田尉任上，但两人均没有到县里上任，而是留在京兆尹韦夏卿府中，协助工作，成为韦的府僚。而元稹、白居易参加权德舆主贡下的吏部科判考试，均中，两人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因为元稹与韦夏卿之女韦丛热恋，常去京兆府并深得韦夏卿赏识。韩愈于贞元十七年推荐韦夏卿侄韦衎于当年主贡权德舆、路傪门下（稍后元和元年，韦衎与白居易、元稹同登制科）。韦夏卿在由京兆尹转为太子宾客之际，将幼女韦丛嫁于元稹。元稹由此认识了韦夏卿的族兄弟、后来在永贞革新时期任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韦执谊。在这种密切的关系网中，因为元稹的关系，白居易与刘禹锡、柳宗元在韦府中相识。奇怪的是，彼此间没有诗文往来。二是元和十年（815年）正月，被贬十年的朗州司马刘禹锡、永州司马柳宗元等改革派骨干被诏回京城。同时，被贬五年的元稹自唐州也被奉召还京，道经蓝桥驿，于是在驿亭壁上留下一首《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而白居易和韩愈当时也在长安，韩愈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白居易居长安昭国里。众人曾有一段同游同饮同乐的相聚，时间约一个多月。后来，因为刘禹锡在游玩时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得罪了宰相，导致大家继续外放。奇怪的是，大家在京共处的一个多月里，白居易也没有跟柳宗元有诗文交往。

仔细分析，白柳无交往的原因，大概有三个：

一是政治理念不相吻合。尽管白柳两人都是想报效朝廷，但在政治理念上不太吻合。柳宗元主张政治革新，强调官员的人品，“政之所兴，要在于人心；人心之所向，要在于德行。……惟德之不可废，方可以为政，可以执事。”（《祭聂文华文》），主张“赏罚务速”的执法原则，并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革新集团。白居易不选边站队，既主张改革，不主张冒进，而主张法治，“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政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初授拾遗献书》）“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论刑法之弊》），因此深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皇帝的欣赏。会昌二年（842年），唐武宗想提拔七十一岁的白居易为宰相，被李德裕以白居易病衰而阻止，改为白居易堂弟白敏中为翰林学士。

二是文学主张存在差异。韩柳倡导古文运动，核心是“文以载道”，意思是文章和诗词主要目的是传播“道”，而“道”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以时代而转移。并且两人性格都耿直倔强，因而反对歌功颂德、拍马溜须的文章和诗词。而元白二人引领的新乐府运动，核心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如果以讥讽时政为主，韩柳应该是支持的；然而如果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那么韩柳肯定是反对的。

三是个人性格明显不同。白居易性格敦厚，年轻时“穷则关心天下民生”，中年之后“达则独善其身”，多次想到退隐山林，“如何办得归山计，两顷村田一亩宫”（《咏怀》）；“六十身太老，四体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吾年幸当此，且与白云期。”（《白云期》）；而柳宗元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己任，悲天悯人，以揭露时弊、拯救苍生为己任，不管仕宦达与不达，始终“心怀天下”，总想在地方有所建树，得以擢升，并继续为国家效力。

结语

元和五大诗人虽然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因政治理念、性格性情、文学取向的不同，从而导致彼此间的交谊有深有浅，有的甚至没有交往。特别是白居易与韩愈、柳宗元之间的关系，还有较大空间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① [唐] 刘禹锡 《刘禹锡集笺证》[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出版 

②  ④⑥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  [M] 中华书局2019年

③ 新唐书  欧阳修 宋祁撰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5年

⑤⑿ [唐] 柳宗元集  柳宗元集校点组 校点  [M]  中华书局1979年

⑦ [宋] 唐语林  王谠撰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

⑧⑩ [后晋] 旧唐书  刘昫等撰 [M]  中华书局  1975年校点本

⑾⒀[唐] 元稹集  元稹撰  [M] 中华书局  1982 年

作者简介：杨中瑜，1968年生，男，永州市柳宗元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永州地方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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